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February 2015

“让他们感到被爱” 加州夫妇领养3华童

谢佛一家人合影。中间为妈妈翠茜和保罗夫妇,右边三个是领养的孩子,左边为亲生。(Paul Schaefer提供)

谢佛一家的亲生孩子和领养的孩子关系融洽。(Paul Schaefer提供)

在加州圣地牙哥,有一个八人大家庭。家庭的男、女主人保罗和翠茜。谢佛(Paul2 ,Tracey Schaefer)生育了三个儿女,今年最小的孩子也已读大三。两人先後从中国收养了两男一女三个孩子,最大的养子今年已15岁。两人表示,他们一直热爱中国文化,收养孩子的过程虽然很难,但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孩子们感到被爱,有安全感,而且永远不会再被遗弃。

他们表示,生活在圣地牙哥这个有很多亚裔以及文化多元化的城市,三个孩子都很外向,和同学朋友相处愉快,没有因为自己是被收养的而感到自卑。

这个家庭第一次收养中国孩子在2003年,当时一家人还住在科罗拉多州,两人透过科州一家专门介绍收养中国弃婴的组织“国际中华儿童服务中心”(CCAI)领养第一个孩子,这个14个月大的男童出生于中国贵阳市,他们给孩子取名萨缪尔(Samuel),孩子因为天生缺少左耳而被遗弃。爸爸保罗说,他们一直都很喜欢中国文化,再加上对宗教的热忱,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救助弃婴。

两年後,他们又收养一名仅16个月的广东女童,取名希望(Hope),希望是因为脸上有块很大胎记而遭父母遗弃。妈妈翠茜说,不在意孩子性別、长相及是否有疾患,只要是需要帮助的孩子,都愿意伸出援手,“其实很多孩子都是由于先天性疾病而被遗弃”。

2008年,夫妻俩又收养了八岁的健康男童。孩子生在河南,和父亲流浪到陕西宝鸡後,就遭到父亲遗弃。翠茜说,他们当时听说很少人愿意收养年龄较大的孩子,所以就收养这个男孩,取名柯帝(Cody),现在15岁。保罗说,柯帝当时不会英语,翠茜为和柯帝更好交流,专门去学中文,甚至去了解河南话。

现在,最小的孩子也已11岁,进入青春期。他们是否有身分认同的困惑?是否开始对自己的身世越来越好奇?或者对自己的身体缺陷越来越敏感?

翠茜说,这些事情完全没有发生在三个孩子身上。夫妻俩都告诉他们是被收养的孩子,所以孩子们对自己的长相和父母不同没有疑问。他们知道自己被遗弃,但从未详细询问过自己的身世,孩子们好像并不太关心这些。全家搬来圣地牙哥後,学校开设中文课,而且周围的亚裔面孔很多,孩子们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

翠茜说,孩子都在读书,学校的同学也知道他们是被领养的孩子,但从来没有听孩子回家抱怨说因为自己的生理缺陷或因为是被收养的而被同学欺负或嘲笑。在南加州这个多种族的地方,几乎没有人会特別强调族裔,或因为族裔而感到自卑。由于学校有中文课,柯帝因为懂中文而备受重视,也让他更加有自信。

她说,萨缪尔现在仍然缺少左耳,希望的脸上胎记也未完全消除,但两个孩子都非常外向,也很自信,从未要求父母给他们做手术。孩子们在学校也很受欢迎,朋友很多,看不出有任何社交障碍。柯帝的英语也很好,虽然比同班同学大一岁,但有很多朋友。

翠茜说,孩子们迄今还没有回过中国,主要是因为旅费太贵,负担不起。亲生的三个孩子在读大学,三个领养的孩子也要花钱,现在保罗是电脑工程师,她是全职母亲,一家人其乐融融。

柯帝说,他刚来美国时不懂英语,还好学校有有两位华人老师,每天帮他补习英语,进步很快。他现在更习惯用英语交流。他说,在学校裡从来没有遭遇过被欺负或者因为自己的身世而被嘲笑,即使刚来美国什么都听不懂,同学们也相安无事,在科罗拉多和加州都是如此。

而且相比中国的学校,美国的学校更让他快乐,至少不会因为写错字被罚写几十遍,也不会因为作业太多而熬到凌晨。不过刚来时,面对巨大的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他确实有“大脑当机”(mind shut down)的感觉,不过後来越来越好。他交了很多朋友,大部分是亚裔,明年要读高中,毕业後打算读大学。

2015年01月02日 12:12 世界日报

美国论战:中医针灸真有用?

