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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

五管齐下,全力以赴

有人说癌症是全身性疾病在局部的表现,癌症的治疗是属于整体性的内科病,不能单纯以局部性的治疗解决问题。我也基本上同意这种看法。首先在癌症致病原因上,很可能就不是单一的,而是环境、饮食、情绪、现代生活方式长期影响的综合反应。而在这种反应中,不同基因的人反应也有可能不一样,这就又有了部分基因的人更易患癌症的说法。这是癌症病的第一个特点。
癌症病的第二个特点是,它毫无疑问应该说是急性病,是危及生命需要马上治疗的,不能拖延。但另一方面,因为手术化疗后它还很可能会复发,所以它又可以说是一种慢性病,需要跟进的环境、饮食和生活方式改变来预防它的复发。就象高血压、糖尿病等现代慢性文明病一样,需要长期的保养注意。
癌症病的第三个特点是现代医学还既不了解它的起因,也还不能保证能医治好它,因此被许多人视为绝症。面对这样的疾病,病人自己的心态和决定也就显得十分的重要。
由于癌症病的这几个特点,我把癌症确诊之后的治疗比喻为自己不留意把车开到了悬崖边。首先要做的就是刹车,以免车子立马就要掉下悬崖。但是车不可能永远刹住停在那里,生命的车肯定还是要往前走的。因此刹车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打好方向盘,以便刹车放开时,车能回到正常的道路上来,不至于仍要走向悬崖。车子突然冲到了悬崖边当然很恐怖,但恐惧和慌乱于事无益。所以,面对癌症镇定的心态也很重要。
因此,要胜过癌症,我是西医、中医、饮食、生活方式改变、心境五个方面同时全力以赴。下面就来谈谈我对这五个方面的认识和做法。在讨论之前我还想先谈点题外话,说说基因对癌症影响方面的我的认识。
我癌症确诊时才43岁,而且是一种异常恶性的肿瘤,手术医生说我的这种肿瘤不仅十分少见,而且在加拿大也只是在七、八十岁的老年病人中才见过,不知道我是怎样得上的。因此,手术后我很快就成了科研工作者感兴趣的对象。一个由安省癌症护理(Cancer Care Ontario)、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the 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加拿大国家癌症研究所(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of Canada)联合资助的研究机构,叫安省癌症基因网安省家庭大肠癌症登记(Ontario Familial Colorectal Cancer Registry of the Ontario Cancer Genetics Network)的机构很快就给我来信,征求我同意将切除的肿瘤样本给他们进行实验分析并希望我参与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
我也是从事科学研究出身,当然支持他们的研究,没有任何犹豫就同意了。尽管在随后的几年中有他们的电话调查,填写不同的调查表,甚至还要自己预约诊所去专门为他们提送血样,也都是高高兴兴去做了,从没有觉得麻烦。但是,从一开始我就不认为基因对我患癌症有什么影响。这不仅是因为我家族里没有过任何其他人患过肠癌,而且如本书的第三章所述,我相信癌症是现代文明病,在两、三代人以前还少有人得这种病,现代才有越来越多的人得癌症,因此如果将其主要原因归于遗传基因,实在是说不通。我想基因对癌症的影响,充其量也只能说某些类型的基因面对现代文明下的生活方式影响可能更脆弱一点。因此,他们在电话里问我对自己患病的可能原因的想法时,我告诉他们我觉得不是与遗传,而是很可能与一些不好的生活方式有关。
他们问我具体生活方式的哪些方面。我想,一定要我从自己的现代生活方式中列出几个最可疑的方面,我会说是熬夜、缺乏运动和户外活动、和吃生海鲜。我实际上生海鲜吃得并不多,主要一是餐馆的生鱼片,二是超市冰冻的北极贝。但后来认识的好几位患胃癌、肠癌的病友,都喜欢吃生海鲜,使我怀疑生海鲜在我患癌中是否也起了某种作用。而在熬夜和缺乏运动方面,我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因此,我坦率地告诉了他们我的想法。
他们先把我的肿瘤样品在安省的Mount Sinai医院实验室做了Hereditary Non-Polyposis Colorectal Cancer (HNPCC)分析,怀疑可能与遗传基因有关。随后就把样品送到了美国加州的Clinical Molecular Diagnostic Laboratory实验室做MSH6基因的RD-PCR测试。到2008年,也就是我癌症后的第四年,结果出来了,同我的预想一样,结果是阴性。不存在基因与我癌症肿瘤间的关联。
我写这点的目的,是希望癌症病友不要去过分强调遗传基因的影响而忽视了自己应该做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即使是被怀疑或证实自己患癌症与家族基因有某种关联,也不要灰心失望,也不要把原因完全归结于遗传而自己的生活毫无改变。我觉得我在这里讲的抗癌所需做的各个方面也同样有益于你。

西医
现在先来谈谈我抗癌五管齐下的第一个方面:西医。有人觉得西医对癌症是治标不治本,持否定态度。有的病人,如前面提到过的陈晓旭,完全排斥西医。有的如梅艳芳、乔布什等是在拖延犹豫许久,最后病情恶化迫不得已才接受西医的治疗。我不是医生,对人体不同部位的生理机能以及化疗药物等的知识极为有限,不能做更深入的讨论。如果一定要问我在医药方面有什么自己确信的思想的话,我想,一是作为基督徒,我相信神创造的人的身体每一个部分都是有用的,不存在哪些部分是多余的或者是作用不大,手术切掉了也无所谓的。我听人说到诸如阑尾、扁桃腺没有什么作用,切掉也无所谓时,觉得很吃惊,神在人体中还创造了一些多余的、没有用东西?我不相信。因此我并不是一个手术要切掉什么就可毫不犹豫决定的人。二是我相信化疗药有很大的副作用,这点似乎都不用去思考证明,只要读读医院给我的化疗时的可能副反应的资料,就相信无疑了。我还在化疗的时候,曾看过一盘录像带,讲员是美国一个医学院的老师,她自己患了癌症,坚决反对化疗,说副作用毒性太大。
但对我,相信人体每一部分都是有用的,相信化疗药对人体有很大的伤害,并不困扰我面对癌症接受西医的治疗。癌症是急性病,需要尽快的刹车,不应该拖延。西医的手术、化疗、放疗,目的就是要刹车。对于癌症的治疗,能帮助尽快刹这车的,除了西医外,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其它更好的手段。尤其是对我这种体重一周内下降十磅,腹痛得腰弯成90度走路的晚期癌症病人,没有西医,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手段可以帮助我立即控制病情恶化。急刹车当然对车的相应部件有损伤,手术、化疗也一样,尽管手术会让我失去一部分令我珍惜的身体部位,尽管化疗会伤害我的身体,但我把它当成了我要刹车必须付出的代价。
如上所述,我对西医、对化疗药物的知识极为有限,因此我把这方面的决断权交给医生,我则是尽力配合医生。好在加拿大的医生,把治疗方案选择、药物的作用与选择、治疗过程等事先都同病人有讨论和交待,因此我发现在西医治疗过程中有一个我最可以发挥作用的事可做,就是监督医生的治疗过程,帮助医生尽可能避免出错。
曾读过不少文章,甚至包括一些医生的文章和统计报告,说医生也常犯医疗错误。美国这方面的资料最多。网上看到的最早的是2000年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 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医生错误是美国人的第三大死因,每年22.5万人死于医疗错误,仅次于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导致的死亡人数。 2004年美国杜克大学名誉教授威廉·哈蒙德又公布了一项美国专家的调查,说在美国,可以避免的医疗事故在各种导致死亡的因素中排名第五。每年有9.8万人死于各种医疗事故。2012年Marty Makary医生写了一本书,说医疗错误是美國算是第六大死因,排名緊隨意外事故之後,比老年痴呆症還靠前一位。医疗错误有时候应该是很难发现的,这些调查统计是怎样进行的是个令我好奇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这些数字至少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当然不是美国医生才有这个问题,其它国家我想情况可能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差异可能只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或允许还是不允许去做这样的调查。加拿大2004年的医学年会上,Dr. Peter Norton也估计在加拿大医疗事故一年造成九千到两万四千病人死亡,每 13 个病人中就有1人发生医疗错误。这些年发生在身边我所知道的严重误诊,包括我自己,就有好多起。有些错误确实是因医生没有尽到职责,但更多错误只是因为医生每天的工作繁忙而疏忽。
感恩的是加拿大的医疗系统要求医生对病人解释治疗过程和征求病人的意见,这让我逐渐发现自己在帮助医生减少出错方面还是有一点用武之地。医生每天要看很多病人,花在每个病人身上的时间十分有限,但是,病人处在修养之中,时间倒是十分充裕,有的是时间去为自己的治疗观察和思考。因此,在我的癌症西医治疗中,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参与医生的治疗之中,并且对我最后所起到的作用,自己也十分满意。
一是我整个化疗期间,坚持每天都记录自己的反应和身体状况,并在每次化疗见我的肿瘤肿瘤医生前把我两周(我的化疗是每两周一次)的记录整理成一个简短而且一目了然的“报告”,在他询问我上次化疗以来身体状况时交给他。对这样做我的想法是,第一,可以节省医生的时间,他花一、两分钟浏览一下,一目了然,也不用做太多记录,把我的“报告”留在他档案里就可以了。他若要转告护士或其他人员我的情况时也很简单,要他们看看我的“报告”就是。第二,他可以立即较全面地知道我的情况,因为如果只是临时询问和回答,尤其是对我们英语不是母语的移民,难免有不全面的地方。第三,我觉得绝大多数医生面对这样一个认真而又体谅医生的病人,都会认真起来,很难马虎。反正我后来是无论在医院还是在外面,肿瘤医生及我常接触的两位护士不仅都认识我,记得我的名字,而且一看到我就能记起我患的是什么癌症。有两次化疗登记时,护士一看是我,就开玩笑问我的家庭作业(就是那“报告”)在哪里。
二是留心注意医生的治疗过程是否与他们在最初告诉我的治疗过程是否有出入,若有就要问清楚原因。医生每天要看那么多病人,而我又只是医生两周才要见一次的病人,偶尔若出现疏忽或与其它病人混淆的情况,我觉得也不是件奇怪的事。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我化疗历程中所述,我第六次化疗后医生要我去做PET扫描,扫描结果正常时就告诉我化疗结束了,而不是事先预定的12次。当我最后通过药剂师核实这是一个错误时,我内心并没有气愤,而是为医生们事先把治疗过程清楚地告诉了我,让我有监督的可能而感恩,同时也为自己的“监督”成功纠正了一次不小的错误而骄傲。
三是我发现若自己懂些基本的西医知识会帮助自己更好地“监督”。如在癌症确诊一节中所述,我的癌症由于第一次专科医生没有做全肠镜检查误诊而耽误了很长时间。那当然主要是那专科医生的错误。但那专科医生是告诉了我他给我做了怎样的检查的,如果我当时稍微多点西医知识,知道全肠镜检查和直肠镜检查过程和目的的区别,我就能给医生提出我的疑问,帮助他三思而避免错误。加拿大医生都是怕担责任的,若我提出了合情合理的疑问,他们一般是不敢不加思索就否定的。而在现在这互联网时代,我要想有这点简单点医学常识也并不难,去看医生前记得花点时间上网查一查就常能做到。
最后一点是,我发现医生常出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仔细读实验室送给他们的化验分析报告。因此,我后来对稍重要些的检测报告,都是问医生的秘书要一份复印件,自己也读一次。我至今倒是没有从我的这些报告中发现医生的什么错误,但这样做仍让我更具体全面地了解了我自己的身体情况。如我本章中医及其它营养品一节中所述,我每次的验血报告医生都对我说很正常,没有问题,但我从中发现我血液中钙含量实际上是比正常值偏低,而钙含量低又被认为是更容易患肠癌的,因此,我后来就决定少量吃些钙片。
上面用“监督”两个字实际上有点不太准确,医生也是不愿搞出差错的,不是故意的。只是他们不能在每个病人身上花太多的时间,所以才有时或者疏忽,或者考虑不象病人自己那样细致周到。因此,我所做的核心一点,就是帮助医生少出差错。
我的具体手术、化疗过程,一是在第一章中已经有了不少交代,二是癌症种类不同、癌症发现的早晚不同、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都会使化疗的用药和过程有区别,使是否使用放疗有不同的选择,我的经历不一定实用于其它病人,故不多赘述了。

作者:方金琪 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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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及其他保健药物

中医及其他保健药物

我们中国人近代突然遇到强大的西方,反应就像许多人遇到了癌症一样:乱了方寸。譬如对孔子,从尊孔到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从六十年代文革破四旧到七十年代批林批孔,现在又突然要在全世界开办孔子学校了。肯定时绝对肯定,否定时绝对否定,一百八十度急转弯来来回回,但孔子思想的对错在哪里,大家最后还是糊里糊涂。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何对待中医也是其中一个。自知道有西医以来,尤其是自民国以后,要+求废除中医的主张甚至政府行为没有间断。倡导者还多是社会精英名流,如清末朴学大师俞樾,国民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有海外游历经验的名人如余云岫、鲁迅、孙中山、胡适、梁启超、严复、丁文江、陈独秀。还有傅斯年,民国行政院长汪精卫等。共产党执政后,先是再度要废止中医,后来因为伟大领袖反对,中医又被奉为国粹。九十年代又再度有人提出要废弃中医。
我不赞成把中医捧为国粹,但也反对废弃中医,主张西医为主,中西医互补。中医确实需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去伪存真,加强理论研究,但不致于一无是处,成了废物。我之所以这样主张,既有我个人对中医经历上的原因,也有我认识上的理由。先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经历。
记忆中我与中医最早的关系是小时候治疗盗汗。现在在网上检索,有人说盗汗是缺B族维生素,特别是B12,还缺钙、铁、镁,吃些含这些元素的维生素B就好了。当时父亲是带我看过西医的,但效果不好。至于是怎样治疗的,为什么效果不好,我那时太小,就不知道了。后来父亲带我转看中医,是中医治愈的。
刚成年时又自汗,尤其是吃饭的时候,经常是满头大汗。尽管这让我有时很难受,在别人家做客时还有些尴尬,但还是懒得去看医生。当时在大学读书,每天除了读书的事外,其他都不想。暑假时,视我为儿子的大姑妈一定要带我去看一个她认识的中医。湖南的大热天,她陪我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一个破旧的农户家。那是一个父子俩的家,未婚的儿子也都四十大几了。大姑妈说那父亲的医术更好,但他不在家。那儿子给我看了看,摸了摸,在一张白纸头写了些中药。我按那处方吃了些时候,居然也好了。
再后来是在结婚的第二年,太太急性乙型肝炎,住进了一家中医院。主治医生来自中医世家,有一种祖传治肝炎的药正在临床测试。他当时正在准备为此参加国际会议,希望太太为他补习英文,回报是他那正在测试、数量有限的药,对太太没有数量限制。药的原理是什么,怎样治的病,我不知道,只知道结果是太太的病不仅完全好了,而且肝功能检查五项指标全部呈阴性。因此,后来无论是在南京、北京,还是在美国、加拿大,西医医生都认定我太太没有得过肝炎,因为西医认为得过肝炎的人,至少第二项指标该是阳性。但我和太太知道,她当时不仅确实是肝炎住院三周,而且已经很严重,再耽误的话可能命都没有了。这是科学不能当信仰的又一个例证。
我癌症化疗的同时,吃了整整七个月的中药。有人问我:你觉得吃了那么久的中药对你治疗癌症是否有作用?老实说,我也说不清。我的中医师是这么对我说的:不要指望中医对你的肿瘤本身有多大的治疗作用,但对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减轻化疗副作用肯定有帮助。我后来化疗是顺利过来了,但有多少是因为中医的作用,我也说不清。不过,化疗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肯定中医一定起了作用。
事情是这样的。我化疗2005年3月底结束,中药吃到了4月底。接下来是加拿大的夏天,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各类蔬菜水果丰富异常,舒服极了。但到了11月天气转凉,暖气打开,门窗关闭,室内的空气既干又不流通,化疗后的后续副反应又开始显现出来了。我的化疗药产生的副反应之一,用中医的话说就是虚火很旺。西医不这么说,只是告诉我,我可能会口腔溃疡、牙龈肿疼、脾气变坏,建议是多喝水。也许是化疗期间一直在吃中药的缘故,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一副反应感到过特别难受。但到了2006年1月,在冬天的暖气房子里憋了近三个月后,我越来越难以忍受了。口腔溃疡严重到微微张口都痛,牙龈时常会疼痛得在床上打滚,身体内燥热异常,尤其是晚上大约九点到凌晨一、两点钟左右,我常穿着短裤,打着赤脚站在冬天的室外。有时500毫升一瓶的水,一个小时内就喝掉七、八瓶。我把水先在冰箱冰凉,喝的时候先把冰凉的水含在口里,让口腔舒服,然后咽下让体内也舒服一点。
到了2月,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决定去看家庭医生(西医)。下面是那天医生同我的对话:

家庭医生:是哪里不舒服?
我:身体内燥热,口腔溃疡,虚火很重。
家庭医生:虚火?什么虚火?
我:中医里说的虚火。就是体内燥热难受,口里一直溃疡,牙龈经常很痛。
家庭医生:嗯,跟我讲具体症状就好了,不要讲什么虚火、中医,我不知道虚火、中医是什么。我先给你量量体温。……。体温正常,不发烧。给你验一下血。
我:验血主要是查什么呢?
家庭医生:看看甲状腺是否发炎。
我:我患肠癌,几个月前化疗刚结束。我的化疗药的副反应有这些症状,是否还是与化疗反应有关?
家庭医生:检查完看结果怎样。

家庭医生是来自香港,多伦多中医又很盛行,我才讲了“虚火”“中医”两个词。我去化验室抽了血,一周后又到家庭医生那里去看那我知道肯定正常的验血报告。家庭医生说,我们再观察观察吧。
我知道在西医这里看不出个名堂了,决定去找我那中医师。吃了两周的中药后只是略有好转。中医师对我说:你的虚火很重,我给你药用重些,这周下去肯定会好。第三周真的明显好转了。我又吃了一周药,就完全好了。如果中医真的被废除了,我这种情况可找谁呢?我们中国社会的精英和领袖经常做些只顾自己的伟大理想,不管老百姓实际需要的事。
现在谈谈我认识理论上不支持废除中医的理由。研究文化对比的学者说,与西方文化对比,传统中国没有像样的逻辑学。如果把逻辑学局限于抽象演绎思维的范畴,我也或多或少有同感,一直觉得无论是思维还是日常生活文化,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感性,更注重实际,要中国人从苹果掉到地上想出万有引力,从开水热气冲动锅盖想出蒸汽机,或者凭空想出就发生在我们这年代的互联网,确实有点困难。这类想法萌发时,中国人会觉得不着边际,无聊之至。就是那对西方乃至世界影响至巨的基督教,要是拿到孔子那里,六个字就会把它说得一文不值:"不知生,焉知死?"
但是,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长项。逻辑学范畴放大一点,就包括归纳法。抽象思维不行,从实际生活中归纳出一些规律这绝对是中国人的强项了。我们引以为傲的古代四大发明,罗盘、火药、造纸、印刷术,全是生活实际中摸索出来的发明,与抽象思维没有多大的关系。丝绸、瓷器等影响至大的发明也是如此。回到我们讨论的医疗健康上,针灸和中医也同样是从实际生活中摸索总结归纳出来的。每想到中药,我就对古代中国人的总结归纳能力惊叹不已。那么多草药,不仅要在没有理论指导下观察总结出它们的药理性能,而且还要总结出它们怎样搭配、以什么量搭配才是合适,需要的实际观察总结工作之巨,让人惊叹,不可思议。我晚上尿频,每晚总要起来四、五次以上。有一次,教会potluck(参加者带菜)聚餐,吃了一位姊妹做的蒲公英菜,发现那天晚上睡得很香,一次也没有起来。于是,我到网上去查中药对蒲公英怎么说,结果是说它有"利尿健胃"的作用。这样的知识积累,我们不是去研究利用,而是要予以废除?
归纳法得到的东西,有正确的,也可能有些是错误的;有些可能是现代科学能解释的,也有些可能是现代科学还不能解释的。然而,我们中国人自五四运动以来把科学奉为信仰,认为只有科学能解释的东西才能接受,完全忘了科学局限于我们的认识水平。如针灸,我们知道它在镇痛和某些疾病治疗上有效,但科学却还解释不了为什么。加之我们中国人不善抽象思维,要把观察总结出来的东西上升到理论高度时,容易出现授人以柄的错误。如中医里,我至今也还不明白,古人是怎么把从实际观察摸索中总结出来的中医与金、木、水、火、土五行搅和在一起的。
但我很高兴在加拿大,针灸早已纳入政府的执照管理和医疗保险认可的范围,而不是要等到科学能解释了的时候才允许它的存在。安省中医立法也在热热闹闹进行,不少白人医生也在越来越重视各种文化里的传统疗法,卑诗省则走在前面,已经正式允许一家公立学院教授中医学课程,授予中医学学位。因此,相信中医至少在加拿大不会有被禁止的那一天。也很高兴中国至今还并没有废除中医。希望中国的"精英"们多去做些立法监管和去伪存真的事,不要为了某种理念一定想要废除那明明对老百姓有益的东西,也不要象对待孔子思想那样,肯定时顶礼膜拜,否定时批倒批臭。心静一点,不要太意气用事。
大概是受"精英"们思想的影响,癌症病人对中医的态度也常两极分化。有的如大家知道的梅艳芳、陈晓旭,完全相信中医等传统疗法,回避西医治疗。还有的如我认识的一些癌症病友,完全不相信中医。有一位病友,其他都挺相信我说的,唯独中医除外。即使在化疗副反应严重到了不得不停止化疗的时候,他也还是没有去看中医。还有一位更厉害。他住在我看过病的那位中医同一条街,中间只隔4、5栋房,走路不到一分钟。但从我对他提及那医生,到西医医生对他放弃治疗进入临终关怀,近三年的时间,他就是坚持没有踏入过那中医医生的门。
我有一位朋友,他对中药的作用也倾向否定。他一是认为是药三分毒,若不能确定中药有明显疗效,他倾向不用。偏偏中药在抗癌中的作用常是调理性的,很难评定它是否起了作用。就象我,手术之后,在化疗的同时我也吃了七个月的中药,但要问我中药对我取了哪些作用,我也不能确切评定。因此,他倾向不用中药。但我要问的问题是,我在手术之后,有中药,有化疗,有极大的生活方式改变,医生能确定地回答说,我的晚期癌症之所以没有复发,是因为化疗的效果,其他是没有必要的吗?我自己敢肯定地说若我只做了手术和化疗,没有中药和生活方式改变,我的癌症也不会复发吗?我不敢这样说,甚至都不敢肯定地说化疗比其他两者,尤其是比生活方式改变更重要。
二是他举了一个例子证明中药也有很大的毒副作用。他说他在医院认识一个病人就是因为吃了维C银翘片而得了血癌。才吃了三次,就得病了。我不知道他认识的这个病人的具体情况,但查阅网上资料,确实是说维C银翘片有可能导致血癌、肝功能异常等,原因是其中含有未标示及已被禁用的西药成分“非那西丁”和“氨基比林”。我不否定中药也有一定副作用,但这个例子说明不了什么。一是它用了禁止使用的药物成分,可以说是违法产品。二是那副作用来自西药成份。
说到维C银翘片,这里多说两句。上一章中讨论现代文明对食物的影响时说,为了满足人对食物色、香、味、供应时节等的无穷追求,现代食品使用了大量种类的添加剂。实际上,迎合人的罪性,吸引人的眼球的做法,反映在我们现代生活的许多方面。如读新闻,经常会看到一些耸人听闻的标题;对人,现代不崇拜皇帝、伟大领袖了,就去宣扬和崇拜明星。食物里当然也不缺少这类名称吸引眼球的东西,如"抗氧化"剂,"Omeg3"鸡蛋,"维C"银翘片等。但如上一章中所说,我对生活的反思原则是愈接近原本的愈好。而对叫些花里胡哨名称,号称更健康的东西一律小心谨慎。当看到银翘片前加上了"维C"的描述时,我甚至在想,第一,它的生产商很可能不是一个安分守己愿按传统配方生产的人。第二,它到底是保健品还是药品?加入维C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外,还想躲过西方政府对药品的监管,以便用保键品的名义在超市而不是药店出售?
现在不少中医中成药是中西医成份结合的复合药。对这类药,在加拿大我只买在药店有出售的如云南白药等。而对在华人超市出售的复合药,我是敬而远之。因为它含有西药成份却一不受加拿大政府对药品要求的监管,二不受医生处方的限制。有些甚至为了出口的方便,连含有哪些西药成份也不说明。在我看来这至少是一个法律监管上的漏洞,我不敢拿自己的身体去尝试。我前面说过我化疗同时吃过七个月的中药,是指的草药,而不是中成药。不仅每周去看医生,开出的处方不同,而且药也是自己拿回来煎熬的。我在多伦多有位朋友在一个中医诊所打工。他说那中医在国内时是体育教师,并不懂太多的中医。但他的诊所有一套煎中药的机器,因此吸引了不少对中药感兴趣却又不想自己煎药的非华裔。我那朋友的主要工作就是煎药。我们人都是罪性的,当买给你的都是看起来差不多的药水时,就容易出问题了。
总之,我是建议癌症病友们,既不要过分依靠中医,也不要完全拒绝中医。治疗应以西医为主,只要西医医生还没有放弃,自己不要轻易放弃西医治疗,更不要为了中医或其他另类疗法而放弃西医的治疗。但也不要排斥中医。中医、西医各取所长,相互补充。面对癌症,西医的优势是应急,中医的优势是调理。应急就是尽快抑制或除掉肿瘤,调理就是帮助自己从应急治疗的伤害中尽快恢复过来,帮助自己的身体尽可能强壮地去抵制癌症的复发。
我也读到过完全依靠中医治愈肿瘤的例子。那是在(中信)杂志上,一位美国华人,患了血癌。在病情严重到了西医放弃治疗后,他回到中国看中医。后来治好了,到我读那文章时,已经几年过去了。但这样的例子不具普遍性意义。要中西医兼并。能取各种文化之所长,实际上是很令人享受的。就象我生活在多伦多,既可以看西医,又可以看中医;既可以吃中国食物,又可以吃其他种族的许多食物;既过圣诞节,又过春节;……。真是太享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拒绝一些明明可以给自己带来益处的东西呢?
除了中医之外,对其他保健性药品我持开放的态度,都愿去了解,但只有我完全确信对我是需要的我才吃。因此,我吃过的保健性药物很少。举一个例子,还是在我化疗期间,从“How to Prevent and Treat Cancer with Natural Medicine”书上读到缺钙的人,患肠癌的可能性比不缺钙的人高50%。这是一本由Michael Murray等四位美国医生共同写的书,观点又是来自统计数据,因此我想这应该是可信的。那我是否有可能也缺钙呢?人体钙的来源最主要的是牛奶和阳光。我自1996年肠胃失去了对牛奶中乳糖的消化功能后就不能喝牛奶,而工作就是坐在电脑和书桌前,一年四季很少在阳光下,因此我想如果说我缺钙,那也是不难理解的。但每次验血结果医生都说结果是Perfect(毫无问题)。有没有可能医生说的"毫无问题"只是说的通常评估中所注重的主要指标,而不是说所有指标呢?因此,在随后的一次验血检查后,我特意向医生要了一份检查结果。发现尽管医生仍告诉我一切正常,但血液中钙含量确实比正常的偏低。因此,我开始了适当吃些钙片。而吃钙片时的同时,各种书上是建议也补些维生素D,增加对钙的吸收,因此我也同时吃些维生素D或用含些维生素D的钙片。
另外,我对Ensure营养奶,自生病以来至今一直在吃。开始是一天两听。饮食基本正常后就改为一天一听了。一段时间后又降为每天半听,直至现在。Ensure是替代一顿饭的营养的,按理说我饮食完全正常后就没有必要了。我之所以一直维持半听,一是我不能喝牛奶,大致用它当我的牛奶替代品。二是我们现在吃的很多蔬菜都是无土栽培的,我担心其中微量元素含量不够(我没有证据),而Ensure加添了很多种微量元素。
对广告做得很厉害的保健或医药产品,我都没有吃。一是我找不到说服自己要吃那些东西的理由。二是我觉得现代大家都在寻找医治癌症的东西,若真是那么有效,肯定不用那么花费去做广告的。我和太太是做家庭财务规划的,服务好的经纪人很少自己到处登广告。对传销产品我大致也是抱同样的态度,觉得他们的产品若真是对健康那么有益,他们应该找专家,找制药公司推广,而不是想方设法说服我一个普通老百姓去使用。我发现最难拒绝的是传销产品。一方面,向自己推销的常是些熟人朋友,他们确实是带着一种对产品相信无疑的心情在向我推销。二是做传销的常比较契而不舍,委婉的回绝常没有作用。我发现这些朋友与我思考问题的方向常常相反。他们常给我的感觉象是在说:你反正已经是癌症病人了,试一试也好哦,说不准有用呢。但我的想法却是:我已经是癌症病人了,我要活下去,因此不能再有差错。癌症病人在信念和饮食上,一定应该要有我这样的理念和坚持。

作者:方金琪 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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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个小故事看加拿大是否适合我们呆

加拿大到底适不适合我们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所以才会一直不停地争论着。那么我们究竟能不能顺利地在这块原本并不属于我们的土地上面扎根、发芽,直至长成参天大树呢?下面这三个我有着切身体会的小故事,希望能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一个:听来的故事

以前打工时的一个老板,上海人,姓张,多大学通讯的硕士,来这儿十几年了,特能侃,朋友很多。有一次闲扯,他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 他有一个朋友,本地人,是一家通讯公司的老板,手下几十个员工,白人、黑人、印巴人、中国人,反正什么人都有。闲来无事,他就经常去那家公司摆摆龙门阵什么的。去多了就发现一个问题,多年以来,从来没有看见哪个中国人在这家公司里被提升为主管。他很奇怪,就直接问他的朋友是不是有那么一丁点歧视呀。朋友听后,耸耸肩,一脸的苦笑。吃中饭的时候,朋友就把他领到了餐厅,让他自己寻找答案。他进去看了一会儿,大概猜到了一些原因。几张桌子,大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一边吃着饭,一边用英语大声地说笑着。可很明显地,唯独那几个中国员工另外围坐着一张桌子,用中文轻声地交谈着,真的好像世外桃源。朋友跟他说,你们中国人技术过硬,敬业态度也很好,都是非常出色地员工,可是如果叫他们做领导,却欠缺了一样非常重要的素质——沟通能力。一个不能与别人进行良好沟通的人,怎么能够起到上通下达的纽带作用呢?别人也未必会服气。

长久的儒家思想薰陶,使我们已经习惯了那种内敛实效,含而不露,后发制人的处世哲学,只干活不说话,多干活少说话,认为只要当上了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领导岗位就会向你频频招手。可这里毕竟是北美,文化观念的巨大差异实际上从我们一开始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会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时时刻刻记住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了。

第二个:看来的故事

我曾经在一家中式自助餐馆里干过一段时间,客源很杂,大多都是熟客。由于LOBLAWS的总部就在我们上面,他们的员工经常到我们这儿吃饭,包括那几位总裁,他们至少都应该是身价百万的富翁了。在这些熟客当中,还有几个是乞丐。 有一天中午,排着长长的队伍。乞丐在中间,其中的一位总裁站在他的身后,前面是一位来自南京的中年女士。那位总裁与那位乞丐似乎很相熟,有说有笑的。这也应该算是加拿大的一个特色了,百万富翁与乞丐共进午餐,由于是自助餐,所以大家必然要共用同一套盛菜的餐具。在中国,这绝对是难以想像的事情。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那位同胞最初并未察觉,可是当她扭过头看清楚以后,干脆捂着鼻子,宁肯到后面重新排队去了。情景很是令人尴尬。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消除等级观念,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是国人长期以来心中一直向往而始终未酬的终极理想。

在这一点上,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西方人的的确确好过我们很多,哪怕有时仅仅是表面的功夫。当这一切有一天真正的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是否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已经可以完全承受了呢?不过,我倒宁愿相信那位女士的行为只是体现了她的个体修养,诚如斯,吾辈幸焉。

第三个:自己的故事

上个星期跟随一家具乐部到尼亚加拉大瀑布游玩,途中要经过一家冰酒厂品尝加拿大世界闻名的冰酒。 在酒厂品完酒之后,大家就开始进行选购,我与妻子一共选了三瓶。结完帐,服务员把三瓶酒装在三个袋子里,妻子从柜台上提下来,转身要交给我,一把没接住,有两瓶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当时感到非常沮丧,可想想不能白来,就又去选了两瓶。在重新排队结账的时候,服务员拎着两瓶酒走了过来,告诉我们说,她向老板说明了情况,老板说虽然是我们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可是为了不让我们扫兴,就让她又白送给我们两瓶同样的酒,并一再叮嘱千万要小心,不要再摔碎了。简直令人难以相信,竟然还有这样的傻瓜老板!理由就是为了不让顾客扫兴! 在当今社会,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板尤其是一家私人企业的老板把对利润的追求作为他们永远不变的唯一目的时,本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这位酒厂老板的所作所为,无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动机,作秀或是为了拉回头客,他的这种“你高兴,所以我高兴”的立业思想却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孔老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我们常常带着有色眼镜挑拣着本地人对待我们的种种动机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来一个逆向思维,如果换成我们是那家酒厂的老板,会不会也这么做呢? 行文至此,加拿大到底适不适合我们呆这个问题,现在看来也就容易回答了:这就要看我们是不是能做得到,做得到和这里的人们一样地思维、一样地处事。

