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在中國的伊頓人》手稿：劍橋七傑中的杜西德和杜明德兄弟
2019年美國佛羅里達州商人出售了一本中國傳教士劍橋七傑中的杜西德（Cecil H. Polhill-Turner，又名寶耀庭, 1860.2.23 – 1938.3.9）和杜明德（Arthur T. Polhill-Turner，1862.2.7 – 1935.11.21）兄弟倆的未正式出版的回憶錄書稿。是裝訂成冊的打字手稿，共201頁。書的封面上是手寫的標題“杜西德”（Cecil Polhill）。
圖一、劍橋七傑中的杜西德和杜明德兄弟共201頁的回憶錄手稿。 Ref.# 20191023-2
“劍橋七傑”是指受英國聖公會差會（CMS，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和中國內地會（CIM，China Inland Mission)差派，1885年2月5日離開倫敦，1885年3月18日一起抵達中國的七名英國宣教士。他們之中六人曾就讀於劍橋大學，其中一人是碩士畢業。七人中的另外一人（何斯德）是畢業於軍事院校，但他是受在劍橋大學讀書的朋友影響接觸了解到中國內地會而響應呼召來到中國的。因此，他們七人被稱為劍橋七傑（The Cambridge Seven）。他們多來自英國相當富有的家庭，又受過良好的教育，決定去中國獻身於宣教事工，在當時英國是件很轟動的事件。
圖二、1885年來中國宣教事奉的英國劍橋七傑。後排左起：施達德（Charles Thomas Studd)、章必成（Montagu Harry Proctor-Beauchamp)、司米德（司安仁，Stanley P. Smith)。前排左起：杜明德（Arthur T. Polhill-Turner)、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杜西德（寶耀庭，Cecil H. Polhill-Turner)、蓋士利（William Wharton Cassels）。照片來自網絡。
上述手稿是打字稿，在打印字體的初稿上有不少手寫的修改。如圖二是回憶錄目錄的一部分，其中第三章的標題，揚子江的英文第一個字母由“T”手寫改為了“Y”，而第二十章整個標題改為了“在西寧的三年（Three Years at Sining）”。
圖三、手稿在打印字體的基礎上有不少手寫字體的修改。
回憶錄共有二十七章，不同章節由杜西德和杜明德分別完成。因此在每章標題旁有手寫註明作者是他們倆人中的哪一個。註明有的是用的全名，有的是用的他們名字的縮寫。如圖三所示的第二十七章註明作者是C. P.，即杜西德。
圖四、整本書稿共27章，由杜西德和杜明德分別撰寫。第二十七章的作者是C. P.（杜西德）。
第二十七章是全書的結尾部分，其中的文字敘述說該章的寫作時間是1926年4月。從1925年11月到1926年3月杜西德有一次回中國的旅行。當時杜明德夫婦和兩個女兒仍在四川達州事奉。關於這次旅行的記載，由杜明德執筆作為後記放在了書稿的最後，並同時也附了一封杜西德於1926年3月18日寫於四川綏定（Suiting，綏定府，今達州市）的信。 3月18日是劍橋七傑抵達中國四十一周年的日子。因此，第二十七章前的書稿部分應該主要是寫於1925年11月杜西德的中國行之前。如下所述的手稿掃描版說明中也認為該手稿是大約寫於1925年[1]。
杜西德這次回中國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周年的回訪，而是為在中國的宣教事工和創辦中國伊頓公學（The Eton in China）的計劃。杜西德是該計劃的財務負責人之一。杜西德和杜明德高中都是畢業於英國著名的伊頓公學。杜明德在文章中說，1926年的中國由於明顯受布爾什維克影響，上海等地爆發了嚴重的反對外國人和反對基督教的運動。
手稿中的所有手寫文字的墨色和打印字體的墨色是完全相同的黑色，這讓我猜想這份手稿可能不是原始的手稿，而是手稿的複印副本。我到網上查找，在英國的pconline.org.uk網站中查到了一份該手稿的電子掃描版[1]。該網站的名稱叫“在線杜家資料”（The Polhill Collection Online），是由學者約翰•馬瑟（John M. Usher）負責編輯的。馬瑟在2020年寫著出版了《杜西德：傳教士，紳士，復興者： 第一卷，1860-1914》一書[2]。對比該網站中的電子掃描版手稿和我上面圖一的紙質版手稿，可以發現兩者之間有些不同。例如，圖五所示的該掃描版目錄頁，與上述圖三所示紙質版的目錄頁比較，除了前述紙質版上有的手寫修改外，掃描版上還在第十至十三章、第十五章……等的文字前面加上了手寫的“X”號，而且，掃描版頁面左上角的污跡也是圖二紙質版上沒有的。
