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境
最后一点要讨论的就是抗癌中的心态了。癌症病人的心态在抗癌中有多重要？网上有一个说法，说中国癌症患者的死亡，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是被治死的，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的（北京晚报，2012年12月22日）。本书中也提及到南京有个民间癌症病友协会，会长说死亡的癌症病友中，一半死吓死的。不管具体比率是多少，至少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西方被癌症吓死的不多，但面对癌症的情绪问题也十分显著，因此，针对癌症病人和家人的心理关怀机构和服务也很普遍。
在具体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研究报道故事。故事起于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健康科学研究中心卫斯理(David Vesely)教授2008年发表的一个研究成果。在网上当时有过不少英文报道，如Heart hormones may be effective cancer treatment (心脏荷尔蒙可能对癌症治疗有效）[1] 和Heart hormones beat back cancers in mice (心脏荷尔蒙杀死了试验鼠的癌细胞）[2] 。卫斯理本是内分泌学家（endocrinologist），但2002年太太乳腺癌过世后，他开始从事癌症研究。他发现心脏可以分泌四种荷尔蒙，并在实验室中能在24小时内杀死97％的癌细胞。在对老鼠用人类的胰脏癌细胞和乳癌细胞的实验中，在一个月之内能杀死80%的胰脏癌细胞和 66%乳癌细胞。他研究的下一步是要做人体实验。
本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研究报道，也没有探讨心情与抗癌的关系。但故事发生在中文报道里。中文网站广泛地转载了一篇文章，标题多是“揭开上帝终极的底牌：癌症自愈源于心脏”。文章首先说了一个卫斯理开始癌症研究的故事，生动又细致，也与抗癌心情直接相关，网上流传又广，因此为了我后面讨论的方便，摘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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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8岁的大卫•卫斯里是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健康科学研究中心的首席调查员。1981年就读于美国华盛顿大学生化系时，他与就读于物理系的科恩•詹姆斯和法律系的乔治•韦德是校篮球队的三大核心队员，在长期的比赛合作中，威斯里与詹姆斯、韦德建立了深厚的队友情谊。
大学毕业后威斯里进入南佛罗里达大学硕博连读，詹姆斯在华盛顿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韦德则回到自己的祖国英格兰当了一名律师，三人一直保持着打球的爱好和密切的联系。1993年威斯里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此后的5年中，三人陆续结婚。除了韦德和妻子安妮是丁克家庭，威斯里和詹姆斯已是好几个孩子的爸爸。日益增大的科研压力和日益庞大的家庭让三人几乎一度中断联系。
2003年初，威斯里先后听到了两个不幸的消息，一是韦德患了严重的冠心病；二是詹姆斯被检查出直肠癌时已是晚期，两人都已没有太大的治疗价值。更为不幸的是，韦德的妻子安妮不久也被确诊为患有乳腺癌，而且也是晚期。得知消息的威斯里立刻前往华盛顿看望老同学，随后又赶往伦敦看望韦德夫妇。看到昔日篮球场上叱咤风云的队友如今正值壮年的生命之光却已如烛光般微弱，威斯里心痛不已，他下决心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挽救老同学的生命。
威斯里此时已是南佛罗里达大学健康研究中心的首席调查员，他发现的3种荷尔蒙中有一种能够促使血管扩张，如果给韦德的心血管系统补充这种荷尔蒙，对他的冠心病一定能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令威斯里异常感动但又失望的是，韦德拒绝了他的建议。韦德说:“如果你不能同时治好我的妻子，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意义呢？”
