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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癌症为什么是文明病

反思:癌症为什么是文明病

我们现代的许多常见病,如癌症、心脏病、中风、糖尿病、肥胖症、高血壓等,被称之为现代文明病。英文里称Civilization diseases(如果用电脑检索,别忘了civilization还有另一个civilisation的拼法),又叫Lifestyle diseases(生活方式病)。以前也曾被称为Western diseases(西方病)。但现在很少听到这种叫法了,大概是因为现代化生活方式和这些文明病早已不是西方社会的专利了。

为什么说这些病是现代文明病呢?我想,定义起来并不难,顾名思义,当然就是指人类现代文明以前不存在或很少发生,但现在由于现代文明对我们生活习惯和生存环境的改变而相对普遍存在的疾病。在实际中,我发现这种解释不能说服人。很多人都会反问:那是不是因为以前的医学水平不发达,没有发现人是死于这些疾病?即使对他们说是科学专家将之称为文明病,最多也只能让他们半信半疑。正如《圣经》中所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以弗所书4:18)。我们现代文明这么好,让我们生活这么舒服,有什么错呢?尤其我们中国人,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被人欺压,现在工业文明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啊!真是很难服输。

我第一次知道癌症是文明病的说法,是2004年手术后在家里休养,从书本上看到的。我看到这种说法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感叹现代科学不知道癌症发病的真正原因,因此把各种猜测都当成病因了。生病后看到许多资料上说肠癌绝大多数与饮食有关,是高脂肪食物如肉类吃得太多了。但我们家的饮食习惯,我想除了吃素的人外,大概没有多少人比我们家吃更多的蔬菜水果和更少的肉了。我们不仅肉吃得少,就是炒菜的油也放得不多。因此,当有人问我觉得生病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时,我的回答当时总是“没有原因”,或者是“找不出原因”。因此,当看到这书上说癌症是文明病时。我完全不以为然。我是大肠被切掉了一米多,手术切片报告说我至少是三期癌症的人。即使如此,我的心直到那时仍是如此刚硬。

所幸的是,作为基督徒,圣经中教导我们要保持谦卑、认罪的心。这种教导在圣经中、在教会生活中提及得十分经常,因此常给我儆醒。而且,在那段日子里,我时常祷告求神给我智慧,让我明白我生病的原因是什么,让我明白该怎样去做,才能避免癌症的复发。这使得我的心尽管刚硬但还没有完全自我封闭,为外界因素软化我的心开了一道窄门。

后来在士嘉堡总医院化疗。供癌症病人使用的两层楼,是我见到过的加拿大最为热闹、拥挤的地方之一。每次到医院报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那写着当天要到医院化疗的几十个病人名字的黑板上找到自己的名字,打上勾。我们士嘉堡区华人比率很大,在商店、购物MALL、子女的学校、路上,见到的很多都是亚洲面孔。但让我奇怪的是在这医院的癌症部门,绝大多数病人却是白人。而在华人病人中,从黑板上的名字看,多数又都应是来自香港、台湾。大陆拼音写法的名字,经常就是我一个,觉得特别显眼。而我又是大陆移民中较早来到西方的。每次去化疗,黑板上的名字都类似如此,终于使我开始反问自己:难道真的是在现代化社会里生活时间越长,得癌症的可能性越大吗?这是我第一次怀疑癌症可能真的同现代化生活方式有关。

类似的经历使我的心逐渐软化下来,开始冷静思考、研究癌症等发病是否真的与现代化生活有什么关联。这成了我认识和改变自己生活的开始。现在每次读到《圣经》中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常存敬畏的,便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箴言28:13-14)时,我感触良深。在精神上、在肉体上,我们何尝不都是如此,常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遮掩个人自己、人类自己的罪过呢?

我是学科学出身的,思考这样的问题时很自然就去用一些科学研究的办法。我首先想到的是癌症的地理空间分布。从中国的西部、东部,到台湾、香港,再到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越往东走,现代文明生活的程度越来越高,进入现代化生活的时间也越来越早。令人吃惊的,我们不难发现从中国的西部到美国、加拿大,癌症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中国东部地区的癌症发病率高于西部地区,但还还明显低于台湾、香港,当然更低于北美。根据上海抗癌协会理事长、乳腺肿瘤专家刘邦令教授在2006年妇女节前夕举办的女性“癌症”论坛上提供的资料,目前上海女性发病率前几位的乳腺癌、胃癌、肠癌、肺癌,发病率还仅是西方的一半。在台湾、香港,现在的癌症发病率大约是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一生中会得癌症。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发病率就是不到三个人中就有一人一生中会得癌症了。更奇妙的是日本,尽管地理上更靠近亚洲,同台湾在一个岛链上,但一、两百年来它想的就是脱亚入欧,比亚洲的所有其他国家都更早进入现代化生活。因此,它的癌症发病率也脱亚入欧了,每三个人中一个!

但是,同朋友聊到这个话题时,仍有朋友怀疑说那可能是中国西部地区不发达,人得癌症死了却还不知道是什么病死的。于是,我又想到从时间的变化上来进一步思考癌症同现代文明的相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的发展速度之快,大家有目共睹。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文明病的癌症,其发病率也在水涨船高。以上海为例,根据刘邦令教授的资料,其女性发病率前几位的乳腺癌、胃癌、肠癌、肺癌,发病率在过去五年均上升了3至5倍。再来看看台湾。根据台湾卫生署公布的统计数据是:1996年11月:台湾地区每小时有1人患癌症;1999年11月22日:每12分钟15秒;2000年12月23日:11分钟17秒;2001年3月:每10分钟。美国、加拿大进入现代化文明较早,因此其高癌症发病率的急剧增长也发现得更早。过去十余年的增长已经较小,美国在1993-95年甚至略有下降,以后较为稳定。其癌症发病率的急剧增长是发生在这之前的过去两、三代人期间。曾看过美国加州一家医学院教师的讲演录像,她患了乳腺癌。但作为医学教师的她拒绝化疗、放疗,坚持改变生活方式的自然疗法。其中,她就说到她爷爷辈之前的美国人,也很少听说过癌症。

从时间变化上来讲时,还常会听到这样一种争辩:之所以现代人得癌症的越来越多,而古代甚至近代的人都很少听到得癌症死的, 是因为古代人寿命太短,而现代人寿命更长了,活得更久了,人体修复功能越来越差,导致癌症多发。抱这种观点的人不少,但基本都是还没有得过癌症,对癌症了解较少的人。古代和近代的人均寿命比现代人均寿命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那时婴幼儿的死亡率很高,而对已经成年的人那时活到五、六十岁之上的也不少,说他们都还没有能到得癌症的年龄就死了,没有道理。

在我青少年时代,记得癌症等确实被认为是老年病,是生活在现代文明中较久的人才会得的病。但现在也早已不只是局限于年龄较长的人了。我在医院化疗遇到的癌症病人,50岁以内的病人比老年病人是少些,但数量绝不是少数。最年轻的是位白人女孩,应只有十一、二岁。我自己确诊时也只有四十三岁。我们教会的基督徒、慕道友和其父母中,到2006年底我知道的有八人患癌症。其中除两人是在中国的父母外,其他六人年龄均在五十岁以下,最年轻的只有十八岁。在书本上的最年轻的癌症病人,我看到的是一个八个多月的婴儿,患的是肝癌。可见癌症也并不是一种老年病,只不过是老年人患癌症的几率可能更大些。

实际上,从文明病名称的变化等方面似乎也说明了癌症、心脏病、中风、糖尿病、肥胖症、高血壓等同现代文明的联系。如上所述,文明病最早曾叫西方病。那时现代工业文明也叫西方文明。但现在工业文明早已不只是局限于于西方国家了,而文明病也伴随着再也不只是在西方社会才常见的病了。

说完这些,一般的人会相信癌症是文明病了。实际上,除专家的定义、地理上的横向变化、时间上的纵向变化等理由之外,还有一个指标似乎也反映了这些“文明病”与现代文明的关联。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证明。这就是职业方面的反映。一个发展中国家,最先进入现代化生活方式模式的人,是谁呢?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些“知识分子”或文化人士。毛泽东时代就有知识分子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臭老九的说法。令人深思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近十余年也是英年早逝最严重的群体。英年早逝主要是得了哪些疾病呢?从新闻报道中看,最常见的正就是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现代文明病。在香港,文化和娱乐界患癌症或死于癌症的,比率似乎也不低。但这种职业上的特点,在社会已经发达、现代化生活方式在各行业中均相当普及的西方社会,似乎就不明显了。

癌症是文明病这个认识对我应对癌症的挑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让我开始认真反思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并且对可能不利于预防癌症的生活方式,尽力去改变或至少加以限制,即使这种改变可能让我周围的人觉得有点另例,我也毫不犹豫,因为我相信我们现代社会癌症之所以如此普遍,正是因为一些我们普遍认为合理和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出了问题,我不能因为大家习以为常,自己就随大流不假思索地去接受,不予改变。因此我下面就来讨论现代文明究竟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哪些显著改变。在讨论之前,要先来讨论一些可能影响我们生活方式选择的人性特点,因为现代文明提供的很多东西本身并不坏,是属于中性的,是我们人性对其无节制的泛用,才导致了问题的产生。

后来我发现有更多的证据。比如曾读到一篇文章,说根据《中国肿瘤登记年报》,2009年前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病率在300/10万甚至400/10万以上,湖南洛阳城市区是240/10万,而一些中小城市发病率则在200/10万左右,洛阳偃师农村区则为170/10万(段伟朵,梁秀梅,2013,www.hnjkw.net 来源:大河报)。表现出从农村向愈发达的大城市,癌症发病率显著上升。中国日报网根据《中国肿瘤登记年报2012》的数据分析发现癌症死亡率城市明显高于农村。所以,希望所有的癌症病友,在抗癌过程中一定要反思现代文明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仅仅只期望医药的功能!

作者:方金琪 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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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自我:人的第三罪性

认识自我:人的第三罪性

现代文明下发明的许多东西,如电、电视机、电脑、汽车、冷暖气、丰富的肉类供应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甚至舒适。它们本身应该说都是没有错,就像金钱一样,本属于中性。错误发生在这些东西与我们人的罪性相结合之后,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对这些东西的泛用。因此在讨论现代文明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先来看看我们人本性中的一些可能会影响我们健康和生活方式选择的罪性。

什么是第三罪性?实际上,人的罪性只有一个,就叫罪性,没有第一、第二、第三之分。我之所以称“第三罪性”,是指我们对人罪性的认识程度而言,也是为了这里讨论的方便。

在成为基督徒以前,我承认杀人放火、偷盗抢劫等违反刑法的行为是犯罪。但除此之外,其他的最多只能算人的一些缺点或一时一事的错误。因此,这里把违反刑法的罪定义为第一罪性。违法行为是罪,这是所有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会认同的。这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良知(common sense)。各国刑法对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规定可能略有不同,但大同小异。我从来没有做过犯法的事,因此在成为基督徒以前,我也就认为自己是个无罪的好人。

成为基督徒后,我认识到了自私、嫉妒、贪婪、怨恨、论断人、轻易发怒、恶念等没有违法但也能伤害他人的行为或对他人不善的意念也是罪,与违反刑法的罪只有程度上的差异,没有本质根源上的区别。在这里把这些行为或意念称为第二罪性。这是每个基督徒都承认的罪性,否则,就不是基督徒了。但不是基督徒的人,可能就像我以前那样不认为这是罪,而只是一时一事的错误。

当我不仅是基督徒,而且是一个患了癌症重病的基督徒时,当我意识到癌症是文明病,是生活方式病,而努力去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想不让癌症复发时,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人类的罪性还有一个更深刻、更隐蔽的表现。这个罪性既不会触犯刑法,一般也不会伤害他人,而只是或更多地是危害自己。因此这个罪性也常较易被人们所忽视、所宽容,甚至被当成习惯而接纳。如成瘾性、自以为是性、堕性、好享乐性、好名利性、苦难主义者性等等。

我在海外已生活了二十余年。若有人问我中西文化的最大差别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说是对人性认识的差别。中西社会的很多差别,追踪根源都会归结到这一点。西方文化相信人的本性是罪性的,从古至今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基于这种认识而强调人的平等,强调制度的建设,强调法治监督。中国文化对人性则比较乐观,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因此重视教育修养启发善性 ,重视对"错误思想"的打击控制,重视人治——盼望清官贤人治国。还将人按教养分为圣人、君子、小人几等。现代社会不这么分了,但潜意识里还是有领导、社会精英、平民百姓的等级差别。

为什么我们中国文化会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这个问题曾困扰我许多年。我们说儿童天真,不会说谎,但那只是大人说谎的事他们还理解不了,他们自己知道做错了的事,照样会说谎,这被实验的观察所证明[1],抚养过孩子的父母也不难理解这些;做过母亲的都知道,婴孩从认识自己的妈妈起就会表现出嫉妒、自私,不让自己的妈妈怀抱别的婴孩;玩具要让其他小朋友玩,好吃的要同他人分享,这些也都是父母在教育儿童时要不断重复的教导••••••。怎么我们中国文化却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呢?

