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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papers on historical missionary records.

清末的岳州湖滨书院(2):教师

走向现代:海维礼夫妇与湖南 清末的岳州湖滨书院(2):教师 在岳州1909年《盘湖书院》和1910年《湖滨书院》手册中[1、2],列出了湖滨书院的付薪教员。包括六名正教员,六名助教员,一名图书馆管理员,和两名夜领班。因为当时的学生都是寄宿住校,因此有负责他们晚上生活与安全等工作的夜领班。 **** 湖滨学院正教员助教员 美国正教员:神道博士院主海维礼,秀才卜起尔,秀才雷克玉 中国正教员:秀才傅弼,秀才胡良左,秀才彭德基 中国助教员:张世秀,周宏达,李保山,文忠恩,晏福清,晏禄绥 中国图书管理员:张世秀 中国夜领班:胡撚藜,周少怡 **** 六名正教员中,三位是美国籍传教士,三位是中国籍。网上曾出售过一张归正教会在清末发行的“岳州湖滨学校胡教授和他的儿子”的明信片,应该就是这手册中提到的正教员“秀才胡良左”。该明信片中的湖滨学校是用的英文单词School的复数,而不是单词College,应该是也包括了在湖滨的女校,甚至可能是在盘湖书院(湖滨书院)成立以前,指在湖滨的男校和女校。 图一、归正教会在清末发行的“岳州湖滨学校胡教授和他的儿子”的明信片。“胡教授”应该就是后来湖滨书院的正教员“秀才胡良左”。 在海维礼191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湖滨书院的中国教师们和传道者[6, p.112]。照片的英文介绍中传道者是单数,因此照片中应有三人是教师,他们可能就是手册中的三名中国正教员。照片中教师们已经剪除了辫子,应是摄于辛亥革命之后和1914年之前。照片中右起的第二位可能是胡良左,而他脚前的男孩可能是图一中的他的儿子。 图二、海维礼1914年书中湖滨书院的中国教师们和传道者[6, p.112]。照片的英文介绍中传道者是单数,因此照片中应有三人是教师,可能就是手册中的三名中国正教员,右起第二位是教员胡良左。 外籍教员除院主(院长)海维礼外,另两位是卜起尔和雷克玉。据参考文献[3],雷克玉的英文名字是Horace R Lequear,1906年来到岳州。 卜起尔的英文名我还不能十分确定,很可能是William Anson Reimert。如果确实是他,那是另外一个悲壮的故事。据参考文献[4],Reimert于1902年圣诞节那天带着太太和三个月大的儿子抵达岳州。他在湖滨书院教社会学、政治经济和英语课程,同时还负责指导岳州地区的十所小学(归正教会在华容、临湘等地也办有小学),1920年时是湖滨书院的代理院长。1920年6月13日,星期天,有几位张敬尧手下的散兵要进入归正教会的另一所学校贞信女子学校找食物。陌生男子不可以随便进入女校,更何况是带枪的散兵。Reimert不同意他们进入,于是其中的一个士兵开枪打死了Reimert。教会的资料说他是因保护他热爱的学校而死[5]。留下了太太和三个孩子。 外籍教师除了这三位正式教员外,据海维礼介绍[6,p.125],还有不少其他传教士兼职或义务上课。傅克立(Jonas Frank Bucher)在1910年上半年因病被迫回美国手术之前,也在这里任教,这可能是为什么他的遗物中保存有1909和1910年的该校手册。传教士宝尔格(Edwin Allen Beck)自1910年秋起也在该校任教。此外,海维礼的太太海光中,雷克玉的太太、宝尔格的太太等均在书院里有担任教课,还很受学生喜欢。 有趣的是,三位外籍正教员,除海维礼外,另外两位的资历水平也象中国教员一样注明为“秀才”。据参考文献[3、4],卜起尔和雷克玉均是大学毕业,雷克玉的学历英文写的是A.B.,应该是学士学位。估计当时学校对中国教师的资历,将秀才与学士等同。 除了六位正教员外,还有几位助理教员(1909年时称副教员),他们都是学院里最高年级的学生(1909年为中斋三年级,1910年已升为中斋四年级),他们的职责可能类似于今天美国大学的助教,主要是为正教员提供助理性协助,但可能权力稍大,因为根据校规里的说明他们还可以协助正教员议定小考日期。学校有图书管理员一人,也是由高年级学生兼任。 每本记载了学校当年的教师名字、各年级的学生名字和课程安排,以及校规校纪。手册是一位美国商人在销售,他是从一位住进了养老护理中心的老太太那里获得的。老太太的外祖父是美国归正教会的传教士傅克立(Jonas Frank Bucher)。傅克立1906年到中国,先在岳州湖滨书院教书,1911年被派往沅陵建立朝阳学校并长期担任校长。因此,手册是来自傅克立的遗物。详见附录。 湖滨书院的创办由1901年4月美国传教士海维礼抵达岳州开办的英语班开始,1902年9月正式开设“求新学堂”,校址在岳阳城内塔前街。