很多人相信针灸治疗可以改善膝盖疼痛,但有研究指出,无论是针灸还是激光针灸,对中度到重度慢性膝盖疼痛的改善作用,都和安慰剂(假激光针灸)效果一样。《美国医学会杂志》去年10月发表了这项研究的论文,今年2月10日,这一美国顶级医学杂志又发表了来自5个国家8名学者的5封“致编辑的信”,就该刊发表的这篇关于针灸治疗关节疼痛随机临床试验报告,提出了不同意见。多家美国主流媒体和网站发表了相关消息和评论。

5封信来自美国、中国、新西兰、瑞士和德国,从不同角度对针灸治疗膝关节疼痛无效的结论提出疑问。认为论文在试验设计、针灸方法和计量、患者观察和评估、数据比较和结论、以及学术诚信等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杂志同时刊登了澳大利亚作者拉纳·欣曼等人的回复,对信中提出的大部分问题做了正面回答。

四十多年来,海外中医针灸师一直试图在现代科学体系内,证明和捍卫自己的古老医学理论。当全球最权威的医学刊物载文称“针灸无效”,自不免引发轩然大波。据南方周末报道,去年就有40位中医师集体向杂志投稿,他们中有来自中国23所中医院校的专家。

《美国医学会杂志》2014年10月发表题为“针灸治疗慢性膝关节疼痛:随机临床试验”的文章,介绍了澳大利亚博士拉纳·欣曼领导的一个14人工作小组进行的一次与针灸有关的实验,其结论是:“对于50岁以上患有中度或重度膝关节慢性疼痛的患者,同假治疗相比,激光针灸或针刺针灸治疗对改善疼痛或功能没有益处。我们的研究发现不支持对这些病人使用针灸治疗。”

不过,研究中没有拍摄X光片,另外研究者也承认“研究结果不能推广到其他种类的针灸治疗中”,研究结果仅适用于患有骨关节炎的病人。此外,研究中没有包括假针灸,因为假针灸很难瞒过针灸师(研究中采用双盲实验),而且研究者担心假针灸会带来一些额外的躯体感觉。

欣曼在接受路透社等媒体采访时强调,这一研究证明针灸治疗膝关节疼痛无效,建议膝关节疼痛患者选择膝关节托架、身体锻炼等物理治疗。

美国许多中医针灸师对这一研究结果表示质疑。他们认为,这项研究与针灸医生的临床经验、患者的亲身体验,以及近几十年来大量基础实验和临床试验研究结论不一致。

2014年11月在美国休斯敦召开的世界针灸联合会大会专门设立研讨会,探讨这一问题。与会的近百名学者对这项研究的方法等方面提出质疑,希望医学研究和相关管理机构不要过于草率得出结论。

在美国新泽西行医的博士李永明是5封信的作者之一。他对新华社记者说,在世界一流临床医学杂志上对针灸进行如此大范围的讨论非常罕见。编辑选发的几封信都很有代表性,指出了此项临床研究的许多不足,以及得出的结论过于草率。

针灸在美国常被用于西医的辅助性治疗,包括各种急性和慢性疼痛病症、抑郁症、不孕症、过敏症、戒毒、减肥、癌症辅助治疗等相关症状。全美近4万名持照针灸师,华人只有几千人,反而成了“少数派”。在针灸日益被美国主流社会认可的同时,道统的失落成了华人针灸师的隐忧。

中医学界很难发出有国际影响的文章。懂西方理论体系的海外针灸师,没有构建大规模试验的科研条件;而拥有众多样本的国内中医圈,却玩不转国际规则,很难做出高质量的试验设计。《美国医学会杂志》的这起事件后,华人中医师组成了好几个联盟,希望改变以往松散的架构,他们开始定期聚会,探讨重要议题。