后来才觉得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把罪局限在了上述"第一罪性"的层面。如果人的罪性真的只是限于违法的罪,我们也许确实可以说人是性本善。即使是《圣经》也说,神造人时把良知也放在了人的心中。这个"第一罪性"罪的冲动来自我们的心,若要把这个冲动转化为行动,我们的良知会阻拦。良知会让我们挣扎、犹豫、恐惧,只有少数让罪的冲动逾越了良知阻拦的人才会真的把违法的罪行出来。我们中国文化有时说这种人是泯灭了良知。实际上这种人多少也还是有良知,只是其罪的冲动欲望更大,良知已不能阻拦。有些人事后还常会被自己的良知所折磨。

但是,人的罪性反映在心、身、灵各个方面。我们的灵会自私、嫉妒、贪婪、怨恨、论断人、轻易发怒、自以为是、贪图名利……。而我们的身体有惰性、有对不好的物质或行为有成瘾性、有好享乐性等。当这些来自灵和体的罪性要表现出来时,若是会给他人带来明显而直接的伤害,在付之于行动前可能还是会经过我们的心,因此也可能会被良知所约束、提醒。但除此而外,这类罪性常是没有犹豫、没有挣扎就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尤其是来自肉体的一些罪性,如成瘾性,身体还会主动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强烈欲望要把它行出来。“第三罪性”中包含了所有来自肉体的罪性,同时也包含了一些对他人伤害很小或易被人所忽视的来自灵的罪性。

现代许多人都相信,富足是幸福的前提。共产主义甚至相信在物质极大丰富以后人就会变得无私高尚。但实际上,除非我们能认识到人的罪性,节制自我,否则,哪个方面过分富足,我们就会在哪个方面得到苦难,不会有太多例外。古代中国谁最富足?当然是皇帝。所以,皇帝是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态最差的人群。据张宏杰的《坐天下很累》[2],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的二百零九人,平均寿命仅39.2岁。人口学家推算,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除去出生儿死亡率,是五十七岁。皇帝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短了十八岁。

除去非正常死亡,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平均寿命低的重要原因。宋明两代政治秩序较好,皇帝大多善终,平均寿命也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两宋十八位皇帝,平均寿命44.6岁。明代十六位皇帝,平均年龄只四十二岁略余。从宣德帝到正德帝这祖孙五代竟然都在而立之年左右撒手人间,其中高寿的成化帝也仅刚过四十岁[2]。

皇帝最富足的是什么?与普通人相比首算是女人。皇土之上的美女,只要他要,没有数量的限制,奴才会把她们选入宫。因此,皇帝健康首要的问题是来自荒淫。局外人纳闷,酒和色“这两样事物确实很好玩,但也不至于好玩到让人丧命的程度”,因此推测皇帝好酒色大概是为了逃避“权力的沉重和规矩的森严”[2]。这是忽视了人的罪性。换成你我或其他正常男性,面对每晚送到床上并渴望幸宠的美女会无动于衷?会比过去的皇帝更节制?不要太过自信。

皇帝第二富足的是权柄,上至大臣,下至百姓,生杀大权,一言九鼎。因此,历代皇帝第二大的问题是残暴。残暴导致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张宏杰说帝王传记中近四分之一的有这类变态表现,“翻开二十四史的本纪部分,那些一开始使我们惊愕、恶心,后来使我们麻木、厌烦的发疯变态行为实在是书不胜书"。

皇帝第三富足的是舒适。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出门舆轿,入则高坐,台上一呼,阶下百诺。劳力的事,无论大小,一点也不要自己动手脚。与其他一些因素结合,带给皇帝第三大的问题是体质嬴弱。尤其是那些从小在皇宫长大的皇子皇女,早夭的比率远高于普通百姓[3]。

我们现代人在某些物质享受方面已经超过了过去的皇帝。面对这样的富足,我们能否比过去的皇帝有节制?这首先需要我们对人性的弱点有清醒的认识。因此,我下面就来扼要讨论人的第三罪性的一些具体表现。

自以为是性

当回头看我们的人生,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曾时常做些错事。为什么会做错事?因为我们当时认为那样做才是正确,或者至少我们曾相信有必须要那样做的理由。我们人本性上是倾向自以为是的,常觉得自己正确,不同于自己的观点难以理解和接受。我有时想,在这属世的世界上,大概只有两种东西让我们面对时不过分自以为是。一是数学,一是股市,任何的强词夺理都是徒劳。而最让人自以为是的大概是政治。再扭曲的观点也能说出个坚持的理由。

《圣经》中耶稣被釘十字架时,他求天父赦免那些钉死他的人的罪,“因为他们作的,他们不晓得"。我们人不仅对待别人时会这样,对待自己也会常做有害无益的事。当看到一些人做出伤害自己的选择,甚至可能陪上自己性命的事,我总对太太说,若有人有时做出亏欠我们的事,不要觉得不可思议,不要觉得不可原谅,我们人对自己都会常做出有亏欠的事,怎能期望对待他人总是正确?!

对待癌症也是这样。不仅我们自以为是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患上了癌症,而且在怎样治疗上因科学和医生还不能给出绝对权威的答案而需要我们自己也参与决断时,我们又可能做出自以为是的选择。这种选择如果是生活方式上的,我们可能又可以自以为是地辩解说自己的做法才是正确。因此,我们这里来看看自以为是的医治决断错误。一般的癌症患者在治疗中犯了怎样自以为是的错误我们无从知晓,举我周围遇到的例子又可能被一些读者自以为是地辩解说那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具体情况怎样,读者并不知道。因此下面我只举几位网络上大家都曾熟悉的患者,而且对他们医疗中的错误或遗憾也是由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好友,或医疗专家来评判。

乔布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肿瘤专家Ramzi Amri是这样评价乔布斯的治疗:他患的是一种名为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癌症,这种癌症通常比较温和,并不致命。其治疗失败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他难以驾驭的性格:乔布斯曾自行选择推迟规范的治疗,热衷于许多非正规的治疗。甚至在他选择了规范治疗后,仍然采取逃避的态度。最后在肿瘤复发期,乔布斯仍然选择将大部分时间投身于苹果公司,而任由癌症进一步恶化,拒绝任何科学规范的治疗。[4]

梅艳芳。她的好友刘培基说,她是在2002年12月6日告知他患了子宫颈癌。当时她选择中医治疗,主要是姐姐梅爱芳罹患子宫颈癌的治疗过程让她留下阴影。他在尊重梅艳芳的决定之后,先从北京请了一名姚教授到香港为梅姑看病,姚教授当时建议梅姑中西配合治疗,但梅艳芳担心西医治疗会让她中气受损影响唱歌,化疗会大量脱发影响仪容让她无法工作。之后他陪梅姑苏州、上海看不少中医,但效果不彰。后来她的肿瘤出血得很严重了,才接受建议转看西医。[5]

陈晓旭。生前好友、薛宝钗的扮演者张莉说陈晓旭放弃治疗的真相是:患有乳腺癌的陈晓旭当时拒绝西医的治疗,因为要接受西医治疗就必须动手术,但是陈晓旭不希望做手术,因为“她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完美的女人”,她不希望身上有什么残缺。[6]
于娟。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有一位专治癌症的神医后,于娟同另外两名病友一起放弃医院的正规治疗,到安徽农村接受神医的饥饿疗法。过世前不久,她在博客中写道:“我曾经一度犹豫是不是把下面的文字写下来,然而,我想若是不写出来分享给世人,那么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上当受骗,被谋财,被害命。”[7]

在互联网上还可以看到一些例子。患者常勇气可嘉,动机也善良,只是在自以为是的选择下做出了没有智慧的决定。癌症是那么力量强大地掠夺生命,而科学花了那么多金钱和努力却仍对它无能为力,这使得我们人面对它常显得乱了阵脚,显得那么渺小,有时甚至表现得幼稚可笑。无论是阅读专家的建议,还是了解过去患者的选择,各种建议、各种做法,五花八门。

甚至基督徒该怎样面对癌症,也是众说纷纭。我周围的基督徒癌症病患者,在有平安喜乐、有勇气面对癌症方面多做得比较好,强过没有信仰的患者。但在自以为是这点上,总的来说,同没有信仰的患者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表现的方面可能不太一样。例如谈到改变生活方式时,有的会说,一切是在神的掌管中,结果怎样神早有祂的安排。又有的会说,他那样生活是在为神做工,神会保守。也有的会说,为什么要那么看重自己的肉体呢?!那只是一个臭皮囊。还有的只简单一句话:没事,神会保守。

有趣的是,我们犯自以为是错误时,常不是在听取了不同的意见后的决断错误。相反,许多人这时是表现得极为自信,不愿同他人多谈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甚至表面言谈上还附和他人的观点,但内心已经坚定地决定了自己将会怎样做。因此,我们需要有知道该取舍什么、坚持什么的智慧,但在这之前,先要有开放谦卑的心,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坦率地同他人交流讨论自己的想法,警醒自以为是的本性。

惰性

惰性是指因主观或本能的原因而无法按照既定目标行动的一种心理状态。包括人的懒惰性和不易改变老习性、老做法、老方式、老思维等的倾向性。懒惰性较易理解,它也常与人追求舒适享乐的本性相结合,就如罗兰所说:懒惰是很奇怪的东西,它使你以为那是安逸,是休息,是福气;但实际上它所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

而不易改变的是倾向性,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经常遇到。比如我们刚到一个新地方,常会念旧,常会抱怨新环境的不适应。即使新地方比旧地方有城市比农村那样的优势,也难免会这样。又如我们基督徒,《圣经》要求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后就要学耶稣的式样,过圣洁的生活。当我们在教会听讲道时可能热血沸腾,立志要去行,但一转身又按自己的“老我”做去了。就像保罗所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面对癌症我们要改变生活方式时,也常会遇到类似的境况——立志要改,但不能坚持,很快就做不到。

我上面说惰性是“因主观或本能的原因”,实际上,网上我查到的所有定义都只是说惰性是因主观的原因。我们中国文化不太说人的本性是罪性,因此认为惰性象其他人性的缺点一样,都只是主观的原因所造成。但无论是保罗的感受还是我在抗癌中的经历都表明,即使主观上有非常良好强烈的愿望,惰性的本能仍时常不知不觉让我们按老我去行。

惰性反映在思想和行为两个方面。癌症是生活方式病,但具体的病因还不清楚,医学也没有绝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因此病人自己的思考反思和决定也就十分重要。但我们很多人很可能懒得动脑筋去仔细思想太多。而行为上的惰性则表现得更为广泛,一是思想上的惰性常会通过行为表现出来,二是思想上认同了还可能因为懒惰、因为习惯、因为缺乏毅力等原因而不能付之于行动或付之于行动了但不能持之以恒。这里举两个例子。

在加拿大,室内冬天开有暖气。当我们在一个暖气较高的地方呆长时间后,到暖气稍低的地方就感到冷,到没有暖气的室外去(比如散步),更是想起来就怕。所以加拿大冬天,会出门散步的人极少。一般只有养了狗的那群人,因为要遛狗,没有办法。调查结果也说北美养狗族身体最健康。我小女儿现在早晨出门乘公车上学,我总对她说:“等等,爸爸送你到公车站。”小女儿回答说:"爸,我已经13岁了,自己会注意安全。"实际上,我不全是为了她,而是因为我自己不趁送她的机会出门走走,当天的出门散步就会”忘掉“。我出门散步坚持最不好就是在她放假的时候,也许将来她上大学去了,我也需要养条狗。

同样,夏天较长时间在冷气或较凉气温中后,再到温度较高的地方,就会觉得特别的热。我和太太是湖南人,恋爱和婚后头几年多在湖南长沙、株洲和江苏南京度过。长沙、株洲夏天有多热?我和太太每年夏天是去南京避署!我们一直纳闷,为什么南京被评为”火炉“,长沙却没有?我们猜想也许是30年代长沙的重要性还太小,或者那时长沙没有南京热?不管怎样,反正夏天38、39度以上的温度无论在长沙,在株洲,在南京,都是家常便饭。但出国二十多年,在英国,在夏威夷、在加拿大,在美国威斯康星,不仅夏天不热,而且温度稍高就有空调冷气,因此,我们也就变得很怕热了,只要室外气温在32、33度以上,室内27、28度以上太太就直喊受不了。太太常说的一句话是:当年在湖南、在南京不知是怎么过来的?!我们至今夏天都不敢回湖南去探亲。

如本书开始时所述,这本书的写作我曾经终止了六年,主要原因是觉得我们人在自以为是和惰性下实在难改变,我写了作用也不大,改变不了什么人。我有时很纳闷:我的这些做法和感想让我胜过了晚期癌症,但却还是很难触动改变其他的人。人的这种不易改变的倾向性还会随我们的老习惯、老方式、老思维持续时间的增长和强度的大小而加强。因此我们常会表现出随着年龄的增加,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就会越来越定型,越来越难以改变。

面对癌症改变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我们都会遇到惰性的阻力。怎样对抗惰性?常见的建议是先要定下目标,然后要订出具体计划。这些当然很重要。但当我们明白惰性不仅是主观的原因,而且也是罪的本性所致时,我们应该明白有时采用一些外力的帮助也很重要。比如上述的养狗来督促每天散步。我没有养狗,但一是走路送女儿上学,二是规定走路十分钟能到的地方不开车,并把这个规定告诉全家每个人,大家都可监督我。所以把自己定出的计划告知家人或相关的人来监督自己也十分重要。否则,就会象中国历代的政治,出发点是良好的愿望,但没有有效的监督,结果总是当权者我行我素。

成瘾性

我们人的另一个本性是对许多稍微刺激点的东西或行为,常去做时就可能会上瘾。瘾这个词常被用于描述精神强迫或过度的心理依赖。是生理,或心理,或二者同时具备的一种依赖症。瘾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物质成瘾,是与某种物质有关,如:毒瘾、酒瘾、烟瘾、财迷等。另一种是行为成瘾,是高频率反复从事可能对其身心健康和社交生活有害的活动的一种强迫行为,如网瘾、赌瘾、官瘾、工作狂、购物狂、暴食症、偷窥瘾等。成瘾性显然比惰性高级了一个层次。惰性尽管让人产生不易改变老习性、老做法、老思维、老方式等的倾向性,但当你立下目标坚持去改时还不至于很痛苦。但成瘾性则是一旦你有了某种瘾后想戒除时,会痛苦不堪。

在医学认定的上述"瘾"中,烟瘾被认为是与癌症(肺癌)关系最大。我不抽烟,除了长期工作太努力以外,其他方面我的问题也不大。但是我却发现一个医学上还只是称为习惯的东西,至少对我来说已经是个瘾。而且对我身体伤害很大。这就是熬夜。医学从内分泌的角度认为晚上十一点以后睡觉属于熬夜。我生病前二十多年一直基本上都是晚上十二点到一点才上床睡觉,甚至更晚。在生病以前我也一直以为只是一个习惯而已,但当我生病以后试图去改变时,才发现已经是个瘾,因为:

a) 由于长期的习惯性熬夜,我的大脑晚上9点到12点变得特别清醒、兴奋。但正常人的身体状态这时大脑应该是开始进入休息状态。我现在终于改变熬夜的习惯后,也是10点左右人就开始犯困、犯糊涂。
b) 当我开始希望早睡时,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我是9点半到10点上床,但到12点左右才能入睡。戒除熬夜习惯的痛苦至少一点不亚于戒除烟瘾。
c) 在9点半到10点可以入睡以后的近六年时间里,只要有一个晚上晚睡,随后的1-3个晚上一定又旧病复发——又早睡不着,几个晚上后才恢复正常。