2013年5月23日  来源:51周报 作者:金子

饮食

饮食
饮食和环境无疑是对我们患癌症等现代文明病也有很重要的影响的。否则,如果癌症等现代文明病只是缺乏运动,缺乏室外活动,只是熬夜以及汽车、空调等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所致的话,那么象目前中国农村的人患癌症的比例应该还很低才是。但事实上,从中国的资料看,尽管农村人患癌症的机率是比城市要低些,却也还是相当高的。
对我来说,改变饮食习惯是生活方式改变中相对最为容易的。在生癌症以前,我的饮食习惯相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算不健康。尽管得的是肠癌,但我们家的饮食习惯并没有吃太多的肉,每天蔬菜水果也没有少吃。在我喜欢吃的食品中确实有些是不

 

健康的,但对这些食品我并没有放纵自己吃得太多,因此对它们是否与我患肠癌有任何关系,我并不确定。这些食品包括:1)陈菜。如腐乳、辣椒酱等;2)生鱼片。3)熏肉。以前在国内是喜欢湖南的腊肉,出国后是喜欢西方人的各类熏肉;4)腊肠(Sausage)。如香肠,以及西方人的各类腊肠。所有这些,自我生病以来,除偶尔尝过腊肠外,其他的至今都没有碰过。我对这些食品现在的看法一是觉得制作方法不健康,二是尽管都是历史悠久的传统食物,但现代化的加工方法在其中加添了比传统上远远为多的添加剂,至少对象我这样的癌症病人,应该尽量回避。
我生病以来对饮食的取舍原则,是根据我反思生活的总原则和上一节所述的现代化对饮食改变的认识。这个饮食原则是:尽可能吃接近原本的加工改良较少的食物。用基督徒的话说,就是自然食物是神给我们的最好的防癌抗癌食品,越少人工加工越好。具体地说是杂粮糙粮蔬菜水果多吃,精米精面红肉等少吃;清蒸、水煮、沙拉多吃,调味料重的少吃,油炸、烧烤、快餐、听装食物、果脯、生鱼片等不吃;早晨多吃,晚上少吃,夜宵不吃。为了记忆方便,我们可以将这个原则简单记为:多-少,多-少-不,多-少-不。第一条是对食物种类而言,第二条是对烹调或加工方法而言,第三条是对吃东西的时间而言。
读者会很容易注意到,在第一条对食物种类中,少了"不"字。也即我不认为有哪些天然种类的食物是癌症病人不应该吃的。关键是我们怎样加工处理、怎样烹调,以及我们是吃多吃少和什么时间吃。当一些癌症病友邀我去分享时,时常会问我饮食上吃什么,不吃什么,是否吃肉类等问题。从互联网上我们也知道陈晓旭、乔布斯患癌症后曾素食。但我是基督徒,《圣经》里说:"凡活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创世记 9:3)。因此,我不忌食肉类,也不认为有什么天然食物是癌症病人不能吃的。只是在摄入量、烹调加工方式、调味料等方面改变较大。超市销售的深加工成品、半成品食物,如上一章中所述,我均完全地回避了。
如上一章现代文明对我们饮食的改变中所述,与过去传统相比,我们现代食物供应量,尤其是肉类供应量大多了,食品品质和味道下降了,食品中的添加剂急剧增加了。每次想到我们现代人在饮食习惯上对自己的伤害,我首先会想到牙齿。小时候在中国乡下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物质供应很紧张,城里人一个月一斤肉指标,农村人连这个标准也达不到。零食就更少了,大人三餐之外基本上不吃零食,小孩子吃得最多的零食是炒豌豆和炒薯片。那东西,硬得很,大人开玩笑说那零食是磨牙的。而且,那时的乡下,即使是成年人很多都只是偶尔刷牙,甚至从不刷牙。我那时只有几岁,站在屋外的台阶上刷牙,过往的路人常笑着说我:人样子都还没有,装模作样刷什么牙?但有趣的是,那些人,从小孩到大人,却很少患牙病的。我两个姑妈家的两个村子,加起来大概有四百来号人,我听说过的唯一一个患牙痛的人,是大姑妈家附近商店卖肉的老头。他是孤身一人,杀猪、卖肉、收钱都是他一人。大家可能是觉得他是吃肉最方便的人,因此开玩笑说他牙疼是肉吃多了。
这种情况在老一代人中,似乎不只我两个姑妈她们地方的人如此。后来读台湾作家萧萧回忆父亲的文章《父王》,特别写到了父亲的牙齿说:“他永远不能想象牙齿会痛,他说:‘骗人不识,不曾听过石头会痛的!’牙齿象石头那样坚硬,怎么会痛?到现在他还不知道什么叫牙痛——这一点,好象我的学问比他大。”(《我的父亲母亲(父)》,立绪文化编选,台北,2004)。作者是1947年出生,其父亲应该是1920年代或更早前出生的一代人,生活在台湾彰化乡村。
但在西方,我却发现与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牙医诊所林立,看牙医成了家常便饭。尤其奇怪的是,我们自己在西方生活十多年后,也入乡随俗了!在中国时,我父亲三兄妹加上配偶、子女近二十人,只有小姑父一人偶尔有牙痛。父亲甚至曾说他年青时,牙齿能咬起一箩筐谷。一箩筐谷多重,我们那里乡下的标准箩筐,是五十斤左右。可是现在,我、我太太、两个女儿,一家全是经常喊牙痛。我在国内30年从没有过牙病,从未看过牙医。但在西方的这十几年,洗牙、拔牙、补牙、根管治疗,没有断过。至于太太和女儿们,就更糟糕了,不仅经常牙痛,甚至平时吃东西,也是这个太硬,那个太酸,另一个太冷。反正是牙齿受不了。女儿学校每学期还有人到学校来检查牙齿,发通知,提治疗建议。真象是全民运动。
我们现代人,连自己的牙齿都受不了我们的饮食习惯,受不了各类精致食物,受不了太多的肉和奶,难道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细胞就对我们的饮食没有意见?没有抗议?当然有。所以我们会得心脑血管病,会得癌症。这样一想,就一点不觉得奇怪了,一点不觉得自己得文明病是委屈了。也因此会明白在抗癌过程中调整我们的饮食习惯的重要性。
完全素食,不吃肉,我觉得有点矫枉过正。但如上一章现代文明对我们食品的影响一章中所述,现代化提供给我们的食物供应量,尤其是肉类的供应量急剧增加了。我们现代许多人一个月比过去的人一年吃的肉还要多出许多。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又来到了西方文明中生活的中国人,这种增加十分急剧。因此,我们要十分注意节制。肉再便宜,再好吃,也要注意量的节制,不可任由自己的欲望而行。我讲一个例子。是发生在医院化疗的时候。医院提供的饮食,早晨是一碗粥、一个鸡蛋和一片吐司(烤面包片)。我因不能喝牛奶,因此没有给我牛奶。除吐司总是烤糊了外,其他还基本上与我认为的癌症病人应该注意的饮食不太矛盾。但午餐、晚餐主食常是一大块肉(牛肉、猪肉或鸡肉),加上少量的土豆、胡萝卜或青豆等,以及一杯咖啡。那一块肉至少半磅,是非常好的瘦肉,份量超过了其他食物的总和。癌症病人以肉为主食,外加咖啡?这是在医院治疗癌症时医院提供的饮食?真是不可思议、不敢相信!
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生三文鱼片。我认识的几位患胃癌的人,都很喜欢吃生鱼片。有一位是大连人,海边长大,对许多生海鲜都是兴趣盎然。我自己生病以前也挺喜欢生鱼片。尽管没有十分经常地吃,但同太太去餐馆,只要有可能,我就会挑一家有生鱼片的。我当然没有证据说我的肠癌就是与吃生鱼片有关,但自我生病以来我确实是把生鱼片看作最不健康的食物之一。尽管我以前是那么喜欢吃,但自我生病改变饮食习惯以来,一丁点也没有再尝过。有时朋友们解释说他们是在怎样可靠的店里买来的,经过了怎样的处理。但我不为所动。
癌症病人一方面要很警惕自己的饮食,现代文明下有许多陷阱,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吃下有害我们身体健康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又不能让这些事实影响我们的心情,要轻松豁达地去对待。毕竟愉快的心情在同癌症抗争中也十分重要。因此,在饮食改变上我主要把精力集中在自己能做到的事上,不去抱怨那些生产加工商。对那些我认为不健康的加工食品,不抱怨,但尽最大努力回避。惹不起,躲得起。对鱼也是这样。以前我是中国人的习惯,喜欢超市的活鱼。后来明白活鱼一般都是人工池养的,常都用了抗生素和激素饲料,我就改吃深海鱼。但也有些躲也躲不了的。如农药和保鲜剂等,有时我们不知道哪些蔬菜水果使用了这些东西。还有肉类,要想总买到没有用过激素和抗生素喂养的,也是件难以做到的事。好在把自己能做到的坚持做到,基本上就能算是非常健康的饮食习惯了。对自己难以控制的,期望政府多做些努力,但需要吃的我还是没有忧虑地吃了。
上面的讨论是针对我们现代文明正常情况下对饮食的疏忽和错误。但还有一种非正常的情况,就是奸商生产的有害甚至有毒食品。尽管现代文明可能为这些奸商的造假提供了物质基础,但这类事情的发生应该说是我们人的罪性所致,而不是现代文明的错。因此,预防这类食品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有智慧,有对人罪性的警醒。这里我说一个例子。我生病以后常有朋友来看我,送中国产的燕窝。我尝了一瓶后对太太说:我以后不会吃了,这东西同银耳汤的味道一模一样,《圣经》说人性是罪性的,对这味道和外表都与银耳无法分辨的东西,我不相信我们人类不会有人去造假。太太说,银耳吃了也不坏呀。我说银耳是不坏,但这水里糖太多了。
几个月以后,也就是2005年5月30日,新时代电视新闻报道,是通过卫星从香港传到多伦多来的,说台湾台北市卫生局检查市场上12种瓶装燕窝,结果发现7种根本不含任何燕窝成分。是猪皮。专家说猪皮炸后是黄色,因此这些猪皮“燕窝“应该还用二氧化硫或双氧水漂白过。市场上的干燕窝,也没有是用真正的燕窝制成的,是用海藻、树脂、或鱼肉制成。没有想到,我还把人的罪性想轻了,他们是用的比银耳更差的猪皮。这还是较少食品问题报道的台湾,中国大陆产品的结果怎样?不敢想象。
关于饮食另一点很需要注意的就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一些饮食偏好。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饮食喜好。我的经验是对自己的所有喜好,均用以上的饮食原则一一审查。不健康的立即停止,不太健康的要节制。这里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我是湖南人,从小喜欢吃米饭,而且饭量还不小。小时候在家乡,若家里某顿饭是吃饺子、面条之类的,不管吃多少,吃完后我一定要来一碗米饭,否则总觉得肚子不饱。出国后日本米、泰国米,选择多,味道好,因此更喜欢米饭。每天平均约六碗米饭,中午和晚上各三碗。太太笑我是饭桶。朋友们当然不这么说,就说我是饭大王。朋友家请客,若请了我,总是要特别留意多准备些米饭的。
生病以前我只把这当成是一个饮食喜好,从来没有想过对身体有什么好坏影响。生病以后才去思考了解现代文明对大米的影响和我这个习惯是对身体有益还是有害。按传统的理来说,大米应该是很有益健康的。我们南方人至少过去两千多年,祖祖辈辈主食就是大米,直到我大姑妈,她都经常说:米是最养人的!但在我这一代人中,现代化对米进行了十分显著的改造。记得大概在读小学三、四年级以前,我们湘北的乡下还是种一季水稻,把稻谷变成米也还主要是用叫砥臼或碾米槽那样的非机械性的东西。后来就改种双季稻,也有了电动打米机。双季稻的生长期短了,当然比单季稻的米味道也就差了,尤其是晚稻,农民都不喜欢吃,拿去交公粮。但打米机是很受欢迎的。不仅省时省力,碎米更少,而且对谷壳、米皮除的更干净,让米的口感更好了。这之后我就离开了乡下,我对米的处理认识直至我生病的时候大致也就停留在这里了。后来知道有了杂交米,听家族在乡下的人说那味道更差些。
生病以后去了解,才知道现代文明对大米的处理,除了农民自己吃的外,早已不是停留在打米机的粗加工阶段了。打好的米还要经过“色选”、“抛光”等精加工工序处理。有的还不止处理一个回合,而是三抛三选。稻谷由外及里本来由稻壳、果皮和种皮、糊粉层、胚和胚乳组成。除淀粉以外,稻谷中60%以上的营养素都集中在胚和皮层中。抛光之后主要就剩下胚乳。甚至连胚乳也碾掉了几层,只剩下老百姓俗称的米核,除了淀粉外其他营养成分所剩无几。这样处理过的米卖相好,价格高,保质期长,而且可以选择更现代化大米加工机器,每天的加工量也是传统小机器的几十倍。代价就是除了淀粉外,几乎没有什么营养剩下了。
以下是加工程度不同的米的营养、口感和识别。
糙米:是只去掉稻壳,果壳还未完全脱掉,由胚以及果皮、种皮、糊粉层和胚乳组成的米。它虽然包括了全部营养素,但是口感类似米糠,粗糙,难以下咽。
粗加工米:经过传统工艺一次脱壳,但不经过三抛三选或双抛双选,可能有些米头是淡黄色的不完全的颗粒,不美。但尽可能保留了大米的营养元素,口感适中。
精米(抛光大米):脱壳之后还经过色选、抛光等处理的米。抛选次数越多,米越晶莹剔透、光鲜亮丽。与传统粗加工大米比,精米的淘米水清爽、干净,粗加工的淘米水颜色很白,要淘3-4遍仍然很白。另外,手在传统粗加工米中插入,会有干爽的感觉,米粉会粘在手上。
家里的其他人都不喜欢吃糙米,不能每次都煮两锅饭。粗加工米又很难买到,因此,我生病以来家里仍是煮精米饭。但我减少了吃米饭,而是以吃更多杂粮、蔬菜、玉米面等来代替。因此,生病以后我从每天大约六碗米饭很快减到平均一碗都不到了。 尤其是后来看到一些文字说,精米、精面吃多了容易形成酸性体质,而酸性体质又被认为是有利癌细胞生长的体质环境时,我就再也没有回到以前那么喜欢吃大米的境况上去了。
有一些朋友说,几十年的饮食习惯和嗜好很难改变。我原也这样认为。但有一件事很快改变的我这种看法。我在化疗时,吃的是医院的饭菜。西方人的饭菜,油盐很少。每次化疗三天,尽管提供有最好的猪、牛或鸡肉,但当时真的是感觉没油没盐,咽不下去。让我吃惊的是,三天后回到家里,头一、两天却又觉得家里什么菜都太咸了。开始我还误以为是太太放多了盐。后来几次化疗后回家感觉都是这样,我知道了是住院的医院饮食引起的改变。每次住院才三天而已,就能产生这么大的改变。因此,后来我相信,任何饮食习惯,只要自己想通了想改,就一定可以很快改变,完全不会像戒烟瘾、赌瘾那样难受。
有人则认为吃自己喜爱的东西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乐,不愿放弃这个快乐。尤其是在疾病带来的痛苦已经够多了的时候。但我的经验时,正常食物中,人真正有瘾不能戒掉的东西,如果有的话,也十分少见,不去吃那些好吃但不健康的东西,并不会给人带来多大的痛苦,不需要多大的毅力就能做到。这是第一。人对一些食物的偏好,往往是因为过去生活中经常吃而形成了习惯,当你因某些原因而放弃过去的偏好,尝试新的东西时,很快会在新的食品中也找到自己的偏好。新的偏好同样会给你带来快乐,甚至更大的快乐。这是第二。对于第二点,我自己就有不少经历。比如,我是湖南人,在湖南时很喜欢吃辣椒,每顿要有辣椒才觉得过瘾。后来去南京,学校食堂有辣椒的菜很少,但盐水鸭经常有。慢慢地不能吃太辣的菜了,但喜欢上了盐水鸭。后来又出国,盐水鸭又吃不到了,但很快喜欢上了西方人的各类腊肠。比如啤酒煮德国肠,味道真的是很美的。生病以后腊肠之类的不吃了,以健康食物为主。习惯之后从健康食物中能不能获得饮食的快乐?当然会。说个例子。我生病以前吃稀饭,喜欢精白米稀饭,或白米加白糯米熬的稀饭。生病以来改为小米、薏米、高粱、黑糯米、绿豆、枸杞稀饭,有时也加些红豆、荞麦、大麦之类的。哪种更好吃?反正我是更喜欢上了我现在的"八宝稀饭",觉得以前不知道熬这种稀饭太亏了。第三点,如果上面两条都还不能说服你放弃不健康的饮食偏好,那就只好请你再去读这书上一章中的"好享乐性"那一节了。聪明人为了更长远、更大的快乐,要能放弃一时的口腹之乐。
最后,也许应该说说自我生病以来是否有什么特别的食谱。如上所述,符合我上面原则的东西我都吃。因此,无论在家里还是外出做客,我并不需要特别为我准备什么。坐在桌子上一看,一般都能有几样符合我的原则的。至少淡炒的蔬菜会有吧。所以,我从不要求特别为我准备,也就实在没有什么专门的食谱。我生病以来,家里人上餐馆,也都是去自助餐馆,太太和女儿们拿她们喜欢吃的,我吃我认为健康的。
但有一样自我生病九年来天天都吃的,就是我的早餐食谱。我早晨起来后,觉得最舒服的做法是,先喝杯温白开水,然后外出散散步,再回家做早餐。我的早餐是八宝粥+红薯+半听营养奶。具体做法是,八宝粥的配料上面说过了,我是用慢炖锅的低档,晚上睡觉前煮上,早晨起来就熬好了,而且还是热的。但我偷懒,一次煮两顿的,所以有一天早晨的粥是要加热的。如果忘了做,没有八宝粥了,就用燕麦片代替来做粥。粥做好后,加入蒸熟过的红薯。我一般都是一次蒸4-5个早晨要吃的红薯,放在冰箱里,一般不会坏。有人说隔夜的食物吃了不好,但这点我还没有想通。现代化以前,人们不仅吃了隔夜的食物,而且还是没有冰箱保存的。所以我是认为只要没坏就可以吃。这也是为了方便简单。把红薯和粥搅拌好后,再加入半听营养奶。偶尔也加个鸡蛋在里面。这就是我九年来的早餐,百吃不腻。我都很纳闷,小时候在中国乡下吃红薯,很快就吃腻了,但这早餐我不仅不腻,还十分的享受,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加拿大市场上红薯种类多,紫的,黄的,桔的,洪都拉斯的,牙买加的,日本的(但没有小时候在中国见过的白肉的),轮着来。我早晨不喜欢吃水果,觉得水果太凉,早晨吃了胃不舒服。因此,水果我都是白天吃,尤其是半下午的时候。
其它还有什么食谱呢?没有什么特别的了。我建议读者订出自己的饮食原则后坚持按原则去做就行了,不要去追求特别的食谱。曾经听说国内人相信绿豆有特别的保健功能,就把绿豆都买光了。我是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作者:方金琪 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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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境

