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自我:人的第三罪性

认识自我:人的第三罪性

现代文明下发明的许多东西,如电、电视机、电脑、汽车、冷暖气、丰富的肉类供应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甚至舒适。它们本身应该说都是没有错,就像金钱一样,本属于中性。错误发生在这些东西与我们人的罪性相结合之后,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对这些东西的泛用。因此在讨论现代文明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先来看看我们人本性中的一些可能会影响我们健康和生活方式选择的罪性。

什么是第三罪性?实际上,人的罪性只有一个,就叫罪性,没有第一、第二、第三之分。我之所以称“第三罪性”,是指我们对人罪性的认识程度而言,也是为了这里讨论的方便。

在成为基督徒以前,我承认杀人放火、偷盗抢劫等违反刑法的行为是犯罪。但除此之外,其他的最多只能算人的一些缺点或一时一事的错误。因此,这里把违反刑法的罪定义为第一罪性。违法行为是罪,这是所有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会认同的。这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良知(common sense)。各国刑法对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规定可能略有不同,但大同小异。我从来没有做过犯法的事,因此在成为基督徒以前,我也就认为自己是个无罪的好人。

成为基督徒后,我认识到了自私、嫉妒、贪婪、怨恨、论断人、轻易发怒、恶念等没有违法但也能伤害他人的行为或对他人不善的意念也是罪,与违反刑法的罪只有程度上的差异,没有本质根源上的区别。在这里把这些行为或意念称为第二罪性。这是每个基督徒都承认的罪性,否则,就不是基督徒了。但不是基督徒的人,可能就像我以前那样不认为这是罪,而只是一时一事的错误。

当我不仅是基督徒,而且是一个患了癌症重病的基督徒时,当我意识到癌症是文明病,是生活方式病,而努力去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想不让癌症复发时,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人类的罪性还有一个更深刻、更隐蔽的表现。这个罪性既不会触犯刑法,一般也不会伤害他人,而只是或更多地是危害自己。因此这个罪性也常较易被人们所忽视、所宽容,甚至被当成习惯而接纳。如成瘾性、自以为是性、堕性、好享乐性、好名利性、苦难主义者性等等。

我在海外已生活了二十余年。若有人问我中西文化的最大差别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说是对人性认识的差别。中西社会的很多差别,追踪根源都会归结到这一点。西方文化相信人的本性是罪性的,从古至今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基于这种认识而强调人的平等,强调制度的建设,强调法治监督。中国文化对人性则比较乐观,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因此重视教育修养启发善性 ,重视对"错误思想"的打击控制,重视人治——盼望清官贤人治国。还将人按教养分为圣人、君子、小人几等。现代社会不这么分了,但潜意识里还是有领导、社会精英、平民百姓的等级差别。

为什么我们中国文化会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这个问题曾困扰我许多年。我们说儿童天真,不会说谎,但那只是大人说谎的事他们还理解不了,他们自己知道做错了的事,照样会说谎,这被实验的观察所证明[1],抚养过孩子的父母也不难理解这些;做过母亲的都知道,婴孩从认识自己的妈妈起就会表现出嫉妒、自私,不让自己的妈妈怀抱别的婴孩;玩具要让其他小朋友玩,好吃的要同他人分享,这些也都是父母在教育儿童时要不断重复的教导••••••。怎么我们中国文化却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呢?

后来才觉得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把罪局限在了上述"第一罪性"的层面。如果人的罪性真的只是限于违法的罪,我们也许确实可以说人是性本善。即使是《圣经》也说,神造人时把良知也放在了人的心中。这个"第一罪性"罪的冲动来自我们的心,若要把这个冲动转化为行动,我们的良知会阻拦。良知会让我们挣扎、犹豫、恐惧,只有少数让罪的冲动逾越了良知阻拦的人才会真的把违法的罪行出来。我们中国文化有时说这种人是泯灭了良知。实际上这种人多少也还是有良知,只是其罪的冲动欲望更大,良知已不能阻拦。有些人事后还常会被自己的良知所折磨。

但是,人的罪性反映在心、身、灵各个方面。我们的灵会自私、嫉妒、贪婪、怨恨、论断人、轻易发怒、自以为是、贪图名利……。而我们的身体有惰性、有对不好的物质或行为有成瘾性、有好享乐性等。当这些来自灵和体的罪性要表现出来时,若是会给他人带来明显而直接的伤害,在付之于行动前可能还是会经过我们的心,因此也可能会被良知所约束、提醒。但除此而外,这类罪性常是没有犹豫、没有挣扎就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尤其是来自肉体的一些罪性,如成瘾性,身体还会主动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强烈欲望要把它行出来。“第三罪性”中包含了所有来自肉体的罪性,同时也包含了一些对他人伤害很小或易被人所忽视的来自灵的罪性。

