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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抗癌第一步:理清情绪

第二章 抗癌第一步:理清情绪

癌症确诊后,许多人认为接下来首先要做的是手术和化疗。但经历过癌症的人多会同意,无论是对病人还是病人家属,癌症确诊之后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情绪问题,是对癌症的态度问题。这不仅比手术和化疗放疗需要更早面对,情绪甚至会影响病人对手术和化疗的选择与态度。在中国,因为对情绪的考虑,甚至会使病人家属做出不告诉病人真实诊断结果的决定。在我周边的朋友中,过去就发生过好几起这样的情况。

另一方面,癌症确诊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对我大致是从确诊到化疗结束这段时间),是患者情绪最不稳定的时期,因此也是情绪最容易调整的时期。在这之后,患者思想里对癌症和自己的病情开始有了较稳定的看法,不管这个看法是否正确,是否对其抗癌有利,一旦形成就可能较难改变,或需要双倍的努力才能改变。这也是我们人的惰性之一,一旦形成固定的看法或者已经习以为常时,改变起来就较难了。因此,我的体会是理清情绪的工作决不能等到手术、化疗、放疗等结束以后再开始去做。

我的收养花卉 – 无名

My Clivia

养花不仅能增加身体运动,还能修身养性。为什么还能修身养性呢?我的理解是,要养好花,首先需要一个人有柔和细心的品性。各种花卉有不同的习性,什么时候需要浇水?什么时候需要施肥?什么时候需要怎样的阳光?是否有了病虫害?需要细心的观察。光细心还不一定够,有时候还要有爱心。要有对一盆处于逆境中的花卉的爱,要想方设法把它从逆境中救出来,而不是手一挥将它遗弃。

这就是我收养的一盆弃儿花卉。

那是三年前的冬天,圣诞节两、三周之后,在离我们家不远的Wal-Mart商店。它在圣诞节季节时被商店用来做装饰品,喷上了金色和银色的粉末,细小的枝丫上挂了好些彩球,摆在那众多的装点物品之中。我想,也许是为了装饰摆放的时间长些,商店就用了这有根的真花卉。但等到圣诞庆祝结束时,它已经因长期的缺乏照看而奄奄一息。商店把它扔在降价货架上,标价99分也没有人要,同货架上还有几盆完全死了的花卉在一起。我动了恻隐之心,想收养它。但没有标签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无法查阅它的生长习性。问商店的服务员回答也是不知道。我最后还是决定把它带回家,摸索着看养。

大概是弃儿出身,能承受艰难,它这几年成了继我那三大元老花之后最好养的花卉。三年了摆在这没有移动过,没有换过盆土。我估摸它是能耐旱的,因此不是每次给其它花卉浇水时都给它浇水,结果有时候连续好几次都忘了浇灌它,但它没有怨言,永远是这样绿绿葱葱。所以每次上下楼时看到它,我都很开心,有时还忍不住摸摸它,对它说声Hi。

癌症是重病,但不是绝症


癌症是重病,但不是绝症

面对癌症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树立起的第一个坚定信念就是:癌症是重病,需要自己全力以赴去对付,一点也不能掉以轻心,但不是绝症,即使医生和科学下了最后判决,奇迹都还可能发生。

如上所述,2004年7月12日在我的坚持下家庭医生终于同意安排了我2004年8月11日的钡灌肠检查。到8月11日时我不仅是腹痛难忍、强烈畏寒、大便有血,而且体重也开始了急剧下降,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如果说以前我只是怀疑的话,这时我已经基本确信自己是患了癌症或类似的重病。正常情况下是做完检查一周后到家庭医生那里看结果,但我这次检查后的第二天家庭医生办公室就打来了电话,要我立即去见他。我太太不会开车,而我自检查回家后,一直躺在床上,觉得连开车的气力也没有了,因此我要太太告诉家庭医生,我第二天(13日)再去见他。

13日我独自开车来到了家庭医生那里。他说我结肠上发现了肿瘤,需要帮我立即预约专科医生。尽管对这样的结果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仍有些吃惊。我很想知道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家庭医生当时当然还无法告诉我。他甚至连肿瘤有多大了也无法向我确认,因为他也还没有收到检查报告。但我想一定是结果异常严重了,所以检测诊所才先电话通知家庭医生要他立即为我预约专科医生。后来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因此我对确诊后医生们的迅速反应,心中还是充满了感恩,使我的心没有因为之前医生的耽误而心生怨恨。

尽管家庭医生不能告诉我是良性还是恶性肿瘤,但从我身体的剧烈反应,尤其是体重开始急剧下降这些来判断,我心中基本认定是恶性肿瘤,而且可能比较晚期了,因为体重急剧下降一般是晚期癌症患者才出现的症状。但感谢神,我并没有因此而惧怕。我平静地开车回到了家里,告诉了太太检查的结果。

后来在化疗期间读过一则新闻报道,说国内南京有一个癌症病人自发组织的癌症病人协会,会长说,他们已死亡的会员中大概有一半是被癌症吓死的。我倒一直没有过惧怕的感受。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同时也思想自己为什么没有恐惧的原因。我觉得原因可能是好几个方面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常说凡事尽自己的努力,但把忧虑交托给神。这时我发现自己是很自然地在这样做——尽自己的努力去做,不要忧虑。尤其是后来当我确信神允许了我的祷告,给了我至少十五年时间后,我再也没有怀疑过自己会活下去。这些我将会在信仰的力量一节中讲述。

没有恐惧的第二个原因,我想是我要坚强活下去的愿望。既然想要活下去,就要凡事按最好的方式去做。如果忧虑和恐惧对战胜疾病不仅无益,反而有害,那我为什么要去忧虑恐惧呢?若有任何忧虑恐惧的想法,在萌发之初,就应该用各种更有说服力的想法去战胜它。如果连忧虑和恐惧都不能胜过,那又怎么能胜过癌症本身呢?这是个理性逻辑推理的道理,我是个喜欢思考的人,因此对这个道理不仅坚信不疑,而且融入到潜意识里去了,不会让忧虑恐惧的思想在我脑海里漫游。

我没有惧怕的第三个原因,我想是我没有把癌症和死亡必然地联系起来,没有把癌症看成是绝症,总觉得自己还有希望。因此,头脑里一直被下一步该怎样做这样的问题占据着,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为死亡而惧怕。在我生病以前,认识的癌症病人并不多,能记忆起来的只有八个人,其中四个人已经因癌症过世了。三个是肠癌过世的。只是他们都是直肠癌,而我是结肠癌。这三个人同我都比较熟,两个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另一个是我在美国时的合作教授的先生。这是为什么我一发现自己大便中有血便警觉起来的原因。在存活的四个人中,都不是肠癌,但也有是从死亡边缘活过来的。那是我八十年代初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一位七十大几的老人到学校义务教我们鹤翔桩气功。他说他因癌症,医生曾说他只有几个月活了。但来给我们上课时已经几年过去了,满面红光。他是学校请来的,因此我相信他说的不应有假,尤其在那个年代。

因此,我过去认识的这些癌症病人,给我心理的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相当负面(三个我认识的患肠癌的都过世了),关键起决于自己怎样去看待了。很感恩的是,我从开始就是比较正面地在思考,并没有太多的挣扎。我甚至结合自己从新闻、书本等途径了解的知识,认定癌症病人以后是康复还是死亡,现代医学还很难给出很准确的判断。有的病人癌症发现很早,手术、化疗后医生说没多大问题了,但结果却很快复发死亡;有的病人医生可能说只有几个月生命了,但却很好地生存了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因为科学对癌症发病的原因机理还不清楚,而有些病人自己在手术、化疗之后的自我调适与行为对预防癌症复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手术和化疗治疗等主要决定于医生,自己能做的工作不多。但个人的精神面貌、情绪调适、生活方式改变等等则完全可以因人而异,起决于自己,医生不能预测。我要以积极的心态、坚毅的意志去把自己的体质改变成不适合癌症生长的环境!这是我面对癌症的第一个完整的想法。

一些朋友说,这可能是我有宗教信仰,基督徒不害怕死亡的缘故。基督徒不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终结,因此也不把死亡看得那么可怕。但不惧怕死亡不意味不留恋生命。尤其对我,两个女儿当时还只有四岁和七岁。如果我确信生命即将结束,我不会因死亡而害怕,但会因为没尽到基本的为人之父的义务而悲伤。我从单亲家庭成长,十分清楚单亲对我太太和女儿们意味着什么。我想我对生命的留恋,不亚于任何一个人。

从手术后回到家里,到化疗结束的这段时间里,常有朋友到家里来看望我。他们常说进门之前,他们心中为我充满了担忧,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来安慰我,见面后看到我和太太充满了乐观,他们才高兴和轻松起来。我很高兴我们乐观的情绪感染了他们,甚至同太太开玩笑说,不少朋友是准备来见我最后一面的呢。后来有一位好友告诉我他曾真的是这样想的。他是太空人,我手术还没有结束他回中国去了。几个月后回来再见到我时说,他当时以为回来时再也见不到我了。

弟弟第一次听我说得癌症后,他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我感觉到我必须用最简单的言辞立即制止这种景况的继续,于是就笑着对弟弟说:“嘿,我还没死,你就先哭起来了?!”我这样一说,弟弟也立即停止了哭泣。我并不是表面上想阻止弟弟哭泣,而将泪水往肚子里咽。我确实觉得我内心就没有恐惧忧伤。我只是担心我周围的亲人为我忧伤而反过来要我花精力去安慰他们!我觉得我必须用最积极的态度、用自己的全力去同癌症抗争,不想看到亲友难过反而需要我的安慰,甚至感染我的情绪。只有一切都尽了我的最大努力后,即使最后要面对的仍是死亡,我才能没有遗憾,我才能说没有对不起我的太太,我的女儿们,没有对不起关心我的人。我有时想象,如果是那样,最后我才能轻松无悔地对站在床边的太太和女儿们说:对不起,我尽了最大努力了。

我很快发现,同把癌症看成绝症相反,有的朋友被我的乐观情绪感染后会对我说:你肯定没事,心情愉快,象没事一样,就肯定不会有问题。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总默默提醒自己:不要以为自己真的没事,一点也不能掉以轻心!我觉得就像不要认为癌症是绝症而惧怕一样,也必须时刻记住自己确实是得了可以危及生命的重病,必须全力以赴时刻认真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运动、生活规律,甚至自己的情绪和精神面貌,不能掉以轻心仍象过往那样生活。面对癌症,亲友的情绪可能表现在“绝症”和“根本没事”两个极端上,我自己则要常提醒自己在这两种感觉之间寻找平衡点,警惕自己不要滑向两端的任何一端!亲友之中,当有人把癌症看得很可怕,为我担忧惧怕时,我总在默默提醒自己,癌症不是绝症,不用惧怕;当有人看到我心情和气色不错,说我不会有事,安慰我说心情开朗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时,我则在儆醒自己我的确得了重病,一点也不能掉以轻心,不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那样去生活!

化疗期间读过一本书名叫The Healing Journey的书,作者是位肿瘤医生和癌症患者,根据自己二十多年癌症研究和临床治疗,以及自己从癌症幸存过来的经验,说他十分伤心的是看到数以百计的病人,在手术之后,不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又简单地回到了与过往一样的日常生活中去了(p.155)。

所以,面对癌症,病人一方面要做到不把癌症看成是绝症,不悲观恐惧。但另一方面,又时刻记住自己确实患了重病,是可能导致死亡的重病,一点也不能掉以轻心,不能若无其事地象过去那样生活,必须全力以赴,应付挑战。

绝症        重病        没事

(癌症)

放在一个支撑点的这块跷跷板可能很难平衡,很容易向一端倾斜,正因为如此,抗癌需要毅力、意志、智慧,需要全力以赴。

 

作者:方金琪 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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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确诊,该告诉谁?

癌症确诊,该告诉谁?