心境

最后一点要讨论的就是抗癌中的心态了。癌症病人的心态在抗癌中有多重要?网上有一个说法,说中国癌症患者的死亡,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是被治死的,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的(北京晚报,2012年12月22日)。本书中也提及到南京有个民间癌症病友协会,会长说死亡的癌症病友中,一半死吓死的。不管具体比率是多少,至少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西方被癌症吓死的不多,但面对癌症的情绪问题也十分显著,因此,针对癌症病人和家人的心理关怀机构和服务也很普遍。

在具体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研究报道故事。故事起于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健康科学研究中心卫斯理(David Vesely)教授2008年发表的一个研究成果。在网上当时有过不少英文报道,如Heart hormones may be effective cancer treatment (心脏荷尔蒙可能对癌症治疗有效)[1] 和Heart hormones beat back cancers in mice (心脏荷尔蒙杀死了试验鼠的癌细胞)[2] 。卫斯理本是内分泌学家(endocrinologist),但2002年太太乳腺癌过世后,他开始从事癌症研究。他发现心脏可以分泌四种荷尔蒙,并在实验室中能在24小时内杀死97%的癌细胞。在对老鼠用人类的胰脏癌细胞和乳癌细胞的实验中,在一个月之内能杀死80%的胰脏癌细胞和 66%乳癌细胞。他研究的下一步是要做人体实验。

本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研究报道,也没有探讨心情与抗癌的关系。但故事发生在中文报道里。中文网站广泛地转载了一篇文章,标题多是“揭开上帝终极的底牌:癌症自愈源于心脏”。文章首先说了一个卫斯理开始癌症研究的故事,生动又细致,也与抗癌心情直接相关,网上流传又广,因此为了我后面讨论的方便,摘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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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8岁的大卫•卫斯里是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健康科学研究中心的首席调查员。1981年就读于美国华盛顿大学生化系时,他与就读于物理系的科恩•詹姆斯和法律系的乔治•韦德是校篮球队的三大核心队员,在长期的比赛合作中,威斯里与詹姆斯、韦德建立了深厚的队友情谊。

大学毕业后威斯里进入南佛罗里达大学硕博连读,詹姆斯在华盛顿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韦德则回到自己的祖国英格兰当了一名律师,三人一直保持着打球的爱好和密切的联系。1993年威斯里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此后的5年中,三人陆续结婚。除了韦德和妻子安妮是丁克家庭,威斯里和詹姆斯已是好几个孩子的爸爸。日益增大的科研压力和日益庞大的家庭让三人几乎一度中断联系。

2003年初,威斯里先后听到了两个不幸的消息,一是韦德患了严重的冠心病;二是詹姆斯被检查出直肠癌时已是晚期,两人都已没有太大的治疗价值。更为不幸的是,韦德的妻子安妮不久也被确诊为患有乳腺癌,而且也是晚期。得知消息的威斯里立刻前往华盛顿看望老同学,随后又赶往伦敦看望韦德夫妇。看到昔日篮球场上叱咤风云的队友如今正值壮年的生命之光却已如烛光般微弱,威斯里心痛不已,他下决心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挽救老同学的生命。

威斯里此时已是南佛罗里达大学健康研究中心的首席调查员,他发现的3种荷尔蒙中有一种能够促使血管扩张,如果给韦德的心血管系统补充这种荷尔蒙,对他的冠心病一定能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令威斯里异常感动但又失望的是,韦德拒绝了他的建议。韦德说:“如果你不能同时治好我的妻子,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意义呢?”

医生预测韦德和安妮都只有3个月的生命,两人在伤心中列出了死前要做的50件事,准备用三个月的时间去一一完成。2003年4月,当他们的生命进入一个月的倒计时时,他们只剩下最后一个心愿:周游世界。因为此时金钱对他们已没有任何意义,两人将4万英镑慷慨地交给了旅行社,只向旅行社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因为不知道哪一站是人生的终点,旅行社不得限制他们的旅行时间,直到他们中的一个离开人世,旅行合同才自行终止。旅行社通过调查了解得知他们确已时日无多,极可能生命的持续时间不足一月,而4万英镑足以支付两个人以最豪华的标准周游世界一年的费用,于是欣然签下了这样一份特殊的旅行协议。

这期间,韦德夫妇诚恳邀请詹姆斯一同前往,因为大家同病相怜,还有那么多可供回忆的青春记忆,他的加入会令这次旅行更意义非凡。詹姆斯对此怦然心动,但是威斯里却坚决反对,他认为三个人都不应该放弃治疗,哪怕有一线希望都应该为生命争取权利。然而韦德夫妇未改初衷,他们选择了5月7日从英国出发,乘坐豪华游轮到世界各地旅行。詹姆斯则选择了前往佛罗里达州,接受威斯里对他的治疗。

此时,詹姆斯的生命也已被医生预言进入最后倒计时,延续生命医院已无能为力,威斯里才敢大胆为他使用当时尚未进入人体实验的一种生物疗法:用白细胞介素-2(IL-2)N的免疫调节作用进行直肠癌的治疗。IL-2是由激活的T淋巴细胞产生的淋巴因子,对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刺激单核细胞吞噬肿瘤细胞具有重要作用。在威斯里和生物工程实验室其他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詹姆斯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他活过了医生预言的“末日”,并继续存活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2004年6月,詹姆斯告别了人世。

这期间,韦德夫妇音讯全无,威斯里悲哀地意识到他们恐怕早已不在人世。

然而,2004年11月7日,威斯里突然接到一个从英国打来的越洋电话,竟是韦德的声音!韦德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威斯里,他跟安妮刚刚结束环球旅行,如果按照合同两人继续旅行下去,旅行社可能要破产了!因为他跟妻子回到英国后在最权威的伦敦皇家医院检查发现,不仅安妮体内的癌细胞全部消失,就连他的冠心病也处在没有危险的稳定期!威斯里惊讶极了,他决定亲自前往英国,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11月9日,威斯里经过近10个小时的空中飞行,终于在当天晚上11时抵达了伦敦。韦德和安妮早已等候在机场,看到两人容光焕发、精神矍铄的样子,威斯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对早已在心理上经历过“生死别离”的老友久久拥抱在一起,为命运的悲悲喜喜感叹不已。

当天晚上,威斯里详细询问了韦德夫妇旅行过程中的身体情况。韦德直言,两人当时只贪恋旅途中的美景,根本没空想自己的身体状况。两人在北冰洋的冰川,极地不落的太阳中尽情体验生命的美好和世界的奇妙,只想让这一刻长久再长久,不知不觉就活过了医生预言的最后期限,.后来在夏威夷的海滩边度假时,他们都感觉自己身体的种种不适似乎都不见了,而且精力越来越充沛.此后两人干脆不把自己当病人了,他们只把自己当成是世界上最幸运最划算的游客,因为一年后他们在旅行中产生的费用已远远超过了出发前交的4万英镑,而只要他们不提出终止旅行,旅行社就不得不继续为他们按最高规格提供环球服务。

一直到11月7日,已绕地球一周,重新回到英国伦敦的韦德夫妇才主动提出了终止合约。旅行社这才如释重负。而这时,距离他们出发前的2003年5月,时间已过去了整整一年半。

回到家乡的韦德夫妇迫不及待去伦敦皇家医院做全面身体检查,随后,他们被告知发生了奇迹:两人竟双双摆脱了绝症的威胁!他们当天晚上就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了所有的亲人包括老朋友威斯里。

听到这里,威斯里心里已经非常有数了,发生在老朋友身上的,正是人类一直没从“发生学”上揭开谜底的“自愈”奇迹!正是这次旅行前所未有的合同方式带来的“超值享受感”,正是夫妻二人在这次对壮丽大自然的美好体验中渴望生命长久再长久的意念,让他们的身体细胞结构产生了奇妙的变化,成功击退了医学手段无法解决的病魔!

想到这里,威斯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负疚感:这次旅行,韦德夫妇是非常希望詹姆斯能够一同前往的,而詹姆斯也对这种在游历中顺其自然结束生命的方式充满了向往,是自己强行将詹姆斯拉进了自己的实验室!如果当初詹姆斯也在那艘游轮上,如今站在自己面前的,可能就是三个好友啊!

强烈的负疚和自责让威斯里情绪极端低落。再加上从11月10日起,英国各大报纸都以“夫妻创奇迹,环游世界癌症自愈”为题对发生在韦德夫妇身上的事极尽报道,还被世界各大报纸转载,威斯里回到美国后还不断看到这条新闻,他原本负疚的心也不断受到刺激,竟患上了轻度抑郁症,出现了头晕、心慌等一系列身体不适症状。实验室的工作不得不一度中止。

威斯里在医生的建议下选择了“旅行疗养”。他亲自体验了韦德夫妇体验过的那种大自然的壮丽奇观。在那种被大自然的壮美震撼的忘我体验中,威斯里真切体验到了心情的愉悦对身体产生的正面调节和影响。为期一个月的北欧之旅结束时,威斯里的抑郁症已得到彻底缓解,身心的一切不适都自行消退。他立刻投入到了紧张的课题设计过程中,这一次,他准备将人的情绪是如何对疾病产生作用这一课题列为自己的研究目标,也就是他要揭开人体疾病自愈之谜。他要搞清楚,绝症自愈究竟只是个案和特例,还是只要在条件满足时,就一定能成立的普适原理。只有搞清楚了这一点,他才能明白自己对老友究竟有没有“犯罪”,是否剥夺了他的一次自愈良机。

威斯里的课题立刻得到了院里的批准。他成立了一个特别研究小组,专门研究人体的自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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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好奇的是,中文报道中说卫斯理挑选了100个自愿者,分别对他们处於各种情绪状态下的心脏荷尔蒙分泌情况,进行跟踪采集,发现人的情绪越高昂,心情越愉悦,人的心脏分泌的荷尔蒙就越充沛。反之,人处在痛苦、担忧、抑郁等消极状态时,心脏几乎完全停止分泌这种激素物质。这被认为可能揭示了一些人类绝症自癒的“底牌”,只有在身患重病时保持心情愉悦,积极求生的患者,心脏才有可能分泌救命的荷尔蒙,当这种荷尔蒙达到一定量的时候,才能杀灭体内的癌细胞或抑制它们的生长,从而达到不治自癒的生命奇迹!

但是,我在网上用英文查阅,希望找到这篇中文报道中相关事实的英文报道依据。不管我怎样努力,仍一无所获。我没有找到2004年有一对英国夫妇坐邮轮癌症自愈了的报道,而按那中文文章的说法,这个报道应该是很多的。我没有找到卫斯理挑选了100个自愿者进行了心脏荷尔蒙分泌与情绪关系测试的报告。而对卫斯理之所以开始从事癌症研究的原因,无论是英文报道还是卫斯理的录像讲话,都说是与2002年他太太乳腺癌过世有关,卫斯理从没有提到他有中文报道中所说的那样两个大学朋友。我在新浪博客里倒是查到一篇文章,作者大概也尝试去查找了这篇中文报道的依据,因为查不到而认为这是篇假文章[4]。

于是,我就想这报道的作者花这么大的气力去编一个假故事,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满足人类总喜欢找些稀奇别致的治病方法的心理?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个报道。广西巴马县有几个长寿乡,那里的人不仅长寿,而且据说也极少人得癌症。于是全国各地数万癌症患者象朝圣一般蜂拥而至,长住在那里。在一些村镇,这种外来人口甚至是本地人的几十倍。患了重病,换个空气新鲜的地方住,本来也无可非议。但这些人来后发明了一个打水,吸氧,磁疗的“巴马疗法”。就是喝当地溶洞的水、吸溶洞的氧、每天几个小时躺在溶洞里。这可是当地长寿村民都从来也没有过的享受。

当然,也有些人同巴马村民接触多了,悟出了巴马人长寿少病的秘诀就是简单的饮食、规律的生活、清心寡欲的人生态度。所以,在这里再次希望病友们,不要去追求新奇独特的治病方法。除非自己居住的地方污染严重或家庭关系不仅糟糕而且不是自己的努力所能改变,否则不要去追求一个以为外在条件就会让自己病愈的环境。让自己的生活尽可能简单、规律、和接近现代文明前的正常生活就是最好的选择。而要做到这些,不管住在哪里,一般都有可能做到。搬到一个偏远的地方或去长期度假,空气当然新鲜了许多,但代价也十分明显。我们常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就是说出门在外,生活肯定有诸多的不方便。更何况在家里,同自己的配偶儿女亲人在一起,那种天伦之乐带来的愉快是其它东西无法替代的。我生病住院时,不管是手术时住半个月,还是化疗时每次的三天,我都是归心似箭,回到家里一切都让我觉得是那么亲切美好。所以,我除了短期的度假外,不仅没有想过要离家在哪里去长住,当国内的亲人想把我当时四岁的女儿接回国他们帮我带时,我也毫不犹豫拒绝了。

这篇假文章引起我的另一个思考是,情绪在怎样影响我们的身体?过去我们认识情绪对健康的影响,多是些“间接”的方式。如通过对食欲、对睡眠、对精神健康、对我们决策的影响而达到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比较直接一点的就是认为情绪可能还通过对神经系统的影响而影响我们的肠胃消化系统等等。而现在卫斯理教授的研究表明心脏的功能不仅是供血,它还能分泌心脏荷尔蒙直接抵御疾病。那么,情绪是否会象那假文章中所说的能影响这些荷尔蒙的分泌呢?如果可以的话,那情绪可是还能非常直接地影响我们的康复了。科学对我们人体的认识还相当有限,很多东西还不太明白。在科学证明以前,我是假定这些影响都存在,也就是说,相信不管怎样高估心境对我们健康影响,都不算过分。这样的看法我想即使将来科学证明不太正确,也对我有益无害。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书 17:22)。所以,我把愉快的心境在抗癌中的作用,看成象手术、化疗、生活方式改变等一样的重要。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面对癌症保持愉快的心境呢?我个人的经验是,首先要做的是如第二章第一节中所述,要树立癌症是重病但不是绝症的认识,要有胜过癌症的信心。这点我在那一节中已经详细讨论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读者可以再回过去读读,那是保持愉快心境的基础。