来源:观察者网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中国人申请赴加拿大签证 飈升51%

  受惠于加元贬值导致人民币的购买力大增,以及中国公民掀起利用长假期出国度假的热潮等利好因素,中国公民在今年1月申请加拿大签证的个案数量多达1.5万份,与去年同期相比飈升了51%。

  每年的1月通常是加国最寒冷的月份,也是中国公民申请赴加签证人数最少的月份。但在今年的1月,中国公民申请加拿大签证的个案数量骤升至1.5万份,与去年1月的申请个案相比飈升了51%,情况相当火爆。
  对此,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Guy Saint-Jacques)表示:「我们对此感到惊讶,因为这一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为了应对签证申请个案大增的情况,加拿大驻北京使馆已向联邦政府提出了临时增派人手的要求,旨在将签证申请个案的审批数量提高50%。

  据加拿大旅游委员会最新发表的统计数据,在去年的1月至11月,尽管来自日本、南韩、墨西哥和印度的游客人数均以两位数的比例增长,但远远无法与中国游客的增长率相提并论。在去年的前11个月,从中国抵达加拿大的过夜游客的人数,较2013年的同期增长了29.4%。

  多伦多旅游局(Tourism Toronto)上周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是多伦多旅游业打破历史纪录的一个丰收年,多伦多总共接待了1,430万人次过夜游客的到访,与2013年相比增加60万人次。

  其中,到访多伦多的中国过夜游客的人数多达230,485人次,与2013年相比增长了27%。

  天宝旅游董事长张清说,过往几年,每逢农历新年或国庆节等中国的长假期,中国公民赴加拿大旅游的人数逐年增多。以刚过去的家庭日长周末为例,尽管天寒地冻,但由该公司的冬季旅游线路组团出游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飈升70%。

  他说:「与过往相比,中国公民申请加拿大签证较为容易,现在有很多中国游客只要一有长假期,便会出国旅游。可能因为中国国内的环境不佳,中国公民到国外度假现已成为一种趋势。对于到加拿大旅游的中国游客而言,他们是为了寻求不同的体验。」

  张清指出,加元在一年多来一路贬值,导致人民币购买力急遽增加,也是加拿大吸引中国游客的原因之一。他说:「实际上,很多中国游客在出行前早已计算过,在美元升值和加元贬值的情况下,前往加拿大旅游比到美国更加划算。」

2015-02-22 07:56:17 明报

1850年以前来华传教士的英年早逝

1850年以前来华传教士的英年早逝

查阅早期传教士的经历时,常会读到一些传教士在很年轻时就因各样的原因过世了。美国浸礼会传教士高伟伦(Francis Wayland Goddard)在其着作《前往中国的呼召》(Called to Cathy)中也说传教士:“在那块丧失至爱的土地上,只有极少数,甚至根本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予辅导或施加援手。他们只能孤单无助地预备棺材,挖掘墓坑,最后把亲人的遗体埋葬。”传教士究竟在多大的比例上英年早逝了呢?有没有可能进行稍定量些的研究了解?导致他们英年早逝主要又是些什么原因?每次读到一个早逝传教士的历史,这个问题就久久地盘桓在我脑子里,最后敦促我用下面的研究来对这个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要较具体了解早期传教士英年早逝,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无疑十分重要。我这里选取1850年以前到华人中宣教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分析样本。之所以以1850年为界,并不是因为这一年有任何特别的意义。而是,一方面我估计1850年前这样的传教士人数约在150人左右,数量上已经基本够做具有统计意义的分析了;另一方面150人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尽管不易,但还不至于太过艰巨。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中,我首先是尽可能全地找出这个时期的传教士,然后对每个传教士分“中英文名”、“出生日期”、“抵达华人中日期”、“逝世日期”、“所属宣教机构及驻扎地”、“过世年龄和原因、家庭变故、回国时间及参考文献”六栏进行列表记录。尽管这只是六栏简要的记录,但实际上需要对一个传教士的整个人生经历有基本的了解才能做到,因此,如果人数太多会使工作量太大而难以进行。

