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默默無聞傳教士父母和兄弟們

司徒雷登的默默無聞傳教士父母和兄弟們

圖一是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位商人最近出售的一張婚禮邀請卡。卡上用英文寫著:“哈德勝(W. H. Hudson)牧師和夫人邀請您出席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溫斯頓塞勒姆城的嘉莉•切斯納特(Carrie M. Chesnutt)夫人的女兒安妮•切斯納特(Annie Pauline Chesnutt)小姐與沃倫•霍頓•斯圖爾特(Warren Horton Stuart))牧師的婚禮。時間和地點是:1908年11月18日星期三晚上六點在嘉興,12月1日在杭州家裡。”


圖一、美國南長老會傳教士哈德勝牧師1908年發的一張傳教士斯圖爾特牧師與切斯納特小姐的婚禮邀請。婚禮慶祝地點是11月18日晚上六點在嘉興(可能是在嘉興的南長老會教堂),12月1日在杭州家裡。 Ref.# 20230309

在決定購買前,我到網上查閱W. H. Hudson,除了知道他是一位美國南長老會派駐嘉興的傳教士外,沒有查閱到其他信息。查閱Warren Horton Stuart,得知他是1879年出生在寧波[1]。出生在寧波,在杭州結婚,是傳教士,而且與後來安葬在杭州的著名人物司徒雷登英文同姓Stuart,這讓我猜想他是否與司徒雷登有親屬關係呢?我決定先買下這張婚禮邀請卡,以後再做進一步查證。

在準備這篇文章的進一步資料查考中,我先查到了Warren Horton Stuart的父親名叫John Linton Stuart,再通過他父親的名字查到了Warren確實有兄弟四人,司徒雷登就是他的大哥[2]。而在家庭查詢網站familysearch.org的司徒雷登條目中則說他們是兄弟五人,除了[2]中說的四人外,還有一個弟弟只註明已逝,沒有生卒時間,也許是出生時就夭折了[3]。他們五兄弟是:

1.John Leighton Stuart 司徒雷登, 1876.6.24 – 1962.9.19
2. David Todd Stuart, 中文名? 1878 – 1909.11.6
3. Warren Horton Stuart 司徒華倫?司徒華林?司徒華凌? , 1879.12.8 – 1961.12.12
4. Robert Kirkland Stuart, 1882 – 1888。
5. J Layton Stuart, 已逝,男性。


圖二、司徒雷登的父母和四個兄弟們。所有文字資料都說老四是男孩,但該照片中老四穿的是裙子。照片來自[4]。

有關司徒雷登的兄弟們的記載資料極少,主要來自司徒雷登的自傳《在華五十年》[5]和參考文獻[1]。司徒雷登是大哥,老二大衛出生於1878年,出生地可能也是杭州。大衛畢業於弗吉尼亞大學醫學院,1907年作為醫學傳教士回到了中國,是蘇州伊利沙醫院(又叫蘇州福音醫院,Elizabeth Blake Hospital in Soochow)的外科醫生[1]。參考文獻[4]認為他是蘇州博習醫院(Soochow Hospital)的醫生,應是有誤,博習醫院是屬於美國南方監理會。 1909年11月6日狩獵時,因獵槍走火,他傷重不治,葬於杭州西湖九里松傳教士公墓[4]。大衛已婚,太太的名字是J. L. Stuart。這就是我能查到的有關大衛的全部資訊。他肯定有中文名字,但我未能查到。

老三就是圖一婚禮邀請卡中的Warren Horton Stuart,中文名字叫司徒華林[4],也有文章說是叫司徒華倫[6],或司徒華凌[7]。他1879年出生在寧波。 1900年畢業於弗吉尼亞大學後,曾在弗吉尼亞的著名私立Pantops高中(Pantops Academy)擔任了兩年教師。 1905年他從弗吉尼亞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Virginia)畢業後留在該學院擔任教師。 1906年11月由東漢諾威長老會(East Hanover Presbytery)按立為牧師,作為教育傳教士回到中國。他後來還於1920獲得漢普登悉尼學院(Hampden-Sydney College)和田納西州的西南大學(Southwestern University, Clarksville, TN)的神學博士學位,1922-1923年曾在弗吉尼亞大學的師範學院和紐約聖經學院進修,及在1930-32年在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