现代许多人都相信,富足是幸福的前提。共产主义甚至相信在物质极大丰富以后人就会变得无私高尚。但实际上,除非我们能认识到人的罪性,节制自我,否则,哪个方面过分富足,我们就会在哪个方面得到苦难,不会有太多例外。古代中国谁最富足?当然是皇帝。所以,皇帝是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态最差的人群。据张宏杰的《坐天下很累》[2],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的二百零九人,平均寿命仅39.2岁。人口学家推算,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除去出生儿死亡率,是五十七岁。皇帝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短了十八岁。

除去非正常死亡,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平均寿命低的重要原因。宋明两代政治秩序较好,皇帝大多善终,平均寿命也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两宋十八位皇帝,平均寿命44.6岁。明代十六位皇帝,平均年龄只四十二岁略余。从宣德帝到正德帝这祖孙五代竟然都在而立之年左右撒手人间,其中高寿的成化帝也仅刚过四十岁[2]。

皇帝最富足的是什么?与普通人相比首算是女人。皇土之上的美女,只要他要,没有数量的限制,奴才会把她们选入宫。因此,皇帝健康首要的问题是来自荒淫。局外人纳闷,酒和色“这两样事物确实很好玩,但也不至于好玩到让人丧命的程度”,因此推测皇帝好酒色大概是为了逃避“权力的沉重和规矩的森严”[2]。这是忽视了人的罪性。换成你我或其他正常男性,面对每晚送到床上并渴望幸宠的美女会无动于衷?会比过去的皇帝更节制?不要太过自信。

皇帝第二富足的是权柄,上至大臣,下至百姓,生杀大权,一言九鼎。因此,历代皇帝第二大的问题是残暴。残暴导致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张宏杰说帝王传记中近四分之一的有这类变态表现,“翻开二十四史的本纪部分,那些一开始使我们惊愕、恶心,后来使我们麻木、厌烦的发疯变态行为实在是书不胜书"。

皇帝第三富足的是舒适。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出门舆轿,入则高坐,台上一呼,阶下百诺。劳力的事,无论大小,一点也不要自己动手脚。与其他一些因素结合,带给皇帝第三大的问题是体质嬴弱。尤其是那些从小在皇宫长大的皇子皇女,早夭的比率远高于普通百姓[3]。

我们现代人在某些物质享受方面已经超过了过去的皇帝。面对这样的富足,我们能否比过去的皇帝有节制?这首先需要我们对人性的弱点有清醒的认识。因此,我下面就来扼要讨论人的第三罪性的一些具体表现。

自以为是性

当回头看我们的人生,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曾时常做些错事。为什么会做错事?因为我们当时认为那样做才是正确,或者至少我们曾相信有必须要那样做的理由。我们人本性上是倾向自以为是的,常觉得自己正确,不同于自己的观点难以理解和接受。我有时想,在这属世的世界上,大概只有两种东西让我们面对时不过分自以为是。一是数学,一是股市,任何的强词夺理都是徒劳。而最让人自以为是的大概是政治。再扭曲的观点也能说出个坚持的理由。

《圣经》中耶稣被釘十字架时,他求天父赦免那些钉死他的人的罪,“因为他们作的,他们不晓得"。我们人不仅对待别人时会这样,对待自己也会常做有害无益的事。当看到一些人做出伤害自己的选择,甚至可能陪上自己性命的事,我总对太太说,若有人有时做出亏欠我们的事,不要觉得不可思议,不要觉得不可原谅,我们人对自己都会常做出有亏欠的事,怎能期望对待他人总是正确?!