1907年2月迁往黄沙湾,定名为“盘湖书院”。1910年更名为“湖滨书院”。这就是当时湖滨书院的历史。 图0、1910年岳州湖滨书院手册 根据手册的介绍,大致可概括当时书院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 第五、学校的课程安排,无论是中(国)学还是西(方)学均远强于现代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蒙斋除三年均有的修身课程外,中(国)学课程还有孝经、论语、学庸、诗经、古文。中斋的中国课程除四年均有的修身、古文课外,还有书经、礼记、左传。正斋除四年均有的人伦道德、御批通鉴、掌故学课程外,还有左传、易经、周礼和经学大义。而且学校规定“如偏重西学而中学全不讲求者不得收录。即使西学稍佳中学不能随时并进,也不得升班”。按此要求,我们今天的中国初中、高中和大学学生的中国学知识均难以达到当时书院的升班甚至入学的要求。这是十分让我吃惊的,惊讶当时教会学校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远强于我们现代的学生。海维礼在他的书中说,因社会上有人认为教会学校不注重中国语言与文化教育,因此书院在这方面十分注重和严格。 西(方)学方面,除修身课和人伦道德课中应该中西均有外,西学主要集中在各年级均有的圣经课程,以及部分年级有的世界历史课程。对圣经有所了解的人均知道,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的教义书,也是了解西方文化的钥匙和优秀的文学著作范本。民国的不少文学家,如冰心、林语堂、老舍、曹禺等均受到圣经的深刻影响。英文课从蒙斋一年级开始,每学期均有,加之同外籍教师的长期朝夕相处,这可能是使得民国不少学生后来成为通融中西文化学者的原因。 第六、在科学课程方面,当时的中学生的物理学(格致学)和化学课程较现在的中学生要少,但在地学、生物学等方面的课程比现在的中学生要多和全面。数学(包括算术、代数、几何(形学)课程也相当多和全面。其他如卫生课、生理课、音乐课等课时的多少与现代类似。此外,还有一门叫作浅近论说的课程,各年级均有,但名称略有变化,这可能相当于现代中学的语文和作文课程,但我不能十分确定。 第二,湖滨书院的校园当时尚未与岳阳城区相连,在黄沙湾,距城尚有十二里,学生均寄宿住校。因此学校还雇有两位夜领班,负责晚上照看学生。这与当时传教士在中国办的众多医院、学校等一样,多是选择分布在城外的近郊。沅陵的朝阳学校也是在朝阳门外。这可能是为了避免在发展过程中对中国居民的影响,以免产生矛盾。另外,校规中说这样也有利于学生远离城市喧闹,安心学习。我父亲四十年代后期读中学,他说是自临湘步行几十里到岳阳黄沙湾读书,应该也是在这里。 图二、海维礼1914年书中的湖滨书院校园。[6, p.122] 图三、湖滨书院教学楼。建于1906年,由归正教会出资。海维礼回忆说当时担心资金不够,不敢动工,美国归正教会回电报给他们说“Go on”(动工)。[6, p.123] 图四、湖滨书院学生宿舍楼,建于1906年。由美国宾州归正教基督徒Hoffman夫妇捐建,为了感谢他们夫妇,该楼的英文名称叫Hoffman Hall(Hoffman楼,楼的中文名我暂未查到)[6, p.123]。 第三,当时湖滨书院设有蒙斋三年、中斋四年、正斋四年,共十一年教育。从蒙斋的课程水平,学校规定不允许蒙斋、中斋学生在校期间结婚,以及寄宿住校等情况判断,蒙斋应该不是小学,至少不象是初等小学,很可能相当于初中或小学高年级的水平。中斋相当于高中,而正斋相当于大学。在海维礼1914年出版的书中,他称蒙斋为Preparatory(预科),中斋为Academy,正斋为College(大学)[6, p.124]。Academy学校在现今的北美仍十分常见,是中学的最后四年,即初三和高中。在归正教会1929年的报告中[3]则说,湖滨书院之外,归正教会在岳州还办有两所初等小学和四所高等小学。因此,从各方面判断,当时的盘湖书院(湖滨书院)是包括有初中、高中和大学均有的学校,但没有初等小学。 第四、可能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现代教育尚处于开始阶段,社会上并没有达到高中和大学入学水平的学生可供招收,因此书院高中和大学均为本校学生自然升级,只有蒙学一年级是新招的学生,其他年级只有个别插班入校的。有中文文章介绍说,1910年湖滨书院增加了大学部。但从这两本小册子的介绍来看,1909年时书院的中斋四年级和正斋各年级有课程安排,但均无学生。1910年时,中斋三年级的学生已升入四年级,但正斋仍无学生。因此,1910年应该只是改了校名,由盘湖书院改为湖滨书院,学校的性质结构没有变化。 图五、清末盘湖书院高年级学生。照片来自传教士梁约翰(J Albert Beam藏)。 […]