圖五、pconline.org.uk網站上的該手稿目錄頁的電子掃描[1]，與上述圖三手稿目錄有些差異，說明該電子版並不是掃描自圖一的紙質版。
除了比圖一紙質手稿多了些修改之處外，該掃描版中還將手稿的書名改成了“在中國的兩個伊頓人 1885-1925: 劍橋七傑傳教士中兩位的回憶錄”（Two Etonians in China, 1885-1925: Reminiscences of Two of the ‘Cambridge Seven’ Missionary Band），並增加了一份簡短的“序言”。我在本文後面會對該序言作中文翻譯。此外，在愛丁堡大學圖書館文物館藏中也收藏有一份該手稿[1a]。因此，可以確定圖一紙質版手稿確實是一份副本，原始手稿在該副本裝訂之後又有過進一步的修改。
那麼，圖一的紙質版手稿副本是複印於什麼時候呢？杜明德過世於1935年，杜西德過世於1938年，上述掃描版證實了在圖一紙質版複印以後，作者對原始手稿又有過進一步的修改。而且，圖一紙質版的書封面也已經明顯褪色。所有這些似乎都顯示該紙質副本手稿可能是複印於杜明德和杜西德還健在的1926至1938年之間。但那時的英國是否已經有這麼好的複印技術？這是我的疑問，需要將來做更多的研究了解。
最後在這裡對杜西德和杜明德的生平作個簡單介紹。在介紹他們之前，我先把上述電子掃描版手稿增加的“序言”翻譯如下，因為該序言也是對他們的介紹：
“序言。以下紙張描述了兩位作者在中國的部分經歷。他們一位在中國連續居住了四十年。另一位居住了十五年，後來又有七次來華的宣教經歷。 前者是在四川省開展工作，後者則長期試圖在西藏獲得宣教工作的立足點。 這四十年，在各方面都是劃時代的。過去四十年中國發生的變化要比過去五百年還多。 傳教士、學校、貿易和條約已經徹底改變了她。古老的習俗、想法、方法已經過時了，一個新時代正在開啟。它將如何發展？ 我們不能以他們要“自決權”為藉口，逃避對這4億同胞的責任。這兩位作者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試圖說服他們（中國人）中的一些人降服於另一位，那就是耶穌基督。（PREFACE：The following pages describe some of the experiences of the writers in China during forty years’ continuous residence of the one and fifteen years residence of the other, followed by seven missionary visits. In the case of the one, the work has been in the one province of Szechwan, in that of the other, a prolonged attempt to obtain a foothold for work in Tibet. These forty years have been in every respect epoch-making. There have been more changed in China during the last forty years than during the previous five hundred. Missionaries, schools, trade, treaties, have revolutionized her. Hoary customs, ideas, methods, have had their day. A new era is opening. How will it develop? We cannot escape our responsibility for these 400,000,000 of our fellow-creatures by taking refuge in their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 two writers have spent much of their lives in trying to persuade some of them to yield themselves to the control of Another, even Jesus Christ.）”
圖六、杜西德和杜明德兄弟倆。約攝於1902年。照片來源[1]。