得知癌症确诊的事实后,可以告诉哪些人呢?在我癌症确诊后我和太太有过思考和决定,但并没有太多的纠结,很快而且也很简单地做出了决定。但在以后的这些年,当越来越多癌症病友和家属向我咨询、分享时,我开始意识到这是许多癌症病人和家属面对癌症需要决策的第二个最大的情绪问题。

我和太太当时决定告诉哪些人,不告诉哪些人时,我们的最高原则是怎样对我抗癌最有利就怎样做。

我们决定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我们工作中的同事,甚至对我们的客户,不管是谁,只要问及到我们,均坦率相告,不让他们任何人谈到这个话题时感到有所顾忌。我们当时的想法是,第一,我们需要一切都尽可能简单轻松,不想去复杂地考虑该告诉某人还是不告诉他(她)。第二,我不仅需要朋友在一起无所顾忌的愉快,我和我的家庭也需要他们的理解和帮助。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情况和需要后,能根据他们的条件力所能及地给与我们帮助,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实际事务上的,那都会让我愉快和感恩,有利于我的疾病恢复。我对太太说:我们现在需要大家的帮助,只要不太麻烦别人,我们不必太客气,以后可以去回报大家。

我十分感恩我和太太当时决定了这样做。当大家如实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后,也就较容易知道他们能给与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如我在2005年圣诞节见证《经历主的爱》中所讲的那样,教会弟兄姊妹和朋友给与我的许多帮助让我无数次流下了感恩的泪。因为当时见证时间的限制,还有许多让我十分感动的事留在心里。有些甚至是对我们度过难关帮助极大的。如当时我大女儿上小学二年级,小女儿上Kingdergarten学前班,按教育局和学校的规定,他们放学时必须由大人接回家。接她们时,不仅要走一段路程,还由于各种原因常要在学校楼外等5-6分钟甚至更长些时间。太太因工作很难抽身,我又在化疗期间,加拿大的冬天外面十分寒冷,我感觉在外面等待的时间十分难受。一位也有两个女儿在这个学校的朋友知道后,坚持要每天帮我们接女儿们回家。因为不是偶尔的一、两次,我要太太坚持事先说定要按月付她些钱。就这样,我们付她的是一点小钱,但她却让我整个化疗的冬天再也不用为接女儿们放学回家而为难了。

我太太公司在知道我们的情况后,决定给我太太办公地点non-occupied待遇,除开会等外,不用到公司坐班。公司秘书也尽可能通过电话、网络、邮件等方式同她联系工作上的事,尽可能让她少跑公司。必要时甚至是住在离我们较近些的公司员工代劳来我们家一趟。而我自己所在的公司,在我化疗后第二年稍恢复些工作至今,我都还极少去公司,所有需要来往的材料均是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公司秘书送来或取走,给了我们极大的方便。

我每次化疗要住院三天,太太不开车,每次去化疗是早晨,叫朋友送不方便。回来时则是傍晚,有时是朋友接,也有时是自己坐公交车回来。加拿大癌症协会发给我的资料上说他们可以安排义工义务接送。另一个选择是叫出租车。同太太商量后,我们决定告诉加拿大癌症协会我们的情况,请他们安排车送我去。

我们的想法是,接送的义工多是满有爱心的癌症康复者,同他们相处,一定会对我的情绪有正面的影响,一定会给我更多抗癌的智慧,同加拿大社会的抗癌机构建立互动联系也是我们所愿意的。但经济上我们并不困难,尤其是我生病后保险公司赔偿了我一笔可观的重大疾病保险金,尽管加拿大癌症协会并没有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要求,但我还是觉得不安。协会是鼓励癌症患者康复后也为他们做义工作,但我女儿们还很小,我康复之后在女儿们长大之前我能去做义工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我和太太同时也决定向加拿大癌症协会做捐款奉献。我们的捐款远超过了若我们叫出租车所需要的费用,但是在与癌症协会和他们的义工的互动中,我是那么的愉快和感恩,常因他们为我、为其他癌症病人所做的而感动,也为自己的捐赠而多少有些自豪,这真是一个良性循环,对我抗癌而言,远远胜过不与他们交往,只是简单地用钱去叫出租车。

但是,面对这么多人的关心和询问,显然我没有精力去回答和应酬。在我手术那段日子,太太也十分忙,因此教会的弟兄姊妹多是打电话给白天在看顾我的林姊妹那里询问我的情况。手术回家以后,所有的电话都是由太太接听,只有一定要找我的电话才转给我。而朋友们来看望时,我也是量力而行,一般是打完招呼后陪他们坐一会,然后我就关上门去休息了,让太太陪他们聊天。只要自己态度自然、真诚,朋友们也都能十分理解。

当时我和太太也决定对一类人暂一字不提我患癌症的事,那就是我们双方在国内的亲人。我们的理由实际上也更主要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的想法是,国内的亲人知道后不仅帮不了我们的忙,而且国内观念上多把癌症看作是绝症,他们又不能见我的面了解我的情况,告诉他们反而增添了他们的忧虑。而他们的忧虑反馈过来就需要我和太太花更多的时间去向他们解释,去安慰他们。我对太太说,我们实在没有了这样的精力。因此我们国内的亲友都是在我化疗完成之后才陆续知道我生病的消息的。

在这几年与癌症病友的交流分享中,我遇到的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是病人和家属不愿向周围的人谈及病情。这种不愿意有程度上的差异,有的是只让别人知道了他(她)患病的消息,但不愿向人谈及更多的详情,更不愿向人谈及自己和家庭的需要。有的则甚至是完全不让周围人知道患病的消息。这两种病友也在不同程度上不愿意别人登门探访,自己也在不同程度上回避或减少出门与朋友相聚的机会。

看着这些患病后把自己、把自己一家与他人分隔开来的朋友,我内心真的是忧伤无比。我觉得当自己健康的时候,当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帮助他人,但当自己遇到苦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也应该坦然接受他人的帮助,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良性互动的社会。否则,当面对艰难时将自己、将自己一家与他人相隔,那大家怎么能知道你和你家人的需要呢?怎么能帮助你们呢?你怎么能有一个更感恩、更愉快的心去面对癌症呢?而这种感恩和愉快可对你的疾病康复也是十分有益的啊!

一些朋友是中国国内有亲友患了癌症而向我咨询。在加拿大,患了什么病被认为是个人隐私,癌症确诊的消息医生总是先告诉病人,再由病人决定去告诉其他什么人。但在国内确诊的消息似乎首先是告诉病人的直系亲属,然后由亲人决定可以告诉谁,包括是否告诉病人本人。若亲人决定不告诉病人本人,会要求医生也配合,统一口径对病人说谎。

2006年有一位朋友的父亲在国内确诊患了胃癌,医生和家人不敢将诊断结果告诉病人。这位朋友来咨询我,希望我能有些建议该怎样做,战胜癌症。我一直是不赞成将患癌症的消息不告诉病人本人的做法,因为如我下一章将要讲到的,癌症是文明病,是生活方式病,如果病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患了癌症,怎么会有战胜癌症的意志呢?怎么会有毅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呢?那只能百分之百去依靠医生和药物了。但问题是现在对付任何一种癌症都还没有绝对有效的药物或治疗方法。

但后来经历的一件事让我体会到在中国文化下,事情有时候不一定那么简单。那是发生在2011年初。我太太的妈妈在中国确诊为癌症,且已全身扩散,连原发癌是什么都不能确定了,医生认为没有任何医好的希望了。她已经82岁,因此我太太的哥哥和姐姐决定不告诉妈妈她患的是癌症。太太出发回国去看妈妈前,我们商定回去后还是慢慢找机会对她妈妈说出真实的病因。在我们看来,一是她妈妈确诊前身体一直很好,很难相信一确诊就完全没有了医治的希望。二是设身处地想,若是我们自己,我们肯定更愿接受事实,而不愿在最后离世前还需要亲人“欺骗”一次。我觉得离开世界前却不能知道自己那早已为他人所知道的病因,那是一个不应有的遗憾。

太太回去几天后,在电话里对我说,给她妈妈传福音,希望她接受基督徒信仰,尽管妈妈说多给她时间慢慢思考,但她也说自己是几十年的共产党员,又在高中和大学教了几十年的唯物主义政治课,是根深蒂固的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死亡就是一个人一切的终结。太太明白在妈妈最后不多的日子里接受基督教的信仰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太太说能有一天病好出院是妈妈唯一的盼望,她不想让妈妈在没有了任何盼望的恐惧中生活,因此改变了主意,也同意了她哥哥、姐姐的决定,情愿让妈妈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病因。

以前在国内常听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怕死。死了,死了,一死百了”这样的话,觉得理所当然,很少去深入观察思考。现在认真思想这句话时,才发现想象与事实时常相背离。与基督徒相比,面对死亡更加坦然、平静、不惧怕的,毫无疑问是基督徒,而不是无神论者。了解了基督教,答案也就那么显而易见——基督徒不把肉体的死亡看成是生命的终结,人还有灵魂,还有永生的盼望。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我想是人会思考未来,是对未来有盼望。当认为一死百了,没有了盼望的时候,内心实际上是凄凉的。太太和他哥哥、姐姐不告诉她妈妈她的病因,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但岳母是一位敏感而聪慧的女性。有时候她会问太太:“小方当时生病时也这么痛吗?”,她的内心似乎已将她的病与我患过的癌症等同起来了。尤其是后来让她在病床上签署那些显然是人生最后的法律文件时,她肯定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病远比她儿女们告诉她的要严重。她也许只是象我们一样,不想戳破那层窗纸。因此,至今我仍在想,也许我们鼓起勇气告诉她真相,反而会让我们在最后的时刻有一个更亲密、更自然、更坦诚的相处。

不管怎样,至少若病人还有一线治好的希望,我还是希望即使在中国也能将病因如实告诉病人,因为抗癌需要病人的全力参与,不能只靠医生和药物。

癌症患病还要告诉谁?现在是网络时代,还有一种癌症病友的表现,就是将自己抗癌的经历随时写成日志,贴在网上。这是一件读者觉得很激励人心的事,所以也被读者们以“抗癌斗士”之类的美誉相称。然而,我自己的抗癌经历却让我对这种做法持极为否定的态度,这会让自己的心从全力抗癌上偏离开来。病人在决定这样做时,可能不是简单地想将病情告诉亲友了,而是可能受心灵深处潜在的名誉感或其他的原因驱使。因此,我将在下一节“放下一切名和利”中进一步讨论。

作者:方金琪 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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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一切名利

放下一切名利

我生病后很快发现癌症是一种很特别的病。象我的情况,一方面已经是晚期癌症,生命危在旦夕,但另一方面,我却还达不到社会上许多伤残标准的定义。我为我小女儿做注册教育储蓄计划时购买了死亡和伤残保险,我至今也还没有获得该伤残保险的任何赔偿。政府管理的CPP加拿大年金计划有伤残福利,医生的秘书告诉我,那福利有等待期,等待期到时我的化疗也基本完成了,达不到要求。甚至加拿大税务局报税时的伤残标准,在化疗之后我也就只能被视为一切正常的税务人——既没有住院,又没有缺胳膊少腿,五官也健全。

所以,癌症危及生命,但对大多数癌症病人而言,并没有伤残丧失劳动能力。因此,手术、放化疗之后是否恢复工作,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愿。甚至社会也是认为治疗完成之后就应正常工作。这就给病人带来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在癌症康复的过程中该把工作恢复到什么程度?

如在本章开始时所说,南京有一个癌症病人自发组织的癌症病人协会,会长说他们已死亡的会员中大概有一半是被癌症吓死的。我在加拿大,见到的被吓死的病人极少。但自2004年患癌症以来,无论是我身边认识的,还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的事例,因患病以后放不下名利,放不下工作而使癌症复发或加重去世的例子,则十分常见。

第一件让我记忆深刻的事是2005年初,那时我还在化疗中。一天我坐在电视机前的躺椅上看电视,新闻报道说香港民建联党主席马力先生的癌症手术化疗和身体康复一切顺利完成,将回香港竞选立法委员和继续任党主席。马力先生是与我同年、同月确诊为同样的癌症,只是他比我的发现得早很多,癌症性质上他的也应该不会比我的更差,因为我的已经基本上是最为恶性的一种。因肿瘤发现早,化疗轻,他已经化疗完毕,将返回工作岗位。看到这则新闻时,我对我太太说:“不要说是香港的立法委员和民建联党主席,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位置送给我做,我也会不做”。我还对太太说:“我要是认识马力先生就好了,我一定会告诉他《圣经》里的一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 16:26》”。

2007年8月当我从电视新闻中看到马力先生过世的消息时,感慨良多。民建联党同国内(大陆)政府的关系比较好,国内医院和政府也全力协助他的治疗,新闻报道说国内政府还为他从海外专门进口医药。那些药的名字是我这个住在海外、患同样病的人也都没有听说过的。我想他的医疗条件应该是非常好的了。但只有好的医药有什么用呢?癌症是生活方式病,是需要身心全方位的调整好全力以赴去对待的疾病,怎么能单单依靠那明确告诉你不能保证治愈的医药呢?