但光有信心还不够,因为随后的抗癌历程不仅漫长而且常有肉体的痛苦。要一直保持愉快的心境,肯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中国大陆的癌症病人关怀,很强调抗癌要有战胜癌症的斗志。要有斗志,本质上同上述不要把癌症当绝症是一回事,尽管是抗癌的基础,但只有斗志并不能保证就有平安愉快的心境。有的人有斗志,却是带着一种我要抗争的躁动。我头脑里想象出的对这种人的图画,是双手握拳举在空中颤动,面部表情自信但严肃,口里喊着:我决不会认输。一点也不给人轻松快乐的感觉。

癌症病人要做到常常喜乐,我个人的体会有两样东西至为重要,一是感恩的心,凡事感恩。二是关爱他人。下面就在这两方面作些进一步的分享。

癌症病人比较容易产生一种“愤怒”心理。一是觉得老天爷不公,为什么是自己患上了癌症。我遇到好些癌症病友,就有这种想法。二是一些化疗药物让人虚火很重,心烦意乱,容易发怒。我化疗前,药剂师给我的化疗说明材料中就说,我的化疗副反应就包括口腔溃疡、牙龈肿痛易出血、心情烦躁和容易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但是在生活里,某件事让不让自己生气,常常更取决于我们的心,取决于我们看那件事的角度。即使对化疗中的癌症病人也不例外。一个人可以为自己而不是他人患上了癌症而悲伤不平,但也可以为自己患上癌症后亲人、朋友、医生、社会为自己所做的而感恩。同样一件事,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前者让我们得到的是愤怒,后者让我们得到的却是感激和愉悦。一个人凡事心存感恩,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被感恩的对象,而是感恩者自己,因为感恩让自己总是有一颗快乐满足的心。很难想象一个凡事心存感恩的人,还会常常对他人发怒。

也许有人说,生活中让自己应该感恩的事太少,想不起来有什么值得感恩的。如果是这样,你就可以想一想,你生病后有没有给家人带来任何麻烦和忧虑?如果有,你应该感谢他们为你所做的。你生病后一日三餐都是你自己做的?如果不是,你应该感恩。你生病后有没有朋友看望过你或帮过你的忙,如果有,你该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本可以用那些时间去做些更让他们轻松愉快的事。你生病后有没有医生为你治病?如果有,即使偶尔他们可能也有差错,你应该感谢他们。如果你就医是保险付的钱,那当然更应感恩。只要你愿意,生活里值得我们感恩的东西太多。这些年,最经常令我想感恩的是早晨醒来,睁开眼睛的时候:感谢神,让我今天又快乐地活着!我们中文里有句俗话,叫“知足常乐”。什么是知足?就是对自己已有的心存感恩与珍惜。

保持快乐心境的第二个秘诀是关心他人。癌症病人自身的麻烦已经不少,还要去关心别人,听起来有点强人所难。我的经验是,并不是去专门做多么大的帮助他人的事,只是在日常生活中留心身边人的需要,随时准备伸出援手就行。常是一些细致但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护士插针几次都失败而紧张时,讲句理解安慰的话帮助她放松;同房病友有需要时,帮助他一下之类的。《圣经》里说施比受有福,真是不假,当常这样去做,得到的快乐真是无以伦比。这让我无论是手术还是化疗住院与护士、医生、病友的相处,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与同事、朋友、一面之交的陌生人的相处,都极为愉快。许多经历即使九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还能给我带来快乐。这在本书不少地方,尤其是在第一章的化疗历程以及附录二经历主的爱中多有提及。这里再分享几件事。

我手术时一共住了两周医院,手术前一周,手术后一周。手术后的前三天,也许是医院知道刚完手术的人怕噪音,因此我一直是一个人一间病房。第四天我病房来了一位白人病人,他是从离多伦多开车四小时路程的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过来的,要做髋骨替换手术,已经行动不便。因在渥太华要等候,而在这里可以马上做,所以就过来了。加拿大住院,设计上是不需要家人照看,有需要找护士就行。尽管我们中国人还是习惯白天时常有亲友陪在旁边,我就有教会的两对年长夫妇常在病房轮流陪我,但这位白人是一个人从渥太华来,身边没有亲友。

他刚进来时话不多。我和照看我的年长夫妇因已经在医院呆了些日子,对医院的情况、护士可提供哪些帮助服务等比较熟悉了。我们也留意他的情况,觉得他可能是有什么需要时就主动问他,然后或直接帮助他,或告诉他可以从护士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几次之后,他十分感激我们,同我的话也多了起来,晚上我们俩甚至海阔天空地聊天,都没有了在病床上的感觉。

我们相处不到两天我就搬去了另一个四人病房,把那床位让给另一个要来手术的病人。搬走时他眼里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目光,反复说着感谢我们的话。搬走不久,我发现女儿们用塑料珠给我做的小十字架礼物绑在那病床扶手上忘了拿过来,于是要在身边的大女儿去帮我拿来。那白人病人见到我女儿,又要她转告我他的感谢,态度是如此认真,以致多年后说起那人,女儿还对我说:他说你是一个very nice guy(非常好的人)。

第一次去化疗时,太太第一天也在那里陪我。绝大多数病人都是当天化疗完回家,我不仅要住院两晚三天,而且第一天要等其他当天用双管输液机的病人化疗完后我才能开始化疗。那天我还在等候时,有一位大约五十多岁的白人女病人在我等待的那间房子的沙发上坐着化疗。她头一天晚上忘了吃防腹泻副反应的药,所以化疗时不断手忙脚乱地跑厕所。加拿大人之间实际上是相互挺关照的,但可能是那太涉及个人隐私,叫护士又根本来不及,房间里的其他人都不知如何是好。我和太太也在那里犹豫。后来一次,她一边跑,一边哭出了声音,太太就过去帮她,陪她在卫生间里打理干净。她后来的两次化疗也是和我同一天,每次都要找到我,问问我的情况,要我向太太转达她的感谢。尽管是去化疗,但总有一个人在那里等待着要问候、感谢你,你说快乐不快乐?

我每次的化疗下午四、五点左右结束。太太不会开车,我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家。中间要换一次车,走约十来分钟的路,大约四十分钟左右就到家了。但有一次化疗结束时快七点了,好想早点到家吃晚饭,一些朋友也已经下班在家了,因此,我在电话里要太太找一位住在我们家附近的朋友来接我一下。

在医院楼下等朋友来接我时,看到以前等候化疗时见过一面的一对白人老年夫妇。他们这次是先生化疗结束了,在等加拿大癌症协会义工的车送他们回家。我每次化疗早晨来时也是癌症协会的义工接我到医院。但协会告诉我,由于化疗结束的时间快慢可能有几个小时的差别,他们又不好要义工几个小时都在家等着,因此很难事先安排我们回去的车,而临时安排他们不能保证有车,有的话也可能要等比较长时间。因此,我从没有要协会安排车送我回家过。这对老年夫妇大概没有其他办法,仍要协会安排车送他们回去。他们已经等了四十多分钟了,还不确定车什么时候来。

这让我思想上开始为难了。一方面好想呆会也把这老年夫妇送回家,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已经是在麻烦朋友了,还给朋友弄个额外的麻烦实在过意不去。因此,不敢对那老两口说,直到朋友来了,先问朋友能不能把这老两口先送回家。那朋友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比我更有爱心,高高兴兴地答应了。我们一起先送他们到家里。后来每想到这件事,就庆幸自己当时幸好鼓起勇气问了那朋友,否则回忆起来即使不觉得愧疚,至少也不会感到快乐。

关心当然应不只是限于同病友、护士、医生之间。对女儿们、对太太、对邻居、对朋友、对教会的弟兄姊妹,我的心也温柔、细腻了下来。这让我得着许多,觉得同身边每个人相处的时光都是快乐的。有一位患了癌症在化疗的朋友,他仍脾气挺大,把他刚上大学的女儿身上打紫了。他女儿同我大女儿年龄相仿,是好朋友,她给我女儿看她的伤和讲她决定搬到学校住,避免同父亲更多的冲突。我女儿回来建议我打电话劝劝她父亲时,深情地对我说:爸爸,你当时癌症时,变得对我和妹妹更nice(好)了。听到女儿这样发自肺腑的话,我内心当然很快乐。我想这位朋友也应该象我一样感恩才对,他那样打了他女儿,他女儿还在为他考虑,也没有按加拿大法律建议的那样叫警察。

多伦多的大街呈井字型,每个井字中除住宅、学校等外,都有一个公园。我们家附近的公园比一般的大许多。直到大约我生病后的第七年,我才知道那公园的东南角是属于市教育局的一块空地,这时准备除建一所法语小学外,剩下的要出售给建筑商建住宅房。市政府规划允许建筑商建104栋排屋、半独立屋和少部分独立屋。这引起了我们这个区的居民的反对,因为我们现有的住宅绝大多数都是独立屋,较低档的房屋会影响现有房屋的价格。

小区的几位活跃人士带头持续近两年召集大家开了好几次社区会议,区议员作为居民和市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每次都积极来参加会议和给大家提建议。居民开始是希望除了法语学校外,剩下的教育局空地建一个社区活动中心,理由是住宅交通已经太拥挤。议员是大家选的,是最希望最后的结果居民和市政府双方都能接受的人。他说我们要市政府加建一个社区中心不太可能,一是我们附近开车不远已经有了两个社区中心,二是市政府也没有这笔预算,以交通拥挤作反对理由也不太合适,因为其他临近区的人口密度也差不多相同。他建议我们要求剩下的那空地只能建独立屋,理由就是现有的房屋多是独立屋。他还建议我们不要要求市政府把每栋房子的占地划分得太宽,不要指望建筑商在上面建豪宅,太宽的话建筑商反而会在上面建法律许可的Link联屋,就是一块地基上建两栋房,地基相联,地面上相互独立,但两栋房紧靠在一起。我们最后采纳了议员的建议,市政府也同意了我们的呼吁,重新规划后允许在那地皮上建76栋独立屋。

象这样的事,生病以前的我是很少花时间精力去参与的。尽管我也不希望我们小区新加添的房屋是小房,但觉得这种凑热闹的事我不参与,有人去参与,而且那公园东南角离我的房子比较远了。但生病以后总对大家的事情有一份关心,总觉得自己不能只白白地得别人争取来的好处。当然,作为半修养中的人,我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参与组织领导这类事。但能参加开会,能在反对信上签个名,不仅已经达到了召集人的要求,也足以让我自己有了一份参与其中的愉快。现在每次散步从那片新房附近经过,就有一种自豪的感觉,觉得那改变之中,也有一份自己的努力。

记得应该是在那之前的两年,也就是我生病后的第五年,区议员选举。一位竞选人的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我支持他们的竞选人。我说如果他能帮助争取到在我们的公园栽更多的树,我就投票给他。我当时是想,我生病后在公园散步,看到每年大概有十颗左右较大的树因各种原因死亡,但五年了,我没有看到补种过一颗树。那打电话来的女士笑着说,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吗?我说,对啊,这么简单的要求都做不到就不能投票给他了。她保证她一定会把我的意见转告那竞选人。

我不知道后来那女士是否转告,那竞选人没有赢,我也投的也不是他的票。但让我惊讶的是从第二年开始,我所在的区开始连续多年补种树。是那竞选人尽管没有赢,但他在竞选中把选民的这个意见反映出来了,使其他赢了选举的议员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是其他选民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但每次再在公园散步时,看到那些新种的树,心中总是有份特别的高兴。觉得也有我的一份贡献在里面。

一次同小女儿散步时,我讲起了这个故事。小女儿说,那公园路破了,要他们来补,他们是不是会来?我知道她是说的公园里有一小段我们散步经常走过的地方,沥青已经破碎,成了一片较低洼的路段,雨天积水,冬天结冰。于是,回到家里我们进到市政府的网站去举报了这个问题。市政府是保证公路路面的破洞举报后48小时内他们就会修补,但没有说公园的路面,而且有个问题是,公园路面破洞所在的位置比较难用文字描述清楚。我们的举报提交了一年多也没有维修。正在想是否该给市政府打电话,一天女儿从图书馆回来,高兴地告诉我,公园那路修好了。也许那最后的维修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报告,但带给我们的愉快却仍是特别的。

我生病以来心境改变最大的还是对教会和对那些如第二章“不良情绪导致癌症?”一节中所说的我认为曾经得罪了我的弟兄姊妹。本书的读者和病友可能有许多不是基督徒,我在这里不在这方面详述了。但还是很希望不是基督徒的读者也能去多对基督教做些了解。若不是基督教思想对我的影响,我对抗癌心境的希望可能也只局限于要有战胜癌症的斗志上,不会明白感恩和关爱他人会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

上面列举了这么多事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癌症病人不要以为自己只是个自顾不暇只能关心自己的人,更不要以为自己是社会和他人的累赘。癌症病人确实应该放松工作,看淡名和利,但对他人的关心不是应该更少,而是应该更多,这不仅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而且更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愉快和喜乐,从而更有益我们的康复。

我以前是事业心极强的人,相信个人的能力与奋斗,因此对那些生活中的弱者没有太多的同情心,觉得他们的能力就只配有那样的生活。但癌症让我的心温柔了下来,开始留心和关心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人,不仅天生的能力不是平等的,后天的受教育机会不是平等的,而且即使是一个看起来成功刚强的人,也是那么软弱,一场疾病,一个意外,就可能让他不堪一击,需要别人的帮助和关爱。而当自己去温柔、感恩地关爱他人时,才深深体会到这也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不仅使被关爱人,而且更使自己觉得生活是那么快乐美好。

在这本书中的很多地方,甚至包括书的大标题,我都说我很感谢我的癌症,它教导了我该怎样去生活。这种改变反映在我人生态度的各个方面,让我充满了许多的感恩。《圣经》中说:“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对我真是那么真实。苦难教导人,希望各位病友也从苦难中获得更多的智慧,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更有意义。而对没有患病的读者,也希望我的分享也能让你们未雨绸缪,过一个更加健康的生活。

 

[1] 2008, Heart hormones may be effective cancer treatment (心脏荷尔蒙可能对癌症治疗有效)April-May2008 Issue of VA Research Currents. Page 7-8. http://www.research.va.gov/resources/pubs/docs/va_research_currents_apr-may_08.pdf。
[2] Alan Mozes,2008 Heart hormones beat back cancers in mice (心脏荷尔蒙杀死了试验鼠的癌细胞),http://abcnews.go.com/Health/Healthday/story?id=4510621&page=1
[3] 李晔,2013-08-11,解放日报,广西巴马长寿之乡为什么没有癌症,
http://news.k618.cn/xda/201308/t20130811_3678230.html
[4] 成长,2010,一篇假文章带给癌症患者的新希望,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57be50100oz58.html

作者:方金琪 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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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及生活方式改变

运动及生活方式改变

如第三章中所述,现代化以前的人,尤其生活在乡村的人,是极少为了身体健康而专门做什么运动的。我小时候在乡下,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农民早晨或傍晚会特意去散步或跑步,当然更没有听说过健身房之类的东西。这并不是因为乡下愚昧落后,而是因为没有必要。我那时也基本上从未见过体态臃肿,缺乏运动的人。

为了身体健康而专门运动是我们现代人才开始需要的。现代化渴求的首先是电气化,机械化,就是要让人做事少用力气。再后来又有信息化,让很多人的工作就是坐在电脑或者操作机器前。久而久之,这才使我们现代人活动量越来越不够,需要专门去运动了。在第三章中我们说,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嘲笑知识分子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而今天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才是这样,绝大多数城市人都是如此了。而且也不仅仅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了,还有脚不能走(远路),牙不能嚼(稍硬的食物),皮肤不能晒,身体不耐冷热。也这才使我们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运动锻炼。

中国现代社会还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所以癌症发病率也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城市癌症发病率显著高于农村。一些人认为这是城市生活压力太大所致。这话有点让人觉得不着边际。靠天吃饭的农民生活压力更小?缺医少药,生活还相对贫困的乡下生活压力更小?为微薄的劳动报酬远离家乡和亲人,过着被城里人不平等对待的农民工生活压力更小?我没有做过研究,但总觉这种观点有点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味道。如果真是那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搞城市化?难道是为了让更多人得癌症?