医生预测韦德和安妮都只有3个月的生命，两人在伤心中列出了死前要做的50件事，准备用三个月的时间去一一完成。2003年4月，当他们的生命进入一个月的倒计时时，他们只剩下最后一个心愿：周游世界。因为此时金钱对他们已没有任何意义，两人将4万英镑慷慨地交给了旅行社，只向旅行社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因为不知道哪一站是人生的终点，旅行社不得限制他们的旅行时间，直到他们中的一个离开人世，旅行合同才自行终止。旅行社通过调查了解得知他们确已时日无多，极可能生命的持续时间不足一月，而4万英镑足以支付两个人以最豪华的标准周游世界一年的费用，于是欣然签下了这样一份特殊的旅行协议。
这期间，韦德夫妇诚恳邀请詹姆斯一同前往，因为大家同病相怜，还有那么多可供回忆的青春记忆，他的加入会令这次旅行更意义非凡。詹姆斯对此怦然心动，但是威斯里却坚决反对，他认为三个人都不应该放弃治疗，哪怕有一线希望都应该为生命争取权利。然而韦德夫妇未改初衷，他们选择了5月7日从英国出发，乘坐豪华游轮到世界各地旅行。詹姆斯则选择了前往佛罗里达州，接受威斯里对他的治疗。
此时，詹姆斯的生命也已被医生预言进入最后倒计时，延续生命医院已无能为力，威斯里才敢大胆为他使用当时尚未进入人体实验的一种生物疗法：用白细胞介素-2（IL-2）N的免疫调节作用进行直肠癌的治疗。IL-2是由激活的T淋巴细胞产生的淋巴因子，对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刺激单核细胞吞噬肿瘤细胞具有重要作用。在威斯里和生物工程实验室其他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詹姆斯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他活过了医生预言的“末日”，并继续存活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2004年6月，詹姆斯告别了人世。
这期间，韦德夫妇音讯全无，威斯里悲哀地意识到他们恐怕早已不在人世。
然而，2004年11月7日，威斯里突然接到一个从英国打来的越洋电话，竟是韦德的声音！韦德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威斯里，他跟安妮刚刚结束环球旅行，如果按照合同两人继续旅行下去，旅行社可能要破产了！因为他跟妻子回到英国后在最权威的伦敦皇家医院检查发现，不仅安妮体内的癌细胞全部消失，就连他的冠心病也处在没有危险的稳定期！威斯里惊讶极了，他决定亲自前往英国，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11月9日，威斯里经过近10个小时的空中飞行，终于在当天晚上11时抵达了伦敦。韦德和安妮早已等候在机场，看到两人容光焕发、精神矍铄的样子，威斯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对早已在心理上经历过“生死别离”的老友久久拥抱在一起，为命运的悲悲喜喜感叹不已。
当天晚上，威斯里详细询问了韦德夫妇旅行过程中的身体情况。韦德直言，两人当时只贪恋旅途中的美景，根本没空想自己的身体状况。两人在北冰洋的冰川，极地不落的太阳中尽情体验生命的美好和世界的奇妙,只想让这一刻长久再长久,不知不觉就活过了医生预言的最后期限，.后来在夏威夷的海滩边度假时,他们都感觉自己身体的种种不适似乎都不见了,而且精力越来越充沛.此后两人干脆不把自己当病人了,他们只把自己当成是世界上最幸运最划算的游客,因为一年后他们在旅行中产生的费用已远远超过了出发前交的4万英镑,而只要他们不提出终止旅行,旅行社就不得不继续为他们按最高规格提供环球服务。
一直到11月7日，已绕地球一周，重新回到英国伦敦的韦德夫妇才主动提出了终止合约。旅行社这才如释重负。而这时，距离他们出发前的2003年5月，时间已过去了整整一年半。
回到家乡的韦德夫妇迫不及待去伦敦皇家医院做全面身体检查，随后，他们被告知发生了奇迹：两人竟双双摆脱了绝症的威胁！他们当天晚上就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了所有的亲人包括老朋友威斯里。
听到这里，威斯里心里已经非常有数了，发生在老朋友身上的，正是人类一直没从“发生学”上揭开谜底的“自愈”奇迹！正是这次旅行前所未有的合同方式带来的“超值享受感”，正是夫妻二人在这次对壮丽大自然的美好体验中渴望生命长久再长久的意念，让他们的身体细胞结构产生了奇妙的变化，成功击退了医学手段无法解决的病魔！