2005年3月我在医院第十一次化疗时,和我床位相邻的是一位年纪同我相仿的香港移民,从事IT工作。他与我同样是结肠癌,同一个肿瘤医生,甚至连肿瘤在结肠上的部位我们也都差不多。他是2003年4月确诊和手术的。肿瘤发现得很早,还只有大拇指头大,连大肠外壁都还没有穿到。因此手术后化疗也很轻,只是每四周到医院注射一次化疗药,五分钟就可以了。化疗的同时他就已经恢复了工作。他一个人在加拿大,没有结婚,父母和其他亲人都在香港,因此生病以后他生活也没有任何改变,生活不规律、外出就餐,一切如旧。六个月化疗结束时检查一切正常,随后就是三个月一次回医院检查。但第一次检查就发现在大肠同样部位有了新的肿瘤,而且肿瘤已穿过大肠外壁。于是做了第二次手术和化疗。第二次化疗后不久又发现已经转移到肾。第三次手术切除了一个肾。这时已经是第三次手术后的化疗,化疗强度和每次时间长短同我一样。

再讲一个例子。我是1999年搬到现在的住址的。在我生病以前与隔壁邻居一家只是点头之交。我2004年冬天化疗,他们很少见到我,加之也可能注意到我家的车道不象以往一样按时铲雪,因此天暖和后遇到我太太时,邻居先生就问我太太为什么整个冬天很少见到我。我太太如实告诉他我患了癌症。这时他才告诉我太太,他太太也有乳腺癌。

从那以后我们两家的接触密切了很多。他太太是1998年确诊为乳腺癌的。手术化疗后一切恢复顺利。三年半后的2001年,她太太觉得恢复得不错,长期呆在家也无聊,而且她的工作在政府部门,比较轻松,因此她决定回单位上班。因为离开了三年半,回到工作单位有些新的东西要学习,加之新来的老板抓得紧一些,因此工作比她预想的要压力大一点,但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应付不过来的。但工作半年不到,例行检查时发现癌症复发了。从那以后多次手术、化疗、放疗,陆续不断,直到2010年2月过世。

以上是一些我亲历其间的例子。在网络上看到的和从朋友那里听说的事例就更多了。大家最熟悉的可能要算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他是2003年确诊为神经内分泌肿瘤(NET)。这种癌症患者的5年期存活率平均为35%左右[1],远高于我当时情况的5%左右。这类肿瘤生长缓慢,许多人觉得乔布斯本不应该走得这么早,因此网上对他患癌的原因和抗癌的失败,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都有很多的讨论[1、2]。对他患癌的原因,乔布斯自己推测说,他的癌症可能是因为 1997 年开始的那段疲劳的岁月,那时他总在苹果和皮克斯之间来回奔波。而对他抗癌的失败,有人归因于他没有及时手术,有人归因于他素食等传统疗法,也有人说他素食给他抗癌带来了好处。另外,有人更推测说他是青年时就受化学污染得了癌症并且扩散了[1]。

乔布斯的抗癌经历真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反思。他的做法,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方面都与我的做法、与我在这里所写的相违背。癌症确诊后我选择了立即手术,他则等了9个月时间希望寻找另类疗法;他主张素食,我从来没有特别去这样做;我坚持把工作放下,他仍坚持做一个工作狂;我要求自己以平静、愉快、感恩的心对待周围的一切人和事,而他,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被认为是一个“易怒,身形消瘦的素食主义者。”或者说 “更像是一个拳击手,富有攻击性又带着难以琢磨的优雅,或者说像一只高贵的丛林猫,时刻准备扑向猎物。” [3]

一个人如果过分追求金钱利益,至少在理论上我们很多人都是知道那样是不好的。但对名誉和地位的过分追求呢?我们就不一定认为有什么错了。因为我们现代社会用另外一个褒义词来代替了对名誉地位的追求。这个词就是“事业心”。乔布斯就被广泛认为是一个这样的有事业心的时代英雄。

我也曾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1978年上大学,大学四年几乎是一周七天每天读书十五、六个小时以上。随后考研究生,考博士生。1988年26岁在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90年29岁时在学校破格提升为副研究员(当时规定副研究员年龄必须30岁以上),是文革后中国第一次提高级职称。论文在国内发表到了水平最高的《中国科学》上,是我们系历史上的第一人。在国外,发表到了我们专业最高水平的杂志(Quanternary research)(QR)上。1991年4月获英国皇家学会王宽诚基金资助去了英国牛津大学地理学院做博士后。一年半后到美国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做博士后。93年因太太在加拿大读书,我就到加拿大皇后大学地理系做Visiting Scientist。1994年太太毕业后,我们一起到了美国威斯康辛州。我在威斯康辛大学气候研究中心,做Senior Visiting Scientist,同时担任了3年美国大气与海洋管理署(NOAA)的课题评审委员。

1996年在去北大教书还是移民加拿大之间做选择。97年移民加拿大后尽管觉得像四脚朝天的乌龟,有劲使不出,但心里仍不甘,仍希望有一番作为。移民时就决定改行,计划用十年时间挣够一辈子要花的钱,然后不用申请研究经费去随心所欲做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研究。因此,具体计划上是十年里要每一年左右做一件较大的事。先是迅速把工作安定了下来,98年创立多伦多新移民之家网站,99年买了第一栋房,随后增添了二女儿,2000年创立多伦多华人资讯网,2002年买了第二栋房出租。2003年我身体开始不适时,正在着手在温哥华买房,并且想将我和太太的工作业务也扩展到温哥华。”

疾病让我的计划戛然而止。但如果不是我的病严重到让我实实在在立即面临死亡,让我如《面对死亡,顾念什么》一节中将要讨论的那样象即将临终的人那样反省自己的人生,我想,我决不会改变,决不会放下我那种狂热的奋斗精神。所以,我十分感恩我的癌症让我醒悟了过来,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从那以后,工作、事业和赚钱才进入我人生次要的地位,而内心的喜乐、朋友、家庭、与太太女儿们相处的天伦之乐,尤其是事奉神、爱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些才开始在我的心中占据首位。

从化疗开始,连续几年我那栋三层楼的出租屋长期只住了两个单身。一位朋友对我说只要我登个广告,有人看房他帮我带。但对这时的我,那只是赚不完的钱的一部分,可有可无。我常想,要是命运允许我的人生再作一次选择,我是愿象乔布斯那样事业上一番轰轰烈烈,然后过早地结束人生,还是愿象我现在这样放下事业,与太太、女儿、弟兄姊妹、朋友共享人生的美好呢?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为什么那么多癌症病友,甚至象乔布斯这样被称为天才的人做不到这样的选择呢?也许是他们觉得即使这样做了也不一定能战胜癌症赢得生命。但面对癌症,没有人能确信他做的某一件事一定会让他降服癌症。我们只有把对抗癌可能有利的每一件事都认认真真做好,才有可能战胜癌症啊!

也许如果我不是癌症严重到把我逼到临终的境况反思自己的一生,不是作为基督徒心中还能警醒地记起《圣经》”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的教导,我也会致死还不放下我的事业心。

我患病以来的这些年,还遇到另一类的病友,,他们并没有在工作和事业上放不下心,但他们也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自己的抗癌上,而是在生活中另有许多牵挂。有一次,几位病友和家属要我去分享我抗癌的感想与做法,其中有一对夫妇,先生是患肺癌,已经相当严重,平时已需要服用止痛药。在我们分享讨论的时候,他太太中途需要去给他取中药,来回预计需要20分钟左右。但过了20分钟太太还没有回来,先生开始坐立不安,担心她遇到了什么麻烦,担心她开车技术不好出了交通意外,担心她方向感不好找不到回来的路……。其实后来他太太说她只是顺路去买了些东西。对这些朋友,我想说我的做法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若真是为亲人担心,就要放下眼前的担忧,尽自己一切努力去战胜癌症!因为只有那样,才能更长久地陪伴他们,关照他们。

最后还想再讨论一种现象作为这节的结尾。这就是现在网络时代时常会出现的网上“抗癌斗士”。他们的特点多是在癌症医治的同时,勇敢顽强地坚持写抗癌日志,与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感想。网友在叫好之余也感动地称他们为抗癌斗士。

我一直在琢磨这类癌友这样做的理由。但至今仍琢磨不透。我在化疗期间也写过日记,因为在医院化疗,较多安静时间思考,就像我在化疗经历中所写的那样,我把去化疗甚至当成是思想的度假,躺在病床上可以静静地思考自己的人生,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思考自己的人际关系,思考从所读书上而来的体会……。有时就禁不住要动笔把一些思考写下来。那些思考和记录实际上也成了我现在写这本书的主要素材来源。我甚至还在整个化疗期间象记流水账一样将自己每日的化疗反应、饮食情况、睡眠情况、大便情况按时间顺序记录下来。每次去化疗时医生和护士会问及这方面的情况,我就把记录压缩成1-2页纸打印带上,每次问时就交给他们。这让我的医生和护士也觉得很有趣,后来每次见面时就问:“Where is your homework?”(你的家庭作业呢?)

我所做的这些,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想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的抗癌过程做得更好更完善,全力以赴不让癌症复发。因此,我的日记全是写给自己看的,是为自己而写。我写与不写,写多写少,什么时候写,一切也视自己的情况而定,没有任何压力。我也不觉得在化疗中的我,优先要做的是去激励那些没有患病的朋友或网友。甚至后来有了写这本书的想法,我也是说要至少在我活过五年之后才写,否则,我没有那么多体力,写了也没有多少人会相信。

显然,那些网上“抗癌斗士”的日志不是在为自己更好地抗癌而写。在化疗的劳累中坚持为读者而写作和把自己从本应该安静思考怎样去做好各项抗癌工作的时间和精力中分散出来,应该说是反而对自己的抗癌不利。事实上,我至今也还没有听说过哪个轰轰烈烈的“抗癌斗士”最后真的战胜了癌症。有时我甚至觉得,那些网上“抗癌斗士”就象拳击运动员,每艰难地打出一拳都赢得了观众的喝彩。但随着运动员的倒下,比赛结束,观众也随之散去。

那么,是什么理由驱使着那些“抗癌斗士”?是孤立无助希望引起他人的注意和关心?是对自己的康复已经失去信心,只希望最后给人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我不确定。我曾在一个网上“抗癌斗士”的博客中写下了我的体会和对她的劝慰,因为她也在博客中说她实在太累,太想安静休息。但第二天我的文章就被删除了。与朋友分享时,朋友们说那可能是一种炒作,不喜欢我那泼冷水的文章。在这生命的生死关头,炒作什么?我也想不明白。因此在这里只想劝病友们,如果你还真的没有丧失抗癌的勇气,就要让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尽可能更好地对你抗癌有利。默默而认真地做,不要害怕没有名气,因为轰轰烈烈迎合他人只会让你倒下。如果你是想激励他人,不用担心,等你战胜癌症后你还有更多的时间,更好的说服力。如果你是感到孤立无援,可试着用开朗、宽容、感恩的心对待你周围的每一个人——亲人、朋友、医生、病友、或者是碰巧坐在你旁边的陌生人——你一定不仅会赢得关爱,更会赢得平安与喜乐。

(1) 乔布斯的癌症与日常保健 http://health.sohu.com/20120621/n346147971.shtml
(2) Steve Jobs, neuroendocrine tumors,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http://scienceblogs.com/insolence/2011/10/07/steve-jobs-neuroendocrine-tumors-and-alt/

(3)沃尔特-艾萨克森 《史蒂夫·乔布斯传》 http://book.kanunu.org/book/434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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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死亡,顾念什么?

面对死亡,顾念什么?

我的青少年是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时代中度过的,影响我整个成长过程最深的名言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借故事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说的一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成年后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逐渐明白世界上多数的人比我们生活更好,不需要我们去解放他们。因此,慢慢地,对这段话的后半截几乎完全忘却了。但前两句仍深深地融入在我的生命中,仍是我生活的座右铭。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人生在世一定要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要成名成家,这就是我接受的教育。因此,如我在上一节中所述,1978年上大学后,大学四年如一日,几乎是一周七天每天读书十五、六个小时以上。随后考硕士研究生,考博士生。1988年26岁在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29岁时在学校破格提升为副研究员。在国内最高科学水平的《中国科学》上,在国外我们专业最高水平的杂志上发表论文。随后到英国牛津大学地理学院做博士后,到美国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做博士后,到加拿大皇后大学地理系做Visiting Scientist,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做Senior Visiting Scientist。一路疯狂工作。

1997年移民改行后,计划用十年时间挣够一辈子要花的钱,然后不用申请研究经费去随心所欲做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研究。因此,想十年内要每一年左右做一件较大的事。先是迅速把工作安定了下来,98年创立多伦多新移民之家网站,99年买了第一栋房,随后增添了二女儿,2000年创立多伦多华人资讯网,2002年买了第二栋房出租。2003年我身体开始不适时,正在着手在温哥华买房,并且想将我和太太的工作业务也扩展到温哥华。

若是我的癌症没有严重到让我实实在在面对临终去回首往事的境况,我可能也会象许多癌症病人一样还不会完全放下自己的工作,还不会让自己的事业计划戛然而止,还不会去反省自己的事业心。

那是在手术前的那个星期五晚上。如第一章中所述,我的癌症确诊被医生耽误了近一年。住院前癌症的疼痛已使我要将腰弯成九十度行走,身体十分畏寒,即使是八月的天气,腰间围着厚厚的绒衣(后来是用的林姊妹做的可以围着腰绕三圈的绒布围腰),脚上穿着长筒棉袜和棉拖鞋。晚上睡觉下半身不仅盖着两床被子,被子里还放着热水袋。入院前的一周体重就下降了十多斤,骨瘦如柴。

2004年8月16日住进医院,那是星期一。医生本来计划星期三就立即给我手术。但后来担心我的身体太过虚弱,承受不起,因此决定先给我输一个星期的蛋白液。星期五,Mike牧师和师母来看望躺在病床上的我,建议我立遗嘱。牧师用福音桥的方式给我再讲了一遍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义。我不是在Mike牧师这里决志受洗的,我知道,他是希望确信我在离世前是个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师母也安慰我,不要为两个年幼的女儿担忧,相信神会有祂的方式照顾好我的女儿们,并给我讲了一个我记不清是托尔斯泰还是泰戈尔小说中的故事,说有一位母亲在临终前为自己无依无靠未成年的儿女充满了忧虑,但她过世后,儿女们实际上被无论经济上还是教育上更好的家庭领养,都在爱中健康长大成人。

晚上,当所有看望和陪伴的人离开以后,我开始认真考虑牧师和师母的建议,要不要立遗嘱?我知道,我已经是病入膏肓。但如在第一章"在手术的日子里"一节中所述,当回首自己一生时,我的心中是充满了那么多的遗憾和悔恨。那个夜晚,我在泪水和祷告中度过。我决定不立遗嘱,求神再至少给我十五年时间,我要开始一个完全新的生活。

后来我常把我那个夜晚的思想与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那段名言比较。让我吃惊的是我的一生并没有碌碌无为地浪费一天光阴,并没有虚度我的年华,但是我的心中却充满了悔恨和遗憾。当我追求学术事业的时候,我的成就不仅给我带来了荣誉,还让我潇洒地周游列国;当我改行从事金融业的时候,短短几年我就每年留下一个重重的脚印。如果我当时死去,我留下的遗产和死亡保险赔偿金足够让太太和女儿们有个安定的生活。那么我为什么还会悔恨和遗憾呢?这是因为面对死亡我思想和顾念的根本不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所写的那些!我并没有去回顾我的奋斗经历,并没有去思考我的事业和成就,并没有去顾念我的名誉和金钱,也没有去检讨我的年华是否虚度。不是一般的没有,而是一丝一毫的没有!整个夜晚我的心里只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我的一生有没有留下亏欠?