实际上,明白了上一章所讲的癌症是文明病,就一点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城里人比乡下人更易患癌症——原因就是城里人比乡下人文明程度更"高"。因为文明程度更高,所以城里人体力活动更少,垃圾食品吃得更多,歌舞升平或加班干活的夜生活让生活更不规律,……。所以,防癌抗癌必须要有生活方式的改变。医药当然也重要,但医药是治标。要想有不适合癌症生长的身体环境,要想癌症不复发,改变生活方式必不可少。

还是回到对运动的讨论上来。运动对预防癌症等现代文明病,甚至对癌症患者的康复和降低癌症复发、转移风险的作用,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报道,我这里就不去讨论了,读者可以自己去互联网上查阅,或者将运动可以帮助抗癌认定为一个事实而接受,而直接进入下一步思考。

一些朋友常问我做些什么运动。我的要求很简单,大约平均每天做30分钟有氧运动。也就是户外运动。冬天是散步,夏天花样比较多一些,最常做的是每天至少在前庭后院的花园里、太阳底下干一个小时以上的活。散步的运动强度够不够?是否一定需要像体育运动那样高强度的运动?我的想法是散步速度快些,感觉呼吸有点加快或稍微有点出汗就行,一是中年了,并不适合剧烈的运动。二是手术化疗后,剧烈的运动过分疲倦。

我不是个有体育运动天赋的人,太复杂的运动做不好,也记不住。因此,除了散步外,我是尽可能参与做生活中需要用些力气做的事。如室内、室外种花,打理草坪等,我生病前是尽可能从简,但生病以后我在这些方面开始用心去做,花的时间多了很多,把这些作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中国人比较重实惠,希望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或者在名誉地位的事业上,或者在经济收入上有所收获,因此不像白人那样愿花时间打理花园、草坪等。但我生病以后花更多时间在这些方面时,才发觉这就象消遣、旅行度假一样,实在是一种生活享受。人是需要消闲享受的,旅游是一时的享受,而让自己身边生长着许多美丽的花草,尤其是自己用心栽培出来的,是一种每天的令人心旷神怡的陶醉。

太极拳、气功、瑜珈,或其他种类的运动,我的思想里都平等对待,不认为某种运动会对抗癌比其他运动好。我们缺乏的是运动,而不是只缺乏了某种运动或针对身体某些部位的运动。因此坚持了运动就好,没有必要必须是做某种类型的运动。因此,我的原则是选择对自己简单易学、易行的去做。我生病以来做过的最复杂的运动是简化24式太极拳。这是因为我在大学上体育课时学过,当我化疗三天在医院连散步也做不到时,我就试着找了一张录像光盘想跟着再学。让我高兴的是,大脑对这类运动也有些机械记忆,光盘看了几次就很快回忆起来了,因此化疗在医院其他运动都不好做时,我就是在医院每天还没有开门的时候找个空旷点的地方打太极拳。另外还有在中学时常做的广播体操,每次散步时,我也常走到路边草坪上做一次。这个操年轻时做得太多了,不用太多的回忆就想起来了。

另外还有一个简单的运动我十分喜爱,就是深呼吸运动。具体做法就是,先尽最大可能地用鼻吸气,然后尽可能久地屏住呼吸,同时想像那吸入的氧气到达了指尖、脚尖及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直到屏不住了的时候,用口慢慢吐气,也是尽可能久,同时想像随那吐出的气身体各部位的包括癌细胞在内的所以废物也都被带了出来。有好几个理由让我喜欢这个运动。一是简单方便,随时随地可以做,不受任何环境和条件限制。二是让身体感到很舒服,尤其是夜晚在室外花园、树林或公园中,负氧离子含量高的空气中的深呼吸。三是晚上躺在床上做时,是我至今觉得对我最有效的催眠方法。四是思想上感觉这个运动同用力气干活时:屏住呼吸>做>吐气这一过程几乎一模一样,很适合缺乏体力劳动的我们现代人。

如上一章所述,我们人有惰性,本能上有回避让人会累的体力活的天性。当我认识到现代文明已经让我们太缺乏体力劳动,不利于我们的健康时,我开始不放过身边任何体力劳动的机会。如我化疗期间,正是加拿大的冬天。加拿大东半年本来就多雪,铲雪是个不轻的活。加之那年冬天比正常年份更多雪,因此太太多次建议雇人铲雪。但我却觉得那是个难得的室外运动机会,坚持自己要做。我化疗结束后的第二年,我们家换地板,把原来的地毯换掉。买了七、八十包地板。送货的只有一人,我陪他一起做。他在车上把木板搬到车后面,我搬到房子大门内的厅内。他是位白人,身强体壮,加之他在车箱内搬的距离要短些,我为了不让汽车后面被阻塞,小跑着步伐,停下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一包木板大约六、七十磅,搬在手上还要注意好平衡,我手术是大肠拿掉了一半,许多年后睡觉都还只能右侧着睡,否则,肠子就象是悬空吊着一样不舒服。所以,这趟活干下来,不仅上衣汗湿了,连内裤也湿透了,喉干舌燥。我没有告诉那白人我是一年多前刚有过肠癌手术和化疗的人,怕他觉得要我帮了他而难为情。但让我意外的是,那天晚上我睡觉睡得特别沉,感觉舒服极了。从那以后,有熟人搬家,我总是反复叮嘱要叫我。但朋友们还是极少愿叫我这个癌症病人帮忙,除非我自己打听到了搬家的时间自己跑过去。

加拿大房子大,冬天室外又很冷,因此一些人就买跑步机等在家里做运动,或者开车去邻近的社区健身中心做室内运动。但如在上一章中所说,室内空气即使非常干净,也不如室外的氧离子丰富的空气那样沁人心脾。尤其是北美现代化的办公楼、旅馆、社区中心的键身房,都是长年门窗紧闭的。因此,我极少在室内运动,有时在室内做了也不算在我当天的运动时间内。但中国许多城市空气常污源严重,我不知道是否室外运动更合适一些。

对大多数人而言,做运动最难的不是运动的难度或强度,而是难于持之以恒。我也不例外。如上一章应付惰性中所讲,我的办法之一就是把我的运动计划告诉家里人,让他们监督我。他们会提醒我说:嘿,你今天忘记出门散步了。这个办法肯定不只我在用。离我们家不远是一个公园,每天早晨一些华裔老头、老太在那里边散步边聊天。女儿们的房间窗户朝向公园那一侧,常抱怨说:他们一大早就邀在一起,好吵。他们高声讲话当然不对,但仔细想想,他们邀在一起还是有道理的,正是那种相邀使他们能每天坚持,不能懒惰、忘记。

第二个办法就是把运动尽可能与每天要做的事结合在一起,这样就不容易忘记和回避。我生病后的许多年就是把散步同送女儿她们上学连在一起做,不仅要求自己走路而不是开车送她们上学,而且,送完她们后再顺便在公园再走一、两圈,这样就很好地坚持下来了。现在女儿她们上学不用走路送了,我每天的运动也坚持得不太好了。这时,我是一方面在生活中尽可能多安排些要运动和用体力做的事,如种花、剪草、铲雪、装修和维修房子等,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在想买条每天需要带出去溜溜的狗。去年夏天我把我们家一楼厅、厨房、厕所的地砖、厨柜、墙壁等亲自动手来了一个全面重新装修。朋友们说不相信这是一个患过癌症的人能干的。而对我,我相信若我没有患过癌症,没有对我们现代人需要更多体力劳动的反思,我肯定不会去做这种"粗活"。

即使是旅游度假,我也不放过任何室外运动的机会。生病以来我最喜欢的消闲之一就是露营。如附录露营一文中所述,露营时能在自然之中远足、游泳、划船、钓鱼、呼吸森林与湖水之中那负氧离子含量极高的空气,我觉得对任何一种现代文明病患者都是极好的疗养。

加强运动当然只是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其他如上一章中所述的被现代文明改变了的生活方式的每一方面,我都尽可能地改变,尽可能地接近原本的自然生活方式。如不熬夜,夏天尽可能少用空调,尽可能多在户外活动,冬天暖气不调得太高,去走路十分钟内能到的地方决不开车,适当多晒晒早晚的太阳,等等。除熬夜外,这些倒是都比较容易坚持的。

我生病以后头七、八年内是晚上九点半到十点之间上床睡觉,我觉得这是癌症病人应该坚持的。之后,我逐渐地晚了约一小时,十点半到十一点去睡觉。我想,即使对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晚于十一点睡觉就应该算是熬夜了。现代人有太多的夜生活,家人、朋友等身边的人也可能多习惯晚睡,因此,坚持不熬夜不仅要有毅力,还要有家人和朋友的理解配合。但无论如何,这是必须去做的。我相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会证明熬夜对人的身体伤害极大。

 

作者:方金琪 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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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申办加拿大技术移民签证 更难了

联邦移民部长康尼(Jason Kenny)本月宣布,加拿大将于今年(2013)5月4日重开联邦技术移民项目(Federal Skilled Worker Program,FSWP)。新的加拿大技术移民项目的门槛比以前更高,适用职业进一步缩减到24个,接纳名额亦下调至5千份/年。总体而言,来自中国的申请人今后循此途径移民加国的路子将越来越窄。

新设技术移民项目 联邦移民部长康尼(Jason Kenny)本月宣布,加拿大将于今年5月4日重开联邦技术移民项目(Federal Skilled Worker Program,FSWP)。

康尼解释,本国制定移民政策一向顺应就业需要,将推动经济发展和长期繁荣做为目标。新开的联邦技术移民项目将令申请人有望在一年的时间内获得审批,并以最快的速度融入加拿大的劳动力市场,为本国经济做出贡献。 新开的联邦技术移民项目的门槛比以前更高,只有24个职业有申请资格。每年联邦接收5000份申请,每类职业限300份。 申请人需是上述24个对口职业的从业人员,需要至少一年的工作经验。此外,英语听说读写均需达到CLB 7级或以上,详情可上网查阅http://www.celpiptest.ca/。

联邦技术移民项目 申请人递交材料前还需在联邦政府指定的4家第三方机构进行学历认证。 四家政府认可的学历认证机构分别是:比较教育服务处(Comparative Education Service)、加拿大国际证书和资格评估处(International Credential Assessment Service of Canada)、世界教育服务处(World Education Services)以及加拿大医疗委员会(Medical Council of Canada)。在联邦移民部的官网上,皆可找到四家机构的官网链接: http://www.cic.gc.ca/english/department/media/backgrounders/2013/2013-04-18.asp#educ。 如果申请人在上述任何一项上达不到要求,他(她)的申请便不会进入审批程序,以免拖累系统的效率。 24个技术移民适用职业 在24个对口职业中,华人申请者最多的电脑行业(Computer engineers)仍然保留,计算机程序员和互动媒体开发员(Computer programmers and interactive media developers)均名列在对口的名单中。但是软件工程师和软件设计员(software engineers/designers)已不在对口行业内。 其他的对口职业包括:工程经理(Engineering managers)、财务和投资分析员(Financial and investment analysts)、地质或海洋学家(Geoscientists and oceanographers)、土木工程师(Civil engineers)、机械工程师(Mechanical engineers)、化学工程师(Chemical engineers)、采矿工程师(Mining engineers)、地质工程师(Geological engineers)、石油业工程师(Petroleum engineers)、航天工程师(Aerospace engineers)、土地测量员(Land surveyors)、工业测量员和机械师(Industrial instrument technicians and mechanics)、公共环境健康和职业健康安全检测员(Inspectors in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听觉和语言类病患矫治专家(Audiologists and speech-language pathologists)、物理治疗师(Physiotherapists)、职业临床医生(Occupational Therapists)、医疗实验室技术员(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ists)、医疗实验室技工或病理学助理(Medical laboratory technicians and pathologists’ assistants)、临床心肺科医生或仪器操作员、放射医疗仪器造作员(Medical radiation technologists)、医疗超声检查技师(Medical sonographers)、心脏病专业人士(Cardiology technicians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diagnostic technologists)。

外界普遍认为,移民部的公布虽然形容该24项职业为“优先申请职业名单”(List of Priority Occupations),但另一方面,移民部又强调,从5月4日开始,申请人必须从事该名单内的职业才合资格申请,故“优先名单”其实即是“只准申请”的名单。 海外文凭认证已先期接件 移民部公布4间被指定可为技术移民申请人认证海外文凭的机构,移民部提醒对技术移民有兴趣的申请人,可即时把握时间送交机构认证,等5月4日申请大门正式开放时就能立即送出申请。

移民部指定的4间机构,其中其中工程师等专业项目,可送往国际机构如“世界教育服务”、多伦多大学开办的“比较教育服务”以及“加拿大国际证书和资格评估处”(ICASC)。如果是医疗人员,则应送往“加拿大医疗委员会”进行认证。 这些机构主要负责辨认申请人所送的学历文件是真或假,并会作出报告,告诉申请人及移民部,有关学历相当于加拿大学历的那个专业及等级。 每个机构对服务的收费及认证所需时间不同,其中又以医疗人员认证费用接近500元较贵,此外,多伦多大学的“比较教育服务”对快件收费也达到508元。 移民部指出,移民部接受这些机构在4月17日以后发出的认证报告,且报告有效期为5年。 难点在于须事先找到雇主 移民律师普遍认为,技术移民类别重开后,要求申请人必须先取得加拿大雇主的聘用,并获签劳工市场意见书(LMO)才能申请,明显对人已在加国从事名单内工作的临时劳工较为有利;又或者是少数在行业内的佼佼者,甚至有国际知名度之优才,才有可能事前受到加拿大雇主的延揽,且愿意协助他们取得LMO。至于那些人还在外国的工程师,恐怕将在申请技术移民上面临难题。

对于中国申请人来言,这意味着循技术移民途径移民加国的难度又再度提高,但最难的部分并不在语言要求,因为移民部公布的最新24项职业项目,均属于中高级专业职业,相信在这些职业内的申请人,均已经取得大学或以上学历,欲达到移民部要求的CLB7级语言要求,只要申请人自身努力,尚可攻克语言考试关。 但要求申请人必须事先找到雇主,并取得LMO,足能难倒多有数理科专长的中国申请人。试想人还在中国的申请人,如何在网上找到愿意协助取得LMO的雇主?这或者要靠个人“各显神通”,但成功机率明显不大;或者可能助长“假雇佣真移民”的歪风。(记者 熊文)

环球华报  2013-04-29

游走于两国的求生经历

一年多来,我一直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可是,每逢提笔又都犹豫起来,我常问自己,我真地又活过来了吗?

话从2011年说起,盼望已久的清华百年校庆及入学50周年终于到来了。北京的几位同学从几年前就开始张罗聚会。当年工宣队进校后匆忙毕业。尔后各奔东西,各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拼搏、摔打,联系不多(其中有派性作怪)。如今年近古稀,怀旧心绪与日俱增,甚至可以说“与日巨增”。“怀旧”在西方叫作Nostopathy,西方人把它称为“怀旧病”或“怀乡病”。人一上岁数就都毫无例外地害这种病。每个上岁数的人都总是爱回忆20来岁、年轻时的情景,却很少回忆近20年的事。毕业后这40多年如同大浪淘沙,淘出了谁是金沙,谁是铁沙或泥沙。我大概算铁沙,在这个体制下,没受宠,也没挨整。在海外漂泊了近30年,至今仍是草民一介。原想在外苦干几年,梦想成为洋大款儿、洋大腕儿,期待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可如今,每天只能靠反复细听费翔的《故乡的云》消愁、解闷、打发日子,越听越觉得这歌好像是专门为我谱写的。

聚会上的兴奋、激动没几天就过去了。拍拍屁股,只能再次各奔东西,回家各过各的日子。家里有什么高兴的事,回家后继续高兴。家里有什么难念的经(据说家家都有),只能硬着头皮回去继续念下去。人活到这会儿,到了古稀之年、通过这次校庆聚会才刚刚体会到“没有不散的宴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到了6月份,我们单位组织体检。这是个机会,我已多年没体检了。(我出国后,由于每年都给单位如数上交“人头税钱”,所以单位一直为我保留位置。直到60岁办了退休,才停交。)

随当年的同事来到宣武医院体检。不料,被轰了出来。原来这些年院里划定了新的“阶级成分”,各种待遇都严格按“阶级成分”赋予。同是院里的职工,体检分三个等级:1)院长、院士在北京医院体检,2)教授在宣武医院,3)剩下的“杂烩”在海军医院。30年前当我出国时,职称是副教授,自然就划入了“杂烩”级别。我倒不介意这个级别,只要能体检就行。来到海军医院的地下室一看,哇!一千多人挤在里边(我院的退休人员约有1500多人)。每一项检查都排长队。我耐心地排,但越排越后,加塞的太多。一赌气,不查了。