对待癌症也是这样。不仅我们自以为是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患上了癌症,而且在怎样治疗上因科学和医生还不能给出绝对权威的答案而需要我们自己也参与决断时,我们又可能做出自以为是的选择。这种选择如果是生活方式上的,我们可能又可以自以为是地辩解说自己的做法才是正确。因此,我们这里来看看自以为是的医治决断错误。一般的癌症患者在治疗中犯了怎样自以为是的错误我们无从知晓,举我周围遇到的例子又可能被一些读者自以为是地辩解说那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具体情况怎样,读者并不知道。因此下面我只举几位网络上大家都曾熟悉的患者,而且对他们医疗中的错误或遗憾也是由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好友,或医疗专家来评判。

乔布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肿瘤专家Ramzi Amri是这样评价乔布斯的治疗:他患的是一种名为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癌症,这种癌症通常比较温和,并不致命。其治疗失败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他难以驾驭的性格:乔布斯曾自行选择推迟规范的治疗,热衷于许多非正规的治疗。甚至在他选择了规范治疗后,仍然采取逃避的态度。最后在肿瘤复发期,乔布斯仍然选择将大部分时间投身于苹果公司,而任由癌症进一步恶化,拒绝任何科学规范的治疗。[4]

梅艳芳。她的好友刘培基说,她是在2002年12月6日告知他患了子宫颈癌。当时她选择中医治疗,主要是姐姐梅爱芳罹患子宫颈癌的治疗过程让她留下阴影。他在尊重梅艳芳的决定之后,先从北京请了一名姚教授到香港为梅姑看病,姚教授当时建议梅姑中西配合治疗,但梅艳芳担心西医治疗会让她中气受损影响唱歌,化疗会大量脱发影响仪容让她无法工作。之后他陪梅姑苏州、上海看不少中医,但效果不彰。后来她的肿瘤出血得很严重了,才接受建议转看西医。[5]

陈晓旭。生前好友、薛宝钗的扮演者张莉说陈晓旭放弃治疗的真相是:患有乳腺癌的陈晓旭当时拒绝西医的治疗,因为要接受西医治疗就必须动手术,但是陈晓旭不希望做手术,因为“她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完美的女人”,她不希望身上有什么残缺。[6]
于娟。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有一位专治癌症的神医后,于娟同另外两名病友一起放弃医院的正规治疗,到安徽农村接受神医的饥饿疗法。过世前不久,她在博客中写道:“我曾经一度犹豫是不是把下面的文字写下来,然而,我想若是不写出来分享给世人,那么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上当受骗,被谋财,被害命。”[7]

在互联网上还可以看到一些例子。患者常勇气可嘉,动机也善良,只是在自以为是的选择下做出了没有智慧的决定。癌症是那么力量强大地掠夺生命,而科学花了那么多金钱和努力却仍对它无能为力,这使得我们人面对它常显得乱了阵脚,显得那么渺小,有时甚至表现得幼稚可笑。无论是阅读专家的建议,还是了解过去患者的选择,各种建议、各种做法,五花八门。

甚至基督徒该怎样面对癌症,也是众说纷纭。我周围的基督徒癌症病患者,在有平安喜乐、有勇气面对癌症方面多做得比较好,强过没有信仰的患者。但在自以为是这点上,总的来说,同没有信仰的患者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表现的方面可能不太一样。例如谈到改变生活方式时,有的会说,一切是在神的掌管中,结果怎样神早有祂的安排。又有的会说,他那样生活是在为神做工,神会保守。也有的会说,为什么要那么看重自己的肉体呢?!那只是一个臭皮囊。还有的只简单一句话:没事,神会保守。

有趣的是,我们犯自以为是错误时,常不是在听取了不同的意见后的决断错误。相反,许多人这时是表现得极为自信,不愿同他人多谈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甚至表面言谈上还附和他人的观点,但内心已经坚定地决定了自己将会怎样做。因此,我们需要有知道该取舍什么、坚持什么的智慧,但在这之前,先要有开放谦卑的心,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坦率地同他人交流讨论自己的想法,警醒自以为是的本性。

惰性

惰性是指因主观或本能的原因而无法按照既定目标行动的一种心理状态。包括人的懒惰性和不易改变老习性、老做法、老方式、老思维等的倾向性。懒惰性较易理解,它也常与人追求舒适享乐的本性相结合,就如罗兰所说:懒惰是很奇怪的东西,它使你以为那是安逸,是休息,是福气;但实际上它所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

而不易改变的是倾向性,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经常遇到。比如我们刚到一个新地方,常会念旧,常会抱怨新环境的不适应。即使新地方比旧地方有城市比农村那样的优势,也难免会这样。又如我们基督徒,《圣经》要求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后就要学耶稣的式样,过圣洁的生活。当我们在教会听讲道时可能热血沸腾,立志要去行,但一转身又按自己的“老我”做去了。就像保罗所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面对癌症我们要改变生活方式时,也常会遇到类似的境况——立志要改,但不能坚持,很快就做不到。