想到这里，威斯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负疚感：这次旅行，韦德夫妇是非常希望詹姆斯能够一同前往的，而詹姆斯也对这种在游历中顺其自然结束生命的方式充满了向往，是自己强行将詹姆斯拉进了自己的实验室！如果当初詹姆斯也在那艘游轮上，如今站在自己面前的，可能就是三个好友啊！
强烈的负疚和自责让威斯里情绪极端低落。再加上从11月10日起，英国各大报纸都以“夫妻创奇迹，环游世界癌症自愈”为题对发生在韦德夫妇身上的事极尽报道，还被世界各大报纸转载，威斯里回到美国后还不断看到这条新闻，他原本负疚的心也不断受到刺激，竟患上了轻度抑郁症，出现了头晕、心慌等一系列身体不适症状。实验室的工作不得不一度中止。
威斯里在医生的建议下选择了“旅行疗养”。他亲自体验了韦德夫妇体验过的那种大自然的壮丽奇观。在那种被大自然的壮美震撼的忘我体验中，威斯里真切体验到了心情的愉悦对身体产生的正面调节和影响。为期一个月的北欧之旅结束时，威斯里的抑郁症已得到彻底缓解，身心的一切不适都自行消退。他立刻投入到了紧张的课题设计过程中，这一次，他准备将人的情绪是如何对疾病产生作用这一课题列为自己的研究目标，也就是他要揭开人体疾病自愈之谜。他要搞清楚，绝症自愈究竟只是个案和特例，还是只要在条件满足时，就一定能成立的普适原理。只有搞清楚了这一点，他才能明白自己对老友究竟有没有“犯罪”，是否剥夺了他的一次自愈良机。
威斯里的课题立刻得到了院里的批准。他成立了一个特别研究小组，专门研究人体的自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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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好奇的是，中文报道中说卫斯理挑选了100个自愿者，分别对他们处於各种情绪状态下的心脏荷尔蒙分泌情况，进行跟踪采集，发现人的情绪越高昂，心情越愉悦，人的心脏分泌的荷尔蒙就越充沛。反之，人处在痛苦、担忧、抑郁等消极状态时，心脏几乎完全停止分泌这种激素物质。这被认为可能揭示了一些人类绝症自癒的“底牌”，只有在身患重病时保持心情愉悦，积极求生的患者，心脏才有可能分泌救命的荷尔蒙，当这种荷尔蒙达到一定量的时候，才能杀灭体内的癌细胞或抑制它们的生长，从而达到不治自癒的生命奇迹！
但是，我在网上用英文查阅，希望找到这篇中文报道中相关事实的英文报道依据。不管我怎样努力，仍一无所获。我没有找到2004年有一对英国夫妇坐邮轮癌症自愈了的报道，而按那中文文章的说法，这个报道应该是很多的。我没有找到卫斯理挑选了100个自愿者进行了心脏荷尔蒙分泌与情绪关系测试的报告。而对卫斯理之所以开始从事癌症研究的原因，无论是英文报道还是卫斯理的录像讲话，都说是与2002年他太太乳腺癌过世有关，卫斯理从没有提到他有中文报道中所说的那样两个大学朋友。我在新浪博客里倒是查到一篇文章，作者大概也尝试去查找了这篇中文报道的依据，因为查不到而认为这是篇假文章[4]。
于是，我就想这报道的作者花这么大的气力去编一个假故事，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满足人类总喜欢找些稀奇别致的治病方法的心理？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个报道。广西巴马县有几个长寿乡，那里的人不仅长寿，而且据说也极少人得癌症。于是全国各地数万癌症患者象朝圣一般蜂拥而至，长住在那里。在一些村镇，这种外来人口甚至是本地人的几十倍。患了重病，换个空气新鲜的地方住，本来也无可非议。但这些人来后发明了一个打水，吸氧，磁疗的“巴马疗法”。就是喝当地溶洞的水、吸溶洞的氧、每天几个小时躺在溶洞里。这可是当地长寿村民都从来也没有过的享受。
当然，也有些人同巴马村民接触多了，悟出了巴马人长寿少病的秘诀就是简单的饮食、规律的生活、清心寡欲的人生态度。所以，在这里再次希望病友们，不要去追求新奇独特的治病方法。除非自己居住的地方污染严重或家庭关系不仅糟糕而且不是自己的努力所能改变，否则不要去追求一个以为外在条件就会让自己病愈的环境。让自己的生活尽可能简单、规律、和接近现代文明前的正常生活就是最好的选择。而要做到这些，不管住在哪里，一般都有可能做到。搬到一个偏远的地方或去长期度假，空气当然新鲜了许多，但代价也十分明显。我们常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就是说出门在外，生活肯定有诸多的不方便。更何况在家里，同自己的配偶儿女亲人在一起，那种天伦之乐带来的愉快是其它东西无法替代的。我生病住院时，不管是手术时住半个月，还是化疗时每次的三天，我都是归心似箭，回到家里一切都让我觉得是那么亲切美好。所以，我除了短期的度假外，不仅没有想过要离家在哪里去长住，当国内的亲人想把我当时四岁的女儿接回国他们帮我带时，我也毫不犹豫拒绝了。