到了8月,突发剧烈咳嗽,晚间最厉害,没法入睡。挺了10天,非但不见好,反而更坏。到海军医院照胸片,发现有问题,再做CT,我几乎被震晕了,胸腺癌,癌体已9x 6cm,已严重挤压了气管、肺和心脏。从海军医院回住处的原本只有十几分钟的路上,走了近一个小时,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眼前这一切是真的、还是在梦里?晚上整夜合不上眼,走到卫生间,对照镜子反复用力拍打脑门、试图使自己清醒过来。对照镜子反复用力拧脸、看是否真有疼痛感,以此验证我是否在做梦。反反复复,度过了有生以来最漫长、最难熬的一夜。眼见东方的天空渐渐发白,当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一切不是做梦时,心反倒平静了下来。眼下最紧迫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首先应搞清病情,其次必须决断是在哪儿治疗,是在中国还是回以色列。此时离预定回以色列的时间只有35天了。

海军医院的大夫曾当场给我填了住院单,要我住院手术。我犹豫起来,我连自己的病情都没搞清楚,怎么能稀里糊涂地做手术?见此情景,大夫说要么你去其它的医院看看,比如肿瘤医院。

一大早,约4点来到肿瘤医院,穿过拥挤、烦人的医托人群,步入大厅、排入长队,最后终于挂上了一名正教授专家号。肿瘤医院到处是人、挤不动(后来发现许多医院都这样),就医者大多是外地人。院内到处流窜着“捡破烂”的,他们趁人不备,专“捡”病人携带的CT胶片。病人做一次CT要千把块钱,可是把胶片卖成废品只有十来块钱,但“捡破烂”的人认为是值得的,因比卖废纸贵多了。忽然,一声嚎哭撕人肺腑,一名外地农村妇女的胶片不见了。周围的人麻木地看着,什么反应都没有,甚至有些人根本不屑一顾,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这情景令我不禁想起电视中的《动物世界》,当猛兽追赶草食动物中的某一个体时,其它未被追逐的仍悠闲地吃草,因它们觉得这事与自己毫不相干。我们可以原谅这些动物,因它们没有社会、更谈不上文明。可是,在号称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怎么却是一番“动物世界”景象?我赶紧告诉那妇人刚才走过的一名“捡破烂”的体貌特征,让她赶快去追赶。回到座位,我紧抱怀中的胶片,慢慢地闭上眼睛。连日来悬浮的心稍感踏实了点,因我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我还属于人类。

肿瘤医院的大夫要我再做一个增强CT,就是打入显影液的CT。做完之后,大夫说,瘤体已严重浸渍主动脉,手术必须连同主动脉一起摘除、换一段人造动脉管,并说由于他们医院没有体外循环机,他建议我去北医一院找一位叫李简的大夫。我再次被震懵了,没想到病情这么严重、手术这么复杂。(后来从304医院得知,肿瘤医院的诊断纯粹是胡说八道,并知晓了其中的原因。到了以色列,再次证实是胡说八道。)

到了北医一院,挂了李简的号,这位原来是“超级专家”,挂号费300元,约定于后天8:15准时候诊。可他却11点才到。我简述病情,把18张CT大胶片恭恭敬敬地呈上。他不看胶片,反复在胶片中寻找什么,足足找了2分钟。我问他找什么,他不做声、继续寻找。我突然悟到他可能是找CT片诊断书,我赶紧从包里掏出,再次呈上。果然猜对了,他拿起诊断书左看右看,看了足有15分钟。我被搞糊涂了,那诊断书上总共才4行字,怎么看这么长时间?又过了2分钟,终于看完了。他抬起头,直愣愣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又被搞迷糊了,怯生生地说“你不看胶片吗?”他随便抽出一张,看了只有2-3秒,又直愣愣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被彻底搞糊涂了,本来该轮到他讲话了,看这架势倒像是让我讲话。接下来,我提了很多问题,大出预料,对所有的问题,他只有三种反应:1)不回答,2)回答说“不知道”,3)厉声训斥。比如:

问:像我这种情况是否应该动手术?

答:这难说,动了手术有可能缓解,也有可能加快死亡。

问:概率上,好的多,还坏的多?

答:告诉你概率没有意义,小概率有可能让你赶上。

……

问:如做手术,术后是否要做放疗或化疗?

不料他猛一拍桌子训斥道:“凭什么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不是放疗、化疗大夫!”

……

我强忍怒火,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你对我所有问题的回答全是‘不知道’或不做答,那你到底知道什么?”

他终于给了我唯一的“明确”的回答:“如果你想在我这儿动手术,你现在就填住院单,如果不想,(手向门一指)出去!”

我真想扇他两耳光,但克制住了。我慢慢收起CT胶片,默默地离开了房间。在整个对话中,除了我最后一句带有情绪以外,我的语气一直非常平和。我一个癌症病人不跟他置气,早晚会有人会替我出这口气。回到家,上网查了一下李简的学历:他毕业于河南的一所地方院校,尔后去日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拿了个日本“自治医科大学”的博士。上google一查,奇怪,这所学校根本就不设硕士、博士学位。这所创立于1972年的私立学校是面向偏远山区、培养医普人员的学校。2011年在校本科生只有431人,其余600多名学生都是医护专业的大专生,在日本大学排名327(日本41CU给出的数据),一所正经的杂牌大学,还好,不是野鸡大学。如果李简真从这所大学拿到了博士文凭,单凭只一年多就能拿到,充其量是个论文博士。当今人们常把论文博士称为五不博士(不听课、不考试……)。如所周知,在正经的大学里靠念学分攻读博士,起码得好几年。这位李简之所以能成为超级专家,原因很简单,靠的是当官,他是北医一院的外科主任。

尔后我去了友谊医院、空军医院、304医院,天坛医院、北医三院,看的全是正教授专家。他们的说法差异极大,令我难以是从。唯一的收获是使我了解到了北京胸外科专家的圈内状况。北京的胸外科专家也就那么二十来人,他们彼此都很熟悉。每次我都提到李简,他们的反应都是轻轻地把嘴一撇。

最后我来到协和医院,这所医院曾拯救过母亲的生命(下边将谈到),我们整个家族都对这家医院有一种特别的敬仰之情。当我来到这家医院院外挂号夹道时,惊呆了。那里许多人打地铺、已排队4天4夜了。

回到家,认真梳理几天来的结果。教授们的诊断差异太大,不禁令人生疑。仔细一想这也正常,看看我们院里我所熟悉的教授们,有的确有真才实学,有的(相当多)都是靠关系上去的。

下一步该怎么办?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此时离回以色列的时间只剩下24天了,我必须加快决断。

回顾自己一生搞科研的经历,许多项目都是从“无知”干起。经验告诉我,面对新项目应先从AP(AcademicPress)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教科书下手,用它入门,然后再读专业杂志,最后达到学科的前沿。想不到自己在年近70时,为了求生,不得不硬着头皮再去钻研一门跨度极大的新学科—胸腺癌。还好,我的住处离国家图书馆很近。经过10天的苦读,天天从早8:30到晚9:00,最后心里终于有了数:首选的治疗方案应该是手术,我的年龄还允许手术。

接下来应该决定在哪儿手术。在中国手术没有语言上的障碍。胸腺癌的发病率很低,但中国人口的基数大,病人的绝对数量不少。应该说中国大夫的经验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可惜,这些从百姓身上练刀出来的高水平的大夫却很少再为百姓服务,我一个屁民够不上他们。再说,在中国动手术还有红包问题。若在以色列手术,虽然没有中国的一些弊病,且医疗水平高出中国许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那里的医护人员几乎清一色的全是前苏联移民(以下称俄国人),就我在以色列近30年的社会体验,这些俄国人的品质极坏,那坏劲儿几乎和某些中国人一模一样(参见我的博文《前苏联移民》http://fanyuchen.blshe.com/post/1062/20196)。30年来在以色列只结交了一名俄国朋友(参见我的博文《一朵盛开半个多世纪的红莓花》/alumni/forum/showThread.do?forumId=10018507&threadId=1154447)。如果说手术是大江大浪,术后护理是小河沟,弄不好很可能在小河沟里出问题。后来的事实表明,还真在小河沟里出了问题。

在这期间我曾去我们单位医务室,询问手术报销事宜。一名30来岁的女子专门负责医务报销,我不认识她。我已离开院里近30年了,各个职能部门都换了新人。那一天很热,她的房门大开,屋内只有她一人,我自报姓名,说明来意。非常令人失望,她一直低头试比一条裙子是否合腰,根本就不抬头看我,一言不发。我不得不重述一遍,不料她眉头一皱,极不耐烦训斥道“不知道!”。往下无论我再说什么,她仍继续比试裙子,连“不知道”三个字都懒得说了,从始至终就没抬头看我一眼。这是怎么了,怎么我这次回国老遇上生气的事,是气在找我、还是我在找气?算了吧,不跟他置气。就在我怏怏举步出门之际,一名副院长迎面而入,随后屋里传来女人轻快、欢畅的笑声。声音甜美、柔润,犹如发自天堂。阵阵笑声犹如一股股仙霾,催我清醒过来,认清了残酷的现实—中国是一个不适合百姓生存的地方。别犹豫了,回以色列手术去吧!

话从另一头说起。

这次参加清华百年校庆,老伴同我一起回国,她也是清华的。完事后,她先回了以色列,为的是趁暑假之际与孙子孙女们玩耍。由于这次回国呆的时间较长,来前曾通告以色列朋友,担心他们到时找不到我。我的朋友约瑟大概忘了我要在中国呆很长时间,打电话到我以色列的家里询问。老伴对他说了我的病情。他立即叫我赶紧把CT结果发给他、立即帮我在以色列找大夫。(在以色列做CT,给患者的是光盘,不是大胶片。)我赶紧带着U盘和SD卡到医院拷贝,本来非常容易的事,却死活做不来,我说我可以交费,他们义正词严地说没有这项业务。约瑟了解到这种情况后,马上决定他和我老伴立即一同来中国取CT结果,并说他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已积累了很多点数,不用掏机票钱。我和老伴都急了,赶紧劝他不要这样,因我再过一个多月就回以色列了。两天后当再我接他电话时,惊呆了,他已到京了。在他下榻的旅馆里,他说了很多安慰我的话。我说趁他这次来京,带他在北京转转。他说当晚就走,并执意不肯我去机场送他。我走出旅馆约40米,一回首,他正目注视我、并向我挥手。我鼻子一酸,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最早认识的是他的父亲、一位二战前的奥地利移民,他母亲是第三代乌克兰移民(乌克兰移民的第三代),妻子是第二代德国移民。他4个孩子的婚礼我都参加了,还好,目前在他的家族里还没有俄国人。

凌晨2点,我怀着惶惶不安的心情刚一出本·古里安机场,手机就响了,老伴说依马努埃尔正在机场等我。我禁不住对老伴发起火来,责怪她不应该把我的病说得谁都知道,麻烦人家。老伴委屈地说她只告诉了约瑟一人。依马努埃尔这个英国移民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说他们正在帮我与以色列最大的医学拉比联系。我来以色列快30年了,很少去医院,对以色列的医疗体系不了解。医学拉比是干什么的?不知道。

以色列有好几家医保系统,每名合法居住者均可任择其一,如不如意,可随时更换。每家医保系统都有自己的医院及大夫,但医院的规模都不大,大夫们虽也分科,但基本上都是保健大夫。每名患者可去本系统的全国任一家医院就诊,不受地区限制。此外,独立于医保系统之外,每个大城市都设有规模宏大的医疗中心,专门接收从各个医保系统转来的病人。中心设备齐全,大夫高、精、尖。

我居住的小城2.7万人,4个诊所分属4个系统。我的诊所共7人,一名全科、全天候的大夫,2名秘书,其余是护士,另有几名专科大夫轮流在附近几座小城巡诊,每星期只来一次。本所的大夫是位法国移民,说话慢条斯理,每逢见面先握手。两位秘书均是20来岁的女孩。一位是第二代摩洛哥移民,棕色的头发、兰兰的大眼。另一位是第二代突尼斯移民,黑发大眼,一说话就笑。说实话,这二位是我见到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大眼一眨一眨,犹如两扇特大的芭蕉扇、上下扇呼,美丽动人。豪不夸张地说,所有男人见到她俩后都会有美丽动人的感觉。不过需要指出,我作为一名年近古稀的老人,早已跨越了体内荷尔蒙过剩、看到漂亮女孩就心动的阶段,说她俩美丽动人,是因为通过一年多的切身感受,深感她们的心灵比她们的容貌更美,对我耐心真诚的帮助比她们的魅力更感人。在我整个就医过程中,以她们为代表的所有的医务人员(俄国人除外)表现出的是对我的深度同情,同情的具体表现就是在我身上尽力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

所有的检查都要从头做起,许多检查要去特拉维夫或以色列第4大城市贝尔筛瓦的医疗中心。两处中心都很大,特拉维夫那家,从中心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要50分钟,汽车在中心内有很多站。贝尔筛瓦的中心稍小一些,但从一端到另一端起码也得半个小时。每次去前,有很多很繁琐的准备工作。要用网络与医疗中心约时间,对于复杂的检查,比如PET-CT、穿刺等,对方还要与相关人员约定,不能立即回应。时间约定后还要开“17号文件”,即转账单。开这文件也需对方认可后才能开出,往往也需等待。所有这些繁琐的工作,两位女孩都替我安排好,每次还都在地图上把具体要去的位置标明,因中心太大,生人在里边往往晕头转向。

在中国时,虽已知晓首选治疗方案是手术,但具体到我自己是不是一定手术,还是心存疑虑。因为很多大夫选定治疗方案时并非从病况出发,而是从出新招儿、发表论文出发,甚至从医院创收出发。记得我在中关村工作时,中关村小学一名年轻女教师与春节期间来探亲的母亲住平房,不幸煤气中毒。到了中关村医院,大夫说唯一抢救的办法是开胸、用手按摩心脏,并说应首先抢救年轻的。结果女教师死在了手术台上,母亲在一边很快自己醒了过来、什么事都没有。后来类似的事件听多了,不禁对医生的医德大生怀疑。在以色列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特设医学拉比。如所周知,拉比为人楷模,严于律己,贻毕生精力指导人们净化心灵、提升精神境界,是倍受尊敬的神圣职务。在以色列要想成为拉比,必须连续在神学院学习6年、且已婚才有资格参加晋升拉比资格考试。每名拉比都能把犹太的“四书五经”—圣经和塔木德(塔木德63卷、11788页)近乎倒背如流。作为医学拉比,除了精通犹太文化、品德高尚外,还需精通医学,他们都是名牌医科大学博士出身,现今都是医学教授。医学拉比不参与具体治疗,只对医疗做指导。作为三位一体(精深的犹太文化、高尚的品德、精湛的医学知识)的医学拉比能非常客观地从病况出发,正确给出判断,有效阻止了医疗中的误判和错判。当然,不是所有的病案都交由医学拉比判断,只当病人提出时才受理。像所有专职的神学拉比一样,医学拉比也分不同的层次和档次。以色列朋友告诉我,我的医检档案已呈交给以色列最大的医学拉比菲若尔。

菲若尔作为全国最大的医学拉比,全体以色列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能有许多以色列人不知道当今的卫生部长是谁,但无论男女老少无人不知菲若尔是谁。两天后,菲若尔对我的病案做出批示:立即手术,并指定由阿隆··本·嫩大夫执刀。

阿隆·本·嫩大夫,号称以色列胸外科的NumberOne。周边许多阿拉伯国家的人慕名前来就医。阿隆·本·嫩大夫本人虽不信教,但他对菲若尔的指示言听计从、心悦诚服。(在以色列,人们往往像敬奉神一样地敬奉高级别拉比,如有幸吻到高级别、特别是最高级别拉比的手,是一生的荣幸)。大夫名中的“本”字意思是“儿子”,“本·嫩”的意思是“嫩的儿子”,是他的姓。如雷贯耳的大卫王的姓也是“本·嫩”。作为大卫王子孙的阿隆大夫,在性格上却与大卫王的暴烈、张扬截然相反,说话沉稳,很具耐心。这位第二代荷兰移民一边指着计算机上的图像,一边向我详细介绍病情。有令人高兴的,比如癌体未浸润周围组织。也有令人忧虑的,比如经穿刺活检,发现癌体是恶性的。此时无论听到多么忧虑的,对我来说都已无所谓,事情已走到这一步,只能壮着胆儿、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在第3次与阿隆大夫谈话时(这是预定谈话的最后一次),他反复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搜肠刮肚问了所有想问的,但还是担心有遗漏。我请他容我回去想一想,阿隆大夫欣然同意。这样,在术前总共进行了4次谈话。至此,术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均已就绪,日期也定了。