熬夜这个瘾,就像曾经的鸦片烟瘾、香烟烟瘾一样,"合理地"存在于今天社会上许多人的身上,而且越来越被当成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习惯。但我相信终会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会认识到它的极大危害,会号召大家象戒除烟瘾一样,戒除这个“习惯”。

好享乐性

怎样看待享乐?这可能是现代社会在人性认识上最为模糊,争议最大的问题。如何写这一节?我思考了三个月有余,仍觉得难以动笔。觉得很难理清前人的观点与行为,也较难令人信服地说明自己的理由。但抗癌的经历又让我明白,这点也很重要,必须有个说明。因此,现在决定用问答问题的方式来写,也许最为明了。

首先,让我们来讨论第一个问题,我们人是否有先天好享乐的本性?还是追求享乐都只是后天主观的选择?在我们中国,无论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都不太强调人的本性。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极大丰富以后人就会变得不懒惰,会自觉地各尽所能劳动;也会变得不贪婪,社会可以按需分配。我小时候在这方面接受的教育基本上都是把享乐看成是资本主义剥削阶级人生观来批判,对我们人是否有倾向趋乐避苦、享乐舒适的本能,极少讨论。

我的问题是人是否具有倾向享乐舒适的本性,而不是享乐主义。享乐主义是一种思想,是一种人生观,是一种主观选择,因此我们可以争论其对错,可以说自己不认同。但如果人有追求享乐的天性,就会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都会在每个人的行为上不时地表现出来。

那么,人究竟有没有趋乐避苦的天性呢?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很少人会给出否定的答案。无论是达尔文、弗洛伊德、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这是人的本性之一。德国近代哲学家费尔巴哈甚至认为,道德根源于人的“趋乐避苦”天性。我们常说早期的共产党人是艰苦朴素,不追求享乐的典范,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们有趋乐避苦的天性。他们的奋斗本身就是为了建立他们理想中的更幸福美好的社会,也即是为了结果的更快乐而在忍受暂时的痛苦。在他们奋斗过程中,在条件许可时他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尽可能快乐,有时甚至是放纵的享乐。如高岗就说他在生活作风方面的不良习惯,就是在延安时期一方面因生活太枯燥单调,一方面因战斗不断,担心自己不知道那天就死于战场,因此白天劳累之后,晚上就同其他一些领导一起去找女人,时间长了形成了一种嗜好。

即使今天,中国大陆还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主席是艰苦朴素、不追求享乐的典范。他在衣、食和财富积累方面确实没有太高的追求,但这只是他认为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事物的不同,不说明他没有追求享乐的天性。他喜欢坐火车,觉得火车比飞机能带给他更大的安全快乐感,因此他有专列,出行其他列车都得让路;他喜欢游泳,所以住宅里有室内游泳池,这即使是今天中国,也极少人能拥有;他喜欢人们对他的歌颂敬拜,因此全国各地到处都树立他的雕像,写着他的语录,人们戴他的像章,挂对他的忠字牌,背装着他的书的宝书袋;他不喜欢政治主张与他不同的人,因此他把他们打倒,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他在杨开慧还在世时已与贺子珍同居;将自己感到赏心悦目的女士调到身边当生活秘书;他还喜欢读中国古籍;喜欢作诗…。就是在衣食等普通事上,他也仍有他的乐趣和要求。他有专职厨师,他的厨师说他喜欢吃红烧肉,但小时候从家里的酱油作坊看到里面有蛆,因此,不吃酱油。没有酱油,红烧肉怎么做,厨师需要研究发明。普通人做白内障手术,最多几十分钟就搞定了,但他的白内障手术,全国最好的医生在他身边准备等候了一年,要等到他最开心乐意接受时进行。所以,我们至多能说他的乐趣所在,与他人不完全相同,不能说他就是艰苦朴素不追求享受。我写这些不是要批评、否定谁,只是说我们所有人,人性都一样,没有例外。认识到这点对我们下面要讨论的用什么样的行为对待享乐很重要。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历史现实中,主张享乐主义的伊壁鸠鲁却过着十分有节制的生活,而否定享乐主义、主张艰苦奋斗的我们却更奢华?伊壁鸠鲁(Epicurus)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他认为快乐是生活的目的,是天生的最高的善。他的享乐主义主张带给他的名声是如此之坏,以致英语中从他的名字衍生出了几个带有贬义的词:epicure (讲究饮食的人、享乐主义者)、epicurean (享乐主义者,尤其指追求感官享乐和奢侈生活的人,享乐主义者的)、epicurism 或 epicureanism (伊壁鸠鲁主义或享乐主义,尤其指吃、喝、感官的享乐) 。但现实生活中,他却始终行为高尚,自我克制。以致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丹尼·狄德罗说:“我们不得不指出,享乐主义者是少见的名声最坏而品德高尚的人”[8]。与此相反,我们的文化长期是反对追求舒适享乐,现代更是教育人民和要求官员要艰苦奋斗,甚至对人有趋乐避苦的天性我们也持否定态度,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腐败享乐主义的借口,认为给享乐松绑会打开潘朵拉魔盒。但在这美丽的教导下,我们的社会现实生活却是在吃喝风、贪污腐败、二奶三奶一夜情、高档消费、相互攀比等等上,不仅没有比他人更节制,甚至可能更奢华放纵。

这就引来了我的第三个问题:该怎样看待人的享乐倾向和该怎样行才能帮助人们过一个更有节制同时也是更快乐的生活呢?下面的表中简列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共产主义、伊壁鸠鲁享乐主义,以及基督教三者在对待享乐这个问题上看法和做法的区别。

文化类型
对享乐的看法与做法
中国传统文化及共产主义
享乐和享乐主义是剥削阶级的人生观,教育人民艰苦奋斗,不要追求享乐。
伊壁鸠鲁享乐主义
赞成享乐主义,但要节制欲望,远离政事,审慎地计量和取舍快乐与痛苦的事物,达到身体健康和心灵的平静。在追求短暂快乐的同时,必须考虑是否能获得更大、更持久、更强烈的快乐。
基督教
追求平安喜乐是人的本性。但人是罪性的,要认罪悔改,依靠圣灵的带领有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才是真正快乐的生活。

如上所述,用否定人的享乐倾向和教导人要艰苦朴素这种“堵”的方法并不能有效地阻拦人奢华放纵。甚至会促使在虚伪和无知下的更为放纵。那么,我们来看看伊壁鸠鲁是怎样在主张享乐主义的同时却又能选择过节制生活的。伊壁鸠鲁主张享乐主义,快乐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但是他认为,第一,快乐有短暂快乐和更持久的快乐之分,考量一个行动是否有趣时,必须同时考虑它所带来的副作用,为了更大、更持久、更强烈的快乐,有时需要放弃短暂的快乐,甚至选择暂时的痛苦。第二,除了物质和感官上的快乐外,还有身体健康和心灵平静的快乐。肉体的快乐虽然是基本的,但多是强加于我们的(即本能所需要的),心灵的快乐则可以被我们所支配,高于肉体的快乐。为了身体健康和心灵的快乐要谨慎地取舍其他的快乐与痛苦。第三,尽管伊壁鸠鲁不认同基督教的全能神,但与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基督教的看法相似,他也认为人的欲望并不总是好的,欲望的满足并不总是给人带来快乐,相反甚至有可能带来痛苦,因此需要节制欲望。

明白了伊壁鸠鲁的这些看法,我们能理解了为什么他能在主张享乐主义的同时却不奢侈放纵了吧?!他的不放纵不是为了艰苦朴素,也不是为了不放纵而不放纵,而是为了更大、更持久、更强烈的快乐。他认为带给他快乐的最重要的三样东西是友谊、自由和思想[9]。我们现代人想到享乐时,会说最重要的三样是什么呢?很可能是金钱、佳肴和美女。真不知与两千多年前的伊壁鸠鲁相比,我们到底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

我们再来看看基督教的看法和做法。《圣经》中与这相关的论述很多,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人有追求快乐的天性,也应该常常喜乐,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帖前》5:16)。“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箴言》17:22)。第二,人的最大快乐在于心灵的平安和喜乐。不反对物质的富有和欲望的满足,但物质和欲望只有带给心灵更多的平安喜乐时才会带给人更多的快乐。“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20:35)。第三,人的本性是罪性,因此人不能任由欲望的带领,忍耐、节制时常是必须的。第四,因为人的罪性,人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得以完全,只能求神的怜悯,认罪悔改,在圣灵带领下努力过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生活。这也是一个让人快乐的生活。要做到圣经所要求的圣洁快乐的生活并不容易,但圣经里还是不乏节制而又充满平安喜乐的人,如亚伯拉罕、约瑟、保罗等。

伊壁鸠鲁的观点与基督教的有几点重要的差别。第一,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生活的最高目的,但《圣经》认为快乐只是人的一个需求,不是人生的目的。就像人需要吃饭,但吃饭不是人活着的目的一样。第二,伊壁鸠鲁强调为了快乐远离责任和社会活动,《圣经》鼓励基督徒参与社会,让自己在家庭、在社会的参与中做快乐的见证。第三,伊壁鸠鲁的快乐追求中没有神的介入。他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不认为神是全能的,他认为神没有兴趣介入人间的事物。

作为基督徒,我当然更认同基督教的观点,但对这点更多的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畴,为了理清对快乐的认识,上面已经用了不少文字。如果读者还难以认同基督教的观点,至少应该努力象伊壁鸠鲁那样去看待快乐,要追求更大、更持久、更强烈的快乐,而不是任由自己肉体欲望的带领。对快乐享受的看法在抗癌中很重要,反映到我生活方式改变的许多方面,这将会在本书的许多讨论中看到。人的享乐倾向对抗癌也是一把双刃剑。努力快乐地享受生活无疑有利于康复,但同时我们也要明白我们的罪性,要节制不健康的欲望,为了更大、更长期的快乐,要可以愉快甚至感恩地迎接眼前的苦难。

受害主义倾向性(Victimism)

我们上面的讨论认为人有趋乐避苦的天性,人总是努力避免可能带来痛苦的事情,避免成为受害者。有趣的是,当一件不好的事情已经发生,并可能要承担责任时,我们又会努力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以便推卸责任,为自己辩解。人的这种blame-shifting(责备转移)本性,《圣经》记载的最早例子是发生在亚当偷吃禁果以后。当神责问他时,亚当不仅没有认错,反而对神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创世纪3:11-12)。把责任推卸给夏娃和神。

类似性质的例子,无论在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还是在我们的社会,比比皆是。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红卫兵领袖的行为给许多人带来了苦难甚至死亡,但至今极少人忏悔道歉,他们认为是在响应领袖的号召,认为他们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10]。日本人对二战侵略带给他人的苦难至今忏悔道歉的也不多,纪念二战时,他们更多是纪念广岛原子弹炸死了他们多少人,认为他们自己也是二战的受害者[11]。我们现在多认为德国对其在二战中的责任有较真诚的忏悔。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就没有受害主义者的倾向性。可能是因为他们受基督教的影响较深,对人的罪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战后追查责任时他们立法规定任何人不可以以是服从上级命令而推卸责任[10]。

提出victimism(受害主义)一词的是John Macarthur 1994年出版的《The Vanishing Conscience》(消失的良知)一书[12]。他在书中对这种罪性有相当详细的讨论,也给出了大量的例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详细阅读。他是一位基督教牧师和作家,思想深受圣经的启发和影响。

受害主义倾向性在抗癌过程中的反映,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反思致癌原因和生活方式时,我们很容易把责任归咎于如农药、环境污染、食品添加剂等社会原因,而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愿做太多的追究和改变的。因此,在我的抗癌历程中,我没有过多地思考农药、环境污染、食品添加剂等对癌症形成的影响。并不是我认为这些方面的影响完全不重要,而只是怕自己过多地把责任推给他人,却忽视了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变。

二是在治疗过程中,当治疗不顺利时,许多病人的第一反应是抱怨医生,认为是医生的失误或错误等导致了结果的不理想,而对自己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够,仍缺乏反思。一些病人甚至可以经常喋喋不休地讲述医生犯了哪些错误。因为对人性这种倾向的了解,尽管我当初的确诊被医生耽误了近一年,但我提醒自己全力以赴做好以后的每一步,不要抱怨医生已经过去了的失误。当然,我同时也提醒自己要帮助医生避免再次出错。我说服自己:医生每日的病人那么多,难免有出错的时候,而自己作为病人只留心照顾自己一个人,有时间和精力留心可能发生的错误。因此,后来第六次化疗后发生医生误以为全部化疗已经结束的错误时,我心中并没有怨恨,而是为发现和纠正了医生的错误而高兴,为医生们事先就将整个治疗过程告诉了我,让我能参与监督而感恩。

另外,也有些病人是抱怨周围的亲友对自己照顾不周。走出受害主义倾向性,是我们在抗癌中有一个谦卑、智慧、感恩的心的前提。一个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总觉得他人对自己没有尽责,总觉得自己患病不公平的人,会在愤怒和不满中失去平安和喜乐,失去谦卑和智慧,失去感恩的心。这对抗癌的不利,无论怎样高估,都不过分。每遇到或知悉这样的病人时,我内心总充满了忧虑,觉得如果他们不改变,可以肯定等待在前面的就是失败和死亡。因此,特别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望每位病友警醒。

