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情绪导致癌症?

不良情绪导致癌症?

如果在互联网上检索一下,尤其是用中文检索,不难看到许多讲不良情绪会导致癌症的文章。有的从统计学上,有的从中医学原理等不同方面来论证情绪与致癌有关系。有的甚至认为关系可达90%[1]。有的不仅认为癌症前几年而且甚至认为童年时的心理创伤也与后来的患癌有关[2]。更有的文章将不同的情绪类型同不同器官的癌症对应了起来,说不同情绪与不同器官癌症相关联[3]。

我生病以后尽管在书本上看到过说情绪与癌症发病有一定关系的文字,但第一次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还是2007年。如第一章开始时提到的,我2007年4月陪太太参加永明金融公司在波多黎哥举行的年会,请来的一位讲员是位患过乳腺癌的多伦多的犹太裔医生,和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确诊患了癌症。她在演讲中和她写的书里都说到在她患癌症的前几年,她的心情常处在忧郁悲伤中,因为她的大儿子在几年前几个月大时翻身卧睡窒息死亡,她一直觉得那是自己难以原谅的过错所致。她认为这种压抑忧伤的情绪对她患上癌症有十分重大的责任。

那我生病前有没有持续而且不良的情绪呢?应该说是有的。

那是发生在1999年底和2000年初的一件事。太太在北大和在加拿大McMaster大学硕士专业都是经济方面,1997年移民加拿大后她决定从事比较相近的金融行业,而我也决定改行与她一起从事金融行业。她加入了后来为永明金融收购了的明信理财公司,我则代理多家其他的公司。在这些公司中,有一家是专门于注册教育基金储蓄计划的公司。因金融计划涉及客户来之不易的金钱,而且很多计划都是时间跨度很长的,如注册教育基金储蓄计划,就可以达18年甚至更长,因此在代理哪些公司上我们也都有过慎重选择。这家公司成立于1965年,已经有几代加拿大人从计划里拿钱读过书了。公司主要做行政管理,投资是委托一家银行做,主要投资在加拿大政府债券上,风险不高。加拿大政府当时是给存入账号内的每年不超过规定数额的存款20%补贴。

加拿大是个法制社会,如果是一个骗人的公司不可能存在这么久,更不可能政府还把补贴款拨到里面去。而且投资是委托银行做的,主要投在政府债券上,就是公司倒闭,资金也还在银行里。因此我觉得很可靠,给我自己的小女儿也做了该储蓄计划,我当时所在的教会也有三人通过我为他们的子女做了该计划。但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移民到加拿大没有几年的人,身边认识的华人,还没有子女拿过这样的钱就读了的实例。

1999年10月我买房子搬了家。由于太太已经怀孕8个月,我们又还没有买车,因此就随接送我们去教会的那弟兄一家来了离家更近的我们现在所在的教会。这教会是我原来教会的女儿堂,接送我们的那弟兄一家也是来自我原本所在的那间母堂,因此,我和太太都没有觉得是离开了原来的教会,不加思索就来到了新的教会。

12月原教会那三位购买了教育储蓄计划的客户给我电话,说他们问过教会的师母,那是个骗人的公司,要求退款。尽管我不认为那是个骗人的公司,但听到他们说是问过了师母,觉得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了,我同意帮他们退出来。按公司规定,中途退出要按购买时事先合同中的规定扣一笔罚款。我对他们说会争取公司全额退还,不扣罚款,如果最后公司没有全额退还,我个人将差额补给他们。

取消计划退款,尤其是我申请希望公司全额退款,公司需要一些时间办理。在这等待的期间,仍有不愉快的事发生,我也听说那边的母堂曾召集有年幼子女的家长,要他们提防受骗。这使我觉得有必要把我自己的想法和我如果没有争取到全额退款就自己补贴差额的承诺白纸黑字写下来。因此,我写了一封长信,分别寄给了那三位客户和我那母堂的一位年长的长老,请那位长老作我承诺的证人。

2000年1月底、2月初分别收到了公司给三位客户的全额退款支票。事情到此本该就结束了。但随后的几个月中我陆续知道我原教会夫妻团聚一位带领人的太太在教会之外我们认识的人中也传扬说我和太太做了不光彩的事。这使我最终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血气。我的本性本来就是个受不了委屈,面对委屈会不计后果反击的人,这时我的愤怒也达到了极点。我对太太说,面对指控,属世的社会还给申辩的机会,但现在我不仅没有申辩的机会,甚至都没有一个人询问过我事情的经过就给我定了罪,而且还要向认识我们的人宣扬我们的罪!