序言中說的在中國連續居住了四十年的是杜明德，到1925年時他已經在中國居住了四十年。他是1928年退休後回英國的，因此最後是在中國事奉了四十三年。杜明德出生於1862 年 2 月 7 日，是劍橋七傑中年齡最小的，也是七人中最早決定來中國宣教的，他的哥哥杜西德就是在他的影響和鼓勵下決定來中國的。他們的父親是英國國會議員，母親Turner家族是富有的英國貴族[3]。在六兄弟姐妹中杜明德排行老四，上面除了哥哥杜西德外，還有一個姐姐和哥哥，下面有兩個妹妹[4]。
當時英國很多豪門的傳統是長子繼承家產，二子參軍，三子當律師。杜家也不例外，杜明德是三個兒子中的老三，他最初是在劍橋大學讀法律，熱衷於賭馬、打牌、跳舞。 1882年在劍橋聽美國著名佈道家慕迪（Dwight L. Moody）的佈道時決志信主，生命完全改變，從劍橋大學的法學院轉為神學院學生，希望將來做海外傳教士。他最初是約定將來由英國聖公會差會差派去海外，1884年他參加了聖公會差會和中國內地會在劍橋舉行的聯合會議[3]，並加入中國內地會，決定由中國內地會差派來中國。
1885年到中國後，他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在四川事奉。在初步的語言學習之後，他和哥哥杜西徳被派往四川閬中（當時稱保寧）。在那裡他們曾險些被仇恨外國人的中國民眾用石頭打死[3]。 1888年杜明德被派到四川巴中，負責內地會在巴中的傳道站，並在這年同在甘肅的傳教士愛麗絲德雷克結婚。他們夫婦在巴中度過了十年 [3]。 1899 年，他們遷往達州（當時稱綏定）。在那裡他們創建了達州福音堂，並常在川東各地傳講福音，直到1928年退休[3, 5]。期間他的第一位太太在1907年病逝。參考文獻[3]說達州福音堂今日仍在，但我在網上沒有查到它現在的照片或介紹文章。
圖七、杜明德夫婦在達州福音堂。照片來源[3]。
杜西德出生於1860年2月23日，是杜家的二兒子，上面還有一位大哥，因此按當時英國豪門家庭的習慣，從劍橋大學畢業後他從軍，1883年進入英國第二龍騎兵衛隊，即女王灣騎兵團，任中尉。他在軍隊中擁有前途無量的職業生涯，未來幾乎可以肯定會享有特權和舒適的生活。但受佈道家慕迪、中國內地會戴德生和弟弟杜明德等海外宣教的影響，1885年1月在同戴德生會面後，他也決定響應呼召，前往中國宣教[6]。
杜西德最初主要是在成都和重慶事奉。但他對向藏民傳福音有負擔，1888年從甘肅考察回閬中（保寧）同內地會女傳教士E. A. Marston結婚後，夫婦一起在甘肅等藏民居住邊界地區旅行考察，1892年選定在四川西北部的松潘安頓下來。但這年松潘發生嚴重干旱，當地人認為是因為他們的來到所致，因此他們受到攻擊而被迫離開[7]。
1895年從英國休假回中國的途中，他們也曾去印度的印藏邊界的藏民區考察。回到中國後，他們在四川康定（Tatsienlu）安定下來。在那裡同內地會的另外四位傳教士一起建立了一個傳道站。1900年因為太太和兒子的健康原因，他們一家回國休假。但後來他的太太和兒子仍然因病過世了。1899年掌管家族產業的大哥也已過世，杜西德不得不留在英國，接手管理家族財產[4、6]。
杜西德此後一直留在英國，但保持著對中國和藏民的福音事工興趣。他是中國內地會倫敦委員會的成員，曾七次返回中國做短期宣教工作。從參考文獻[6]收藏的杜家財務記賬本中還可以發現，杜西德將自己管理的家族財產經常大筆奉獻給中國內地會和其它傳教士的事工。圖八是記賬本中記錄了1908年8月31日至10月5日的一頁賬目。其中捐贈的分類編號是“10”，這一個多月中共有八筆捐贈，最大的一筆是9月17日捐給中國內地會的500英鎊。
圖八、1908年8月31日至10月5日杜家支出的賬目記錄。在這期間共有8次捐款，最大的一筆是9月17日500英鎊捐給中國內地會。資料來源[1]。
1908 年杜西德從中國短宣回去途中，曾經過美國參與了洛杉磯的五旬節運動。回到英國後，他與亞歷山大•博迪 (Alexander Boddy) 一起在英國推廣五旬節派，並與博迪於1909 年創立了五旬節傳教士聯盟（The Pentecostal Missionary Union）。聯盟的管理結構與中國內地會類似，並於1910年派出了第一批傳教士到中國，後來又派其他傳教士前往印度和西藏。杜西德一直擔任該聯盟的主席兼主任，直至1925 年該聯盟被納入神召會，杜西德退休。他1938年過世[6]。
參考文獻从略
作者：方金琪 – 信望愛小屋。 2023-6-15。作者保留所有文章及圖片版權。歡迎轉載。轉載電子版文章時，敬請註明文章作者和轉自www.healthChinese.ca，並請注意在轉載時，不得對文章進行任何刪改。若需書面轉載本刊文章，請先徵得作者書面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