好名利性

好名、好利、虚荣心,这些我们都比较清楚,上一章“放下一切名利”一节中对怎样对待抗癌与名利的关系也有了较多的讨论,因此这里不再多讲了。但有一点再强调一次,就是我们现代人对名利的追求,有一个比较好听的褒义词,叫“事业心”。我们说一个人追名逐利,大家可能都认为不对。但说一个人事业心很强,大家就可能反而会敬佩了。这就极容易蒙蔽我们。追名逐利和事业心严格讲应该是有区别的,两者可以是去做相同的事,但目的应该不同,前者是以得到名利为目的,后者应该有一个更好、更崇高的目的。但我们人的罪性使现实中我们的所谓事业追求,最后都是以名利为目的,不管言辞上说的多么漂亮。

无论怎样,不管我们说是名利还是事业,面对癌症,都应该放淡。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面子观念比较强,更应该注意。许多年前,我的高中同学给我讲过一个例子。有位病人做了肾移植。这种病是不能劳累的。因此他主要是在家帮助太太做料理家务等小事。但时间久了,邻居们闲话来了,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呆在家里享老婆福。他于是要争口气,争个面子,就工作去了。不久肾病复发,就过世了。

上面讨论了与抗癌有关的我们人性的一些罪性特征。对这些特征认识的应用将会反应到我们以下各节对生活方式的反思之中。

[1] 童言无欺?多伦多大学告诉你两岁童已懂说谎, 星岛日报 2013-01-25
[2] 张宏杰,《坐天下很累》, http://www.jguo.cn/article-18981-1.html
[3] 难逃杀戮 古代皇子皇女多夭折之谜,http://gs.cclawnet.com/qianguzhimi/06/gt08.htm
[4] 麻省总医院对乔布斯癌症治疗的评价, http://fashion.ifeng.com/health/disease/wenda/detail_2012_03/02/12916564_0.shtml
[5] 刘培基亲笔揭露梅艳芳病中记, (2004-01-06) http://stars.zaobao.com.sg/foreignstar/pages4/anita060104.html
[6] 陈晓旭放弃治疗癌症真相揭秘, 2007,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705/show744825c12p1.html
[7] 复旦女博士于娟接受“神医”饥饿疗法 病情恶化去世,2012,中国网络电视台,http://news.ifeng.com/society/2/detail_2012_08/26/17102545_0.shtml
[8] 狄德罗著,梁从诫译,《百科全书》,第16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9] 阿兰·德伯顿[英]著,资中筠译,伊壁鸠鲁的快乐清单,2003年5月7日《文汇报》。
[10] 余开伟编,2004,忏悔,还是不忏悔,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
[11] 福宁客,2012,日本人至今不忏悔侵华战争的隐情,http://jfjshzz.blog.163.com/blog/static/16745373020128180171770/
[12] John MacArthur, The Vanishing Conscience (消失的良知), Nelso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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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生活方式的原则

反思生活方式的原则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明白了癌症是文明病,是生活方式病,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明白了我们本性中可能会阻扰我们反思和改变的一些罪性。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生活方式反思了。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做。为了让我们的反思有一个统一的思路和指导,我们还要有一个反思生活方式的原则。在我的抗癌历程中,我使用的是一个非常基督徒式的原则。这就是:

神创造的生活原本是什么样?现代文明又把它改变成了什么样?这种改变合不合理?如果不合理或不完全合理,我该怎样尽可能回归或接近原本?

应用这一原则,如下所述,我对我生活方式的各个细节方面,如阳光、户外活动、体力劳动、作息规律、汽车使用、冷暖气使用、呼吸空气、饮食等逐一反思,并把这种反思同下面所说的对人性罪性的认识结合起来思考。这使我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收获,明白了我该怎样做。真是十分感恩。

非基督徒读者在使用这一原则时,可以用”原始的生活”代替”神创造的生活”,但一定不要有”原始的生活”就是落后生活的观念。那是受现代文明教育局限的看法,抱着那样的看法就无法反思下去了。基督徒认为神创造的生活一定有神的美意在内。走过九年的抗癌历程,我的体会是现代文明下的生活方式总让人感到更舒适,但常常并不让人生活得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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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改变了我们什么: 阳光

现代文明改变了我们什么: 阳光

我自己觉得适合癌症生长的生活方式,是综合性的,涉及到诸多方面。但现在如果一定要问我,从生活方式看我得肠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会说熬夜和缺少晒太阳。第一次意识到我可能晒太阳不够,是从“How to Prevent and Treat Cancer with Natural Medicine”一书上。这是一本由多位美国医生共同写的书,书中的许多观点都是基于实验和统计数据。其中提到缺钙的人,患肠癌的可能性比不缺钙的人高50%,而人体钙的来源最主要的是牛奶和阳光。我自1996年肠胃失去了对牛奶中乳糖的消化功能后就不能喝牛奶,因此我自然就去想我晒太阳是否足够。

我们现代人,现代化程度越高,暴露在太阳底下的机会就越少了。小时候在中国农村,一天到晚除睡觉和在教室上课的时间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阳光下。尤其是夏 天,初夏时会晒得掉一层皮,夏天时不再掉皮了,变得黑黑的。后来在县城读中学,晒太阳比在乡下少了些。但每天上学路上来回四趟就近一个小时,加之那时还经常有学农、支农劳动,放学后同学又常在露天下玩,因此晴天每天平均也应有不少于两小时在太阳下。八十年代在大学,每天暴露在太阳底下的机会少多了。我们同 学开玩笑说当时的生活是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但这三点之间都是靠步行走来走去,因此每天在阳光底下的时间,也还应有三、四十分钟。

出国以后,进入了西方现代化生活之中,我除了92年在夏威夷的那一年因那天气和海滨实在太吸引人的缘故而周末常在海滨游泳、晒太阳外,每天在太阳下的时间就十分少了。尤其是有了汽车之后,平均每天暴露在太 阳下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十分钟。夏天只有左手臂会变得比较黑一点,因为出门就开车,左手臂靠车窗,是唯一时常暴露在太阳之下的地方。

当意识到这点后,我特别去读我的血液检查报告。实际上,我无论是在癌症手术前还是以后,血液检查从医生所关心的指标来看,都是十分正常,以至于确诊前有位专科医生拿着我的验血报告对他的秘书说:这种人,验血报告是perfect(非常正常),居然怀疑自己得了癌症。但当我带着问题来读我的血液检查报告时,发现血液中钙含量果然偏低。这一发现使我短线上开始适量补钙,长线上现在每天在太阳底下的时间平均不少于一个小时。

顺着阳光这一线索向深处进一步思考,会对现代化生活方式对我们体质的影响有更深刻的启示。尽管现代人每天暴露在阳光下的时间已经少得可怜了,但对阳光的戒备心却是十分之强。我女儿她们在小学时,老师偶尔会带她们到附近的社区或公园走走,一般也就一、两个小时。遇到这种情况老师一定会嘱咐她们抹好防晒油。大女 儿脸上出现白斑,我问家庭医生是否是肠胃里有蛔虫或其他细菌引起的,医生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以后少晒太阳就可以了。还有我们中国人现代的审美观是以皮肤白为 美,因此无论是女士还是父母带小孩,偶尔不得不步行出门时,不是打伞,就是带帽,生怕与阳光有直接接触。有一次在一个商人那里看到有一种伞卖得很贵,一问才知道那伞有防紫外线的功能。

我们房子两边的邻居,一边房主有两个女儿,老大今年上大学了,但在过去七年我从没有见到过她们在她们房子的前庭后院玩过。另一边的邻居是斯里兰卡人,兄弟俩 两个家庭加父母住在一起,有五个小孩。那些孩子们到后院阳光下玩耍的次数,整个夏季不会超过两次。我们现代科学几乎是毫无疑问地把皮肤癌归因于太阳的紫外线,即使是建议要常晒太阳的书中,也建议要避免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的阳光。

但是,回想起我小时候在中国农村的生活,有哪个农民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可以不到太阳下去做事?没有,除非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现代化以前,自古就是如此。唐诗里就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哪个农民或农民小孩那时使用过或听说过防晒油吗?当然也没有。那么,那时有多少农村人得过皮肤癌或听说过皮肤癌?从我懂事到离开,在农村生活的六年里,我从没有听说过皮肤癌这个名词,更没有听说过谁得了皮肤癌。

这就很奇怪了——我们现代科学把阳光中的紫外线看成是皮肤癌的根源,但现代文明前从早到晚在太阳下劳作、不知防晒膏为何物的农民却不得皮肤癌!倒是我们现代人,每天暴露在阳光下的时间只能以分钟计算了,却反而会得皮肤癌。你说奇怪不奇怪呢?

我生病后有一位姊妹送给我一本基督教的小册子,是关于祷告求神旨意时怎样才能知道神的旨意的。如果从《圣经》中能找到神的旨意的直接答案,那当然就简单了。 但如果《圣经》中没有讲呢?那我们很多时候就得用自己的智慧了。其中讲的一个办法就是留心周围环境中发生的事的启示。这点给我的记忆很深,也使得我后来在 抗癌的历程中,特别留心周围所发生的事给我的启示,因为我一直在祷告求神给我智慧,让我明白该怎样去行,才能让癌症复发。这一做法让我受益匪浅。

有一件事,是发生在2005年 的春季,也就是我癌症手术后的第一个春天。一位邻居好友的妈妈送给我们一棵腊梅树,并亲手帮我们种在房子的后院。那是她从南京带来的种子,经过一年多的室 内培养长成的树苗。送给我们时已经有一尺半高左右了。树种到室外后一、两天,叶子开始变色枯萎。那朋友自己家的几棵也如此。我们本来就对南京的腊梅能否在多伦多生长没有很大的信心,心想那树大概是会死了。

然而,一、两周后我们发现那树叶是变成了白色,但没有卷曲和变黄,不同于树枝死亡后的树叶枯萎,而那树干的顶尖长出了新叶。这使我明白树没有死,只是原来在室内长成的叶子适应不了室外的阳光死了,树开始长出适应室外阳光的新叶。这让我想到,我们现代人长期呆在室内,身体的体质可能也已经有所改变,不同于我们原本应该有的体质了。这使我意识到,我要恢复原本的体质,就需要尽可能回复原本的自然生活方式,需要回到室外的阳光下。

我现在的认识是,现代化文明将我们绝大多数人每天的几乎所有工作都室内化了,这是我们个人改变不了的现实,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我们要注意一个度,不要因此让 自己与阳光完全隔绝。要维持我们原本的、健康的体质,我们每天必须有一定时间在阳光下。具体多长时间呢?以后也许会有科学研究告诉我们。我现在选择的是至 少一个小时。但那棵树似乎也提示我最好逐渐增加在阳光下的时间,不要让自己身体内的任何一部分象那树叶一样,因适应不了急剧的变化而死亡。

但即使做到了 平均每天一个小时在阳光下,与现代文明前的人整天在阳光下劳作可能仍有所不同,我们现代人的体质可能仍不能承受过分强烈的阳光。因此,我部分采纳了专家的建议,对十分晴朗日子里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的阳光,也注意回避。但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使用防晒膏,那不是人原本需要的东西,我甚至怀疑那油脂是否会多少阻塞汗孔,减少排汗。但读者是否应该使用防晒膏,仍望根据自己的习惯而定,我太太和女儿就仍常用。

多数人很少有闲余时间每天一个小时专门坐着晒太阳。因此,可以尽可能把这一个小时与自己的其他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这样就不用停下其他工作专门去晒太阳了。我是每天早晨散步30-40分钟尽可能安排在太阳出来以后,送女儿们上学不再开车,几趟来回约20分 钟,然后就是厨房通往后院的门随时开着或者可以随时很方便地打开,只要天气许可,能在室外做的事,就尽可能在室外做。如吃饭,我同女儿们就经常搬着饭碗跑到后院里,不再计较要规规矩矩坐在饭桌上的传统。夏天打理花园草坪也是极好的晒太阳的机会。我以前总觉得护理花园草坪是个负担,浪费时间,但自从生病以来,草坪和花园越来越漂亮了,因为一看到外面阳光明媚时就按耐不住要到前庭后院去折腾一会。

冬天不能开门去前庭后院,但午后太阳仍能照射到我们的厨房和我睡房的床上。我就在厨房晒太阳,或中午午睡醒后把窗帘打开躺在床上晒一会。加拿大冬天的室内温度都不低,躺在床上晒太阳时,我常把两腿、肚皮都露在太阳下,真是舒服极了。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书(头和书均须不在阳光下),一边感叹:神创造的自然,真是美妙,我为什么以前就不会享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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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改变了我们什么:晚睡

晚睡:

该节的标题本来是用 “熬夜”两个字的。但后来发现有人晚上十二点、一点睡觉却认为自己是晚睡而不是熬夜。因此这里也改用了晚睡二字,免得我们顽固的现代人有人晚上十二点以后才睡觉,但看到熬夜二个字后,还认为本节的讨论与他无关。

现代化文明对我的第二个最大改变,就是睡觉时间越来越晚。

小时候在没有电灯的乡下,大人在天黑前夕收工,回到家里大致是花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在油灯下吃晚饭和忙完家务,然后睡觉。因此,夏天大概是十点半左右,冬天大概是十点左右休息。我们小孩比大人,大概早一个小时左右睡觉。早晨大人是天亮起床,而我们小孩比大人大概又晚一个小时左右。

小时候跟着大姑妈,她做事慢在村子里是小有名气的。从我懂事起,她就不能从事农业劳动了,主要是在家里做家务。但她每天晚上还是忙到十一点左右才睡觉。比白天要下地干活、收工回来才能忙家务的人还晚睡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因此大家断定她是做事慢。用我们家乡的方言说,就是做事很摸。现在回想起来,真感叹时代的变迁——十一点左右睡觉就算摸了,要是现在,大家一定会把她当早睡的模范。