1906年回中國後,司徒華林先在杭州擔任福音事工。 1910年開始擔任之江大學(校址為今浙江大學)教授,並於1916-1922年出任之江大學校長。自1924年他在南京金陵神學院擔任舊約聖經教授[1]。據司徒雷登的《在華五十年》回憶錄,1927年南京事件時,3月24日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被士兵殺害後,所有外國女士被送上了停在長江的美國戰艦上,男士仍留下堅守崗位。司徒華林在他的住宅門外勸說闖入的士兵不要使用暴力,一位士兵憤怒地向他身後的木頭開了一槍。這時人群中一位穿著破爛的人走了出來,勸司徒華林跟著他離開。這人是一位人力車夫,曾在生病時結識了司徒華林。他將司徒華林帶到他破舊的家裡,把司徒華林隨身值錢的東西都藏起來,用床上的破舊床單把司徒華林遮蓋好,並要鄰居不要說出去。他給司徒華林提供吃喝,藏了二十四小時後得知金陵大學的學生在尋找外國人,要把他們安置在校園裡一個更安全的地方。於是,這位車夫就把司徒華林的隨身物品交還給他,護送他去了金陵大學學生那裡[5, p.116-117]。南京事件後,幾乎所有在南京的傳教士都被迫離開了中國,或者去其他地方暫避。司徒華林和太太也被迫回了美國。

回到美國後,司徒華林1930年又回學校讀書,在耶魯大學讀博士學位。學位論文題目是《中國的精神文化遺產資料在中國青少年基督教教育中的運用:中國基督教教師指南和資料》。 1932年他獲得博士學位,同時也將博士論文作為一本書在中國印刷出版了[8]。後來他在美國,或在大學擔任聖經學教授,或在教會擔任牧師,再也沒有返回中國[1]。

司徒華林的太太出生於1884年7月8日,畢業於北卡羅來納州女子學院。她1906年7月被任命為傳教士,1907年10月啟程來中國。司徒華林在之江大學期間,她是之江大學的英語教師,後來跟隨司徒華林到金陵神學院,仍是擔任英語教師[1]。

他們兄弟中的老四1888年6歲時離世,我沒有查閱到任何有關他的記錄資料。網上的兩張有老四的照片中,看起來都像是穿著裙子的女孩(如圖二),但所有提及他的文字卻都說他是男孩。

與司徒雷登的兄弟們一樣,司徒雷登父母的一生也是十分低調默默事奉的傳教士。有關他們的資訊主要來自司徒雷登的《在華五十年》和參考文獻[9]。他父親的中文名字叫司徒爾,祖先是從蘇格蘭移民美國的新教基督徒。司徒爾的爺爺是牧師,父親是美國婦女教育的先驅,也是美國總統林肯的姨表兄妹。司徒爾出生於1840年,1868年受美國南方長老會差派來到杭州,1913年在杭州過世,事奉46年。司徒雷登的母親是1841年出生,1874年來到中國,直到1925年過世。司徒爾夫婦在杭州辦教堂和辦男、女學校,是“一直默默無聞,但卻意志堅定獻身於傳教事業”[9]。

司徒爾去世後,在杭州的傳教士和基督徒捐款建了一個教堂紀念他。 1917年教堂建成後,大家一致同意命名教堂為“思爾堂”,但司徒雷登認為父親生前不喜歡揚名,希望另取他名,因此取了“湖山堂”為名[9]。

相比於父母和弟兄們的低調默默無名,司徒雷登則是十分著名。這不僅是因為他寫了《在華五十年》的回憶錄,更主要是因為他曾出任了美國的駐華大使和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文章。

傳教士出任政治職位無可非議,但當政治現實與聖經教導相衝突時能否做出符合聖經教導的選擇,則需要對聖經的教導有極大的信心和堅持。司徒雷登是1946年7月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的,任期恰好是整個國共內戰時期。上任之初,他最大的希望是二戰結束後的中國不要再有戰爭。他愛中國,愛中國人民,就像聞一多對他的評價:“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 [10] 司徒雷登主張國共和談。