我上面说惰性是“因主观或本能的原因”,实际上,网上我查到的所有定义都只是说惰性是因主观的原因。我们中国文化不太说人的本性是罪性,因此认为惰性象其他人性的缺点一样,都只是主观的原因所造成。但无论是保罗的感受还是我在抗癌中的经历都表明,即使主观上有非常良好强烈的愿望,惰性的本能仍时常不知不觉让我们按老我去行。

惰性反映在思想和行为两个方面。癌症是生活方式病,但具体的病因还不清楚,医学也没有绝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因此病人自己的思考反思和决定也就十分重要。但我们很多人很可能懒得动脑筋去仔细思想太多。而行为上的惰性则表现得更为广泛,一是思想上的惰性常会通过行为表现出来,二是思想上认同了还可能因为懒惰、因为习惯、因为缺乏毅力等原因而不能付之于行动或付之于行动了但不能持之以恒。这里举两个例子。

在加拿大,室内冬天开有暖气。当我们在一个暖气较高的地方呆长时间后,到暖气稍低的地方就感到冷,到没有暖气的室外去(比如散步),更是想起来就怕。所以加拿大冬天,会出门散步的人极少。一般只有养了狗的那群人,因为要遛狗,没有办法。调查结果也说北美养狗族身体最健康。我小女儿现在早晨出门乘公车上学,我总对她说:“等等,爸爸送你到公车站。”小女儿回答说:"爸,我已经13岁了,自己会注意安全。"实际上,我不全是为了她,而是因为我自己不趁送她的机会出门走走,当天的出门散步就会”忘掉“。我出门散步坚持最不好就是在她放假的时候,也许将来她上大学去了,我也需要养条狗。

同样,夏天较长时间在冷气或较凉气温中后,再到温度较高的地方,就会觉得特别的热。我和太太是湖南人,恋爱和婚后头几年多在湖南长沙、株洲和江苏南京度过。长沙、株洲夏天有多热?我和太太每年夏天是去南京避署!我们一直纳闷,为什么南京被评为”火炉“,长沙却没有?我们猜想也许是30年代长沙的重要性还太小,或者那时长沙没有南京热?不管怎样,反正夏天38、39度以上的温度无论在长沙,在株洲,在南京,都是家常便饭。但出国二十多年,在英国,在夏威夷、在加拿大,在美国威斯康星,不仅夏天不热,而且温度稍高就有空调冷气,因此,我们也就变得很怕热了,只要室外气温在32、33度以上,室内27、28度以上太太就直喊受不了。太太常说的一句话是:当年在湖南、在南京不知是怎么过来的?!我们至今夏天都不敢回湖南去探亲。

如本书开始时所述,这本书的写作我曾经终止了六年,主要原因是觉得我们人在自以为是和惰性下实在难改变,我写了作用也不大,改变不了什么人。我有时很纳闷:我的这些做法和感想让我胜过了晚期癌症,但却还是很难触动改变其他的人。人的这种不易改变的倾向性还会随我们的老习惯、老方式、老思维持续时间的增长和强度的大小而加强。因此我们常会表现出随着年龄的增加,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就会越来越定型,越来越难以改变。

面对癌症改变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我们都会遇到惰性的阻力。怎样对抗惰性?常见的建议是先要定下目标,然后要订出具体计划。这些当然很重要。但当我们明白惰性不仅是主观的原因,而且也是罪的本性所致时,我们应该明白有时采用一些外力的帮助也很重要。比如上述的养狗来督促每天散步。我没有养狗,但一是走路送女儿上学,二是规定走路十分钟能到的地方不开车,并把这个规定告诉全家每个人,大家都可监督我。所以把自己定出的计划告知家人或相关的人来监督自己也十分重要。否则,就会象中国历代的政治,出发点是良好的愿望,但没有有效的监督,结果总是当权者我行我素。

成瘾性

我们人的另一个本性是对许多稍微刺激点的东西或行为,常去做时就可能会上瘾。瘾这个词常被用于描述精神强迫或过度的心理依赖。是生理,或心理,或二者同时具备的一种依赖症。瘾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物质成瘾,是与某种物质有关,如:毒瘾、酒瘾、烟瘾、财迷等。另一种是行为成瘾,是高频率反复从事可能对其身心健康和社交生活有害的活动的一种强迫行为,如网瘾、赌瘾、官瘾、工作狂、购物狂、暴食症、偷窥瘾等。成瘾性显然比惰性高级了一个层次。惰性尽管让人产生不易改变老习性、老做法、老思维、老方式等的倾向性,但当你立下目标坚持去改时还不至于很痛苦。但成瘾性则是一旦你有了某种瘾后想戒除时,会痛苦不堪。