现有对1850年以前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记录比较全面的是Alexander Wylie(伟烈亚力)编写的《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1]。该书于1867年由美国长老会传道出版社在上海首次印刷出版,201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中文版[2],2013年伦敦被遗忘书籍出版社(Forgotten Books)再版英文版。伟烈亚力本人就是该资料中被统计的一员。他1847年作为伦敦会的传教士来到上海,主要负责伦敦会在上海的出版工作,直到1877年因健康原因回国。本文的统计记录就是在伟烈亚力的资料基础上进行补充的。

伟烈亚力的资料尽管仍是至今最为全面的,但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而需要补充的地方也十分明显。首先,他的资料截止于1867年,我们统计范围内的不少传教士当时仍在世,因此需要查阅补充这些传教士1867年以后的经历和过世日期。第二,伟烈亚力的资料可能主要是来自各宣教机构的记录,对这些传教士的教育情况、启程时间、到达时间、回国休假、最后离开、出版文献等记录较为详细。而对传教士的出生日期尽管有许多记录,但也有许多没有记录的。而出生日期对本文的讨论很重要,需要尽量补充。

第三,伟烈亚力的资料中对女传教士的记载十分缺乏。其资料中对男传教士什么时候结婚、太太原名、太太过世、男传教士再婚等多有记载,但对他们太太的出生日期和经历则较少记录。尽管如下面讨论将要提及的,英年早逝不仅在这些太太们中也普遍存在,而且很可能因分娩时死亡的常见而早逝比率比男性更高。但一是她们中的许多人的确切出生日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二是我担心对没有过世的太太们较少记录的这种资料不均衡而可能使我们高估英年早逝太太的比率,因此,本文的统计中对这些早逝的太太,除个别符合下面对女传教士的统计条件的外,均没有考虑。

有一些女士本人就是作为传教士差派出来的。她们出来时可能是单身。有的后来结婚了,有的一直未婚。如伟烈亚力资料中在传教士郭实腊条目中说,郭实腊1829年在马六甲娶了一名英国籍女士Mary Newell小姐为太太。Mary Newell为什么来马六甲?查阅其他资料知道她实际上是伦敦会的传教士,1827年就已经来到了马六甲,被称为是伦敦会的第一个女传教士[3]。Mary Newell出来宣教的部分资助来源于另一位叫艾迪綏(Mary Ann Aldersey)的女士。艾迪綏女士1837年也离开英国出来宣教,并于1843年到宁波开办“宁波女塾”,直到1861年退休去澳大利亚,被认为是到中国境内的基督教新教第一个女传教士[4]。她家境比较宽裕,尽管与伦敦会保持有密切关系,但没有接受任何宣教机构的资助,也终身未婚。在伟烈亚力的资料中找不到有关她的记载。

又如伟烈亚力的资料中有两条记载,一条是关于传教士亚历山大•施敦力(Alexander Stronach),另一条是关于他弟弟约翰•施敦力(John Stronach)。但2011年的一份中文报道说,在厦门发现有凯瑟琳•施敦力(Catherine Stronach)的墓碑。据墓碑记载,她是亚历山大的妹妹,约翰的姐姐,1866年过世时已经协助她的哥哥和弟弟在厦门办教育近20年[5],也终身未婚。但除了这个墓碑外,我未能找到任何其他关于她的记录资料。这些女传教士不应被遗忘!因此,我将那些本身也是受宣教机构资助出来的女性或者从事宣教工作(不管是否有宣教机构资助)但直至离开或过世仍未婚的女性,也尽量补充到我的统计中。但对于绝大多数男传教士的太太,我在统计中仍未包括他们。

除上述三个需要资料补充的方面外,伟烈亚力资料中对男传教士也遗漏了一位,那就是Samuel Robbins Brown。他1838年作为美部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驻地在广州。1847年可能是因病回了美国。伟烈亚力的资料中在介绍其他传教士时提到过他的名字。另外,还有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1796-1879),他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医学传教士,同伯驾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医学传道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6]。他是东印度公司的医生。维基百科说他是兼职传教士,但我没有查找到任何宣教机构资助他的证据,他的宣教工作很可能是义务和自费的,这也可能是为什么伟烈亚力的资料中没有包括他的原因。但如上所述,我们不应将自费的传教士排除在统计之外。而且,郭雷枢尽管在中国19年后于42岁时已经回国,但在83岁高龄时才过世,我希望我的统计中尽可能包括哪些没有英年早逝者,以免统计结果高估英年早逝的比率。因此,郭雷枢也包括在了我的统计表中。