现代文明对我们晚上入睡时间的改变,大致可以分为电灯、电视、计算机三步曲。这三个东西是循序渐进逐个来到的,把我们现代人晚上的休息时间推得越来越晚。记忆中有电灯以后,睡觉时间略晚了些,但变化还不算太大。因为在家里没有娱乐,也没有家务之外的其他工作可做,不会太晚睡。后来有了电视,把娱乐带入了家庭。记得开始时电视节目还同大家习惯的作息时间基本一致,十点半电视就同大家再见,就结束了。后来节目结束越来越晚,再后来又有了有线电视,一天24小时不停。许多人在这种变化中不知不觉睡得越来越晚了。记得生病前我喜欢看的一些电视连续剧是晚上九、十点放一次,然后在午夜十二点、一点重播。九、十点钟时工作、家务还没忙完,因此多是午夜后再看重播的。

但让我持续性晚睡,形成习惯的,还是计算机。如果说电视是把娱乐带入了家里的话,计算机就是把工作也带入了家里,如果不自我节制,不管多晚睡,在家都有事可做了。我工作中最早使用计算机是八十年代中期。那时还没有自己的计算机,我在大学,系里有一个计算机房。我博士学位论文中设计了一个计算机模拟模型。因要用机的人多,我那模型运行一次又需要八、九个小时,因此,我一般都是晚上去上机,一个通晚,第二天早晨回宿舍睡觉。199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时有了自己的第一台手提电脑。从那以后直到生病,就很少晚上12点以前睡觉了。

大致是从1998年开始,因工作的关系需要较长时间上网。那时还没有宽带高速上网,晚上11点前上网不仅会占用电话线,而且速度也很慢,因此经常是晚上11点后才开始工作,开始上网。那时候我大女儿两岁左右,她很喜欢同我在一起,因此她也是11点前不睡,11点后我开始上网时,她经常是自己把她的小被子铺在我的计算机桌子底下,抱着我的脚睡觉。

从时间上讲,在中国读大学时,学校是晚上统一熄灯,早晨是统一高音喇叭起床,因此生活还比较有规律。自读硕士研究生考试,宿舍不熄灯了,后来要上的课也很少了,作息时间越来越自由,开始常晚睡晚起,后来变得越来越经常。到1991年有自己的电脑可以在家里工作后,加之不要坐班,十二点以后睡觉就变成了固定习惯。2005年从新闻报道中得知,中国的大学对本科学生也取消了统一熄灯和起床的做法。我知道那是符合现代人“民意”的做法,会被看成中国走向更现代化、更自由化、更与西方接轨的行为。但我的内心却充满了忧伤,这不仅意味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与西方接近,而且也意味着癌症等文明病的发病率,也必将越来越高,越来越与西方接轨!

现在回忆起来,觉得最不可理逾的是,我生病前几年常同人谈起自己晚睡的习惯,一点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一点也没有意识到晚睡在深深地伤害自己。好象自己习惯晚睡,就象有人喜欢喝茶一样,一个习惯而已。我甚至在癌症手术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还没有意识到晚睡曾对我的伤害。后来从书上看到说熬夜比抽烟、酗酒对身体伤害还大,看到常上夜班的人比普通人高很多的癌症发病率数据,得知熬夜会使体质变酸性而癌症病人的体质几乎都是酸性时,才开始去反思。

现在我每次想到这里,会想起耶稣求神赦免钉他十字架和羞辱他的人时说的一句话:“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我们自以为聪明的人类,经常在做些自己“不晓得”的事,甚至包括伤害自己。但从知识的角度讲,我们应该说是都知道晚睡、熬夜不好的。中医很早就知道一天12个时辰分别对应着12经络的运作,知道晚上9-11点是免疫系统工作的时间,11至凌晨1点是骨髓造血的时间,1-3点是肝脏修复的时间,需要休息。现代西医也揭示了类似的一天24小时身心状态变化规律。我小时候大人们就常给我说:早睡早起身体好。

但在现实中,我们的心却是那么愚昧,明知是不好的事,却很少去思考,很少去节制。惰性使我们该睡的时候不愿睡,该起的时候不愿起;名利心使我们晚上常想加班工作;好享受性让我们又常想娱乐到深夜。我们的各种罪性都在带领我们抢占晚上本该睡觉的时间。而当我们经常晚睡时,我们对不好的东西的成瘾性就发生作用了,形成了晚睡的瘾。我们就把它叫成习惯了。

在我同癌症抗争、改变我生活习惯的过程中,改变晚睡习惯是最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一种痛苦。为什么呢?一是我们现代的社会,大家都太习惯晚睡了,晚睡已经是现代化生活的一个深深标志。只要你参加晚上举行的任何社会性活动,无论是教会的活动、朋友的聚会,还是听报告讲座,很少有十点半前能回到家的。还有,没有生病的家人可能不习惯早睡,朋友可能习惯性地很晚还来电话。总之,周围的环境随时都在引诱自己晚睡。就象过去中国抽烟的人说在中国很难戒烟一样,因为周围的人不仅在抽烟,而且还随时给你敬烟。

另一个方面是,自己二十余年的晚睡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当我开始早睡时,开始根本无法入睡。有时,数数数到了一万也不管用。从我决心改变晚睡习惯起,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我九点半上床,近十二点才能睡着,痛苦不痛苦?!之后,可以入睡了,但只要有任何声音就会醒,醒了就很长时间睡不着。或者因某个原因有一个晚上晚睡,后面接连的几个晚上就会又无法按时入睡。身体就象一个玩皮的孩子在对自己说:为什么昨天晚上可以晚睡,今天晚上就不可以了呢?

调整入睡时间近两年多后,早睡才终于基本成了习惯。晚上十点以后若还不睡,脑子就开始犯糊涂了,不象以前,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差不多是一天头脑最兴奋、最清楚的时候。睡眠也开始越来越沉。这是我很久很久没有了的感觉。1996年以前,我睡觉睡得很沉,睡觉效率很高。睡觉时谁都不可吵醒我,太太有时候吵醒我了,我就对她发脾气。1996年大女儿出生,后来又有了小女儿,两个女儿都是我和太太亲手带大的。有了小孩以后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睡觉要警醒,不能小孩要吃、要喝、要哭了,自己还在呼呼睡觉。因此,自从有了小孩后我睡眠就开始变得很浅,很容易醒。有时洗澡听着淋浴水冲出的声音,都仿佛夹带着女儿的哭声。后来女儿们稍大些了,不需要我睡觉那么警醒了,但已经形成的习惯却没有改变。

现在每次教会聚会,看着弟兄姊妹吃的是各类烧的、烤的肉,晚上十点半、十一点还不知回家,内心充满了难过,不知该怎样做才能让大家有所警醒,有所节制,不要象我一样,癌症上身了才开始反思。曾在多伦多的一份中文报上,第一版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愈夜愈美丽,愈夜愈风采:夜市来了,夜生活来了”(多伦多都市报,2006年8月4日)。只要看看这个标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文明病越来越普遍,癌症越来越多。文章中是这样说的:“当今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生活的品味,大多在夜晚。譬如酒吧、舞厅、卡拉OK、影剧、大排挡,还有人头拥拥的夜市。……法国人说过:一个城市的‘夜生活’质量是考察这个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大众消费取向和投资发展空间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我们现代化后的生活追求,自杀式的,有时真觉得不可思议。

实际上,多伦多的夜生活并不是华人开了夜市以后才有。白人先我们进入现代化生活,因此也当然先有夜生活。只是他们习惯泡的酒吧、舞吧之类的,我们中国人觉得不过隐。我们中国人喜欢吃,三更半夜不但要有玩的,还要有吃的,因此要有夜市,要有夜宵。半夜不睡,去玩去吃,身体能健康吗?我看到过几个港台得文明病人反思的文章,说其最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是晚睡、熬夜、吃夜宵。

其中有一篇是台湾台中圣教会的牧师的文章。她们全家都是十分爱主的基督徒。先是57岁的父亲肝癌过世。四年后,在外婆过世两星期后,才37岁、当了九年传道人、刚受聘美国教会、身体一向十分健康的小弟猛爆性肝炎突然去世。她自己也是长期失眠,靠安眠药入睡。这使她们全家觉得不可思议,觉得神太不公平了。大弟弟甚至因此不再进教会。后来他们才逐渐明白不是神不公平,是喜欢熬夜、晚睡、吃夜宵和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害了他们。

我深深地觉得熬夜、晚睡伤害了我,因此现在有机会就想劝说周围的人,劝说亲朋好友改变熬夜晚睡的习惯。但发现收效甚微,几乎改变不了任何人,包括我太太。现代人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来为自己晚睡辩解。基督徒会说为神的工作晚睡,神会保守;非基督徒会说要他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可能早睡。更多的人是说想改,但做不到。

但不管理由是什么,昼夜的存在、我们人体每天依时辰变化而变化的身体内的自然律不会改变。因此,我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建议:象我一样已经有病上身的人,最好是9:30分就去睡觉,最晚10点一定要睡。如果还没有病,那最晚也不能晚于11点。要形成雷打不动的规律,要让你周围的人都知道你这个习惯。这样既可以让他们理解你到点必须回家,也让他们逐渐意识到要早点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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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改变了我们什么:汽车和步行

汽车和步行:

现代化文明对我改变最大的第三个因素,是汽车。八十年代在中国大学里学英文,有一篇课文叫“America on Wheel”(汽车上的美国)。当时体会不深。到了西方后才发现那不仅是意味西方国家的汽车运输业发达,不仅是说人们出远门时交通方便,而更是对每个人每日生活的形容:跨出家门,就钻进汽车门。

现代人已经不只是把汽车当成一个交通工具了,甚至还有一份特别的情感。我周围的朋友对汽车的这份情感,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大家叫爱车型,就是喜欢高档 车,喜欢新车。实际上叫喜新厌旧型更合适。第二种是真正的爱车型,把车当成了第二个太太。愿花很多时间去维护它,车内也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第三种就象我自己,把自己的车当成是老朋友。我要是出远门连续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回到家关车库门前,常不由自主地拍拍车身,对它说一声:辛苦了。我不象喜新厌旧型那样喜欢换车,当时都是一个93年的佳美了,又不象第二种人那样把车内收拾得整齐干净,因此太太大概觉得不舒服了,几次建议我换车。我嘴巴没有说,但心理在想:七、八年朝夕相处,能说换就换吗(这章的初稿完成于2006年。2011年我们的佳美车报废了。但直到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全家都仍时常怀念它)?此外,还有第四种类型,不过在我的朋友中没有听说过有这种人,就是飙车族。喜欢开着车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冒着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

实际上,即使是生病后的今天,我仍觉得汽车是个很好的东西,带给了我们许多的方便,节省了许多时间,扩大了活动空间。问题不是汽车的错,而是汽车提供的方便与我们人的一个坏本性结合后产生的错。这个坏本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罪性中的惰性。这种惰性使我们有了自己的车以后,出门光想开车,脚只愿踏油门,不愿走路了。

我就是这样。我是2000年买车的,到2004年生病的四年多里,出门超过200米 我就没有是走去的。四年没有穿坏过一双鞋。尤其是皮鞋,穿着它就只要从家门走进车库,再下车后走入室内,穿了四年,鞋底还象新的一样。我很要好的一家邻居,住在同一条街,走路四分钟就到了,但四年里,我去他们家居然没有一次是走去的。自我们家出门穿过公园,走路六、七分钟就是一个购物中心和超市。开车要绕半圈,也要三、四分钟。在那四年里,我也没有一次是走路去那超市的。生病后我改变生活方式,去那超市再也不开车了,每次穿过那公园,有温和的阳光,有新鲜的空气,觉得好舒服、好感恩。

女儿们的学校也在公园边上,从我们家走路五分钟就到了。但我生病前送女儿上学,极少是走路的。我们开车去学校。女儿的学校把每周三定为WALKING TO SCHOOL DAY(步行上学日)。每次女儿们提醒我,我的答复都是:爸爸这么忙,那有时间WALKING TO SCHOOL?! 或因匆忙,或因学校附近的好几个入口街道都不可停车,我四年拿到的三张与车有关的罚款单,都与送女儿们上学有关。我现在极少再开车送她们上学,我们一起走路去。不仅享受着阳光、公园的新鲜空气,而且我们边走边聊天、交流思想,一切是那么美好。与开车送她们上学时的那种忙乱、紧张形成鲜明对比。我有时在想, 我们现代人为什么要等到生了癌症后,才懂得该怎样生活?

小时候在乡下,最佩服山里人走路,挑一担东西,爬山越岭,比我们空手走路还快几乎一倍。我住在大姑妈家时,到父亲工作的地方,要走一个半小时;到大故父工作的地方,要走两个半小时;到小姑妈家,则要走近三个小时。没有车,有时甚至大道也没有,只有乡间小道。我从懂事开始直到初中二年级,就跟大人们在这些路 上走来走去,留下了很多的记忆。后来在城里,在大学,如上所述,每天在宿舍、食堂、教师之间还是得靠双脚走来走去,但走远路的机会就很少了。印象里走路最 久、最远的机会是太太要我陪太逛街。每次一、两个小时走下来,真的好累,已经不如小的时候了。尤其在南京,我们常从南京大学南园后门出发,到新街口、中山东路、 太平南路,到夫子庙,再由中山南路回来,沿途商店不断,逛到家时累得趴下。

到北美以后,我曾最开心的是再也不怕陪太太逛街了。一是这里的商业中心多是点状分布的MALL,很少延绵不断的商业街,太太逛街的兴趣大减了。二是再大的MALL也空间有限,不用走很多路了。三是MALL里到处是椅子,太太进商店,我就拿本书坐在外面,多舒服。尤其是有车以后,更加不怕了,从家到MALL的这段路都不用我走几步了。心想还是北美现代化程度高,设计合理,生活舒适。但我生病以后才意识到,正是这种现代化,把我唯一的走远路的机会也给剥夺了。

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中,每天身体活动最为频繁的部位无疑是手和脚。奇妙的是,我们身体的结构,联系我们人体五脏六俯的12正经经脉,也全部或起于或止于手脚。尤其是脚,既为足三阴经(脾、肝、肾)之始,又是足三阳经(胃、胆、膀胱)之终,与五脏六腑的关系密切。加上奇经八脉,近20条经脉都汇集在脚上。中医称人有“四根”——耳根、鼻根、乳根和脚根,而其中以脚根为四根之本。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证实,人体内脏各器官,都能在脚底找到一个固定的反射区。在左右脚底把各反射区的器官画出来,恰巧是一个缩小的人形。这大概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知道人体需要经常的运动,因此把我们的五脏六俯同活动最频繁的手脚联系了起来。但是我们现代人,在现代化、机械化发展下,连手脚活动也越来越少了,变得手不能提,脚不愿走了。这能不伤害我们的身体吗?