《圣经》说人的本性是罪性的,即使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因此,这件事并没有动摇我的信仰,但却深深影响了我对弟兄姊妹的信任,影响了我对弟兄姊妹的爱。我和太太做出了两个影响了我们随后许多年的决定,一是以后在教会不谈论自己的工作;二是在教会里保持低调,除一些如打扫卫生这样的体力性事奉外,不深入参与其他事奉,尤其是管理性的事奉。

2004年7月,牧师邀我太太和我列席教会每月一次的理事会。这是我癌症确诊的前一个月,也是我癌症确诊前的最后一次教会的理事会。牧师是对我太太说的。由于我和太太的上述约定,尽管四年多已经过去了,但我知道后仍在犹豫是否去参加理事会。凑巧的是,不久,太太接到一个在香港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他们一家原也是在多伦多我们教会的,后来去了香港工作。闲聊中她告诉我太太,一位从我们这里过去的姊妹最近去了她那里,并对她说我太太和我在多伦多做了很不好的事,是否人品有问题。这位姊妹离开那母堂后也曾来到过我和太太现在所在的教堂,同我们相处了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从未询问过我和太太那件教育基金的事,而现在却远在香港宣扬我的“罪”。我这么多年本来就还没有完全熄灭的怒火被再次点燃了。我对太太说,理事会我不去列席了。太太说她已经答应了牧师,不好反悔。我怒气冲天地对太太说,要去你去,我不会去!太太不会开车,说要我送她去,我咆哮了起来,对太太说:“你叫出租车去,我不送!”

我生病以后,每回想起这些就觉得深深的亏欠,甚至觉得我的生病宛如是神的管教,就像一位父亲在准备用杖管教儿子前最后一次问儿子悔不悔改,当自己再次作出不悔改的回答时,管教的杖终于落在了身上。我知道我需要彻底放下心中的怒气,完全悔改。

然而,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这个情绪是导致我癌症发生的原因。我有理由相信这点。首先,尽管我有心中的积怨,但我也有生活的愉快和满足,而且那积怨与我的愉快相比,是那么微不足道。我和太太的工作,除了这件事外,总的来说十分愉快,不仅很快就上轨道业绩不错,而且通过工作还结识了很多朋友。我们为新移民提供的义务安顿咨询服务也得到了社区的肯定,报纸的赞扬,太太和女儿们带给我的快乐也无与伦比。那件不愉快的事尽管我没有宽容,但也并没有让我随时记在心中,因此我不觉得它会严重到导致我生癌症。

其次,我认为将癌症的普遍发生主要归因于不良情绪这样的看法也很令人怀疑。如我在下一章为什么说癌症是文明病一节中所述,癌症发病率是从中国西部到中国东部,到台湾、香港,再到日本、北美明显地越来越高的,显然,我们不能说那是因为从中国西部到北美的人生活快乐指数越来越低,不良情绪问题越来越严重。还有癌症的发病率过去的一百年来也存在越来越高的特点,我们也不能归因说是因为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不愉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生活水平提高,癌症发病率也在迅速上升,我们不能说是因为过去战争年代、文化大革命年代的人们比改革开放年代的生活得更愉快。

我在病愈之后,时有朋友或教会弟兄姊妹邀我去为其他患有癌症的人分享我的经验。不时会遇到有人争辩说是因为现代城市化比过去的乡村生活带给了人更多的生活压力和不良情绪。但我想,如果认为农村生活更快乐的话,只要问一问现代中国的城里人,有谁愿意放弃城里的生活到农村永久定居?如果有的话我想也一定为数极少。我过去在农村生活过,知道农村人那种几代同堂的家庭矛盾和屋瓦接迭的邻里矛盾使他们面对的人际关系压力一点也不比现代城里人少。而脆弱的自然经济和储蓄很少的贫困使得即使是一个较小规模的自然灾害或一次不必太严重的失收,就足以让他们陷于困苦彷徨。还有缺医少药远离医院的生存环境,使得他们面对疾病也异常脆弱。上面说及的那位犹太裔医生说她失去儿子后的痛苦可能是导致她发生乳腺癌的原因。但在中国在我父辈那一代年轻时及他们之前,失去过一个年幼儿女的母亲,无论是从长辈那里听说的,还是从书本上读到的,真是比比皆是。有的甚至失去过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就象我的大姑妈,不仅有两个男婴早夭的痛苦,而且还一辈子为没有儿子叹息自己苦命。如果这些是致癌原因的话,他们那时的癌症发病率应该远远高出现在才对。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还有一个理由也使我不想去把不良情绪看成是导致我产生癌症的主要原因。尽管这个理由只是基于理性的思考,而不是基于任何事实,但我认为也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现代科学还不清楚癌症发病的真正原因,因此,我没有理由把自己的病因归于某一、两个因素,那样做可能会让我忽视了其他一些重要的甚至可能更重要的因素。也许情绪有一定的影响,也许在其他因素导致癌症产生后负面情绪能起促进作用,而且,如将要在第四章“心境”一节中讨论的,我也的确把心情的愉快当成了我抗癌五个重要的方面之一,但这些都不足以我把情绪看成是我的癌症产生的主要原因。我把情绪问题和我其他各种不好的现代生活方式习惯等同对待,都一丝不苟地去认真改变,但不把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挑出来,看得更重,以免忽视了的其他原因。