当时,我实在是没有料到面对死亡回首一生时,脑海里盘横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挥之不去。当我不得不沿着“我的一生有没有留下亏欠”这个问题思想下去时,我意识到我的人生曾在追求错误的目标!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一生是彻底的失败!我甚至对神说:“神啊,如果我现在必须离世,我真愿我从来没有来到这世界更好,因为我留给这世上每一个曾与我亲近的人的,几乎都是亏欠!”

我从小父母离异,我判给父亲,而父亲又长期被强制到干校农场、农村劳动,直至过世。因此,我从小的最大心愿就是不让自己的儿女不生活在自己的父母身边。可是现在我却要永远离开我的女儿们,不能伴随她们长大,不能守住我的誓愿。我亏欠了她们。

我太太和我结婚以来,一直同我为事业打拼,极少松弛我们绷紧的神经享受生活。她一直抱怨我的脾气不好,我不是去改变自己的脾气,反而是劝慰她说成功点的男人没有一个没有脾气。而现在我变本加厉,要将生活的担子交给她一人,要把两个年幼的孩子交给她一人抚养,要让她一人孤独面对世界。我带给她的快乐时光真是太少。我亏欠了她。

我长期以来内心只有事业,对亲友我缺少时间也缺少精力和耐心去关爱。大姑妈视我为亲生儿子,但自我上大学,我同她的见面次数屈指可数,甚至她的葬礼我也未能参加。她不知道为我流了多少思念的泪水。弟弟年轻时向我诉说高考失败的客观原因时,我只有不屑一顾的冷漠,觉得那不是一个敢于面对一切的男子汉应有的态度。还有我在南大、在英国牛津大学、在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的导师,在加拿大Queen大学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聘用我的教授,在英国牛津时的房东,他们曾是那么细心地善待我,而我离开后就只顾自己前面的事业路程,很少同他们联系,很少关心他们。我亏欠了他们。

尤其是作为基督徒, 我亏欠了神和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的最大两条诫命是爱神和爱弟兄姊妹。但如“不良情绪导致癌症?”一节中将要讨论的,自1999年那件我认为自己被一些弟兄姊妹怨屈对待的事后,我不仅没有宽恕,没有如《圣经》所要求的不可含怒到日落那样放下自己的怒气,反而依此定下了不深入参与教会的事奉,不同弟兄姊妹接触过多过深的长期原则。我甚至在金钱奉献上都没有尽自己的本分。

《圣经》里说:"原來我們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見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 4:18)。这时我才开始领悟这句话的含义。当我身体健康的时候,满心追求的是事业、荣誉、金钱,当我生命危在旦夕面对临终的回首时,才发现那一切带来的快乐是如此短暂,面对死亡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的无足轻重。我求神再给我一些属世生命的时光,让我开始新的生活,不再在爱上留下亏欠,好再次面对离世时,心中满有平安。

我的这个临终问题只是我个人的特例,还是许多人都会有的?我想可能许多人都会有,因为我们中国俗话就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并不了解太多其他人临终时的思想,唯一确定的是乔布斯。即使有过事业上的无比辉煌,面对死亡时他也悔恨亏欠了他的太太和儿女,希望自己最后的时刻尽可能同他们多相处,甚至之所以同意他人写自己的传记也是为了让儿女们能理解他一直没能陪在他们身边的原因。传记作者说乔布斯说这话时的情景是令人心酸。乔布斯的事业目标并没错,只是为了事业牺牲了生命中本该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东西。我想,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临终前明白了他奋斗一生的"解放全人类"的目标就是虚假错误,他仍会为一生的忘我奋斗而骄傲吗?仍不会为在他的奋斗中蒙受苦难的人而感到亏欠吗?

最近在网上查阅到两份探讨临终病人人生遗憾的资料。一份是美国的一位叫Bronnie Ware的护士写的《临终病人的五个最大遗憾》[1]。她过去几年的职业是照顾最后3至12周生命的临终病人,文章是根据她对她所照顾的病人的了解而写的。这五大遗憾是:

1)希望当初我有勇气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而不是过别人希望我过的生活。
2)希望当初我没有花这麽多精力在工作上。
3)希望当初我能有勇气表达我的感受。
4)希望当初我能和朋友保持联系。
5)希望当初我能让自己活得开心点。

这些遗憾可归为两类,一类是第一、三、五条,是希望曾经更活出自我,选择更愉快开心地生活。第二类是第二、四条,希望自己没有留下那些亏欠。对于第二条,作者是这样写的:这是我照顾过的每一位男病人都有的遗憾。所有我看护的男病人都深深地后悔曾把他们的生命太多地花在了工作上,错过了关注孩子成长的乐趣,错过了爱人温暖的陪伴。而对第四条,作者说:直到临终最后几周以前,病人通常都还没有意识到老朋友对他们的重要性。但在最后的几周,每一个病人都会想念他们的朋友,深深遗憾曾因生活的忙碌而没有为友谊花应有的时间和精力。“在生命的最后,一切都归结到爱和关系。这就是临终病人最后几周留恋的全部:爱和关系”(It is all comes down to love and relationships in the end. That is all that remains in the final weeks, love and relationships)。

另外一份是日本临终关怀医师大津秀一(OTSU SHUICHI)基于他的1000多个临终病人写的一本书。有中文翻译。繁体书名《死前會後悔的25件事:1000個臨終病患告訴你人生什麼最重要》,简体书名《换个活法:临终前会后悔的25件事》。他列写了25条遗憾,为了与上面美国护士的对比,我这里也只列出前五条最重要的。

1)遗憾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事
2)遗憾没有实现梦想
3)遗憾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
4)遗憾被感情左右度过一生
5)遗憾没有尽力帮助过别人

大津秀一在书中对每条的说明,有的来自他对病人感受的理解,但有的是他个人对读者的劝谕。而且两者常糅合在一起,使我不能判定哪些属于病人,哪些属于作者。尽管如此,仍不难发现,与上述美国护士的发现有很大的相似,第一、四条是遗憾没有活出自我,第三、五条是遗憾亏欠了他人。第二条文字上看起来似乎与事业理想相关,但读过书中的说明之后会发现实际上是遗憾没有持之以恒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不一定要成名成家,更不是“解放全人类”那种伟大得虚无缥缈的梦想。

以前读波爱修斯(Boethius)的《哲学的慰籍》,他说:“恶人徒有人的外表,内心却无比痛苦。”我觉得很难认同,以为恶人不以他所做的恶为恶,也就不会有内心的痛苦。更何况,人是善于找籍口为自己开脱的,甚至反而会把自己宣称为受害者,就像文化大革命一些给他人带来了苦难甚至死亡的红卫兵领袖,他们就说是响应更高领袖的号召,不仅拒绝忏悔,还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但从临终的回首过来后,我终于明白,人若有亏欠,即使健康时表现得平静,在各种利益的追逐下而湮灭良知,甚至选择继续作恶,但在临终回首自己一生时,当那些利益不能随死亡带走而变得不再重要时,良知会重新占据自己的心灵,无法摆脱内心的痛苦折磨。可以选择不告诉他人自己的痛苦,独自承受,但无法摆脱,无法平静地面对死亡!

有趣的是,在我生病后的第十二年,也就是在最后准备这书稿出版前,我读到了哈佛大学著名的“格兰特研究 (The Grant Study)” 的报告。这是一个开始于1938年,至今已持续了七十余年,花费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研究。是通过追踪当时哈佛大学的268名大学生的一生,来研究“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成为人生的赢家”。这项研究最主要的结论,用已经主持这项研究三十余年的心理学者乔治·瓦利恩特( George Vaillant)的话说就是,“在整个人生中温暖亲密的关系对人生满足有最大的积极影响。……换句话说,爱就是幸福”(warmth of relationships throughout life have the greatest positive impact on ‘life satisfaction’, ……Happiness is love)。

这不是一句抽象的总结,似乎还有实实在在的数据支持。如收入水平,该研究说智商110-115的与智商超过150的人没有明显区别,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个人性格的外向内向、社交能力的强或弱等也影响不大。但是,与母亲关系亲密者,却一年平均多挣8.7万美元;跟兄弟姐妹相亲相爱者,一年平均多挣5.1万美元。在“亲密关系”这项上得分最高的58个人,平均年薪是24.3万美元。而得分最低的31人,则平均年薪没有超过10.2万美元。

爱不仅影响我们幸福的感觉,还实实在在可以影响我们物质上的收益?我生病以来的这十多年家庭收入确实是越来越高,这是不是与爱也有关?我不知道。实际上,太太和我一样,都不太看重收入的增长,那是意外的收获,是生活的副产品,我们之间、我们与子女,我们与他人间亲密的关系,尤其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与神亲密的关系,确实让我们越来越满足和享受我们的人生。

我用了较多的文字来写这一节,因为对生命意义认识的转变是我理清情绪的基础。尤其是要放下一切名利和凡事感恩地面对生活,没有对生命意义认识的转变会很难做到。我确实是非常感谢我的癌症,既严重到了可以让我从过去极强的事业心中醒悟过来,又还让我有机会重新生活。我常想,假如我没有得这次癌症,而是到身体衰老的耆耆之年才生病面对死亡,那时我纵有许多亏欠,却再也没有机会改变,那该是多么悲凉!因此,我不仅希望生病的读者,也希望身体健康的读者,读过这些文字之后能反省自己的人生。在爱上没有亏欠,远胜过名誉、地位和金钱。

[1] Bronnie Ware, Top 5 Regrets of the Dying,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bronnie-ware/top-5-regrets-of-the-dyin_b_1220965.html

[2] 大津秀一,詹慕如譯,死前會後悔的25件事:1000個臨終病患告訴你人生什麼最重要,天下文化出版社,2010年07月,http://whdxhnzh.appspot.com/myblog/jw!R.3CVAOAHxT1GfZRoZVOAAE-/article?mid=6259&prev=6260&l=f&fid=22

[3] George E. Vaillant,2012,Triumphs of Experience: The Men of the Harvard Grant Study. Belknap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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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情绪导致癌症?

不良情绪导致癌症?

如果在互联网上检索一下,尤其是用中文检索,不难看到许多讲不良情绪会导致癌症的文章。有的从统计学上,有的从中医学原理等不同方面来论证情绪与致癌有关系。有的甚至认为关系可达90%[1]。有的不仅认为癌症前几年而且甚至认为童年时的心理创伤也与后来的患癌有关[2]。更有的文章将不同的情绪类型同不同器官的癌症对应了起来,说不同情绪与不同器官癌症相关联[3]。

我生病以后尽管在书本上看到过说情绪与癌症发病有一定关系的文字,但第一次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还是2007年。如第一章开始时提到的,我2007年4月陪太太参加永明金融公司在波多黎哥举行的年会,请来的一位讲员是位患过乳腺癌的多伦多的犹太裔医生,和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确诊患了癌症。她在演讲中和她写的书里都说到在她患癌症的前几年,她的心情常处在忧郁悲伤中,因为她的大儿子在几年前几个月大时翻身卧睡窒息死亡,她一直觉得那是自己难以原谅的过错所致。她认为这种压抑忧伤的情绪对她患上癌症有十分重大的责任。

那我生病前有没有持续而且不良的情绪呢?应该说是有的。

那是发生在1999年底和2000年初的一件事。太太在北大和在加拿大McMaster大学硕士专业都是经济方面,1997年移民加拿大后她决定从事比较相近的金融行业,而我也决定改行与她一起从事金融行业。她加入了后来为永明金融收购了的明信理财公司,我则代理多家其他的公司。在这些公司中,有一家是专门于注册教育基金储蓄计划的公司。因金融计划涉及客户来之不易的金钱,而且很多计划都是时间跨度很长的,如注册教育基金储蓄计划,就可以达18年甚至更长,因此在代理哪些公司上我们也都有过慎重选择。这家公司成立于1965年,已经有几代加拿大人从计划里拿钱读过书了。公司主要做行政管理,投资是委托一家银行做,主要投资在加拿大政府债券上,风险不高。加拿大政府当时是给存入账号内的每年不超过规定数额的存款20%补贴。