在医学认定的上述"瘾"中,烟瘾被认为是与癌症(肺癌)关系最大。我不抽烟,除了长期工作太努力以外,其他方面我的问题也不大。但是我却发现一个医学上还只是称为习惯的东西,至少对我来说已经是个瘾。而且对我身体伤害很大。这就是熬夜。医学从内分泌的角度认为晚上十一点以后睡觉属于熬夜。我生病前二十多年一直基本上都是晚上十二点到一点才上床睡觉,甚至更晚。在生病以前我也一直以为只是一个习惯而已,但当我生病以后试图去改变时,才发现已经是个瘾,因为:

a) 由于长期的习惯性熬夜,我的大脑晚上9点到12点变得特别清醒、兴奋。但正常人的身体状态这时大脑应该是开始进入休息状态。我现在终于改变熬夜的习惯后,也是10点左右人就开始犯困、犯糊涂。
b) 当我开始希望早睡时,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我是9点半到10点上床,但到12点左右才能入睡。戒除熬夜习惯的痛苦至少一点不亚于戒除烟瘾。
c) 在9点半到10点可以入睡以后的近六年时间里,只要有一个晚上晚睡,随后的1-3个晚上一定又旧病复发——又早睡不着,几个晚上后才恢复正常。

熬夜这个瘾,就像曾经的鸦片烟瘾、香烟烟瘾一样,"合理地"存在于今天社会上许多人的身上,而且越来越被当成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习惯。但我相信终会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会认识到它的极大危害,会号召大家象戒除烟瘾一样,戒除这个“习惯”。

好享乐性

怎样看待享乐?这可能是现代社会在人性认识上最为模糊,争议最大的问题。如何写这一节?我思考了三个月有余,仍觉得难以动笔。觉得很难理清前人的观点与行为,也较难令人信服地说明自己的理由。但抗癌的经历又让我明白,这点也很重要,必须有个说明。因此,现在决定用问答问题的方式来写,也许最为明了。

首先,让我们来讨论第一个问题,我们人是否有先天好享乐的本性?还是追求享乐都只是后天主观的选择?在我们中国,无论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都不太强调人的本性。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极大丰富以后人就会变得不懒惰,会自觉地各尽所能劳动;也会变得不贪婪,社会可以按需分配。我小时候在这方面接受的教育基本上都是把享乐看成是资本主义剥削阶级人生观来批判,对我们人是否有倾向趋乐避苦、享乐舒适的本能,极少讨论。

我的问题是人是否具有倾向享乐舒适的本性,而不是享乐主义。享乐主义是一种思想,是一种人生观,是一种主观选择,因此我们可以争论其对错,可以说自己不认同。但如果人有追求享乐的天性,就会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都会在每个人的行为上不时地表现出来。

那么,人究竟有没有趋乐避苦的天性呢?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很少人会给出否定的答案。无论是达尔文、弗洛伊德、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这是人的本性之一。德国近代哲学家费尔巴哈甚至认为,道德根源于人的“趋乐避苦”天性。我们常说早期的共产党人是艰苦朴素,不追求享乐的典范,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们有趋乐避苦的天性。他们的奋斗本身就是为了建立他们理想中的更幸福美好的社会,也即是为了结果的更快乐而在忍受暂时的痛苦。在他们奋斗过程中,在条件许可时他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尽可能快乐,有时甚至是放纵的享乐。如高岗就说他在生活作风方面的不良习惯,就是在延安时期一方面因生活太枯燥单调,一方面因战斗不断,担心自己不知道那天就死于战场,因此白天劳累之后,晚上就同其他一些领导一起去找女人,时间长了形成了一种嗜好。