这篇假文章引起我的另一个思考是，情绪在怎样影响我们的身体？过去我们认识情绪对健康的影响，多是些“间接”的方式。如通过对食欲、对睡眠、对精神健康、对我们决策的影响而达到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比较直接一点的就是认为情绪可能还通过对神经系统的影响而影响我们的肠胃消化系统等等。而现在卫斯理教授的研究表明心脏的功能不仅是供血，它还能分泌心脏荷尔蒙直接抵御疾病。那么，情绪是否会象那假文章中所说的能影响这些荷尔蒙的分泌呢？如果可以的话，那情绪可是还能非常直接地影响我们的康复了。科学对我们人体的认识还相当有限，很多东西还不太明白。在科学证明以前，我是假定这些影响都存在，也就是说，相信不管怎样高估心境对我们健康影响，都不算过分。这样的看法我想即使将来科学证明不太正确，也对我有益无害。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书 17：22）。所以，我把愉快的心境在抗癌中的作用，看成象手术、化疗、生活方式改变等一样的重要。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面对癌症保持愉快的心境呢？我个人的经验是，首先要做的是如第二章第一节中所述，要树立癌症是重病但不是绝症的认识，要有胜过癌症的信心。这点我在那一节中已经详细讨论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读者可以再回过去读读，那是保持愉快心境的基础。
但光有信心还不够，因为随后的抗癌历程不仅漫长而且常有肉体的痛苦。要一直保持愉快的心境，肯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中国大陆的癌症病人关怀，很强调抗癌要有战胜癌症的斗志。要有斗志，本质上同上述不要把癌症当绝症是一回事，尽管是抗癌的基础，但只有斗志并不能保证就有平安愉快的心境。有的人有斗志，却是带着一种我要抗争的躁动。我头脑里想象出的对这种人的图画，是双手握拳举在空中颤动，面部表情自信但严肃，口里喊着：我决不会认输。一点也不给人轻松快乐的感觉。
癌症病人要做到常常喜乐，我个人的体会有两样东西至为重要，一是感恩的心，凡事感恩。二是关爱他人。下面就在这两方面作些进一步的分享。
癌症病人比较容易产生一种“愤怒”心理。一是觉得老天爷不公，为什么是自己患上了癌症。我遇到好些癌症病友，就有这种想法。二是一些化疗药物让人虚火很重，心烦意乱，容易发怒。我化疗前，药剂师给我的化疗说明材料中就说，我的化疗副反应就包括口腔溃疡、牙龈肿痛易出血、心情烦躁和容易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但是在生活里，某件事让不让自己生气，常常更取决于我们的心，取决于我们看那件事的角度。即使对化疗中的癌症病人也不例外。一个人可以为自己而不是他人患上了癌症而悲伤不平，但也可以为自己患上癌症后亲人、朋友、医生、社会为自己所做的而感恩。同样一件事，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前者让我们得到的是愤怒，后者让我们得到的却是感激和愉悦。一个人凡事心存感恩，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被感恩的对象，而是感恩者自己，因为感恩让自己总是有一颗快乐满足的心。很难想象一个凡事心存感恩的人，还会常常对他人发怒。
也许有人说，生活中让自己应该感恩的事太少，想不起来有什么值得感恩的。如果是这样，你就可以想一想，你生病后有没有给家人带来任何麻烦和忧虑？如果有，你应该感谢他们为你所做的。你生病后一日三餐都是你自己做的？如果不是，你应该感恩。你生病后有没有朋友看望过你或帮过你的忙，如果有，你该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本可以用那些时间去做些更让他们轻松愉快的事。你生病后有没有医生为你治病？如果有，即使偶尔他们可能也有差错，你应该感谢他们。如果你就医是保险付的钱，那当然更应感恩。只要你愿意，生活里值得我们感恩的东西太多。这些年，最经常令我想感恩的是早晨醒来，睁开眼睛的时候：感谢神，让我今天又快乐地活着！我们中文里有句俗话，叫“知足常乐”。什么是知足？就是对自己已有的心存感恩与珍惜。