按计划,应在手术前一天的晚上住院。从家去医院要坐两个多小时的汽车。不知怎么回事儿,自打上了岁数后,添了许多穷毛病,最令人心烦的就是只要一紧张,屎尿必来,而且还是急茬儿的。为了避免在汽车上出问题,出行前在马桶上坐了很久。尽管在路上一再提醒自己别紧张,但还是老想明天手术的事,大夫曾对我说要用电锯把胸骨从上到下全部锯开,最后再用7道钢丝把胸骨绑紧…。想着想着最怕发生的事还是来了,忽然间屎尿齐涌,立即进入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紧急状态,不得不求司机停车。司机是位埃塞俄比亚移民,态度挺好,但由于在高速路上不能停车,必须行进到前方路口下高速,大约还得15分钟后。好家伙,熬这15分钟如同熬15个小时。车还未停稳,我就冲入路边深草,说时迟那时快,“噗”地一声,势如破竹,哇!那叫一个痛快。此情此景令我不禁想起一则著名的成语-“粪发涂墙”。透过草丛间隙向汽车望去,车上的乘客正冲我会心地微笑。

入院后,护士告知明早不可进食、须于6:30之前洗好澡、静候。次日,两名俄国壮汉准时推来一张床,手一指,示意叫我躺上。这帮可恶、可憎的俄国人今日终于出场了。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充满了对我、非白人的蔑视和鄙视,今天,他们居然连句话都懒得说,用手比划。可是他们在西欧或北美白人面前,完全是一副媚颜媚骨,与中国下层官员见到上层官员时的哈巴劲儿一模一样。我躺在行进的床上,看着屋顶天花板上的光影一个个向后滑闪,听着车轮与地砖相碰发出有节奏的咔哒声,不禁联想起40多年前红卫兵大串联、坐火车时的情景,当年曾发誓解救全世界2/3的受苦人,今天却由“未能被我们解救的人”解救我,特别是由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来解救。

进入一道大门后,两名工作人员要我自报姓名和证件号码,由于紧张,报码时直打磕绊儿。老伴儿赶紧帮忙,被立即制止。他们坚持要我自报,然后二人在纸上写了些什么,像是签字。之后,又分别由另外两拨儿人要我自报姓名和证件号码。

进入手术室后,两位助理大夫立刻行动起来。一位是意大利移民、40多岁,另一位是女大夫、第二代匈牙利移民、近40岁。谢天谢地,在关键的人物中没有俄国人。约7:30,大夫说开始打麻药,只觉左手臂稍有点疼,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手术室外,老伴儿密切注视大厅上方屏幕的变化:“范雨臣入手术室”…“范雨臣开始手术”…“范雨臣手术中”。此后几个小时无变化。约1:30,屏幕上终于跳出:“范雨臣手术结束”。老伴儿立即紧张起来、全神注视手术室大门。此时她忽觉身旁似有人蹲下,侧身一看,哇!正是阿隆大夫。阿隆大夫蹲着,对老伴儿说(老伴儿正坐在沙发里)“纳开–阔尔比赛得”。“纳开”的意思是全部切除干净,“阔尔比赛得”的意思是手术进行非常顺利。老伴儿连忙扶起阿隆大夫,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当老伴儿看到我浑身插满了管子被推出手术室时,不禁哭了起来,她实在接受不了这番模样。半小时后,我睁开眼,看到女儿站在床前,我不无责备地对她说“你怎么来了?”术前我曾反复嘱咐女儿不要来,她有6个孩子,其中3个上学、2个幼儿园、1个在家,脱不开身。现今,对于我这已年近古稀的姥爷来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就是看着这六个孩子健康地成长。我连连对女儿说“快回家,看好孩子!”。

我被推入病房。病房约十七八米,住两人,有一洗澡间(含厕所),洗澡间内外各有一洗手池,洗涤剂和手纸齐全。没想到在墙上还配有一盒一次性薄塑胶手套,随便扽用。围绕病床有落地吊帘,可张合。此外还有两个沙发,摊开后是小床,供陪住人夜宿。

每日三餐都是份儿饭,其中酸奶、肉、水果、蔬菜的量都不少,还有粥、汤之类,面包随便吃。对我这个在中国过了几十年穷日子的人来说,饭菜算不错。正当老伴儿发愁自己的饭怎么解决时,有志愿者按名单找到老伴儿,问是否需要由志愿者送饭,老伴儿欣然接受。志愿者送的饭是由地方教堂出钱、由餐馆制作,免费提供给陪住人员。每次送来时都挺热乎,且质量很好。老伴儿很快发现,在医疗中心楼下的教堂里,平日免费提供简单的食物,逢安息日免费提供正餐。一天下来后,老伴儿还发现无论志愿者的饭、还是楼下教堂的饭都可不再需要,因提供给病人的饭每次都剩下许多份儿(病人免费用餐)。此外,院方还为陪住人员提供冰箱。

越来越多的俄国人(护士、同室的病友)陆续登场了,我最杵、最怕的就是这些人。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与他们打交道。俄国人的坏劲儿不是个别人,是整个民族性格的堕落与败坏,在很多方面很像中国人。共产主义起自西欧,但西欧没染上,却在俄国与中国落脚生根,这绝非偶然。中俄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对共产主义的亲和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西欧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对共产主义的抵御力。

(未完,待续)

最后修改于:2013-04-21  13:15:34  byfanyuchen 发表于:2013-04-21  13:11:07

首先,  感谢诸位的关心,  有诸位的祝福,  我相信我一定能好起来.

本来想在本文续篇中祥谈 “两种社会体制两重天”,  现简要罗列几点:

1) 在以色列无挂号费一说,  无论看哪个级别的大夫,  都不交费.

2) 术前的所有检查均免费.

3) 手术免费.

4) 住院免费 (包括用餐).

5) 我和老伴儿去医疗中心的全部路费(其中包括好几次出租车费)均报销. 

当然,  之所以免费是因为我买了医疗保险,  我买的是最基本的保险. 20年前是每月交 82 谢克尔 ( 1谢克尔 = 1.7元 ),  现今是每月交 101 谢克尔 .  如有工作,  这钱从工资里扣.  如没工作, 由政府的失业部门可无限期地交下去.  ( 目前以色列的平均工资是 10100 谢克尔/月).  买医疗保险后三个月就可享受全部待遇.

6)  政府得知我生病后,派人来帮我做家务已一年多了,家务人员的工资由政府支付.

以上所有这些任何一普通人均可享受,绝非只有“贵宾” 才可享受.我住的病房是最最普通的病房,  同样也绝非 “贵宾” 待遇.

最后修改于:2013-04-22 19:51:24 by fanyuchen    发表于:2013-04-22 15:33:27

作者:范雨臣

加拿大4大癌症最常见:12种便宜防癌方

加拿大癌症协会公布了加拿大癌症统计年度报告。 根据这份报告,在加拿大的3500万人口中,预计今年会有187600人获知自己患上癌症(不包括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大约有75500名加拿大人将死于某种形式的恶性肿瘤。 报告说,加拿大所有癌症的死亡率都在下降,只有肝癌例外。 肝癌被癌症协会的报告列为重点,报告说肝癌是加拿大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种癌症。

根据报告,自从1970年以来,加拿大男性的肝癌发病率增加了两倍,加拿大妇女的肝癌发病率增加了一倍,在男性中每年的增长率为 3.6%,女性中的年增长率为 1.7%。在被诊断为癌症的患者中,五个人中有四人将在五年内死亡。 多伦多总医院的肝病专家、加拿大肝脏基金会主席莫里斯·谢尔曼医生(Dr. Morris Sherman) 表示,肝癌是加拿大唯一一种死亡率在上升的癌症。

多伦多的大学健康网络的外科肿瘤学家肖恩·克利医生(Dr. Sean Cleary) 说,肝癌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其早期的症状不明显,患者往往不知道自己有这种疾病,等到感到身体不适、症状明显时已经到了晚期,已经进入了严重而且无法治愈的阶段。 测试和治疗 对肝癌的治疗可以包括手术、化疗、放疗,如果癌症发现的早,还可以通过射频消融术进行治疗。

多伦多西区医院肝病中心的大卫· 黄 (David Wong) 医生说, 射频消融只需要一天的疗程,与化疗相比,这种治疗的费用低,成活率高,如果肿瘤还小,没有超过2.5厘米,还是比较容易治愈的。 但他说,由于医院缺乏资源和病床,治疗有可能被耽误。他表示,尽管有时我们发现患者患有癌症,但还是不得不等待医院能有资源来接收患者,而这段时间内,患者体内的肿瘤在增大。 加拿大公众对肝炎缺乏认识 导致肝癌的最主要原因是感染上乙型肝炎(Hepatitis B) 和丙型肝炎(Hepatitis C),治疗患有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的人,可以减少肝癌的发病率。然而,肝炎在加拿大原来并不多见, 加拿大公众对肝炎的传染渠道普遍缺乏认识。

目前已经有对乙型肝炎的预防疫苗,但没有针对丙型肝炎的疫苗,在北美的肝癌病例中,丙型肝炎导致的肝癌占大约30%至50%的病例。 加拿大癌症协会敦促基层卫生保健机构对高危人群提供乙肝疫苗接种以及测试,高危人群包括1990年以前在加拿大接受过输血的人,有静脉注射毒品史的人,以及在肝炎多发地区和国家出生、居住或旅游过的人,其中包括来自肝炎多发地区的新移民。 肖恩·克利医生说,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乙型肝炎的常见地区,日本和南欧是丙型肝炎的常见地区。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一位发言人说,在加拿大,感染了丙型肝炎但自己不知道的人的比例据估计是21%左右,而在美国,50-75%的丙型感染患者不知道自己是患者。 另外,去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还敦促所有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接受对丙型肝炎的一次性测试。加拿大肝脏基金会也建议在1945年和1975年之间出生的人去接受丙型肝炎的测试。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也正在考虑是否应该采取类似美国的措施,把监测人群扩大到所有婴儿潮一代人。 容易导致肝癌的其他危险因素包括: 酗酒、糖尿病、吸烟。 在加拿大,四种最常见癌症为 肺癌、乳腺癌、大肠癌和前列腺癌,这四种癌症在新诊断出的癌症中占52%。

日常保健:12种堪称世上最便宜的防癌处方 国际抗癌联盟曾发表报告称,全球每年有1200万新发癌症病例,其中高达四成原本可以在生活中防住。和得了癌症后高昂的治疗费用相比,以下12种堪称世界上最便宜的防癌处方。 每个人都可能得癌,因为我们身上有一种“原癌基因”,只要受到外因刺激,也许就会被激活。而这种外因,往往来自于我们的生活。

1、最少开窗半小时很少有人知道,装修污染除了甲醛外,还有一种很强的致癌气体———氡及其子体。它一般藏在花岗岩、水泥、瓷砖里,沿着这些地方的裂隙扩散到室内,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时间长了,就会诱发肺癌。 其实,只要每天开窗半个小时,氡的浓度就可以降低到与室外相同。另外,天然气燃烧后也会产生氡,所以厨房烧水时,最好打开窗户,关闭与居室连接的门。

2、用干毛巾擦背:日本曾掀起过一股用干毛巾擦背的热潮。东京大学副校长水野教授研究指出,这可以起到防癌作用,因为摩擦受热会激活背部皮下肌肉组织里一种细胞,能起到吞蚀并破坏癌细胞的作用。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不管是搓、擦还是挠背部,都是一种很好的保健方法。或者用干毛巾两端,直式、横式反复摩擦整个背部10分钟左右,直到皮肤通红发热为止。

3、就着葱蒜来吃饭在我国,胃癌发病率最低的省份,是葱蒜种植大省山东。长江以北胃癌死亡率最低的4个县中,第一位的是山东苍山县,那里人均每年要吃掉6公斤大蒜。 王兴国指出,这和大蒜素有抗氧化作用,可降低人体内致癌物亚硝酸盐的含量有关。 有研究表明,多吃大蒜的人得胃癌的风险会降低60%。大蒜只有被碾碎和氧气充分结合后才会产生蒜素,而且非常不稳定,一旦遇热很快会失去作用。因此最好将大蒜碾碎生吃,或剁成蒜泥放在凉拌菜中。

4、常喝豆浆美国癌症研究协会指出,常喝豆浆的女性患乳腺癌风险大大降低。大连营养学会副秘书长、大连市中心医院营养科主任王兴国告诉记者,这是因为豆浆中有一种很像雌激素的物质,叫“大豆异黄酮”,能起到以假乱真的作用,和抗癌药物的机理非常相像。它对所有和雌激素有关的癌症都有预防作用,比如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宫颈癌和前列腺癌。 不过,王兴国提醒,已经患有这些癌症的人,最好不要喝豆浆,以免对癌细胞形成刺激。此外,患有消化性溃疡、胃炎、痛风的人也要少喝。 另外,豆浆最好喝自己磨的,街上卖的很多是用豆浆粉冲的,大豆异黄酮的含量很低。

5、每天走路1小时美国《读者文摘》杂志曾告诉大家,每天饭后散步30分钟,或者每周散步四小时,能使患胰腺癌的风险减少一半。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针对7万人的长期研究也发现,每天只要走路一小时,就可以降低一半患大肠癌的几率。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副所长孙保存解释,这是因为胰腺癌和身体热量过高有关,走路可以消耗热量,可直接预防胰腺癌。 此外,运动后出汗可使体内的铅、锶等致癌物质随汗水排出体外,从而起到防癌作用。

6、每天喝6杯水世界上最权威的医学杂志之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研究表明,每天喝6杯水(每杯240克)的男性,患膀胱癌风险将减少一半,女性患结肠癌风险将降低45%。 北京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彭也凡说,这是因为喝水可以增加排尿、排便次数,把其中可能刺激膀胱黏膜、结肠的有害物质,如尿素、尿酸等排出体外。 他还提醒,40岁以上的人最好每隔两三年查一下肠镜,如果有息肉,早点发现能减少其癌变几率。

7、晒15分钟太阳在最便宜的防癌处方里,晒太阳算是做到了极致,不用任何花费,就能通过增加人体维生素D的含量起到防癌作用。 卫生部首席健康教育专家洪昭光教授告诉记者,维D不足会增加患乳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卵巢癌及胃癌的风险。 为避免暴晒增加皮肤癌风险,每天只要晒15分钟太阳就足够了。

8、每天四杯绿茶爱喝茶的日本人曾花费9年的时间做过一项调查,发现每天只要喝四五杯茶,就能将癌症风险降低4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韩驰教授对茶叶的防癌作用进行过17年研究,他发现乌龙茶、绿茶、红茶对口腔癌、肺癌、食道癌、肝癌等都有不错的预防作用。其中,包括龙井、碧螺春、毛峰在内的绿茶效果最显著,其防癌成分是其他茶叶的5倍。 不过,茶水最好不要喝太浓太烫的,否则会影响其防癌效果。最佳饮茶温度应该是60摄氏度左右,茶水浸泡5分钟后,其中有效成分才能溶在水里。

9、一口饭嚼30次彭也凡告诉记者,有调查证明,吃饭老是囫囵吞枣的人,患胃癌的几率比较高。而多咀嚼可以减少食物对消化道的负担,降低患胃肠道癌症风险。 此外,美国佐治亚大学实验发现,唾液有很强的“灭毒”作用,能让导致肝癌的罪魁祸首黄曲霉素的毒性,在30秒内几乎完全消失。 因此,按照一秒钟咀嚼一次来计算,一口饭最好嚼30次,才具有防癌作用。

10、睡够7小时美国癌症研究会调查发现,每晚睡眠时间少于7小时的女性,患乳腺癌的几率高47%。这是因为睡眠中会产生一种褪黑激素,它能减缓女性体内雌激素的产生,从而起到抑制乳腺癌的目的。 上海市中医失眠症医疗协作中心副主任施明建议,最好晚上10点半前就开始洗漱,做好睡前准备工作,保证11点前入睡,早上6-7点起床。 此外,德国睡眠专家指出,中午1点是人在白天一个明显的睡眠高峰,这时打个小盹,也能增强体内免疫细胞的活跃性,起到一定的防癌作用。

11、少吃点糖癌细胞最喜欢的“食物”就是糖。 日本《怎样防治癌症》一书中指出,当血液流过肿瘤时,其中约57%的血糖都会被癌细胞消耗掉,成为滋养它的营养成分。 《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指出,每天只要喝两杯甜饮料,患胰腺癌的风险就会比不喝的人高出90%。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胰腺肿瘤科主任、美国癌症基金研究会会员郝继辉表示,最好少吃或不吃含糖食品。国际上一般认为,每人每天糖的摄入量应在50克内。

12、吃肉时喝杯红酒用来酿造红酒的葡萄皮中,含有一种物质叫白藜芦醇,对消化道癌症有一定预防作用。 另外,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对猪肉、牛肉、羊肉等红肉的推荐食用量是每周500克左右,吃得过多,就会增加患结肠癌的风险。 不过,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吃肉的时候喝杯红酒,其中的多酚就可以防止肉在胃里分解为有害物质。

2013-07-10  来源:CBC、99健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