即使今天,中国大陆还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主席是艰苦朴素、不追求享乐的典范。他在衣、食和财富积累方面确实没有太高的追求,但这只是他认为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事物的不同,不说明他没有追求享乐的天性。他喜欢坐火车,觉得火车比飞机能带给他更大的安全快乐感,因此他有专列,出行其他列车都得让路;他喜欢游泳,所以住宅里有室内游泳池,这即使是今天中国,也极少人能拥有;他喜欢人们对他的歌颂敬拜,因此全国各地到处都树立他的雕像,写着他的语录,人们戴他的像章,挂对他的忠字牌,背装着他的书的宝书袋;他不喜欢政治主张与他不同的人,因此他把他们打倒,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他在杨开慧还在世时已与贺子珍同居;将自己感到赏心悦目的女士调到身边当生活秘书;他还喜欢读中国古籍;喜欢作诗…。就是在衣食等普通事上,他也仍有他的乐趣和要求。他有专职厨师,他的厨师说他喜欢吃红烧肉,但小时候从家里的酱油作坊看到里面有蛆,因此,不吃酱油。没有酱油,红烧肉怎么做,厨师需要研究发明。普通人做白内障手术,最多几十分钟就搞定了,但他的白内障手术,全国最好的医生在他身边准备等候了一年,要等到他最开心乐意接受时进行。所以,我们至多能说他的乐趣所在,与他人不完全相同,不能说他就是艰苦朴素不追求享受。我写这些不是要批评、否定谁,只是说我们所有人,人性都一样,没有例外。认识到这点对我们下面要讨论的用什么样的行为对待享乐很重要。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历史现实中,主张享乐主义的伊壁鸠鲁却过着十分有节制的生活,而否定享乐主义、主张艰苦奋斗的我们却更奢华?伊壁鸠鲁(Epicurus)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他认为快乐是生活的目的,是天生的最高的善。他的享乐主义主张带给他的名声是如此之坏,以致英语中从他的名字衍生出了几个带有贬义的词:epicure (讲究饮食的人、享乐主义者)、epicurean (享乐主义者,尤其指追求感官享乐和奢侈生活的人,享乐主义者的)、epicurism 或 epicureanism (伊壁鸠鲁主义或享乐主义,尤其指吃、喝、感官的享乐) 。但现实生活中,他却始终行为高尚,自我克制。以致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丹尼·狄德罗说:“我们不得不指出,享乐主义者是少见的名声最坏而品德高尚的人”[8]。与此相反,我们的文化长期是反对追求舒适享乐,现代更是教育人民和要求官员要艰苦奋斗,甚至对人有趋乐避苦的天性我们也持否定态度,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腐败享乐主义的借口,认为给享乐松绑会打开潘朵拉魔盒。但在这美丽的教导下,我们的社会现实生活却是在吃喝风、贪污腐败、二奶三奶一夜情、高档消费、相互攀比等等上,不仅没有比他人更节制,甚至可能更奢华放纵。

这就引来了我的第三个问题:该怎样看待人的享乐倾向和该怎样行才能帮助人们过一个更有节制同时也是更快乐的生活呢?下面的表中简列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共产主义、伊壁鸠鲁享乐主义,以及基督教三者在对待享乐这个问题上看法和做法的区别。

文化类型
对享乐的看法与做法
中国传统文化及共产主义
享乐和享乐主义是剥削阶级的人生观,教育人民艰苦奋斗,不要追求享乐。
伊壁鸠鲁享乐主义
赞成享乐主义,但要节制欲望,远离政事,审慎地计量和取舍快乐与痛苦的事物,达到身体健康和心灵的平静。在追求短暂快乐的同时,必须考虑是否能获得更大、更持久、更强烈的快乐。
基督教
追求平安喜乐是人的本性。但人是罪性的,要认罪悔改,依靠圣灵的带领有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才是真正快乐的生活。

如上所述,用否定人的享乐倾向和教导人要艰苦朴素这种“堵”的方法并不能有效地阻拦人奢华放纵。甚至会促使在虚伪和无知下的更为放纵。那么,我们来看看伊壁鸠鲁是怎样在主张享乐主义的同时却又能选择过节制生活的。伊壁鸠鲁主张享乐主义,快乐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但是他认为,第一,快乐有短暂快乐和更持久的快乐之分,考量一个行动是否有趣时,必须同时考虑它所带来的副作用,为了更大、更持久、更强烈的快乐,有时需要放弃短暂的快乐,甚至选择暂时的痛苦。第二,除了物质和感官上的快乐外,还有身体健康和心灵平静的快乐。肉体的快乐虽然是基本的,但多是强加于我们的(即本能所需要的),心灵的快乐则可以被我们所支配,高于肉体的快乐。为了身体健康和心灵的快乐要谨慎地取舍其他的快乐与痛苦。第三,尽管伊壁鸠鲁不认同基督教的全能神,但与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基督教的看法相似,他也认为人的欲望并不总是好的,欲望的满足并不总是给人带来快乐,相反甚至有可能带来痛苦,因此需要节制欲望。