汽车对我们身体的另一个影响是呼吸的空气。这点我还要在下面再讨论。我现在仍然喜欢汽车,对我的汽车的感情没有变化。但我也立下了一个规矩:十分钟走路(单程)能到的地方,决不开车。这不仅针对我,也包括我不会开车的家人—-太太和小孩,一视同仁。如果某天体力活动不够,时间也还充裕,则提高为二十分钟,但这点就只能要求我自己,不能要求太太和小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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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国医生薪水为什么这么高?轻而易举超50万加元

加拿大医生薪水为什么这么高?
在北美和欧洲,医生的收入高是一个事实。

在加拿大,一些专科医生的年薪轻而易举地超过50万加元,而收入最高的群体,也就是大约10% 的专科医生,年收入达到将近一百万加元。

根据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把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都加在一起,加拿大医生一年的平均净收入差不多高达25万!

加拿大温尼伯大学的经济系教授休·格兰特(Hugh Grant) 和耶利米·赫尔利 (Jeremiah Hurley) 星期二在卡尔加里市公布了他们为卡尔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进行的这项研究。

他们的研究发现,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加拿大医生的薪酬平均每年增长大约5%,在2010年,加拿大医生的平均净收入达到每年24万8113加元,是普通加拿大人的五倍之多。

医生的报酬不但高,而且每年都在以不小的幅度增长,与此同时,加拿大各省政府却在为医疗经费不够而头疼,而挣扎。

于是,社会又开始辩论一个老问题:医生的薪水为什么这么高?

医生的高薪受到质疑

在加拿大,学医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从进入医学院,到学习完毕实习,最后成为医生,需要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医生拥有独特的专业知识与技术,因此也就享有独特的报酬与地位。

然而,有人认为,医生的短缺也起了一定作用。

温尼伯大学教授休·格兰特说,十多年前,加拿大出现医生短缺,需要做手术的患者往往要等上很长时间,这种情况把政府都给吓坏了,由于害怕医生短缺,政府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增加医生薪水,增加医学院的招生人数。

他接着说,我想现在大多数人都会承认,医生的短缺程度被严重夸大了。 加拿大家园论坛

格兰特表示,今天,加拿大有大量的医生在流动,而且也不再出现大批医生跨过边境,涌往美国工作的情况。他说,相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逆向流动,来到加拿大的医生人数要多于离开加拿大的医生人数。

休·格兰特认为,医生需要停止继续大幅度提高薪水。他说,一些省政府,包括安大略省和阿尔伯达省的省政府在内,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在这个方面采取对策,然而,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年内,省政府与医生之间将有更多的冲突。

格兰特说,如果医生协会要保持自己的专业自主性,他们将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

医生协会的不同观点

阿尔伯达省医生协会对卡尔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研究报告持不同观点。

该协会主席迈克尔·吉弗瑞 (Michael Giuffre)说,上述研究报告所使用的数据中有一些是过时的数据,比如阿尔伯达省的医生最近两年就没有涨工资。

他批评上述报告过于简单,没有反应医疗保健系统的复杂性。

迈克尔·吉弗瑞说,我们在20年的时间里对医生的收入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跟踪,并与物价上涨指数进行了比较。如果把医生的工资增长幅度与护士的工资增长,与理疗师、职业病理疗师的工资增长相对比的话,随着时间的过去,所有医疗专业人员的工资都在增长。从增长幅度上看,医生的薪水增幅与消费物价指数的增长相当接近。
他接着说,在加拿大的大多数省份,医生的人数仍然不够,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

阿尔伯达省医生协会主席迈克尔·吉弗瑞表示,我认为,大多数患者会说,他们宁愿有医生,而不是没有医生,医生短缺仍然是一个问题,不仅在阿尔伯达省,在其他省份也是这样。各省为吸引医生设立了具体的鼓励方案,例如阿尔伯达省就有对医生的特殊鼓励方案,目的是吸引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到这里来工作。

对于休·格兰特教授来说,他希望新的研究报告将能有助于各省政府在制定健康医疗政策,在医生报酬问题上与医生进行更多的谈判。

(赵黎制作)

2013-07-31 来源: RCI 作者: 赵黎

现代文明改变了我们什么:体力活动

体力活动:

随着现代文明的电气化、机械化、办公室化、计算机化发展,现代人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少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时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现在已经不只是知识分子是这样了,城市里的人,绝大部分都已经臭老九化了,都肩不用挑,手不用提了。实际上,即使是知识分子的工作,也更加变得越来越不要体力了。我父母辈的人小时候写字是用毛笔,字要写得刚劲有力,很需要手腕力。尤其写大的毛笔字时,要气沉丹田,手腕、手臂甚至全身用力。我小时候有位老师,毛笔字写得很好,他说他练字时常在手腕上掉个称砣。到我小时候,有了钢笔,写字只要几根手指头用劲了。

而现在我坐在这里写东西,已经计算机化了,只要轻轻动动手指尖就可以了。这还不够,一、两年前读一篇讲李开复从微软跳槽到GOOGLE的文章,说他在微软的主要研究就是语音系统,想让以后写东西,手指尖都不要动了,只要窝在沙发里动动嘴巴皮就可以了。哦,不知道我们人类的文明再过几百年会发展到什么样。也许那时候每天可以睡在被窝里,只要动动脑子、动动嘴皮、最多还按按遥控器,就什么事都做成了。八十年代在中国读英文,有一篇课文就是说,将来连做家务、带小孩之类的事,都可由机器人来承担。

现代城市里,绝大部分人每天很少须做体力活。尤其是室外体力劳动,是更加稀少了。这点用不着讨论证明,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我想谁也没有能力对此做多大的改变。我们人不仅本能上喜欢轻松,不喜欢体力劳动,而且除了少数职业性的体力工作外,现代化生活里也确实没有多少力气活可做了。我生病疗养时,常很想有机会做点力气活,哪怕是每周一、两次,每次一、两个小时也好。但发现很难找到强度上能让自己出身汗的力气活。因此,我只得改变思考方向,不勉强去找体力活做,而是从体力劳动越来越少的事实出发,去思考该采取什么样的补救措施,以维持身体健康。从这个角度,我开始审查思考现代保健专家们的保健建议。

每日运动。现代保健,我想大家最常听到的建议,一定是每日保持一定的基本身体锻炼,比如跑步、散步、打球、打太极等等。平均每日至少三、四十分钟。如上所述,我反思检讨自己的生活方式时,使用的原则是思考人原本的自然生活该是怎样,而现代化文明又改变了哪些。应用这个原则去看每日运动的建议时会发现,现代化生活以前的人类是很少每天为健身而专门运动的。小时候生活在中国乡下,从来没有人只是为了锻炼身体而去跑步、散步。那时在乡下的小学甚至都很少体育课。因此,我接下来就想,为什么以前的人类很少需要这种运动,而现在却如此被强调呢?有没有必要呢?如果从体力劳动越来越少的角度去看,很自然就得到了答案,知道每日运动对我们现代化人确实必要。

我生病以后的两年,真正让我过瘾的体力劳动只有一次。发生在2006年春我们家换木地板的时候。送地板的人准备将地板卸在车库。因连续阴雨,天气较潮,我请他帮忙放在室内一楼过道内。那是一位身强体壮的白人。他说除非我帮他一起搬,他才同意。就这样,他在车上卸,我在下面搬。一包木板八、九十磅,六十包我搬了四十二包。哇,短裤都汗湿了,直喘粗气,搬完后付钱写支票,手觉得抓不住笔了。但奇妙的是,在随后的几个晚上我不仅9:30上床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沉、特别香。一个星期后不仅肌肉的疼痛没有了,而且体内有一种冲动,想再有这样一次体力劳动。但是不可能再有了。我只能是每天坚持出门散步、打太极拳等。做这些现代文明前本来不必要,而现在却变得不可缺少的专门的健身运动。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西方文明下的许多人,增加运动的方式是去健身房或者买个诸如跑步机之类的东西放在家里,做室内运动。我甚至认识一些恢复中癌症病人也是如此。我2007年3月参加太太她们公司在波多黎哥举行的年会。会上有一位邀请的讲员,是医生、多伦多大学副教授、加拿大CTV电视台的医疗健康节目主持人。就是第一章开始提到的与我同日确诊为癌症的那一位。回家后迫不及待从图书馆把她生病后写的书借来读(Marla Shapiro,2006,Life in the Balance – my journey with breast cancer)。她是医生和节目主持人,生病后与我不同的当然是有很多做医生的朋友帮助。就是她的运动,也有专门的运动方面的医生指导。这位运动医生的第一个建议是,她化疗期间免疫力低,因此应将健身运动的地方从社区健身房转移到家里的地下室。

那时我也在化疗,我也知道很少病人的化疗严重得象我那样必须每次住院三天,并用双管的吊针机。但是,每次化疗后回到家里,最多休息一天之后,我就开始了每天约半小时的室外运动,即使在后来严冬的日子也没有间断。除了偶尔在家里打太极拳,我很少在室内健身!如在呼吸空气一节将要讨论的,室内的空气不管怎样,都不及室外的空气新鲜宜人。尤其是冬天暖气房或夏天空调房内的空气质量,与自然的空气很不相同,我认为不适宜剧烈运动时深呼吸的需要。在加拿大的冬天里还有一个我十分喜欢的运动,就是铲雪。即使是在化疗期间也没有间断。在生病以前尽管也得铲雪,但从来没有以此为乐过,觉得只是一项浪费时间的家务。

喝水。生病后读保健书,常见的另一个建议是喝水,说500毫升一瓶的水,每天至少要喝6-8瓶,不渴也要喝。而且最好不要暴饮,要随时喝。看到这个建议,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奇怪:神创造的人,体内需要水就会感觉到渴,不要就不会渴,这是人的本能,为什么不渴也要喝水呢?难道神创造的人,功能不全?不能准确反映自己体内的需要?

但后来反思自己的生活,发现自己从小到现在,生活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但每天的喝水量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小时候在乡下,尤其是夏天,天气热,每天又长时间或者在室外玩或者帮大人做农活,很自然要喝很多水。后来在中国城市里读书、工作,体力劳动少了,但夏天的炎热躲不掉,至少夏天每天仍要喝很多水。但九十年代初来到西方后,饮水量急剧减少了。不仅完全没有了体力劳动,而且还几乎再也没有经历过夏天的炎热了。在英国牛津和加拿大,夏天本来就少有炎热的日子,室内还到处是空调。在夏威夷、在威斯康星,夏天略热一些,但每天呆的办公室,空调温度低得身上起鸡皮疙瘩。记忆中从进入西方现代化生活以来,就再也没有过在中国常有的满头大汗、汗流浃背的时候了!汗少流了,水当然也就少喝了。

另一个方面,以前在中国,主要是喝茶,其次是白水和夏天的西瓜,但到西方后,牛奶和果汁的饮用量显著增加,喝水自然也就更加少了。从出国到1996年,我每天饮用的基本上是一半牛奶,一半水和果汁。96年之后不能喝牛奶了,就是果汁饮料为主,白水为辅,直到生病的时候。

当从保健书上知道水是帮助人体排除毒素的重要物质,而且牛奶和饮料不能替代时,我才开始重视起来。因此,现在接受了这个喝水的保健建议,每天尽可能让自己随时随地手边有水,尤其是在空调场所,特别提醒自己注意多饮水。同时,也开始尽量使我的饮水回归原始:尽量饮用白水。我完全停止了从超市买果汁饮料。即使是宣称100%的纯果汁,我发现也与自己用榨汁机榨的果汁味道不一样。而且自己榨的果汁,专家建议是立即喝掉。这意味着商店出售的果汁,可能通过了某种现代化手段的处理,才能存放那么长时间。

加拿大的自来水是符合直接饮用的规定标准的,因此很多人,尤其是白人,多是直接饮用。但我想可以直接饮用可能主要时针对水中的细菌含量而言,而为了杀死细菌,水在处理过程中加了许多的氯气,这是现代化以前的水中所没有的。因此,我将水用过滤系统过滤后装在一个容器里囤一个晚上,让氯气挥发。

早晨起来后喝一杯水是我生病以来坚持最好的几个习惯之一。我一般是喝的头一天晚上准备好的凉白开水。后来间隔几个月就患胃绞痛,在化疗结束后的约两年时间内,患过三、四次。最严重的一次还叫了救护车送到医院。但是,医生查不出任何问题。后来我试着把凉白开水改为温白开水,尤其是早晨第一杯水,是和体温差不多或略高些。喝茶也改为对胃刺激小些的红茶,很少是绿茶了。结果很好,胃再也没有那样剧痛过了。

腹式深呼吸运动。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的保健、抗癌书籍,常建议做腹式深呼吸运动(健康312经络锻炼法,祝总驤,北京出版社,2004;)。深呼吸被认为是有利于改善器官和组织的血液循环和淋巴液循环,加速有害有毒物质排泄。以及降低神经和血管的紧张度,加速肠蠕动从而促进食物营养吸收和残渣排泄。这个运动,我第一尝试之后就喜欢上了。

一是发现做腹式深呼吸时的感觉,同做强度较大的体力劳动时的感受几乎一模一样。比如用锄头用力挖地、用斧头砍东西、准备搬一个较重的东西,我们会怎么做?会先用鼻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用劲,最后用嘴吐气。而且主要是用腹部在运气。腹式深呼吸的过程也是如此。现代人体力劳动很少,深呼吸当然也就少了。而这个腹式深呼吸运动似乎刚好对此有所弥补。我常想,现代发明的不少健身运动,都自觉不自觉地是对我们现代文明下体力劳动减少的补偿。