以上是关于资料的收集。在资料选择处理方面,伟烈亚力资料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把那些早期到新加坡、马六甲、曼谷、印尼首都巴达维亚(雅加达)等地的华人中宣教、但可能从未到过中国的传教士也包括了在内。这样的传教士比率不多,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我也认同应该包括他们。当时清朝政府的政策是不准外国人在中国传教,不准外国人学习中文,不准外国女士登陆中国领土的“三不”政策,因此,那时多数来华的传教士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南洋的华人中进行宣教事工。他们不仅是作为服务中国人差派出来的,而且也确实是工作在华人之中,并学习中文,很多人都有中文著述。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尽管清朝政府的政策没有多大的变化,但男性传教士可以以各种理由临时性进入广州、澳门了。

另外,伟烈亚力资料中的第一个传教士是1799年到印度的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而不是我们熟悉的马礼逊。马士曼的工作是同澳门出生在印度威廉堡学院教授中文的亚米尼亚人拉沙(Johannes Lassar)翻译了《圣经》[7]。尽管他的工作十分有意义,他的家庭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十二个子女中有七个在他之先过世,但他既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在华人中宣教过,因此在我们的统计中还是没有包括他。

伟烈亚力资料中在我们统计范围内的传教士共计131位。在我们进行补充整理后共计143位。增加不多。这主要是因为有关女传教士的记录资料太少。我们补充了10位女传教士,但有三位的资料不全。也可能还有其他女传教士被遗漏了,希望将来进一步补充,并把传教士太太们的资料也收集进来。限于篇幅,这里没有附上我整理的统计记录表。

二、传教士抵达时平均年龄27岁,40岁以前十分之四过世

在我们收集统计的143位传教士中,所有人开始抵达宣教地的年份均有记录,其中绝大部分都有具体的抵达日期记录。他们若最后离开了宣教工作,离开的年份或具体日期也一般都有记录。在这143位传教士中,统计记录中有101位有出生时间和过世时间的记录,根据这些记录计算得知,抵达华人宣教地时他们中最年轻的不到19岁(Alanson Reed),最年长的45岁(Thomas Hall),平均年龄是27岁。

在另外的42位传教士中,有17位有过世时间的记录,但没有他们的出生时间记录。剩下的25位中,有3位有出生时间记录,但未能找到他们的过世时间纪录,其他的则既不知道他们的出生时间,也不知道他们的过世时间了。上面我们说根据那101位有完整记录资料传教士的计算,他们抵达华人中开始宣教的平均年龄是27岁,因此,我们对17位有过世时间记录的每位传教士,我们用27加上他从抵达宣教地到过世的年份来估计他过世时的可能年龄范围。例如,对一个从抵达宣教地到过世为5年的传教士,我们估算他过世的年龄为27+5=32,并记录为30s(30余)岁。尽管这不是一个精确数据,但平均而言误差应该不大。对另外25位无法估算他们过世年龄的我们暂不包括,这样我们可得出表一中第I栏的统计分析数据。

从统计记录中可以发现,在高寿命传教士中有许多是在华人中做过不太长时间宣教工作后因健康等原因永久回国了的。如表一中41位过世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传教士中,有25位已经回国超过了三十年,最长的已经回国六十六年。显然,把他们一直计算在传教士内计算寿命并不妥当。但对40岁左右或以上回国,在华人中已经宣教了一些年份而没有过世者,即使回国后他们又活了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仍希望将他们保留在统计之中,以免任何可能的高估英年早逝的比率。因此,我这里只把35岁前就永久回国并且回国以后五年之内没有过世者从统计分析中减去。选择35岁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只是他们服务的时间还不太长,离我下面讨论中的英年早逝年龄上限,49岁,还有相当的年限距离,不会因减除他们而不合理地高估英年早逝者的比率。而之所以选择回国五年后过世的才不包括在统计中,是因为这些短期事奉后就提前回国的传教士,回国的原因绝大部分都是因为重病这一健康原因。他们有的返回时在船上就过世了,有的返回后病了一段时间仍没有好转而过世。因此,我们这里大致以五年为限,五年之后才过世的我们就假定他们的过世与曾经的宣教工作没有因果关系而可以不包括在统计分析中了。作了这种减除后,我们统计计算就得到了表一中第II栏的统计数据。