保持快乐心境的第二个秘诀是关心他人。癌症病人自身的麻烦已经不少，还要去关心别人，听起来有点强人所难。我的经验是，并不是去专门做多么大的帮助他人的事，只是在日常生活中留心身边人的需要，随时准备伸出援手就行。常是一些细致但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护士插针几次都失败而紧张时，讲句理解安慰的话帮助她放松；同房病友有需要时，帮助他一下之类的。《圣经》里说施比受有福，真是不假，当常这样去做，得到的快乐真是无以伦比。这让我无论是手术还是化疗住院与护士、医生、病友的相处，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与同事、朋友、一面之交的陌生人的相处，都极为愉快。许多经历即使九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还能给我带来快乐。这在本书不少地方，尤其是在第一章的化疗历程以及附录二经历主的爱中多有提及。这里再分享几件事。
我手术时一共住了两周医院，手术前一周，手术后一周。手术后的前三天，也许是医院知道刚完手术的人怕噪音，因此我一直是一个人一间病房。第四天我病房来了一位白人病人，他是从离多伦多开车四小时路程的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过来的，要做髋骨替换手术，已经行动不便。因在渥太华要等候，而在这里可以马上做，所以就过来了。加拿大住院，设计上是不需要家人照看，有需要找护士就行。尽管我们中国人还是习惯白天时常有亲友陪在旁边，我就有教会的两对年长夫妇常在病房轮流陪我，但这位白人是一个人从渥太华来，身边没有亲友。
他刚进来时话不多。我和照看我的年长夫妇因已经在医院呆了些日子，对医院的情况、护士可提供哪些帮助服务等比较熟悉了。我们也留意他的情况，觉得他可能是有什么需要时就主动问他，然后或直接帮助他，或告诉他可以从护士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几次之后，他十分感激我们，同我的话也多了起来，晚上我们俩甚至海阔天空地聊天，都没有了在病床上的感觉。
我们相处不到两天我就搬去了另一个四人病房，把那床位让给另一个要来手术的病人。搬走时他眼里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目光，反复说着感谢我们的话。搬走不久，我发现女儿们用塑料珠给我做的小十字架礼物绑在那病床扶手上忘了拿过来，于是要在身边的大女儿去帮我拿来。那白人病人见到我女儿，又要她转告我他的感谢，态度是如此认真，以致多年后说起那人，女儿还对我说：他说你是一个very nice guy（非常好的人）。
第一次去化疗时，太太第一天也在那里陪我。绝大多数病人都是当天化疗完回家，我不仅要住院两晚三天，而且第一天要等其他当天用双管输液机的病人化疗完后我才能开始化疗。那天我还在等候时，有一位大约五十多岁的白人女病人在我等待的那间房子的沙发上坐着化疗。她头一天晚上忘了吃防腹泻副反应的药，所以化疗时不断手忙脚乱地跑厕所。加拿大人之间实际上是相互挺关照的，但可能是那太涉及个人隐私，叫护士又根本来不及，房间里的其他人都不知如何是好。我和太太也在那里犹豫。后来一次，她一边跑，一边哭出了声音，太太就过去帮她，陪她在卫生间里打理干净。她后来的两次化疗也是和我同一天，每次都要找到我，问问我的情况，要我向太太转达她的感谢。尽管是去化疗，但总有一个人在那里等待着要问候、感谢你，你说快乐不快乐？
我每次的化疗下午四、五点左右结束。太太不会开车，我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家。中间要换一次车，走约十来分钟的路，大约四十分钟左右就到家了。但有一次化疗结束时快七点了，好想早点到家吃晚饭，一些朋友也已经下班在家了，因此，我在电话里要太太找一位住在我们家附近的朋友来接我一下。
在医院楼下等朋友来接我时，看到以前等候化疗时见过一面的一对白人老年夫妇。他们这次是先生化疗结束了，在等加拿大癌症协会义工的车送他们回家。我每次化疗早晨来时也是癌症协会的义工接我到医院。但协会告诉我，由于化疗结束的时间快慢可能有几个小时的差别，他们又不好要义工几个小时都在家等着，因此很难事先安排我们回去的车，而临时安排他们不能保证有车，有的话也可能要等比较长时间。因此，我从没有要协会安排车送我回家过。这对老年夫妇大概没有其他办法，仍要协会安排车送他们回去。他们已经等了四十多分钟了，还不确定车什么时候来。