但現實的政治是,一方面,司徒雷登認識到“南京政府官員(國民黨)對中共威脅時存戒心,遍布失敗情緒,自由與糧食為人民怨忿政府之重心;中共之成功,多由於中國國民黨之無能與腐敗”。因此,司徒雷登在敦促蔣介石進行徹底改革沒有明顯效果時,他給美國政府的建議是“日益高漲的反美情緖提醒我們,假如不顧其他因素給予支援(支援國民黨政府),其結果只能使局勢更加惡化。” [11]

另一方面,司徒雷登也認識到“對中共本質不要有任何幻想,它與馬列主義已完全融合”[12] 。司徒雷登是當過多年金陵神學院教授的傳教士,他當然明白共產主義信仰和基督教信仰的完全不同。而且,他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不只是來自聖經的教導,同時也有來自他生活經歷中的親身感受。在他的《在華五十年》中描寫1927年的南京事件時,他說:“1927年3月24日,就在(蔣)委員長轉變之前(指1927年4月12日事件之前,作者註),強烈主張共產主義的武漢領導人試圖通過派遣一隊士兵屠殺南京的所有外國人,將他(委員長)捲入與西方國家的對立中。這些外國人大多數是傳教士,士兵們發現他們是如此友好和毫無戒心,因此本著中國人傳統繼承的正派沒有冷血地射殺這些無害的人。”[5, p.116]

面對腐敗又無力改革的國民黨和“本質上不要有任何幻想”的共產黨,當兩黨爆發內戰後,該做怎樣的選擇呢?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需要有堅定的信仰。司徒雷登選擇了寬容和接納共產黨。作家冰心曾說:“我就不愛聽什麼‘別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幫過很多進步學生,好幾個人都是坐著他的車才去了解放區。應該感謝每一個幫助自己的人,忘恩負義不好。”[13]

司徒雷登的這個選擇和同情並沒有贏得共產黨的信任,這從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就得到了充分的印證。他的和談主張也沒有得到民主人士如傅斯年和國民黨的認可。傅斯年在給當時的代總統李宗仁的信中說:“司徒大使實一糊塗人,傅涇波(司徒雷登大使的私人顧問,基督徒)尤不可靠,彼等皆不足代表美國,今日希望以美國之助,與共產黨取和乃絕不可能之事也。” [14] 國民黨的黃仁霖(上將,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在他的回憶錄中評論說:“司徒雷登是一個著名的傳教士和教育家。他實際上是北平燕京大學的創辦人,曾經出過一番力,因此他被中國政府和人民所推重,但他的政治見識和經驗卻很有限而且非常幼稚。”[15]

當共產黨在內戰中取得勝利,國民黨退出大陸時,司徒雷登進一步主張美國應承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他的這個主張不僅沒有被採納,還因為擅自聲明而引起了美國國務院的不滿,對他下達了「禁言令」[16]。他回到美國後甚至被麥卡錫主義者騷擾(麥卡錫主義指把一些美國人沒有證據地指控為共產黨人或同情共產主義者)[5]。 1949年12月,他罹患腦血栓導致半身不遂和失語症,1962年9月19日在華盛頓病故。

司徒雷登為什麼選擇了同情和接納信仰完全與聖經教導相抵觸的、他自己也確信不對的共產主義的政黨呢?根本的原因可能要追溯到他信仰的根基上。他是自由派基督徒,畢業於被稱為基督教自由派大本營的紐約協和神學院[17]。至於自由派基督教信仰怎樣影響了他的政治選擇?對這個問題的進一步討論超出了本文的範圍。在寫這篇文章時,我腦海裡總是在想,作為福音派基督徒,若我面對司徒雷登的那種境況,我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呢?我想我更願意以聖經的教導為最高原則,說明自己的思想,然後辭去大使的職務,去過象司徒雷登的父母和兄弟那樣的低調但安心事奉神的生活。

Ref#20230309

作者:方金琪 – 信望愛小屋。 2023-4-22。
作者保留所有文章及圖片版權。歡迎轉載。轉載電子版文章時,敬請註明文章作者和轉自www.healthChinese.ca,並請注意在轉載時,不得對文章進行任何刪改。若需書面轉載本刊文章,請先徵得作者書面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