明白了伊壁鸠鲁的这些看法,我们能理解了为什么他能在主张享乐主义的同时却不奢侈放纵了吧?!他的不放纵不是为了艰苦朴素,也不是为了不放纵而不放纵,而是为了更大、更持久、更强烈的快乐。他认为带给他快乐的最重要的三样东西是友谊、自由和思想[9]。我们现代人想到享乐时,会说最重要的三样是什么呢?很可能是金钱、佳肴和美女。真不知与两千多年前的伊壁鸠鲁相比,我们到底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

我们再来看看基督教的看法和做法。《圣经》中与这相关的论述很多,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人有追求快乐的天性,也应该常常喜乐,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帖前》5:16)。“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箴言》17:22)。第二,人的最大快乐在于心灵的平安和喜乐。不反对物质的富有和欲望的满足,但物质和欲望只有带给心灵更多的平安喜乐时才会带给人更多的快乐。“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20:35)。第三,人的本性是罪性,因此人不能任由欲望的带领,忍耐、节制时常是必须的。第四,因为人的罪性,人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得以完全,只能求神的怜悯,认罪悔改,在圣灵带领下努力过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生活。这也是一个让人快乐的生活。要做到圣经所要求的圣洁快乐的生活并不容易,但圣经里还是不乏节制而又充满平安喜乐的人,如亚伯拉罕、约瑟、保罗等。

伊壁鸠鲁的观点与基督教的有几点重要的差别。第一,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生活的最高目的,但《圣经》认为快乐只是人的一个需求,不是人生的目的。就像人需要吃饭,但吃饭不是人活着的目的一样。第二,伊壁鸠鲁强调为了快乐远离责任和社会活动,《圣经》鼓励基督徒参与社会,让自己在家庭、在社会的参与中做快乐的见证。第三,伊壁鸠鲁的快乐追求中没有神的介入。他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不认为神是全能的,他认为神没有兴趣介入人间的事物。

作为基督徒,我当然更认同基督教的观点,但对这点更多的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畴,为了理清对快乐的认识,上面已经用了不少文字。如果读者还难以认同基督教的观点,至少应该努力象伊壁鸠鲁那样去看待快乐,要追求更大、更持久、更强烈的快乐,而不是任由自己肉体欲望的带领。对快乐享受的看法在抗癌中很重要,反映到我生活方式改变的许多方面,这将会在本书的许多讨论中看到。人的享乐倾向对抗癌也是一把双刃剑。努力快乐地享受生活无疑有利于康复,但同时我们也要明白我们的罪性,要节制不健康的欲望,为了更大、更长期的快乐,要可以愉快甚至感恩地迎接眼前的苦难。

受害主义倾向性(Victimism)

我们上面的讨论认为人有趋乐避苦的天性,人总是努力避免可能带来痛苦的事情,避免成为受害者。有趣的是,当一件不好的事情已经发生,并可能要承担责任时,我们又会努力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以便推卸责任,为自己辩解。人的这种blame-shifting(责备转移)本性,《圣经》记载的最早例子是发生在亚当偷吃禁果以后。当神责问他时,亚当不仅没有认错,反而对神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创世纪3:11-12)。把责任推卸给夏娃和神。

类似性质的例子,无论在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还是在我们的社会,比比皆是。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红卫兵领袖的行为给许多人带来了苦难甚至死亡,但至今极少人忏悔道歉,他们认为是在响应领袖的号召,认为他们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10]。日本人对二战侵略带给他人的苦难至今忏悔道歉的也不多,纪念二战时,他们更多是纪念广岛原子弹炸死了他们多少人,认为他们自己也是二战的受害者[11]。我们现在多认为德国对其在二战中的责任有较真诚的忏悔。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就没有受害主义者的倾向性。可能是因为他们受基督教的影响较深,对人的罪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战后追查责任时他们立法规定任何人不可以以是服从上级命令而推卸责任[10]。

提出victimism(受害主义)一词的是John Macarthur 1994年出版的《The Vanishing Conscience》(消失的良知)一书[12]。他在书中对这种罪性有相当详细的讨论,也给出了大量的例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详细阅读。他是一位基督教牧师和作家,思想深受圣经的启发和影响。

受害主义倾向性在抗癌过程中的反映,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反思致癌原因和生活方式时,我们很容易把责任归咎于如农药、环境污染、食品添加剂等社会原因,而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愿做太多的追究和改变的。因此,在我的抗癌历程中,我没有过多地思考农药、环境污染、食品添加剂等对癌症形成的影响。并不是我认为这些方面的影响完全不重要,而只是怕自己过多地把责任推给他人,却忽视了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变。