我喜欢这个运动的第二个原因是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做,不管是站、走、坐、还是躺的时候,只要空气新鲜,随时随地可以做。所以很方便。第三个原因,它是对我言最有效的摧眠方法。当我不能入睡时,五分钟的腹式深呼吸常就可以帮助我安定心神,逐渐入睡。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觉得深呼吸有助排除体内的废气。

排毒。排毒这个名词,不仅现代化前的人没有听说过,我也是在生病之后才从书上知道的。最详细的要算《无毒一身轻》一书,作者是台湾的林光常。开始我对这个建议不以为然,现代化前的人从来没有要专门排毒的。但后来反思现代文明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仅觉得有必要,而且也感叹我们人类确实有些小聪明,在现代化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身体改变得不同过去时,能很快多少想出些亡羊补牢的补救办法。

我们身体对体内废物的排除,我想主要有四个途径:大便、小便、皮肤、和口。现代化生活方式对这四个排毒途径,都是减弱了。大便是因吃各种精粮,饮食中纤维的减少,而减轻了对肠道内的排毒。小便是如上所述因饮水量减少而使小便量和排毒量也相应有所减少。口腔主要是通过呼吸过程中的呼气而排除体内的废物。现代人体力劳动很少,深呼吸当然也就少,因此呼气的深度和强度都减弱而减弱了口腔的排毒。

口腔还有一个排毒作用,就是吐痰。现代文明反对随地吐痰。这本是好事。但我发现不少人在“不准随地吐痰”规定下,不知不觉变得不吐痰了。我自己就是这样,来到西方后不仅不随地吐痰,而且根本就很少吐痰。喉咙有痰,在没有咳之前,就有意无意往下咽了。我现在有时去卫生间不是为了大小便,只是为了吐痰。但生病以前很少这样做,觉得那样太麻烦了。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还是皮肤排毒过程的变化。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思考,我觉得这是上述四个排毒途径中变化最大的。小时候在乡下,皮肤排出毒素的常见方式至少有三种:汗、扉子、疖子。记得我姑妈她们那时就常要年幼的子女给她们刮扉子。现代西方城市人,夏天很少经历炎热,体力劳动又少,稍热一点还要开空调。因此,不仅汗流得很少,扉子和疖子则更是听都很少听说了。我两个女儿生在北美,长在北美,至今还没有见过扉子和疖子,想象不出那东西象什么模样。扉子和疖子熟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顶部发黄,灌脓,就是毒素。现代人不流汗,不长扉子和疖子了,却长皮肤癌!这不流汗、不长扉子、不长疖子同皮肤癌之间是否有什么关连?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我总觉得说太阳紫外线是现代人得皮肤癌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对紫外线的冤枉。否则,解释不了为什么现代文明前从早到晚在太阳底下劳作的农民不患皮肤癌。

2006.10.13看新时代电视新闻报道,说香港现代流行洗肠排毒,结果导致不少人的身体不适甚至生病,专家和政府只好出来呼吁民众,洗肠排不了毒。肠壁会粘附毒素?象烟囱一样要隔段时间打扫?神创造的人,肠壁从来不会这样。我即使是癌症晚期时做肠镜检查,不信你去做个肠镜看看,保证你的肠壁是鲜红、干净的,即使上面长有息肉、肿瘤,那也不是沾上去的,洗是洗不掉的了。

总之,从现代文明下体力劳动减少的角度去思考各类保健建议时,就容易想通了,也更有智慧去判断哪些是我们确确实实需要的保健措施。我们需要每天一定量的室外运动,需要多喝水,需要多吃杂粮和纤维食物,需要阳光和流汗。最好还能偶尔累得喘喘粗气,否则就只好做腹式深呼吸运动了。但是,我们人体本来根本就没有的或本来就不需要的,若有人说可以凭现代科技来帮你做,以达到保健效果,你就有特别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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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改变了我们什么:冷暖气

冷暖气:

这里我分两部分来讨论。先看看我们现代文明人对使用冷暖气的观念,然后才讨论冷暖气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我总觉得冬天北美的出租公寓,把我们现代人的奢侈无度与罪性暴露得淋漓尽致。我2006年10月15日,是星期日,下午教会崇拜后去一位朋友家,他是租住的公寓。窗户均已打开,但室内温度仍至少在摄氏25度以上。他父亲在这里探亲,住了三个月。我询问他是否习惯这里的生活,他居然用了近十五分钟的时间抱怨室内暖气温度的过高,让他最不适应,怀念在中国暖气较低、午夜关暖气、早晨6点开暖气的日子。

我在美国时也曾有三年住公寓的经历。是在北部的威斯康星州,冬天室外的温度很低。但室内暖气高得白天我们也得常把宿舍的窗户开着。即使如此,房间里的温度仍高得穿短袖T恤,光脚或只穿袜子。由于温度太高,室内空气异常干燥,每天拿一个容积约两公升的盆,泼至少两次水在房间的墙上和没有地毯处的地上,每次一盆。就是这样,仍干得鼻孔内每天是血疙瘩。大女儿出生时,我们就住在那公寓。坐月子不敢常开窗,加之刚出生的婴儿,手脚要包裹才睡得比较安稳,尽管我们用的是只比布略厚的方巾包裹她,仍很快就热得口腔上腭长了一个很大的火泡。医生建议把母奶挤到奶瓶,放入冰箱,给她喝冰凉的奶。从那以后她就一直要喝冰箱刚拿出来的凉奶。一岁前是母奶,以后就是牛奶,直到十岁常闹肚子疼,就再也不喝牛奶了。现在我才意识到这个在现代文明指导下的医生的建议,怎样伤害了我女儿的身体。

美国和加拿大,人口只占世界的5%左右,却用掉了世界30%左右的能源。怎么用掉的?不要以为是工业发达,主要用于生产了。工业的能源消费仅占30%左右。交通和建筑物内用能源分别约占30%和40%。交通用的能源中相当大的部分又是被私人汽车用掉的。因此,我们的房子和汽车消耗了这个社会一半以上的能源。在这个奢侈浪费中,以出租公寓最为典型和离谱。北美私人住宅冬天室内温度本来就很高了,而出租公寓的还要高至少3-4度。为什么会这样?公寓楼多为整栋统一供暖,取暖费包在房租里了。房客是在用不要自己另外掏腰包付费的暖气,温度不高得穿短袖,光赤脚,就可能有人会抱怨。也可能个别的人真的是身体已经不能耐一点冷热了。而房屋管理公司则是怕抱怨,怕麻烦,情愿温度高得让人嘴里无话可说。我就深有体会。我有一栋出租的房子,控制温度白天比我自己住的房高2度,晚上高4度,但仍有时会遇到租客的各种问题和误解。这种时候,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调高温度。

我生病后的两年时常看香港传过来的新时代电视新闻。2005年时,先是有市民游行抗议电厂的一些改革措施,担心那会导致电费上涨。后来又看到另一则报道,说香港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夏天时的世界冷都。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香港的许多建筑物内,夏天是世界上空调温度最冷的。许多地方只有摄氏18、19度,甚至只有16度。北美办公楼等地方夏天的空调温度已经低得我起鸡皮疙瘩,已经远远低于出租公寓的冬天室温了,但居然仍不够世界冷都的资格。我只在香港转过飞机,想象不出冷都该是什么样的感觉。电视里是说夏天出门去商业大厦等地方,要带件夹衣。我想那大概有点象我岳母在加拿大探亲时夏天我们去超市的情景。每次我们进超市时,很喜欢逛商店的她情愿选择坐在车里等我们,因为在超市里她常冷得嘴唇发乌。2006年时,电视里说香港政府规定所有政府办公楼,空调温度不准低于26度,商业场所则建议空调温度不要低于23度。但没有商业单位做到了。记者就去采访一家卡拉OK厅,问他们为什么不照政府的建议做。得到的回答是,周围其他地方都在23度以下,他们调到23度以上,顾客会认为他们吝啬,生意没法做了。
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按我们人性自由选择不用自己直接掏腰包时,或者商业单位为了迎合人的本性时,我们不仅要用冷暖气抵御酷暑和寒冷,甚至还要把冬天、夏天室内温度颠倒起来过!我们一边在抱怨电费太贵、天然气费太贵、汽油价格太高,一方面却任由自己人性的选择,不愿有半点节制。我们现代人谈论起自己家里暖气时,有谁不是以开得越早、越高为自豪,为慷慨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富贵不能淫。这个“淫”不仅指情色上,也包括物质上的奢侈和无度。这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和期望。现实中我们现代文明下的人,有谁富足(还不要说富贵)而不淫的?没有。只有程度的差别。这包括我自己。
现在来看看冷暖气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应该说还很少,如空调病、空调综合症以及我们以下的讨论多是直观可见的,但对我们身体深层次的影响仍较少研究。例外的例子如我们现在知道了冷暖气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很低、正电离子含量很高,这点我们将在呼吸空气一节中讨论。还有如体力活动一节中的讨论,我们也知道了夏天的热原本在我们人体的排毒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但冬天的低温对我们的体质和健康有什么影响呢?还很少研究。我是学地理的,只知道在现代化文明前,热带是世界上人均寿命和文明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为什么这样,没有看到过研究报道。
我这里就讨论一些直观可见的冷暖气影响的例子。首先来看看流感。我小时候在中国乡下,对有人患感冒并不陌生,但对一批人同时感冒,却是记忆中没有过的。那时候在小学读书,是乡下人最为集中的地方,但班上很少有人感冒不上学,更不用说两人以上同时感冒了。我在乡下的几年,就从来没有感冒过。后来在县城情况也变化不太大。我是七十年代末在省城上大学二年级时才有了记忆中的第一次感冒,开始听到有人说春天是流感季节。
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如果有人问我有什么最象中国文革时搞群众运动一样热闹。我会说是预防流感。每年流感季节来到时,电视、家庭医生、学校都会呼吁大家打流感预防针;图书馆、社区中心、医院等许多地方贴有不同地区免费打流感预防针的时间与地点安排;不同地区的购物中心、社区中心等地方常可见到等待打针的长队。这时大家见面的话题,也常与感冒、感冒预防有关。好不热闹。现在是十月了,今年的“运动”又要开始了,用“flu, toronto”两个词到google.com去查一下,可以看到政府、大学、医院、报社、电视台各类网站的抗流感专页。今天是24日,在市政府的toronto.ca网站已经有一篇日期25日的文章,标题是“米勒市长帮助抗流感”(Mayor Miller Helps Beat the Flu), 说市政府已同意今年流感季节从25日起在市内图书馆、社区中心、购物中心、政府服务中心等地方设立65个流感预防针注射所,呼吁包括六个月以上儿童在内的所有人,都注射预防针。尽管如此,绝大部分人每年还是会至少感冒一次。我女儿在学校,有时居然班上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因感冒不能上学。加拿大每年死于流感的人数是1500。是SARS死亡人数的几十倍,怪不得这么重视。
为什么会这样?根源就在暖气。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把多伦多的流感季节与中国的对比,然后去想一下,用不着做太复杂的研究。现在的中国我不知道,八十年代时在中国南方,大家说的流感季节是温度开始回升、万物开始复苏的春天。但在多伦多是什么时候,是每年的十一月到大约第二年的四月,这也正是我们暖气开放的时间。这本来是寒冷的冬半年,是自然状态下对包括细菌在内的万物生长都不利的季节。但我们温暖的室温不仅有利于病毒的繁殖,而且每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几乎每分钟都生活在这样的室内,相互交叉感染。有一次,有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冬天了,厨房居然还有很多蜢子虫,该怎么办。我一问知道他把室温控制在23度,于是说:你把温度调低些,一定会好。这是肉眼看得见的飞虫,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呢?冬天变成了流感季节就是最好的回答。
冬天过高的室内温度对流感还有一个促发机制。中医保健中强调冬天“寒头暖足”,这尤其是对预防感冒,十分重要。但过高的室内温度,却使我们现代人冬天的生活环境和方式刚好相反,是“暖头寒足”。这点我们等会再详细讨论。
再来看看人体温度适应能力的衰退。我在中国时,一直生活在长江以南,岳阳、长沙、株洲和南京。夏天没有冷气,冬天没有暖气。在我们家乡,冬天有相当一段日子室内温度在摄氏0-5度左右。在乡下时,偶尔还有家里的水缸内结冰的时候。夏天则至少有1-2个星期在38度以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国内评的三大火炉城市有南京而没有长沙。在长沙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夏天经常热得在宿舍里只穿一条三角裤,脖子上围条湿毛巾。后来太太在紧邻株洲的株洲工作,所以我们每年暑假是呆在南京避暑。那样的日子我们不仅过来了,而且还是很健康地生活过来的。现在在多伦多,我生病后克制了一些,但冬天我们室内的温度白天仍有19度,夏天很少用冷气,室内温度实际上也很少超过28度。但只要温度在17度以下,全家就都会喊冷,只要在26度以上,就一定会喊热得不行了。身体的温度适应能力已经只有十几度了。回中国探亲,夏天不敢回去,尽管那时小孩都放了暑假;冬天也不敢回去,觉得冷得受不了。太太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不知道那时在中国是怎么过来的,真是退化了。我知道我们这还算不错的。在我认识的不少人中,是室内温度低于20度就抱怨冷,高于26度就抱怨热,适应范围只有几度了。有一位朋友有一年2月回福建探亲,回来后居然被冻得满手是冻疮。伴随这种适应能力的变化,我们的体质有什么变化?真值得我们研究。
第三点要讨论的,是冬天高暖气室温下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与中医“寒头暖足”保健原则的对立。先来看看“寒头”。我是直到最近才知道这个说法,但感性上的认识却在生病后不久就有了。我生病以前家里冬天的室内温度白天晚上都是21度。生病以后,我开始调整自己晚睡的习惯。由于长年的晚睡习惯,开始早睡时很难入睡,很难有较深的睡眠。后来慢慢发现晚上室内温度低一点,觉得呼吸的空气清凉时,睡眠会更沉、更香。因此,我生病后不久家里冬天的室温就控制在白天19度,晚上17度。这个过程还让我们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两个女儿以前晚上睡觉有时会鼻子出血,尤其是冬天,枕头和床单上弄得大片血迹。我一直觉得可能是冬天室内空气太干燥和她们睡着后用手指挖了鼻孔所致,采取各种措施都没有太多效果。但当调低晚上睡觉时的温度后,意外地发现她们的鼻子出血基本好了。尽管偶尔鼻孔里仍有一点血,但两年多再也没有较多地出过血。
现在才知道,我的这些感性认识,中医在理论上早就总结出来了。认为头为诸阳之会,不宜高温,否则,不但对健康不利,甚至会导致疾病。甚至在中医治病中,也遵循头部宜寒不宜热的原則,溫针、艾灸等温性治疗只用於肢体和关节,头面部忌用。“寒头暖足”被认为既是中医泻实补虚的治疗准则,也是重要的养生保健原则。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两千多年前的帛书《脉法》就说:“圣人寒头暖足,治病者取有余而补不足也”。中医专家甚至建议,根据「寒头」原则,冬天坚持用冷水洗脸,既可增強抗寒能力,又能有效预防感冒。科学研究也发现,让头部溫度低一些可尽快进入梦乡,有助於安眠。与我的感性认识那么的吻合。可是,现代西方文明,冬天室内温度多在二十多度,又很少室外活动。因此除非自己特别注意,否则“寒头”的环境是不会有了。
再来看看“暖足”。我们中国人理论上应该是都知道脚保暖对健康的重要性的。一方面,如上所述,中医保健原则里早就强调“寒头暖足”,知道与“头为诸阳之会”相反,足部為阴气重地。《內經》就说:“阴並于下,则足寒。” 《備急千金要方》则说:“每年农历八月一日后,即微火暖足。”下肢最易受寒邪入侵,應注意足的保暖。“上病取下,百病治足”。现代中医也十分强调脚保暖对加强人体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加速体内有毒、有害物质排除的重要性。甚至有学者把足称为人的“第二心脏”。六十年代,我大姑妈的女儿结婚多年未能有小孩,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效果。后来有一位中医给她看病,说要治疗她的不孕,先要治疗她双脚发冷,并给她说了一个比如:撒在冷水田里的稻子,怎么可能发牙呢?我不知道那位医生具体的推理和判断,反正他是把那不孕症治好了。
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传统大众文化里,也很强调脚的保暖。我从小就常听大人说:寒从脚起。因此,冬天不仅将我们的脚穿得很暖和,而且每天睡觉前一定要洗个热水脚。民间历代相传的一个养生歌谣说:“春天洗脚,升阳固脱;夏天洗脚,暑湿可去;秋天洗脚,肺润肠濡;冬天洗脚,丹田温灼” 。中国改革开放后,就有个西方听都没有听说过的新行业。就是“足浴”。包括洗脚、泡脚、足部按摩等。赵本山还有个关于泡脚的家喻户晓的小品。有的地方卫生部门,如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还为该行业设有《上海市足浴场所卫生标准》(记者仇逸,新华网,2006-04-25)。
但到了西方以后,我把这一切都忘到九霄云外了。在西方冬天温暖的暖气室温下,我逐渐形成了在家里只穿袜不穿鞋的习惯,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我曾经是那么陶醉在西方化的现代生活方式之中:室内暖和得冬天也不用穿鞋,地面干净得穿雪白的袜子进卫生间也不用顾忌。我也习惯了不再洗脚,生病前卫生间甚至连可用于洗脚的盆都没有。来得及就洗个淋浴。太晚了?脱下袜子就睡觉。我知道在北美这种习惯的人不少。前不久有位朋友家来了一家租客。是夫妻俩带三个小孩,最小的才一岁。他们到后一边要房东开高暖气,一边则是全家没有一人在家穿鞋子。房东找来了五双拖鞋给他们。他们把鞋放到墙角,回答说:我们从美国过来,没有在家里穿鞋的习惯。我在医院化疗住院时,那也是冬天,却居然有病人光着脚、推着输液机在医院地上来回散步!
冬天室内的温度达20多度,空气温度确实是很暖和。但对我们的脚,若不穿鞋,走在地面上一定还是凉。因为地面温度应该比空气温度更低,就算也有20多度,仍比穿鞋保暖时与人体体温接近的温度低很多。因此当我们习惯冬天室内高暖气温度和不穿鞋时,我们不仅没有“寒头暖足”,而且刚好反过来了,每天是“暖头寒足”。我现在认为,这个习惯是在晚睡、缺少阳光、泛用汽车之后,第四个对我生病前的身体伤害最大的因素。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家二楼当时是地毯,那是化纤的,是正电离子很高的地面,更觉得如此。但这个习惯与我后来得癌症是否有关系?我不能证明,因为我不知道我畏寒与癌症之间,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因此这里只把我相关的病情发展列在下面,供大家自己去判断。