与情绪有一定关系的另一个因素是,生活压力与癌症的关系。这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还相当缺乏严谨的研究。互动百科有一个专门词条“压力癌症”[4],但不仅只有三条引用文献,而且其中的有些结论也让人觉得模棱两可。如其中说:“癌症的形成和产生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吸烟、酗酒、肥胖、劣质饮食、不安全的性活动、空气和环境污染、室内燃煤烟雾、肝炎、缺少锻炼和家族遗传等,如果一一排除这些致癌因素,一般就会把患癌原因归结为压力(stress,又称应急或精神紧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压力只是排在所有其他致癌因素之后的一个不重要因素,还是说它很重要,一般都会与它有关呢?

我在这方面读到的较为严谨的研究报道,是芬兰职业健康研究所的Katriina Heikkil博士2013年2月7日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文章。Heikkil和他的研究人员从芬兰、法国、荷兰、瑞典、丹麦和英国共选取11.6万名年龄在17—70岁之间的男女志愿者,将他们的工作分为四种类型:高压型(工作要求高,对工作的控制性低);主动型(工作要求高,对工作的控制性强);被动型(工作要求低,对工作的控制性低);低压型(工作要求低,对工作的控制性强)。随后进行了12年跟踪调查,发现这11.6万个人中共有5700多人患上癌症,分析后发现各种工作类型患癌几率比较平均,不存在患癌发病率与工作压力之间的相关关系[5]。

由于缺乏可靠充分的研究结论,我是依据我对癌症的认识和我的抗癌原则来认识生活压力对癌症的影响。第一,如第三章中的讨论,癌症是文明病,是生活方式病,因此,我想生活压力本身可能并不一定对癌症的发生与否直接产生影响,古代人无疑也有他们的生活压力。但当生活压力十分强大,并与现代文明结合显著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时,则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是否会患上现代文明病产生影响。例如,一个人有较大的工作压力,但仍保持他正常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压力可能对他的健康影响较为有限,但若他因工作压力而变得经常熬夜和一日三餐不规律,则有可能对他的健康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第二,由于我们人性本性就是罪性的,因此,并不一定完全没有压力,能自由自在任由我们的本性带领就是对我们的身体最为有益处的。换句话说,有的压力可能导致我们形成不好的生活方式从而有害我们的健康,而有的压力可能反而能督促我们维持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有益于身体的健康。

有的压力反而有益于我们的健康?是的。只要我们细心观察思考自己的生活,就会不难发现这样的实例。比如一个不得不朝九晚五上班的人,就不得不过一个早睡早起的有规律的生活。我生病前之所以能形成长期的熬夜工作习惯,正是因为我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没有必须早起去坐班的压力。而我生病以后早睡早起坚持比较好的时候也是在女儿她们每天要上学,我必须早起为她们准备早餐和送她们上学的日子。而当他们放假,我没有了早起的压力时,慢慢就越睡越晚,越起越晚了。

直到我生病那些年,中国大陆来的技术移民还有不少刚来时不太宽裕,经济压力较大。我有时对他们说刚来没有买车,实际上对健康是有益无害,逼得自己每天不得不多走些路,不得不多在室外呼吸新鲜的空气。当我说这话时,我并不是在安慰他们,而是在说自己真实的想法。在本书的第一章我曾说我患癌症时,在我去的医院和我的周围朋友中,还比较少来自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尤其是才移民过来几年的新移民患癌症。这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我有时真是在想刚来时的经济压力让他们暂时没有车,甚至让他们暂时不得不去做些体力活是否真的也是他们在刚来的前几年少患癌症的原因之一?

因此,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将压力分为负面压力和正面压力两种类型。负面的压力把我们引向不良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不利于我们的健康,因此应该尽量避免或尽量控制它不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而正面的压力,有利于帮助抑制我们的罪性,过更健康的生活。这种压力宛如《圣经〉中神加在保罗身上的刺,能帮助他更警醒谦卑,因此有益无害。

[1] 九成癌症与不良情绪有关http://blog.people.com.cn/open/articleFine.do?articleId=1319671013586

[2] 2009, 美国研究发现:“不良情绪导致癌症”确有实据,http://health.sohu.com/20090831/n266344200.shtml

[3] 恶性情绪与癌症的关系 如何解除 http://yangsheng.hebnews.cn/xinli/xinlijb/3964.html

[4] http://www.baike.com/wiki/%E5%8E%8B%E5%8A%9B%E7%99%8C%E7%97%87

[5] 2013,压力大是否会导致癌 http://www.6eat.com/Food/Info/201309/481167.htm

作者:方金琪 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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