二是在治疗过程中,当治疗不顺利时,许多病人的第一反应是抱怨医生,认为是医生的失误或错误等导致了结果的不理想,而对自己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够,仍缺乏反思。一些病人甚至可以经常喋喋不休地讲述医生犯了哪些错误。因为对人性这种倾向的了解,尽管我当初的确诊被医生耽误了近一年,但我提醒自己全力以赴做好以后的每一步,不要抱怨医生已经过去了的失误。当然,我同时也提醒自己要帮助医生避免再次出错。我说服自己:医生每日的病人那么多,难免有出错的时候,而自己作为病人只留心照顾自己一个人,有时间和精力留心可能发生的错误。因此,后来第六次化疗后发生医生误以为全部化疗已经结束的错误时,我心中并没有怨恨,而是为发现和纠正了医生的错误而高兴,为医生们事先就将整个治疗过程告诉了我,让我能参与监督而感恩。

另外,也有些病人是抱怨周围的亲友对自己照顾不周。走出受害主义倾向性,是我们在抗癌中有一个谦卑、智慧、感恩的心的前提。一个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总觉得他人对自己没有尽责,总觉得自己患病不公平的人,会在愤怒和不满中失去平安和喜乐,失去谦卑和智慧,失去感恩的心。这对抗癌的不利,无论怎样高估,都不过分。每遇到或知悉这样的病人时,我内心总充满了忧虑,觉得如果他们不改变,可以肯定等待在前面的就是失败和死亡。因此,特别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望每位病友警醒。

好名利性

好名、好利、虚荣心,这些我们都比较清楚,上一章“放下一切名利”一节中对怎样对待抗癌与名利的关系也有了较多的讨论,因此这里不再多讲了。但有一点再强调一次,就是我们现代人对名利的追求,有一个比较好听的褒义词,叫“事业心”。我们说一个人追名逐利,大家可能都认为不对。但说一个人事业心很强,大家就可能反而会敬佩了。这就极容易蒙蔽我们。追名逐利和事业心严格讲应该是有区别的,两者可以是去做相同的事,但目的应该不同,前者是以得到名利为目的,后者应该有一个更好、更崇高的目的。但我们人的罪性使现实中我们的所谓事业追求,最后都是以名利为目的,不管言辞上说的多么漂亮。

无论怎样,不管我们说是名利还是事业,面对癌症,都应该放淡。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面子观念比较强,更应该注意。许多年前,我的高中同学给我讲过一个例子。有位病人做了肾移植。这种病是不能劳累的。因此他主要是在家帮助太太做料理家务等小事。但时间久了,邻居们闲话来了,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呆在家里享老婆福。他于是要争口气,争个面子,就工作去了。不久肾病复发,就过世了。

上面讨论了与抗癌有关的我们人性的一些罪性特征。对这些特征认识的应用将会反应到我们以下各节对生活方式的反思之中。

[1] 童言无欺?多伦多大学告诉你两岁童已懂说谎, 星岛日报 2013-01-25
[2] 张宏杰,《坐天下很累》, http://www.jguo.cn/article-18981-1.html
[3] 难逃杀戮 古代皇子皇女多夭折之谜,http://gs.cclawnet.com/qianguzhimi/06/gt08.htm
[4] 麻省总医院对乔布斯癌症治疗的评价, http://fashion.ifeng.com/health/disease/wenda/detail_2012_03/02/12916564_0.shtml
[5] 刘培基亲笔揭露梅艳芳病中记, (2004-01-06) http://stars.zaobao.com.sg/foreignstar/pages4/anita060104.html
[6] 陈晓旭放弃治疗癌症真相揭秘, 2007,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705/show744825c12p1.html
[7] 复旦女博士于娟接受“神医”饥饿疗法 病情恶化去世,2012,中国网络电视台,http://news.ifeng.com/society/2/detail_2012_08/26/17102545_0.shtml
[8] 狄德罗著,梁从诫译,《百科全书》,第16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9] 阿兰·德伯顿[英]著,资中筠译,伊壁鸠鲁的快乐清单,2003年5月7日《文汇报》。
[10] 余开伟编,2004,忏悔,还是不忏悔,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
[11] 福宁客,2012,日本人至今不忏悔侵华战争的隐情,http://jfjshzz.blog.163.com/blog/static/16745373020128180171770/
[12] John MacArthur, The Vanishing Conscience (消失的良知), Nelson, 1994.

作者:方金琪 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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