1999年冬:自己买了房子,开始习惯性冬天在室内不穿鞋;
2001年冬:偶尔觉得从胃和喉咙有冷气往口里涌,唱歌觉得喉咙痛和提不上气。因此几次谢绝了参加教会诗班的邀请。
2002年冬:经常觉得从胃和喉咙有冷气往口里涌,因此总想咳嗽,就象想把胃里的寒气都咳出来才舒服一样。到2003年2-4月,这种咳嗽已很经常,常按捺不住。那时正是SARS时期,对咳嗽很忌讳,因此印象特别深。
2003年7月:开始腹痛。
2003年冬:脚和腹部十分畏寒,在室内不仅恢复穿鞋,而且需要越来越厚的鞋。睡觉时脚和腹部需要另加盖一床被。到2004年春开始使用热水袋暖脚和腹部。
2004年8月:癌症确诊。

后来看到一个报道,说研究表明,脚与上呼吸道粘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神经联系,脚掌受凉可反向地引起呼吸道粘膜内的毛细血管收缩,纤毛摆动减慢,从而导致机体的抗病能力明显减弱,积压各种病菌,病毒就会乘虚而入,并大量繁殖,使人伤风感冒或引起咽喉炎,气管炎等。但我患的是肠癌,不知道脚长期受寒,是否对肠道也有类似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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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改变了我们什么:呼吸空气

呼吸空气:

中国大陆新移民到加拿大,第一感觉会觉得加拿大的什么比中国好?我想最没有异议的,一定是空气了。曾经在网上论坛读到一位对加拿大移民生活各方面都不满意的人的贴子,但说到加拿大空气时,他也只能说:那空气是好,但我们移民来不能就吃空气啊,那东西是空的。我无论在英国、美国、还是加拿大,也曾为这蓝天白云 和清洁的空气而陶醉。尤其是1998年春回国45天,才三天见到蓝天之后,感受更深。
但当我生病之后,当我仔细反省现代化文明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时,我的陶醉再也没有那么强烈。发达国家大环境的空气的确强过现代化程度较低的中国,但围绕每个 人、随时吸于体内的小环境空气呢?至少不象大环境空气那样令人陶醉了。我是学环境专业的,但现在回忆起来,无论在课堂还是书本上,讲到空气质量时都是讲大 气的污染和保护,而很少讨论在现代化生活方式下我们每个人实实在在呼吸到身体体内的空气质量有什么改变。因此,我这里不讨论大气的污染和保护,而是专门讲现代化生活方式对我们日常呼吸空气的影响。室外的空气保护很重要,是基础,但室外空气好还不能保证我们呼吸到肺里的空气就一定很好。
第一,如上所述,现代化程度越高,冷暖气使用的时间就越长。使用冷暖气就得关门关窗,因此这也意味着我们呼吸室内空气的时间越长了。以多伦多为例,从十一月 到第二年的四月,室内全屋都充满暖气,而且高达20-23摄氏度,甚至更高。因此,在这半年的时光里,几乎所有人家、所有建筑物,都永远是门窗紧闭。尤其是有车的加拿大人,在这个季节里,每天在户外的时间有多少?曾在一次我们教会的团聚中我问大家,十几个人中没有一个人平均每天在户外的时间多于15 分钟。只有我,生病以后每天外出散步,在户外的时间才超过这个数。换句话说,现代文明下的加拿大人,冬半年的几个月里几乎24小时都是呼吸的室内空气。把夏天开冷气的时间和在室内上班的时间加上,每个人每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呼吸室内空气。
我 九十年代初离开中国时,长江以南的中国南方冬天几乎没有人家里有暖气,夏天当然也没有冷气,一年四季室内室外的温度差不多。这意味着一年四季绝大部分时候均可打开门窗!即使冬天,至少在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是可打开门窗的。尤其是在更不现代化的乡下,有那家白天大门紧闭?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到加拿大后第一个冬天,不少人还保留有冬天开窗换空气的习惯。我花了很大气力才意识到这点。我有一个出租的房子,是2002年买的。房子比我们自己住的约小20%,但2002、2003年冬天的煤气(暖气)费却比我们自己房子高60-70%。开始以为是煤气表有问题,要煤气公司派人来检查。后来又怀疑是暖气炉旧了,换了新暖气炉。问题仍未解决。只好试着把装有中央冷暖气控制表的房间门锁上。这下问题开始露出来了。因为开窗后,其他房间的温度降了,但控制室的温度没有降,暖气机不做额外的工作,因此其他房间开门窗后下降的温度很长时间升不上来。
实际上,加拿大冷暖气装置的设计,空气过滤和交流都被考虑了,室内不会有太多的灰尘污染,偶尔的厨房气味也会很快自动消除。但是,现在人类才开始意识到无论 是冷气还是暖气房间的空气,无论怎样干净,都是一种负氧离子偏低的空气,而这种负氧离子偏低不仅不利于健康,而且不是靠开窗透气能改变的,因为进来的新鲜空气很快又会被冷暖气机改变。尤其是冷气房,如下表所示,其空气中负离子含量几乎为零。因此,在开冷气或暖气的日子里,需要每天到室外活动一定时间,呼吸新鲜空气,开门窗换气不仅没有太多作用,而且浪费巨大。

负离子含量分布表
森林、瀑布区 50000 Ion s/c.c.
高山、海边 5000
郊外、田野 700-1500
都市公园内 400-600
街道绿化区 100-200
都市住宅区 40-50
冷气空调密闭房 0-25

第二,封闭的公用建筑物。如果说住宅是在冷暖气开放的需要下才关门关窗的话,那么,现代文明下的非住宅公用建筑物,如办公楼、医院、商业大厦等,则是在设计上就几乎都没有可供打开的窗户了。无论在夏威夷、在美国本土、还是在加拿大,我所有的办公室、在医院的病房,窗户都是不可开启的。不管是两、三层的低楼,还是二、三十层的高楼,都是如此。尤其是在夏威夷,夏季28摄氏度,冬季26摄氏度,只要不在太阳底下,开着门窗,吹着自然的风,舒服极了。但是我的办公室却只能是永远窗户紧闭,门又是朝室内过道的,空气则被调低到身上起鸡皮疙瘩。而且那玻璃,从楼外看,象镜子一样把蓝天、白云、绿叶都映在上面,飞鸟永远分辨不清真正的蓝天、白云、绿叶和玻璃里的蓝天、白云、绿叶,因此一年四季不断有飞鸟头碰在玻璃上乒乓作响。我那时就经常坐在办公室的桌前,看着那窗户,听着那乒乒乓乓不断的鸟碰到玻璃上的声音,想着我们现代文明为什么设计出如此捉弄人、捉弄鸟儿、浪费资源的现代化建筑?真是不可思议。
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把这些建筑物的窗户设计为不可开启的。是怕开冷暖气时有人开窗浪费了资源?是怕忘记关窗风雨会损坏文件或设备?是觉得有了空气交流和过滤装置就没有必要有可打开的窗户了?我不知道理由是什么。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那些室内空气的负氧离子含量十分低、正电荷含量十分 高。正电荷含量高到什么程度?高到早晨到办公室开门,手碰到金属门把经常有触电的感觉,手会不由自主地被弹开,心脏猛跳得难受。几次之后,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开门之前 先用一个手指头迅速碰一下门把,一碰到就自己主动迅速地将手离开,比被动触回好受多了。另一个办法是,把外衣包在门把上开门。但不管是那种办法,我现在明白那都在慢性地伤害自己的身体。
第三点要讲的是汽车对呼吸空气的影响。现代人说到汽车与空气的关系,都只是想到汽车尾汽的污染。无论是环境保护书籍还是政府环保的宣传,都只讲尾气的污染。 西方国家对尾汽的检查和控制远比中国要严,因此似乎不会因文明程度越高,汽车对空气的污染就一定会越严重。但当我反思现代文明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时, 我发现汽车对我们呼吸的空气质量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这个影响甚至不比尾气的污染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小,但却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在现代文明前,我们出门多需要步行。即使在有了公用汽车但还没有普及私家车之前,我们出门也还得至少要走一段路程。为了抄近道,常还会走小道、走公园、走林间小道。每当这种时候,我们会呼吸到什么样的空气?是新鲜的、负离子含量较高的室外空气。但自从有自己的私人汽车以后,出了大门就走进车门。原本出门在路上的时间,应该是呼吸室外空气的机会,现在却变成是呼吸比室内空气更差的车内空气或汽车道沿途的空气。
而且,北美现代化的城市规划,否认中国的那种诸如住宅小区、庭院小区、被围墙分隔的单位区等与外界略有区隔的布局方式,因此不仅每家每户每栋建筑汽车都可以开到门前,而且绝大部分建筑和住宅都紧邻繁忙的交通车道。我的家就是如此,尽管在住宅区的内部,但家门前汽车仍川流不息,使门前白天没有不受汽车空气污染的时候。这点我们在现代文明的误区一章中会有更多的讨论。
把上述家庭室内、办公室内、汽车室内的时间加起来,如果还考虑室内娱乐、公共场所,室内健身房等,我们现代人还有多少时间在呼吸室外的空气呢?我身边的多数人,一年平均,每天不会超过半小时。现在该明白为什么我说,加拿大那室外的蓝天、白云、新鲜空气,并不代表我们实实在在呼吸到肺里的空气也肯定很好的原因了吧。我们要享受那新鲜的空气、享受那政府花了很多钱取得的环保成果,我们就必须每天有一定的户外活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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