加拿大是个法制社会,如果是一个骗人的公司不可能存在这么久,更不可能政府还把补贴款拨到里面去。而且投资是委托银行做的,主要投在政府债券上,就是公司倒闭,资金也还在银行里。因此我觉得很可靠,给我自己的小女儿也做了该储蓄计划,我当时所在的教会也有三人通过我为他们的子女做了该计划。但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移民到加拿大没有几年的人,身边认识的华人,还没有子女拿过这样的钱就读了的实例。

1999年10月我买房子搬了家。由于太太已经怀孕8个月,我们又还没有买车,因此就随接送我们去教会的那弟兄一家来了离家更近的我们现在所在的教会。这教会是我原来教会的女儿堂,接送我们的那弟兄一家也是来自我原本所在的那间母堂,因此,我和太太都没有觉得是离开了原来的教会,不加思索就来到了新的教会。

12月原教会那三位购买了教育储蓄计划的客户给我电话,说他们问过教会的师母,那是个骗人的公司,要求退款。尽管我不认为那是个骗人的公司,但听到他们说是问过了师母,觉得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了,我同意帮他们退出来。按公司规定,中途退出要按购买时事先合同中的规定扣一笔罚款。我对他们说会争取公司全额退还,不扣罚款,如果最后公司没有全额退还,我个人将差额补给他们。

取消计划退款,尤其是我申请希望公司全额退款,公司需要一些时间办理。在这等待的期间,仍有不愉快的事发生,我也听说那边的母堂曾召集有年幼子女的家长,要他们提防受骗。这使我觉得有必要把我自己的想法和我如果没有争取到全额退款就自己补贴差额的承诺白纸黑字写下来。因此,我写了一封长信,分别寄给了那三位客户和我那母堂的一位年长的长老,请那位长老作我承诺的证人。

2000年1月底、2月初分别收到了公司给三位客户的全额退款支票。事情到此本该就结束了。但随后的几个月中我陆续知道我原教会夫妻团聚一位带领人的太太在教会之外我们认识的人中也传扬说我和太太做了不光彩的事。这使我最终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血气。我的本性本来就是个受不了委屈,面对委屈会不计后果反击的人,这时我的愤怒也达到了极点。我对太太说,面对指控,属世的社会还给申辩的机会,但现在我不仅没有申辩的机会,甚至都没有一个人询问过我事情的经过就给我定了罪,而且还要向认识我们的人宣扬我们的罪!

《圣经》说人的本性是罪性的,即使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因此,这件事并没有动摇我的信仰,但却深深影响了我对弟兄姊妹的信任,影响了我对弟兄姊妹的爱。我和太太做出了两个影响了我们随后许多年的决定,一是以后在教会不谈论自己的工作;二是在教会里保持低调,除一些如打扫卫生这样的体力性事奉外,不深入参与其他事奉,尤其是管理性的事奉。

2004年7月,牧师邀我太太和我列席教会每月一次的理事会。这是我癌症确诊的前一个月,也是我癌症确诊前的最后一次教会的理事会。牧师是对我太太说的。由于我和太太的上述约定,尽管四年多已经过去了,但我知道后仍在犹豫是否去参加理事会。凑巧的是,不久,太太接到一个在香港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他们一家原也是在多伦多我们教会的,后来去了香港工作。闲聊中她告诉我太太,一位从我们这里过去的姊妹最近去了她那里,并对她说我太太和我在多伦多做了很不好的事,是否人品有问题。这位姊妹离开那母堂后也曾来到过我和太太现在所在的教堂,同我们相处了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从未询问过我和太太那件教育基金的事,而现在却远在香港宣扬我的“罪”。我这么多年本来就还没有完全熄灭的怒火被再次点燃了。我对太太说,理事会我不去列席了。太太说她已经答应了牧师,不好反悔。我怒气冲天地对太太说,要去你去,我不会去!太太不会开车,说要我送她去,我咆哮了起来,对太太说:“你叫出租车去,我不送!”

我生病以后,每回想起这些就觉得深深的亏欠,甚至觉得我的生病宛如是神的管教,就像一位父亲在准备用杖管教儿子前最后一次问儿子悔不悔改,当自己再次作出不悔改的回答时,管教的杖终于落在了身上。我知道我需要彻底放下心中的怒气,完全悔改。

然而,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这个情绪是导致我癌症发生的原因。我有理由相信这点。首先,尽管我有心中的积怨,但我也有生活的愉快和满足,而且那积怨与我的愉快相比,是那么微不足道。我和太太的工作,除了这件事外,总的来说十分愉快,不仅很快就上轨道业绩不错,而且通过工作还结识了很多朋友。我们为新移民提供的义务安顿咨询服务也得到了社区的肯定,报纸的赞扬,太太和女儿们带给我的快乐也无与伦比。那件不愉快的事尽管我没有宽容,但也并没有让我随时记在心中,因此我不觉得它会严重到导致我生癌症。

其次,我认为将癌症的普遍发生主要归因于不良情绪这样的看法也很令人怀疑。如我在下一章为什么说癌症是文明病一节中所述,癌症发病率是从中国西部到中国东部,到台湾、香港,再到日本、北美明显地越来越高的,显然,我们不能说那是因为从中国西部到北美的人生活快乐指数越来越低,不良情绪问题越来越严重。还有癌症的发病率过去的一百年来也存在越来越高的特点,我们也不能归因说是因为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不愉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生活水平提高,癌症发病率也在迅速上升,我们不能说是因为过去战争年代、文化大革命年代的人们比改革开放年代的生活得更愉快。

我在病愈之后,时有朋友或教会弟兄姊妹邀我去为其他患有癌症的人分享我的经验。不时会遇到有人争辩说是因为现代城市化比过去的乡村生活带给了人更多的生活压力和不良情绪。但我想,如果认为农村生活更快乐的话,只要问一问现代中国的城里人,有谁愿意放弃城里的生活到农村永久定居?如果有的话我想也一定为数极少。我过去在农村生活过,知道农村人那种几代同堂的家庭矛盾和屋瓦接迭的邻里矛盾使他们面对的人际关系压力一点也不比现代城里人少。而脆弱的自然经济和储蓄很少的贫困使得即使是一个较小规模的自然灾害或一次不必太严重的失收,就足以让他们陷于困苦彷徨。还有缺医少药远离医院的生存环境,使得他们面对疾病也异常脆弱。上面说及的那位犹太裔医生说她失去儿子后的痛苦可能是导致她发生乳腺癌的原因。但在中国在我父辈那一代年轻时及他们之前,失去过一个年幼儿女的母亲,无论是从长辈那里听说的,还是从书本上读到的,真是比比皆是。有的甚至失去过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就象我的大姑妈,不仅有两个男婴早夭的痛苦,而且还一辈子为没有儿子叹息自己苦命。如果这些是致癌原因的话,他们那时的癌症发病率应该远远高出现在才对。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还有一个理由也使我不想去把不良情绪看成是导致我产生癌症的主要原因。尽管这个理由只是基于理性的思考,而不是基于任何事实,但我认为也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现代科学还不清楚癌症发病的真正原因,因此,我没有理由把自己的病因归于某一、两个因素,那样做可能会让我忽视了其他一些重要的甚至可能更重要的因素。也许情绪有一定的影响,也许在其他因素导致癌症产生后负面情绪能起促进作用,而且,如将要在第四章“心境”一节中讨论的,我也的确把心情的愉快当成了我抗癌五个重要的方面之一,但这些都不足以我把情绪看成是我的癌症产生的主要原因。我把情绪问题和我其他各种不好的现代生活方式习惯等同对待,都一丝不苟地去认真改变,但不把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挑出来,看得更重,以免忽视了的其他原因。

与情绪有一定关系的另一个因素是,生活压力与癌症的关系。这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还相当缺乏严谨的研究。互动百科有一个专门词条“压力癌症”[4],但不仅只有三条引用文献,而且其中的有些结论也让人觉得模棱两可。如其中说:“癌症的形成和产生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吸烟、酗酒、肥胖、劣质饮食、不安全的性活动、空气和环境污染、室内燃煤烟雾、肝炎、缺少锻炼和家族遗传等,如果一一排除这些致癌因素,一般就会把患癌原因归结为压力(stress,又称应急或精神紧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压力只是排在所有其他致癌因素之后的一个不重要因素,还是说它很重要,一般都会与它有关呢?

我在这方面读到的较为严谨的研究报道,是芬兰职业健康研究所的Katriina Heikkil博士2013年2月7日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文章。Heikkil和他的研究人员从芬兰、法国、荷兰、瑞典、丹麦和英国共选取11.6万名年龄在17—70岁之间的男女志愿者,将他们的工作分为四种类型:高压型(工作要求高,对工作的控制性低);主动型(工作要求高,对工作的控制性强);被动型(工作要求低,对工作的控制性低);低压型(工作要求低,对工作的控制性强)。随后进行了12年跟踪调查,发现这11.6万个人中共有5700多人患上癌症,分析后发现各种工作类型患癌几率比较平均,不存在患癌发病率与工作压力之间的相关关系[5]。

由于缺乏可靠充分的研究结论,我是依据我对癌症的认识和我的抗癌原则来认识生活压力对癌症的影响。第一,如第三章中的讨论,癌症是文明病,是生活方式病,因此,我想生活压力本身可能并不一定对癌症的发生与否直接产生影响,古代人无疑也有他们的生活压力。但当生活压力十分强大,并与现代文明结合显著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时,则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是否会患上现代文明病产生影响。例如,一个人有较大的工作压力,但仍保持他正常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压力可能对他的健康影响较为有限,但若他因工作压力而变得经常熬夜和一日三餐不规律,则有可能对他的健康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第二,由于我们人性本性就是罪性的,因此,并不一定完全没有压力,能自由自在任由我们的本性带领就是对我们的身体最为有益处的。换句话说,有的压力可能导致我们形成不好的生活方式从而有害我们的健康,而有的压力可能反而能督促我们维持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有益于身体的健康。

有的压力反而有益于我们的健康?是的。只要我们细心观察思考自己的生活,就会不难发现这样的实例。比如一个不得不朝九晚五上班的人,就不得不过一个早睡早起的有规律的生活。我生病前之所以能形成长期的熬夜工作习惯,正是因为我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没有必须早起去坐班的压力。而我生病以后早睡早起坚持比较好的时候也是在女儿她们每天要上学,我必须早起为她们准备早餐和送她们上学的日子。而当他们放假,我没有了早起的压力时,慢慢就越睡越晚,越起越晚了。

直到我生病那些年,中国大陆来的技术移民还有不少刚来时不太宽裕,经济压力较大。我有时对他们说刚来没有买车,实际上对健康是有益无害,逼得自己每天不得不多走些路,不得不多在室外呼吸新鲜的空气。当我说这话时,我并不是在安慰他们,而是在说自己真实的想法。在本书的第一章我曾说我患癌症时,在我去的医院和我的周围朋友中,还比较少来自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尤其是才移民过来几年的新移民患癌症。这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我有时真是在想刚来时的经济压力让他们暂时没有车,甚至让他们暂时不得不去做些体力活是否真的也是他们在刚来的前几年少患癌症的原因之一?

因此,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将压力分为负面压力和正面压力两种类型。负面的压力把我们引向不良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不利于我们的健康,因此应该尽量避免或尽量控制它不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而正面的压力,有利于帮助抑制我们的罪性,过更健康的生活。这种压力宛如《圣经〉中神加在保罗身上的刺,能帮助他更警醒谦卑,因此有益无害。

[1] 九成癌症与不良情绪有关http://blog.people.com.cn/open/articleFine.do?articleId=1319671013586

[2] 2009, 美国研究发现:“不良情绪导致癌症”确有实据,http://health.sohu.com/20090831/n266344200.shtml

[3] 恶性情绪与癌症的关系 如何解除 http://yangsheng.hebnews.cn/xinli/xinlijb/3964.html

[4] http://www.baike.com/wiki/%E5%8E%8B%E5%8A%9B%E7%99%8C%E7%97%87

[5] 2013,压力大是否会导致癌 http://www.6eat.com/Food/Info/201309/481167.htm

作者:方金琪 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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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力量

信仰的力量

  信仰在癌症病人抗癌中有什么作用?在本书各章节的分享中,我努力避免过多地谈论信仰对我抗癌的影响,只有在不能回避时才加以说明,因为癌症病人的信仰是多种多样的,而抗癌有效的做法应该是共同的。但写作过程中,我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没有透彻地解释信仰对我抗癌的影响,不管我怎样在措辞上反复推敲,也觉得未能完全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有时甚至反问自己:读者没有我的信仰,是否能明白我所想说的?