分析统计表的资料记录,有一个原因可能会导致对英年早逝比率的高估。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记录可能对那些在宣教事工中过世了的人记录较全,而对没有在宣教事工中过世的传教士记录有遗漏。因此,有必要对我们统计表中那25位不能确定过世年龄的传教士的资料也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这25位传教士除一位不确定外,其余全部回国了。而且其中服务短于8年的有18位,占72%。按27岁抵达宣教地的平均年龄计算,服务少于八年的平均年龄小于35岁,按我们第II栏统计的规定本来就应减除。对剩下的7位,我们假定他们中没有英年早逝者,全部进入了五十岁以后的年龄,加入总计人数中。也许他们中有五十岁前过世的。但当资料不确定而必须进行选择性处理时,我们倾向向减小而不是加大英年早逝比率的方向选择,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统计分析可以说没有高估他们的英年早逝比率。把这7人作为没有英年早逝的人数加入总计人数后,我们就得到了表一中的第III栏的统计数据。

表一:不同年龄段过世传教士的人数及其百分比率。

统计方式 29以下 30-39 40-49 50-59 60-69 70 岁及以上 总计
I 13(11%) 29(25%) 11(9%) 12(10%) 12(10%) 41(35%) 118
II 13(13%) 29(30%) 9(9%) 10(10%) 11(11%) 26(27%) 98
III 13(13%) 29(28%) 9 (9%) 104

I、未包括25位不知过世年龄的传教士。
II、未包括25位不知过世年龄的传教士,并减除了35岁前就永久回国并且回国后五年以内未过世者。
III、包括全部传教士,但减除了35岁前就永久回国并且回国后五年以内未过世者,并对25位不知过世年龄的传教士按抵达时平均年龄27岁计算,35岁前(宣教时间短于八年)就永久回国的不纳入统计分析,35岁之后回国的(6人)全记入高寿人群加在总计基数内计算。

从表一第III栏统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传教士中,39岁及小于39岁过世的比率高达41%,49岁及小于49岁过世的则占一半。尤其是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早逝的人数比率特别高(他们平均抵达年龄为27岁,27至29只有三年,所以二十多岁的死亡人数占13%也已经是相当高了)。这与历史记录事实也相吻合-他们来到的时候平均27岁,几年内高比率地死亡;然后又有年轻新来到的,又几年内高比率地死亡……。这种情况至少到十九世纪中后期也没有显著的改善,后来的中国内地会就说他们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十年之内有一半或过世,或辞职,而导致辞职的主要原因是健康的恶化[8]。

三、太太们的英年早逝比率高于男传教士

上面的统计分析基本上没有包括传教士的太太们。但从频繁的分娩死亡记录,让人感到她们的英年早逝死亡率可能高过男性传教士,因为在其他死亡原因中,除意外事故死亡女性可能低于男性外,其他原因导致的死亡率男性女性应该没有太大区别。

我们的统计表中对在宣教地死亡的太太有简要注明。尽管她们的死亡多只是在记录男传教士生平时顺带提及,我们也多不知道她们的出生日期和死亡时的具体年龄,但若她们的死亡是在宣教期间发生的,宣教机构一般都记录了,这样,尽管我们难以对她们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但将她们的死亡人数与同期男性传教士的死亡人数进行比较还是可行的。而对她们死亡时的年龄,当不能确定时,我们可以以她们丈夫当时的年龄作为参考,她们的年龄应与她们自己丈夫的年龄相近并且一般略小于自己的丈夫。若丈夫的年龄也不能确定,就用从他们进入宣教地到她死亡时间之间的年数加抵达宣教地的平均年龄27岁来估算。