这让我思想上开始为难了。一方面好想呆会也把这老年夫妇送回家，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已经是在麻烦朋友了，还给朋友弄个额外的麻烦实在过意不去。因此，不敢对那老两口说，直到朋友来了，先问朋友能不能把这老两口先送回家。那朋友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比我更有爱心，高高兴兴地答应了。我们一起先送他们到家里。后来每想到这件事，就庆幸自己当时幸好鼓起勇气问了那朋友，否则回忆起来即使不觉得愧疚，至少也不会感到快乐。
关心当然应不只是限于同病友、护士、医生之间。对女儿们、对太太、对邻居、对朋友、对教会的弟兄姊妹，我的心也温柔、细腻了下来。这让我得着许多，觉得同身边每个人相处的时光都是快乐的。有一位患了癌症在化疗的朋友，他仍脾气挺大，把他刚上大学的女儿身上打紫了。他女儿同我大女儿年龄相仿，是好朋友，她给我女儿看她的伤和讲她决定搬到学校住，避免同父亲更多的冲突。我女儿回来建议我打电话劝劝她父亲时，深情地对我说：爸爸，你当时癌症时，变得对我和妹妹更nice(好）了。听到女儿这样发自肺腑的话，我内心当然很快乐。我想这位朋友也应该象我一样感恩才对，他那样打了他女儿，他女儿还在为他考虑，也没有按加拿大法律建议的那样叫警察。
多伦多的大街呈井字型，每个井字中除住宅、学校等外，都有一个公园。我们家附近的公园比一般的大许多。直到大约我生病后的第七年，我才知道那公园的东南角是属于市教育局的一块空地，这时准备除建一所法语小学外，剩下的要出售给建筑商建住宅房。市政府规划允许建筑商建104栋排屋、半独立屋和少部分独立屋。这引起了我们这个区的居民的反对，因为我们现有的住宅绝大多数都是独立屋，较低档的房屋会影响现有房屋的价格。
小区的几位活跃人士带头持续近两年召集大家开了好几次社区会议，区议员作为居民和市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每次都积极来参加会议和给大家提建议。居民开始是希望除了法语学校外，剩下的教育局空地建一个社区活动中心，理由是住宅交通已经太拥挤。议员是大家选的，是最希望最后的结果居民和市政府双方都能接受的人。他说我们要市政府加建一个社区中心不太可能，一是我们附近开车不远已经有了两个社区中心，二是市政府也没有这笔预算，以交通拥挤作反对理由也不太合适，因为其他临近区的人口密度也差不多相同。他建议我们要求剩下的那空地只能建独立屋，理由就是现有的房屋多是独立屋。他还建议我们不要要求市政府把每栋房子的占地划分得太宽，不要指望建筑商在上面建豪宅，太宽的话建筑商反而会在上面建法律许可的Link联屋，就是一块地基上建两栋房，地基相联，地面上相互独立，但两栋房紧靠在一起。我们最后采纳了议员的建议，市政府也同意了我们的呼吁，重新规划后允许在那地皮上建76栋独立屋。
象这样的事，生病以前的我是很少花时间精力去参与的。尽管我也不希望我们小区新加添的房屋是小房，但觉得这种凑热闹的事我不参与，有人去参与，而且那公园东南角离我的房子比较远了。但生病以后总对大家的事情有一份关心，总觉得自己不能只白白地得别人争取来的好处。当然，作为半修养中的人，我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参与组织领导这类事。但能参加开会，能在反对信上签个名，不仅已经达到了召集人的要求，也足以让我自己有了一份参与其中的愉快。现在每次散步从那片新房附近经过，就有一种自豪的感觉，觉得那改变之中，也有一份自己的努力。
记得应该是在那之前的两年，也就是我生病后的第五年，区议员选举。一位竞选人的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我支持他们的竞选人。我说如果他能帮助争取到在我们的公园栽更多的树，我就投票给他。我当时是想，我生病后在公园散步，看到每年大概有十颗左右较大的树因各种原因死亡，但五年了，我没有看到补种过一颗树。那打电话来的女士笑着说，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吗？我说，对啊，这么简单的要求都做不到就不能投票给他了。她保证她一定会把我的意见转告那竞选人。
我不知道后来那女士是否转告，那竞选人没有赢，我也投的也不是他的票。但让我惊讶的是从第二年开始，我所在的区开始连续多年补种树。是那竞选人尽管没有赢，但他在竞选中把选民的这个意见反映出来了，使其他赢了选举的议员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是其他选民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但每次再在公园散步时，看到那些新种的树，心中总是有份特别的高兴。觉得也有我的一份贡献在里面。