  因此,我将用这一节专门来讨论分享信仰对我抗癌的影响。也会简单地讨论信仰对癌症病人的作用。

  我是1996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时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到2004年癌症确诊时已经近八年。我的信仰对我抗癌有多大影响?我常用一个比如来同人分享。我说,我的身体就像一部汽车,一不留神,突然发现自己把车开到了悬崖边缘。这时,医生做的就是要帮我刹车,免得车立即掉下了悬崖,我的信仰则帮助控制了方向盘,避免了医生放开刹车后,车仍然要走向悬崖。具体些说,我认为癌症病人抗癌最需要的是勇气、智慧和毅力,而我这三方面的根基全建立在我信仰的基石上。因此,这节就是想说清楚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想。

  我们中国人,大概是受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思想的影响,使我们的文化重眼前的实用,重生活的智慧,对信仰、对生命智慧的探讨显得十分的薄弱。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生命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人的本性是什么?西方人说他们的国家就建立在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上(基督教立国)。这多少让我们中国人觉得玄乎和不可思议。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对这些问题不仅缺少深刻的思考,答案也常是模棱两可。就是孔子,既远鬼神又重祭祀、畏天命,对他五十知天命的"天命"是什么也不细说。当代政府喜爱无神论,现代"国学大师"就说孔子的"知天命"就是不怨天,不尤人,内心有定力。如果真是这样,又该怎样解释他的"畏天命"?如果孔子的"天"不是冥冥中的最高主宰,又怎样解释儒家文化为主导的贯穿中国2000多年历史的"天子"、"天坛"、"替天行道"、"苍天"等观念或实体中的天?如果孔子认为他的生命主宰就是他自己,当他病重,子路建议他祷告时,他说:“丘之祷久已”(我已经祷告很久了)(《论语•述而篇》)时,他在向谁祷告祈求呢?孔子不愿详说,后人也懒得细究。

  对信仰缺乏严谨的探讨和认知,也让我们的文化在信仰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包容性和可塑性,不需要时可以说什么都不信,需要时只要有用什么都不难接受。不管是陈胜、吴广鱼肚里的字条,是太平天国从基督教改头换面来的拜上帝会,还是圣经认为荒谬的共产主义思想。甚至都不难将一些人当神来敬拜。但是,只有真正的相信才会改变生命,对抗癌的影响也是同样。

  我没有能力讨论各种信仰对癌症病人的影响,既没有对各种宗教的全面知识和体验,也没有多少调查统计的数据。除综述的别人的观察分析结果外,我只分享基督教对我抗癌的影响。另外也会提及到普通无神论者面对癌症的一些可能反响,因为不仅我自己曾经是,还有本书的不少读者可能仍然是这样的无神论者。

  1991年我到英国牛津,住在市中心一栋有70多个单元的叫Commonwealth的楼里。房东是基督徒,加上副房东和其他一些他们的朋友,聊天时有时会问我们信仰什么。像其他来自中国的人,我的回答总是说我什么都不信。后来有一位来自非洲的朋友善意提醒我(他本人是穆斯林):以后不要对他们说你什么都不信,他们觉得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可怕。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和许多中国大陆教育下成长的人一样,我们并不是什么都不信,我们信仰无神论。只是我们的教育里把无神论认定是科学事实,而接受前自己也没有过思考,因此才误以为自己只知科学,没有信仰。用句时髦话来讲就是自己不知不觉被信仰了。西方文化里认为科学证明不了有神,也证明不了无神,因此无论相信有神还是相信无神,都需要凭信心去接受,因此都是信仰。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无信仰的人,如果有的话,也是及其稀少。

  但信仰与宗教信仰并不等同。信仰包括宗教信仰,但宗教信仰不是信仰的全部。一种宗教信仰一般有特定的教理教义,特定的组织仪式和活动。无神论者中除了象我曾经那样接受了无神论但没有加入任何组织形式的普通信仰者外,另外还包括佛教和共产主义思想。后两者都有特定的教理教义、组织仪式和活动,只是共产主义将自己定义为科学信仰而不是宗教信仰。但共产主义信仰至少有三点是科学无法证明的。一是如上所述科学不能证明有神或者无神。二是共产主义相信将来有一天人能自觉地各尽所能劳动,社会也能按各人所需分配。这就需要全人类人性发展到一个没有嫉妒,没有贪婪,没有自私、没有放纵、没有懒惰的完美境界。科学证明不了人类肯定会有人性完美的这一天。《圣经》是说人的本性是罪性的,永远进入不了这样的一个境界。三是共产主义信仰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是完美得宛如在地上的天国。《圣经》里说因为人的本性是罪性的,人类社会因此永远充满了苦难,完美的天国般社会不会在地球上出现。科学证明不了这样的完美天国社会一定会在地球上出现。不管怎样,我以下讨论中提到无神论者时,既不包含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也不包括佛教徒,只是指象曾经的我那样的普通无神论者。

  那么,基督教信仰对我抗癌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最让我感恩的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1、心灵的平安

  如第一章中所述,无论是得知癌症确诊的消息后,还是手术或化疗过程中,我并没有感到过恐惧、焦虑,并没有失去内心的平安。我确实有过许多次的流泪。但那是因感恩而流,或是因对自己过往人生的悔恨而流。并没有流过恐惧的泪。
  那我为什么会有这份内心的平安?我想当然与我的信仰有关。就像基督徒弟兄姊妹平时常说的,凡事尽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本分,把忧虑交托给神。实际上,我并不觉得我能做到这点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无论是在我之前还是在我之后诊断出癌症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了解较多的多做到了这点,在苦难中仍有平安喜乐。但后来从书本上,从诸如南京民间癌友协会会长说他们死亡的癌友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新闻报道中,还有从一些非基督徒癌症病友那里了解到的,我才开始意识到面对癌症很多人并没有这样的平安。
  在成为基督徒以前,如在化疗历程中所说,我本是个十分害怕死亡的人,不要说看见死去的人,就是经过一个自己知道曾死过人的地方,都会感到毛骨悚然。面对苦难,我倒是有不服输的斗志,但同时也会带着斗士躁动不安的心,加上急躁的脾气,决不会有内心的平静。因此,我十分感恩信仰在我人生面对这莫大苦难时带给我的内心宁静。而且,这宁静来得那么自然,我甚至都没有去特别思考过怎样才能得到它,完全是一份恩典,是一份只要信就会得到的恩典!正如《圣经》所说:“耶和华必应许将平安赐给祂的百姓。”(诗篇 85:8)“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 14:27)。我想,假如这份平安需要我自己理性的思考才可能得到的话,我一定会得不到。因为无论从科学统计数字,从身边我所知道的实例,还是从我周边人的感受,我能胜过这次癌症的可能性都是太小,我不可能凭理性的思考获得平安。

  这样的解释可能让不是基督徒的读者很难理解,因此我这里用一个比喻来进一步说明。我们成年人常会羡慕小孩的无忧无虑。小孩为什么会无忧无虑?只是因为他们年幼无知?当然不是。年幼无知的小孩,没有了爱,没有了保护,也会充满痛苦和不安。一个小孩之所以无忧无虑,是因为相信有来自父母不会失去的爱,是因为相信父母有能力保护自己,安排自己的所需,他不用忧愁,只需信赖依靠。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小孩,相信在天的父不仅是全能的,而且有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只要我们相信依靠。就如耶稣所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

  这平安是发自心灵深处,是不要自己去挣取配得,是其他力量不能夺走的。这种奇妙的平安正如耶稣所说,与世人所能赐的不同。中国大陆的无神论者有可能对这种体验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可以去力图研究理解,但不能否认,因为这是我个人的亲身感受!

2、祷告的力量

  祷告是基督徒属灵生活的十分重要方面。祷告不只是向神的话语诉说,也是对神的态度和心声的一种表达。在癌症生病以前,我的祷告有两个特点,一是如谢饭祷告这种在当时的我看来是形式上的祷告,我总是记不得。偶尔意识到自己又忘了饭前祷告时,会在心中自我安慰说:以前几十年都没有这个习惯,只能慢慢来。二是我只为与我心相关的事祷告。我是学科学出身,凡事喜欢理性思考。觉得生活中遇到的具体实际困难,还是要凭自己来解决,因此很少放在祷告中。但圣灵就在信祂的人的心中,要改变我们的心可能就容易许多。因此,当我觉得自己应该改变心态时,我就会时常祷告。比如在工作或人际关系中,若某人惹了我而想发怒时,我会立即在心里祷告说:"主啊,给我宽恕的心"。这种祷告很顶用,常会很快平息自己的怒气。但我也不总是把这都看成是圣灵的作为或神对我祷告的允许,而是自己给出了一个"科学"的解释:当自己准备发怒时,若能想到神,就想到了《圣经》的教导,就会意识到不应按自己罪性的欲望去行,从而也就把怒气放下去了。我可以把这称为理性的祷告。

  可是,面对晚期癌症带来的死亡威胁,我不仅无法凭自己能力做到什么,甚至科学和医生的能力也是那么有限。即使是具体非心灵的需求,我也只能完全顺服在神面前,向神祈求祷告。但我仍经历了一个逐渐的过程,最后才完全交托顺服。我2004年8月13日癌症确诊后,14日晚上林姊妹和吕弟兄夫妇来我家里看我,他们俩退休前都是国内医院的主治医生,林姊妹在加拿大也有多年在医院照看生病妈妈的经验。林姊妹说我第一步需要的是16日看专科医生时医生同意我立即住院。她提议一起为医生能同意我马上住院、医院也有床位而祷告。林姊妹也约定第二天陪我和太太一起去见专科医生,万一医生不安排我立即住院时好帮助我尽力说服他。第二天我们见到专科医生时,他第一句话是问我为什么病得这么晚了才来看他,第二句话就是要我马上到医院住院,他已经为我安排好了。

  入院第二天上午,林姊妹和吕弟兄来医院照看我,说下一步要确定的是希望有一个好的手术医生为我手术,又提议我们一起为这祷告。随后不久护士进来,林姊妹问她我的手术医生是谁。护士说就是给我看病的那位专科医生。林姊妹又问,那专科医生的手术水平怎样。护士诚恳地回答说他是这医院最好的手术医生,若是她自己需要手术也一定会找他。

  这两次祷告都是林姊妹和吕弟兄提议的,我是被动参与。当现实的结果都如我们祷告所求甚至更好时,我心中充满了欢喜和感恩,但仍觉得也许只是巧合。

  第三次祷告,是如第一章“手术的日子”和本章"面对死亡,顾念什么"中所述的2004年8月20日那个难忘星期五晚上的祷告。我当时是一个人平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在打蛋白液点滴。当我决定不立遗嘱,渴求至少十五年生命,以便陪伴我两个女儿长大成人时,我已经走到了所有理性思维的尽头,我只能把自己彻底顺服在神面前,向神祷告祈求。那天夜晚有好几个小时我是在泪水与祷告中度过。我没有思想过我的祈求是否理性合理,没有想过神是否会允许,也没有想过神会怎样让我明白祂的旨意。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我希望还有十五年生命,其他的一切方式手段都帮不了我,只有我的神,因为祂是全能的。我祈求祂的怜悯。

  第二天早晨林姊妹和吕弟兄又来医院照看我。我把不立遗嘱的想法告诉了林姊妹,她也赞成。然后,她给我讲了昨天晚上教会祷告会为我祷告的情况,林姊妹拿过我床头的《圣经》,翻到《列王记下》第二十章第一到六节,说这是为我祷告时弟兄姊妹选用的经文。如在“手术的日子”一节中所述,这段经文是:

  “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遗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希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记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希西家就痛哭了。
  以赛亚出来,还没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希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 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

  读完这段经文时我不能自抑,泪流满面。我的心完全把它看成了神对我昨天晚上祷告的允许!因为:

经文中是先知去告诉希西家立遗嘱,我是牧师要我立遗嘱。
希西家没有立遗嘱,痛哭求神纪念他在神面前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做在神眼中所看為善的。我没有立遗嘱,痛哭求神看在我过去对祂的信心从没有动摇过听我的祷告。
我是向神求给我至少十五年生命,因为那样我当时才四岁的小女儿也就成年了,神应许给希西家的是十五年。
第三日,8月22日,也将是我手术的日子。
我的祷告和教会为我的祷告都是在这个星期五晚上,几乎是同时,我不立遗嘱和求神给我十五年的祷告还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
我对这段经文和希西家的事,之前并不熟悉。

  《圣经》中希西家要先知让神让日影往后退十度作为先知所说的是从神而来的印证。我在我心里自问,我还需要印证吗?神啊,我不需要了!这已经有太多的巧合,我的心已经完全相信!即使骄傲自己善于理性思考,我也无法否定这一切。我甚至觉得神在这允许中也带着管教对我说:你不是喜欢理性思考吗?!我要叫你凭理性思考也会知道我是谁!我泪如泉涌,无可推诿,只有谦卑顺服。

  从这以后,我相信了神给我能胜过这次癌症的允许,也学会了完全交托的祷告。我开始求神给我智慧,让我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让我能抓住神的允许。这就有了我下面将要讨论的第三点,信仰给了我抗癌智慧。

3、信仰给我抗癌智慧

  神可以给人抗癌的智慧?对于非基督徒,尤其是对无神论者,可能会觉得玄乎和不可思议。但对我,当我说若没有从我的信仰,没有从圣经而来的智慧我已经不在这世界时,我一点也不觉得是夸张。