表二中列出了1850年以前(不含1850年)死亡的男性传教士,表三中则列出了同期死亡的传教士的太太。即使表二中我们把两位35岁前就离开了中国并且离开五年以后才过世、在我们的表一第II和第III栏统计分析中均没有被包括的两位男传教士也包括在内,总人数为28位,仍低于同期太太的29位死亡人数。

与男传教士相比,这个太太群体存在以下特点。第一,不少男传教士是先开始在华人中宣教,后来才结婚的,因此,太太到来宣教地的时间平均比先生要晚。第二,因为先生一般是同比自己年龄小一些的女士结婚,太太的平均年龄比丈夫们要小。第三,由于至1849年仍有些男传教士未婚,以及在一些男传教士过世后他们的太太带子女回国并多没有了随后的记录,但太太过世后男传教士丈夫多仍会留在宣教地,因此,在宣教地的太太总人数比男性传教士的总人数要少。在这三个特点下,太太的死亡人数却仍反而高于男传教士,不能不说太太的英年早逝比率显著高于男传教士。

表二:截至1849年过世的基督教新教男性传教士

姓名 过世时间 过世年龄 过世原因
1 William Milne米伶 1822/6/2 37 因病。
2 John Slater 1823 30s 因病。因病回国第二年过世。
3 Robert Fleming 1823 30s 因病。
4 John Ince 1825/4/24 29
5 James Humphreys 宏富礼 1828 30s 因病。因病回国很快过世。
6 Daniel Collie 高大卫 1828 30s 因病往新加坡,船上过世。
7 John Smith 1830 30s 因病回国很快过世。
8 Samuel Munson撒母耳-文信 1834/6/28 20s 被食人族吃掉
9 Robert Morrison马礼逊 1834/8/1 52 高烧。
10 Edwin Stevens 1837/1/5 35 间歇热。
11 Samuel Wolfe 1837/4/27 25 因病往菲律宾船上过世。
12 Alanson Reed 1837/8/29 30 因病。
13 John A. Mitchell 1838/10/2 33 因病。前往中国旅途中在新加坡过世。
14 John Evans 1840/11/28 30s 霍乱。
15 Nathan Benham 1840/4/6 29 船翻。
16 Samuel Dyer 撒母耳-戴尔 1843/10/21 59 疟疾。
17 Samuel Kidd 基德 1843/6/12 43 因病回国,14年后癫痫病过世。未包括在统计分析中。
18 David Abeel雅裨理 1846/9/4 42 肺结核回国,次年过世。
19 Samuel Cornelius Clopton 跏立顿 1847/7/7 31 热病。
20 Walter Macon Lowrie娄理华 1847/8/18 28 遇海盗坠海遇难。
21 Heinrich Kuster柯士德 1847年秋 26 因病。
22 John Lloyd卢一 1848/12/6 35
23 John Sexton James 1848/4/15 30 在船上同太太被风浪卷入水中。
24 Samuel Milton 1849 50s 与宣教机构联系已终止24年,未包括在统计分析中。
25 William John Pohlman 博曼 1849/1/5 36 海难。
26 Benjamin Southwell 1849/10/5 27 热病。
27 William Farmer 1849/3/23 30s 因病回国,死于船上。
28 Phineas D Spalding 1849/9/14 30s 因病回国,船难过世。

 

 