一次同小女儿散步时，我讲起了这个故事。小女儿说，那公园路破了，要他们来补，他们是不是会来？我知道她是说的公园里有一小段我们散步经常走过的地方，沥青已经破碎，成了一片较低洼的路段，雨天积水，冬天结冰。于是，回到家里我们进到市政府的网站去举报了这个问题。市政府是保证公路路面的破洞举报后48小时内他们就会修补，但没有说公园的路面，而且有个问题是，公园路面破洞所在的位置比较难用文字描述清楚。我们的举报提交了一年多也没有维修。正在想是否该给市政府打电话，一天女儿从图书馆回来，高兴地告诉我，公园那路修好了。也许那最后的维修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报告，但带给我们的愉快却仍是特别的。
我生病以来心境改变最大的还是对教会和对那些如第二章“不良情绪导致癌症？”一节中所说的我认为曾经得罪了我的弟兄姊妹。本书的读者和病友可能有许多不是基督徒，我在这里不在这方面详述了。但还是很希望不是基督徒的读者也能去多对基督教做些了解。若不是基督教思想对我的影响，我对抗癌心境的希望可能也只局限于要有战胜癌症的斗志上，不会明白感恩和关爱他人会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
上面列举了这么多事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癌症病人不要以为自己只是个自顾不暇只能关心自己的人，更不要以为自己是社会和他人的累赘。癌症病人确实应该放松工作，看淡名和利，但对他人的关心不是应该更少，而是应该更多，这不仅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而且更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愉快和喜乐，从而更有益我们的康复。
我以前是事业心极强的人，相信个人的能力与奋斗，因此对那些生活中的弱者没有太多的同情心，觉得他们的能力就只配有那样的生活。但癌症让我的心温柔了下来，开始留心和关心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人，不仅天生的能力不是平等的，后天的受教育机会不是平等的，而且即使是一个看起来成功刚强的人，也是那么软弱，一场疾病，一个意外，就可能让他不堪一击，需要别人的帮助和关爱。而当自己去温柔、感恩地关爱他人时，才深深体会到这也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不仅使被关爱人，而且更使自己觉得生活是那么快乐美好。
在这本书中的很多地方，甚至包括书的大标题，我都说我很感谢我的癌症，它教导了我该怎样去生活。这种改变反映在我人生态度的各个方面，让我充满了许多的感恩。《圣经》中说：“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对我真是那么真实。苦难教导人，希望各位病友也从苦难中获得更多的智慧，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更有意义。而对没有患病的读者，也希望我的分享也能让你们未雨绸缪，过一个更加健康的生活。
[1] 2008, Heart hormones may be effective cancer treatment (心脏荷尔蒙可能对癌症治疗有效）April-May2008 Issue of VA Research Currents. Page 7-8. http://www.research.va.gov/resources/pubs/docs/va_research_currents_apr-may_08.pdf。
[2] Alan Mozes，2008 Heart hormones beat back cancers in mice (心脏荷尔蒙杀死了试验鼠的癌细胞），http://abcnews.go.com/Health/Healthday/story?id=4510621&page=1
[3] 李晔，2013-08-11，解放日报，广西巴马长寿之乡为什么没有癌症，
http://news.k618.cn/xda/201308/t20130811_3678230.html
[4] 成长，2010，一篇假文章带给癌症患者的新希望，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57be50100oz58.html
作者：方金琪 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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