清末的岳州湖滨书院(1):课程及校规

最近读到岳州1909年《盘湖书院》和1910年《湖滨书院》两本小手册[1、2],每本记载了学校当年的教师名字、各年级的学生名字和课程安排,以及校规校纪。手册是一位美国商人在销售,他是从一位住进了养老护理中心的老太太那里获得的。老太太的外祖父是美国归正教会的传教士傅克立(Jonas Frank Bucher)。傅克立1906年到中国,先在岳州湖滨书院教书,1911年被派往沅陵建立朝阳学校并长期担任校长。因此,手册是来自傅克立的遗物。详见附录。

一位传教士对五月初五驱邪张贴画的介绍

这画是1927年上海的一位名叫赫顯理的传教士寄往美国而保存下来的。尤为珍贵的是赫顯理在随信中对这张画的文化意义做了详细的解释。据赫顯理介绍,这画在当时的中国年销售量约5千万份,多印自江西的道教总部龙虎山。主要是供五月初五贴在门上,驱赶带来灾难与疾病的邪魔。大概与我们现代过年贴福字有些类似。江西离湖南很近,也许我爷爷过端午节时也曾买过这画贴在门上?!

中国最早的四位女留学生

在当时的中国,偏偏就有四位年轻的女子大胆地漂洋过海到美国的大学去学习先进的医学知识,毕业后还都做了报效祖国的女“海归”,以所学救助同胞,服务社会。这四位女子分别是金雅妹、许金訇、康爱德和石美玉。她们出国的时间是1881年至1892年之间。那会儿还没有大批留日留美的中国学生。所以,她们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女留学生。

几份有关早期上海基督徒决志、受洗的资料

早期在中国宣教的传教士有关的历史资料,如书信、日记、记录资料等,多被捐献保存在美国、英国、香港等地的大学图书馆。但也有例外。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宣教士帅福守(帅利,Edward W Syle)的资料。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位古董销售商从2016年12月13日至2017年2月16日分五次出售了与他有关的资料多达二百余份,包括书信、日记、讲道稿、财务记录本、歌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