  我从癌症中走过来之后,一些朋友说佩服我的勇气和毅力。实际上,这些年我知道的在勇气和毅力上超过我的癌症病人并不少,但他们常失败在了抗癌的智慧上。

  如上所述,自第三次祷告之后我相信了神的允许,相信自己能够胜过这次癌症,因此我不再为随后的手术、化疗等这些我自己并不能控制的事耽心,交给医生决定,相信神会保守。但《圣经》告诉我们,神也给了人自由意志,就像神的救恩是为所有的人,但有的人可以选择不信。因此,我相信我接下来需要的是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一个不会让癌症复发的生活,抓住神的允许。但问题是,我以前身体很好,很少去留意保健养身的知识,我的养生知识近乎为零。而且科学也还不知道癌症发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仅众说纷纭,甚至时常还相互矛盾,我该怎样去判断取舍?另外,我也常是固执于自己理性思考、固执于自己已有的知识,我怎样才能明白神的旨意而谦卑顺服呢?我求神给我智慧。自2004年8月21日以后的很多年,我的祷告核心就是两点,感恩和求智慧。

  8月29日手术回到家里后,第三天我原来教会的杨妈妈和她两个我们称为二姐和巍巍姐的女儿来看我。杨妈妈当时已经是85岁。她们送给我一本怎样才能明白神的旨意的小册子。其中讲的一系列方法中,最主要的首先是看《圣经》中怎样说,如果圣经中找不到答案,就用神给我们的良知去判断,还有就是求神用我们周遭的事物、用我们的所见所闻去启示我们。因此,我祷告求神给我一个开放、谦卑的心,不要抱任何的固执成见,求神用《圣经》的教导,用我所读的书本,用我周围经历的事物去启示我,让我知道该怎样行。当我时常这样去祷告祈求,去儆醒自己时,我所得到的,无数次让我流下了感恩的泪水。这在本书其他章节的一些实际经历中常可看到。这里概括以下几个方面。

a) 反思生活方式的指导原则

  当这样祷告时,我的心对我所读的书,对我周遭发生的事也变得更敏感,留意它们可能给我的启示。也特别留意把自己放在那种可能获得益处的环境中。如在第一章"化疗历程"一节中所述,我化疗前见药剂师,当得知我12次化疗每次要住院3天时,一位实习药剂师就私下提醒我,可以要求安排在家里接受化疗,因为在医院我将会同临终癌症病人住在一起,她担心会影响我的心情。当我问自己想怎样做时,我立即否定了提出这样要求的想法。我不是祷告求神给我智慧,用我周围的事物和环境启发我,让我知道该怎样去行,以避免肿瘤复发吗?还有什么能比住到癌症病人一起,观察他们的生活,同他们交流更好呢?我相信那样的经历一定会给我很多启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果真如此。

  如下一章所述,我很快明白了癌症是文明病,是生活方式病,我需要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但我的生活方式哪些不合理呢?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逐渐地,在祷告和反思中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基督徒式的原则。这就是我反思我生活方式的最高原则:

  神创造的生活原本是什么样?现代文明又把它改变成了什么样?这种改变合不合理?如果不合理或不完全合理,我该怎样尽可能回归或接近原本?

  应用这一原则,如下一章所述,我对我生活方式的各个细节方面,如阳光、户外活动、体力劳动、作息规律、汽车使用、冷暖气使用、呼吸空气、饮食等逐一反思,并把这种反思同下面所说的对人性罪性的认识结合起来思考。这使我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收获,明白了我该怎样做。真是十分感恩。详细的讨论见下一章,这里我只举一例子。

  如对冷暖气的使用,加拿大人大致是这样,夏天办公楼、公共场所冷气控制温度大致是20-21摄氏度,家庭多数要高一点,但多以不感到热为基准,室内温度达24-25度时多会开冷气。我生病以后留心我家隔壁的邻居,基本上是我们家不开空调的室内气温超过21度时,他们家的冷气机就自动启动了。冬天的暖气大多数家庭控制在21-23度,出租公寓楼内大约控制在25度左右。这里采用的多是中央冷气,空调机完全在室外,因此中国谈论的空调病、空调房正氧离子高等在这里至少感觉上似乎也不是太大的问题。而对暖气,我读到过的政府资讯有两点记忆深刻。一是安省政府规定出租屋自9月15日到第二年6月1日室内温度不可以低于21摄氏度,也就是说,即使在安省南部,除6、7、8和9月上半月外,其他月份暖气机都要开启才能达到政府的规定。甚至即使夏天的夜晚也不时有21度以下的温度。二是政府鼓励大家节约能源时举一家人为榜样,他们白天上班家里无人,温度控制在16度,下班前温度会上升到23度,睡觉前怕小孩踢被子受凉,温度控制在26度。

  这是政府和大家公认的标准与习惯,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当我用我上述的原则去反思时,很自然我会问自己:神为什么创造冬天和夏天?我们原本的夏天与冬天的生活方式是怎样?当现代文明让我们可以把夏天、冬天的温度控制得一样甚至反过来时,我们有什么改变?如果有不合理的改变,我该怎样去弥补?思考这些问题,会很容易也很自信地得出例如如下的答案:原本的夏天我们会热,会出汗,因此现在我们最好夏天时还是让自己能适当感受到热、适当出点汗,完全凉快地过夏天那不是我们的原本;出汗会让我们更渴,喝更多的水,汗会带出我们身体内的许多盐分和毒素,因此,如果我们没有经受太多的热和出太多的汗了,就要注意平时多喝水——不管渴不渴,还要少吃些盐——即使我们的先辈一、两千年来就是那么吃的也要警惕,对他们行,对我们不行了;原本的夏天有在太阳下的户外劳作,因此我们也要适当多晒太阳,缺少阳光会减少身体对钙的吸收,而缺钙被认为有利于肠癌发展;……。还有对冬天暖气使用的反省,这些都可以进一步参考我下一章的讨论。

  在有了反思的答案后就需要制定相应的改正措施,而措施的实施需要毅力去坚持。这时就又需要从智慧而来的明白,从明白而来的信念,有信念的行为才会持之以恒。坚持中有时也需要勇气。如我生病后我们家冬天的暖气是白天19度(现在为了让太太更适应些定在20度),晚上睡觉时17度。这比加拿大人常见的低了许多(比上述政府建议的。偶尔我能感到有些来客觉得我的做法不可思议,甚至在想我是不是为了省钱。但不管他人怎么想,我有从智慧而来的信念!

  我在想,如果用词上把"神创造的生活"改为"原始的生活",不信仰基督教的读者是否也可应用我上述的那一原则呢?也许可作为权宜之计。但要记住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基督徒相信神创造的原本生活方式一定有神的美意,现代文明可能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享受和方便,但不一定符合我们人原本(健康)的需要。由于这个信念,我反思时总在追寻原本的美意在哪,现代的不足又是什么。比如电、电视、电脑的发明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享受和方便,让我们晚上可以娱乐,也可以工作,但神的美意是让我们夜晚休息。而抱进化论和共产主义信仰的读者可能很容易认为现代的就是更高级的,原始的就是落后的。从而容易觉得这种反思无意义,或走过场,或因缺乏信念而难以持之以恒坚持改正。

b) 认识人的"第三"罪性

  《圣经》中说我们人的本性就是罪性的。成为基督徒以前,我知道偷、抢、杀人、放火等刑事犯罪是罪。成为基督徒后我明白自私、嫉妒、贪婪、怨恨、论断人、轻易发怒等没有违法但也能伤害他人的行为也是罪。而成为从癌症重病反思过来的基督徒后,我才明白我们还有一种隐藏更深的罪性,它可能不伤害别人,却可以深深地伤害我们自己。如成瘾性、惰性、好享乐性、好名利性、自以为是性、倾向将错误归于他人将自己想象为受害者的苦难主义性(Victimism)等。这种认识对我的抗癌思想影响有多深?这从我对这本书的标题就可以感觉到,在很多章节中都可以找到例证。

  我是2005年加拿大感恩节在我们教会的分享中对大家说,我病后第五年时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人性与文明病:癌症让我活得更健康”。现在是八年半过去了,为什么还没有写完?实际上,2006年时就写好了第一和第三章。第一章是基于我在化疗时的日记,并没有花太大的气力。第三章则是在身体还不适中赶写出来的。当时我身边有好几位也患癌症的病友,我想写出来同他们交流分享。但让我意外的是,我打印给他们之后,既没有听到他们的分享,也没有看到他们听从我建议的任何改变。同没有患病的朋友分享,口里都说不错,但要做到太难了。一位邻居朋友听我说了熬夜的伤害,就要她喜欢熬夜的丈夫改变。她丈夫问答说:我什么都可以改,就是晚睡的习惯改不了。

  所以我曾一度想放弃写这本书。觉得除非用些刺激的名词和标新立异的做法,否则只是呼吁大家改变习以为常的习惯,没有什么用,改变不了什么人。为什么人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人罪性之一的惰性使我们对习以为常的习惯很难改变。我自己也不例外。我的抗癌历程实质上就是一个挑战自我,持之以恒改变自己不良生活习惯的过程。这从下一章我改变晚睡习惯的经历中清晰可见。但我是癌症已经威胁到了生命,没有改变不能生存,而那些还没有生病的人,我怎能期望他们也有我那种毅力呢?

  也许是中国大陆移民到发达国家生活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这两年我认识的人中患癌症等文明病的越来越多。我时常被邀讲我的抗癌经历。这让我从新有了完成这本书的想法,觉得与其重复地去讲,不如写好让人自己去读更方便,至于能否对读者的生活产生影响和改变,我不要去想得太多。就这样,在停了六年之后,我再次提起笔来。从这个经历也可看到我们罪的本性让我们改变起来何其艰难。

  对人罪性的认识也深深影响了我对我生活方式各个方面的反思,详细讨论可阅读下一章。这里我再讲一个例子。

  在我们众多的罪性中,有一种罪性就是倾向把错归咎于他人,不仅认为自己没有责任,甚至还会把自己想象成为受害者。因此,从一开始我就为自己立下了一条规定:不去反思诸如农药、环境污染、食物添加剂等这类我控制不了的因素对致癌的影响。即使是现在这书里,大家也看不到多少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这并不是说我否定这些方面存在可能的影响。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自己将自己患癌症的原因归咎于他人、归咎于社会,然后毫无改变地去按自己旧的习惯生活。我后来确实遇到过好些这样的癌症病人。没有对自己的反思和改变,将更多的责任归咎于社会,因此他们也常会发出"为什么是我?""老天不公"这样的愤怒。在治疗一段时间还有问题时,就又开始将错归咎给医生。

c)不信偏食、不信偏方、不信神医

  当一些癌症病友邀我去分享时,时常会问我饮食上吃什么,不吃什么,是否吃肉类等问题。从互联网上我们也知道陈晓旭、乔布斯患癌症后曾素食。《圣经》里说:"凡活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创世记 9:3)。因此,我不忌食肉类,也不认为有什么食物是癌症病人天然不能吃的。我对饮食的取舍态度,也是来自我上述反思生活的总原则。从那一原则出发我为自己订下的规则是:尽可能吃接近原本,加工、改良较少的食物。杂粮糙粮等多吃,精米精面等少吃,油炸、烧烤、快餐和听装的不吃;我不忌吃肉,但限制摄入量,因为现代文明前没有那么多激素饲料,不能如此大量地生产肉;对身体体积小,激素催促下生长变得异常迅速的动物的肉,如鸡肉,我是尽可能少吃,尽管营养学上将其定义为白肉,说比红肉要好。有关饮食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下一章。

  我生病后的那一、两年,在一份本地的中文周报上常看到有一整版的广告,是一个人说他是祖传中医,专治晚期癌症病人,治愈率说是很高(具体百分比记不清了),而且不见效就退款。好几次朋友建议我去看看,反正不见效不花钱。无论是我的理性知识还是我的信仰都让我对这些神医、偏方抱不信的态度。理性上,我想世界各国每年花那么大量的研究经费在寻找治疗癌症的方法,如果真有那么有效的偏方、有那么厉害的神医,他们完全可以去开全球知名的生化药厂或者去领诺比尔奖,不需要在一些小报上去如此做广告。而我的信仰则告诉我,人的本性是贪求名利的,有人可以为了名利不顾其他。这位神医是怎样不见效不收钱,我不知道。但我的时间珍贵,我的心情愉快重要,因此我的信仰给我的智慧就是不要把自己放在这样的试探之中去!尤其是当这些人被称为“神医”时,我总想起政治上被神化敬拜的领袖,总认为对他们的认同、敬崇等同于偶像敬拜,因此如果我去看他们,我就是亵渎我的神,我的信仰。

  一些癌症病人希望寻找治疗癌症的偏方,一些没有生病的人为了保持健康也热衷于偏方。排毒、洗肠、饥饿疗法、抗氧化剂、喝尿、生吃泥鳅、喝绿豆汤、吃生茄子、各类营养保健品……,五花八门。我认识一位癌症病友,曾带病从加拿大回中国去买冬虫夏草。近期还读到,如广西巴马县有较多长寿村,当地肿瘤发病率也极少,因此全国数以万计的患者蜂拥而至,文章的标题是:“数万人涌入广西巴马,为治癌喝尿学狗爬”(http://www.nbd.com.cn 2013-08-12 来源: 解放日报)。当然不只中国患者会这样。在互联网还看到过一位美国母亲,她13岁的儿子患了霍奇金淋巴瘤。尽管医生说她儿子的病如果采用化学疗法和放射疗法,治愈几率高达90%,而不采用这些疗法,存活机会只有5%,她还是带领儿子信奉用草药、维生素、电离水等的印第安人传统“自然疗法”,逃避化疗,引起全国警方通缉。我常想,他们的勇气和毅力并不比我小,但有时真的智慧不够,把勇气和毅力用错了地方。

d) 从《圣经》中寻找困扰问题的答案

  我要分享的向神求智慧的最后一点,是基督徒该怎样看待疾病、医治。我是持传统福音派基督徒的观点,除非《圣经》里有明确的教导,否则对人的理解,对任何人的宣称,一笑了之。记得还是在我化疗期间,有位朋友邀我去听一位牧师的讲道,说那牧师关于疾病医治的讲道很好。三番五次邀请后,太太觉得盛情难却,要我去一次好有个交待。去后很快就明白,那牧师是林恩派,说他的祷告、他祷告时对患者的触摸就带着医治的能力。我们人都是罪人,什么稀奇古怪的思想都有。因此,我建议基督徒弟兄姊妹有任何困惑时回到《圣经》,不仅不要相信他人的宣称,即使对自己想从《圣经》文字引申出自己的想法时,也要十分小心谨慎。
  但在基督徒该怎样看待癌症、医治、和改变生活方式方面,曾经最困扰我的还是来自与我持同样信仰的福音派基督徒弟兄姊妹的一些看法。如我化疗时,曾有一位也患有癌症的姊妹,当我们聊起晚餐吃的什么,她告诉我她吃的蛋糕、甜点,我说那些东西不适合癌症病人,她回答说她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中。我们一起参加教会晚上的活动,大家都知道我10点就会离开回家休息,但她总是对大家说她不用提前回家。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从神掌管一切引申认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都是神的作为、神的安排。这较典型反映在我2004年10月10日的日记中。那是我第一次化疗之后,第二次化疗之前。现摘录如下:

2004•10•10

  今天在2610 Birchmount Road华人福音堂参加了感恩节崇拜。这是华人福音堂购买该堂址后我第一次到这里参加崇拜,对时间较长、空调温度较低等事先没有准备,五点多聚会完后(两点开始)有些累,肚子也咕噜噜叫。

  见到了好多3、4年未见的原福音堂伉俪团聚的弟兄姊妹。因化疗后免疫力弱,人又多,我没有同他们多聊就出来了。我在外面等候,太太在屋内同他们寒暄。太太出来后在车上告诉我,一位同我们比较熟的弟兄对她说:神的安排,凡事有定数,你们要祷告求神让你们明白祂的安排。

  我不知道这弟兄讲这话的前因后果,以前也有弟兄姊妹这样对我说过,加之重病病人的敏感心理,因此我的心里再次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一生的所有所作所为,包括生死,是否神都已不可更改地事先确定了?就像我们中国文化中的阎王爷定下了每人的生死薄?尽管我相信不是这样,我觉得我还是必须花时间把这个问题搞明白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以后有人再说出类似的话时,不会对我的思想产生任何波动。

  到家吃过些东西后,我拿了《圣经》坐在躺椅上认真思考研究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最后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a) 《圣经》中主耶稣行了不少医治重病病人的神迹,甚至让死人复活。他医治他们是因为他们充满信心的祈求,耶稣从未对他们任何人说:你的死期已是定数,我不能医治你。反而是说:“你的信救了你。”(马太福音 9:22)。雅各书( 5:15)里也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

b) 如上所述我认定是神给我允许的那段经文(《列王记下》第二十章第一到六节)中,先是先知要希西家立遗嘱,并说神说他必死,后来是神听到了希西家的祷告,再给他十五年。我想神在给我的这个允许中已经给了我对这种问题的答案。

c) 《圣经》告诉我的是神创造人时也给了人自由意志,当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以后,人有了罪的本性,会犯罪。人是仍在神的权柄之下,但这并不是说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神所预定的。耶稣可以担当、赦免我们的罪,但我们犯罪的“设计者”,我们犯罪的因,不是神。

  我想,从《圣经》里应该还可以找到很多道理来证明这一点。但对我,这几点已经足够让我以后不再受这类问题困扰了。我相信我出生时,神并没有定下我只能活43岁。而当我选择愚昧的生活方式患上癌症时,我也不能怪罪于神。只能是求神的怜悯与拯救。

  感谢我的神是既公义又慈爱的神,是听祷告的神。

  后来才知道在怎样看待苦难与神的作为上,人类一直有困扰。最典型的就是伊壁鸠鲁悖论。其表述如下:

如果是上帝想阻止“恶”而阻止不了,那么上帝就是无能的;
如果是上帝能阻止“恶”而不愿阻止,那么上帝就是坏的;
如果是上帝既不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恶”,那么上帝就是既无能又坏;
如果是上帝既想阻止又能阻止“恶”,那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恶”呢?

  伊壁鸠鲁生活在公元前341年~前270年,现在到网上去检索,还有许多的讨论。伊壁鸠鲁认为神对人类的事情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参加干预,提出这样的疑问不难理解。但现实生活中许多基督徒自觉不自觉地陷于了伊壁鸠鲁的悖论中,认为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忘记了《圣经》说的神创造人时也给了人自由意志。《圣经》中神让人自己选择而不是强迫人类接受的例子比比皆是。从开始的亚当、夏娃选择了偷吃禁果,到新约的救恩许人也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所以《圣经》的最后是说将来有审判。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你会不会为接受那审判而觉得不公平?难道神将来要审判祂自己的作为?理论上我们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明白,但实际生活中很多人又成了伊壁鸠鲁。

4、凡事感恩

  除平安和智慧外,我的信仰给我的另一个抗癌武器,就是喜乐。平安不等同喜乐。平安是喜乐的前提,喜乐比平安更高一个层次。患癌症是苦难,而且是一个很大的苦难,是一个威胁生命的苦难。因此,要癌症病人凭理性思考直接获得喜乐真是强人所难。有时我觉得喜乐就像一棵高大树上的果子,癌症病人就像那树下想摘到果子的人,不管凭自己怎样跳跃,怎样伸长了手臂,都无法触摸到那果实。而我的信仰给了我一根采摘这喜乐果子的长杆。这杆就是感恩!

  《圣经》要我们“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苏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 5:18 )。有一位基督徒,叫马太.亨利 (Matthew Henry) ,有一次被几位强盗抢了他的钱包。他在日记上写道:“让我感恩,因为,第一,在这之前,我从未被抢劫;第二,虽然他们夺去我的钱包,但没夺去我的生命;第三,虽然他们夺去我钱包里所有的钱,但并不多;第四,是我被人抢,而不是我抢别人。”无论是何等大的苦难,只要我们从善的一面去思考,去数算神的恩典,不是都可以看到感恩的理由吗?不是从感恩中可以得到喜乐吗?

  这就是我面对癌症的境况。我有太多的要感恩。我癌症确诊后如愿立即住进了医院;我没有选择的手术医生竟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医生;我祷告求神给我至少十五年生命,神让我的心确信祂给了我允许;尽管我的癌症诊断被延误了很久,但幸好我那即将就要被癌瘤穿破的十二指肠还没有破,所以医生说我算非常幸运,不至于立即没有得救;我得到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的关顾,以致我不能自禁做见证《经历主的爱》;当我求神给我智慧,我不仅得到了那么多抗癌的生活智慧,更有那么多精神生活的生命智慧,以致我不能不感恩地说:癌症让我活得更健康;……。我生病以后最多的祷告是感恩,而最经常的感恩祷告是早晨在公园散步,初升的旭日总让我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祷告说:主啊,感谢你,又让我充满喜乐地享受新的一天。

  有一次,一位姊妹同我分享她生活中的难处,也抱怨他人给予她的关心不够。我建议她在同他人更多分享自己的难处与需要的同时,换一个角度更宽容、更体谅地看待他人对自己的态度,我也给她讲我生病后的经历感想。她回答说:我和你不一样,你是教会的骨干,所以大家会帮你。听了这位姊妹的话,我在心里对自己苦笑。读者若已经读了我“不良情绪导致癌症?”那一节,一定会明白我生病前是以怎样的态度在面对教会的事奉,离“骨干”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我后来之所以积极参与事奉,也是出于感恩。

  如果要以抱怨、愤怒的心来看待遭遇,我比许多人并不会更难找到可以抱怨的理由。我的癌症诊断被医生耽误了十一个月,比我明确告诉医生我怀疑自己患了肠癌也晚了整整八个月,我没有权力愤怒? 除了《圣经》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哥林多前书10:10),要我不可发怒外,每一个同我谈及这事的朋友都鼓励我起诉那医生。我理性上也认为那医生犯了两个无可推诿的错误,一是我明确告诉他我大便中有暗红血,怀疑有肠癌,他却不检查我大肠上部分;二是对我持续的腹痛和便血在没有检查出任何原因的情况下,他做出了“no follow up” (不做任何跟进)的决定。

  但感谢神,正是通过该怎样对待这位医生的选择中,让我学会了凡事感恩。因不断有朋友建议我们起诉那医生,甚至有些还是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朋友。因此,我和太太后来也认真思考了我们的决定。我对太太说,第一,如果起诉,我只需要除律师费外的一元象征性赔偿,只希望让他知道以后不能那么马虎对待病人就行了。第二,如果起诉,即使有律师全权处理,仍会难免有些事要把我们卷入进去,一定会对我抗癌的精力和心情有影响。第三,他已经听我后来的Alvarez专科医生的建议来看我,不管他口里怎样说,他心里已经知道他犯了什么错。如果他愿吸取教训,他已经知道他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了,如果他不愿吸取教训,法庭判他一次败诉也不一定能改变多少。因此,我和太太最后决定了不去追究那医生。这件事我们放下了,后来生活中的其他不快遭遇都显得那么渺小,更容易不去计较!

  写到这里,我想起年轻时在中国大陆的政治课里说宗教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我这种在苦难中也感恩,在感恩中得喜乐,是不是就是共产主义所说的被精神麻痹了?但我上面所说的每件感恩的事不是都实实在在值得我感恩吗?这感恩带给我的喜乐和智慧又有什么不好呢?实际上,即使不是基督徒,只是凭着良知人们似乎也朦胧地意识到了有感恩才会有快乐。我们中国俗话就说“知足常乐”。什么叫“知足”,不就是对已经拥有的感恩满足吗?现在有句时髦话,叫“快乐是一种选择,不是一种状态”,在“面对临终,顾念什么”一节中也说许多人临终时才明白快乐是一种选择,后悔自己曾经没有选择更快乐地生活。快乐为什么是一种选择?不就是说不管我们已经拥有的是多是少,是好是坏,只要感恩满足就能得到快乐吗?否则,我们的追求永无止境,我们的心永无满足,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可以快乐呢?看着那些为权力的,有了的还想更高的,达到了最高的又担心被他人夺走;而那些贪钱的,无论已经拥有的数字有多大,甚至是天文数字,还想更多,直到生命的最后。那就是精神没有被麻痹?我不禁又要感谢我的神,感恩《圣经》给我的智慧。正如保罗所说:“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腓立比书 4:11)。

  信仰对抗癌的作用,现代社会普遍持正面的看法。有人甚至还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说信仰是通过对大脑中一个叫顶叶组织的影响而起到调节身体健康的作用[1]。在中国的观察研究也认为一般的癌症患者(多数也应该是普通无神论者)会出现忧郁、烦躁、孤独、沮丧等心理,对死亡都非常惧怕,一些晚期患者甚至悲观绝望,不愿再治疗,不愿接受别人的安慰,甚至消极地处在等死的状态中,但有宗教信仰的患者一般心境平和,不忌讳谈论自己的疾病,勇于面对,既坦然又积极[2]。

  但是,也有持否定意见的。如"中国癌症信息库"等就说,宗教给人的总体感觉是要柔弱、要善良、要忍耐,而多数癌症病人本身就充满这种柔弱的状态,如果再加上宗教信仰的这些要求,会导致病人无法调动出抗争、拼搏、战斗的精神。所以,把宗教信仰作为缓解癌症对心灵造成的创痛和压力的方法还可以,但把它作为抗癌的指导思想就不太适合。更为本质的是,在信仰宗教的病人心中,往往已经认为癌症根本无法战胜,所以才求助于“法力无边”的神佛[3、4]。我不知道作者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但至少完全不适用于我这个基督徒。大家读完我上面的分享,觉得信仰对我抗癌的勇气、毅力、智慧的影响是负面的吗?确实,我从没有血气沸腾地喊着要抗争、拼搏、战斗。我是有我的神同在,用平安、喜乐、仁爱、智慧、感恩去胜过。这力量有多大?文字无法表达。

[1] 徐足之 信仰能治愈人的疾病吗?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2月23日。
[2] 奚良艳,王红丽,郑薇薇 2009 如何护理有宗教信仰的肿瘤患者 http://www.govyi.com/lunwen/2009/200901/282150.shtml
[3] 中国癌症信息库, 2004, 宗教信仰与抗癌 http://www.bufotanine.com/html/0450/198a.html
[4] 于正洪 宗教信仰与抗癌治疗 http://www.haodf.com/zhuanjiaguandian/yuzhenghong_524550011.htm

作者:方金琪 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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