表三:截至1849年过世的基督教新教男性传教士的太太

序号 姓名 过世时间 过世年龄* 过世地点 过世原因及附注
1 Mrs. Milne米伶太太 1819/3/20 35 Malacca马六甲 因病。
2 Mrs. Morrison马礼逊太太 1821/6/10 (39) Macao澳门 霍乱。
3 Mrs Collie 高大卫太太 1822 20s Madras 抵达目的地马六甲前病世
4 Mrs. Ince 1822 (26) Penang 丈夫3年后过世.
5 Mrs. Humphreys宏富礼太太 1827/8/29 30s Malacca马六甲 丈夫第二年过世。
6 Mrs. Gutzlaff(1st)郭实腊第一个太太 1831/2/16 36 Bangkok曼谷 分娩时过世。双胞胎女婴,一个出生当天死,一个四个月后死。
7 Mrs. W Dean (1st)粦為仁第一个太太 1835/3/5 24 Singapore新加坡 刚到几个月。
8 Mrs. H. Lockwood 1836/8/9 20s Batavia巴拉维 结婚不到半年.
9 Mrs. G Wood 1838 20s Singapore新加坡 抵达当年过世。
10 Mrs. S. Johnson (1st)詹思文第一个太太 1839/1/8 (35) Philadelphia菲律宾 因病回国,途中过世。
11 Mrs. S. Johnson (2nd)詹思文第二个太太 1841/7/1 (38) Bangkok曼谷 热病。
12 Mrs. Boone 文惠廉太太 1842/8/20 (31) Amoy厦门 热病。
13 Mrs. Dean (2nd)粦為仁第二个太太 1843/3/29 (36) Hong Kong香港 天花病。
14 Mrs. Shuck叔何显理 1844/11/27 27 Hong Kong香港 分娩时过世。
15 Mrs. Ball 波乃耶太太 1844/6/6 (48) Hong Kong香港 两个小孩同时过世。
16 Mrs. Doty罗啻太太 1845/10/6 39 Amoy厦门 热病。
17 Mrs. Hobson合信太太 1845/12/22 (29) At sea 海上 因病回国,船已经能看到英国时过世。
18 Mrs. Fairbrother 1845/9/18 20s Shanghai上海 抵达不到3个月。
19 Mrs. Pohlman博曼太太 1845/9/30 35 Amoy厦门 突然过世。
20 Mrs. Devan 1846/10 (37) Canton广州
21 Mrs. J. Stronach约翰-施敦力太太 1846/3/7 (36) At sea海上 因病回国,死于船上。
22 Mrs. Speer 1847 (27) Macao澳门 上年底才抵澳门。
23 Mrs. Jarrom耶伦 太太 1848 (33) Ningpo宁波
24 Mrs. J W Johnson赞算约翰太太 1848/1 20s Hong Kong香港 因病。刚到不久。
25 Mrs. J S James 1848/4/15 (30) Hong Kong香港 在船上同先生被风浪卷入水中。
26 Mrs. White 怀德太太 1848/5/25 (28) Fuh Chua福州 肺结核。抵达不到10个月
27 Mrs. Jencks 1848/6/27 (26) At sea海上 因病回国,死于船上。
28 Mrs. A Wylie伟烈亚力太太 1849 (34) Shanghai上海 抵达才一年多。
29 Mrs. Gutzlaff(2nd)郭实腊第二位太太 1849/4 (46) Shanghai上海

*:对不能确定死亡年龄的太太,在括号中注明了当时她丈夫的年龄。部分记录来源于[9]。

 

四、当时美国的人均寿命情况和儿童死亡

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当时传教士和他们的太太英年早逝的比率很高。那是不是可能因为当时的人均寿命低,他们即使在他们的原居住国也会如此呢?因此这里我们来了解一下1850年美国的人均期望寿命情况。

据参考文献[10],1850年时美国的人均期望寿命确实不高,只有38.3岁。但这是0岁人的平均期望寿命,计算了婴儿和儿童的死亡在内。一个人若能躲过婴儿时的高死亡率活到十岁,平均期望寿命就急剧上升到58岁了;能活到二十岁,平均期望寿命就上升到60.1;三十岁时,平均期望寿命是64;四十岁时为67.9。五十岁时为71.6岁。传教士来到的时候平均年龄是27岁,而且来时都身体十分健康,若他们仍留在美国,平均期望寿命应该至少达63岁左右。

上述表一中第II栏统计比第I栏减去了二十位35岁以前就永久回国并且回国五年内没有过世的传教士。我们来看看这二十位很早就回美国了的人的寿命情况。他们在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六十多岁和七十岁以上过世的人数分别为2、2、1、15,即活到70岁以上的占了75%。他们离开宣教地回国的原因多是严重的身体健康问题,但只要他们不在回国的船上过世,回国五年内不健康恶化过世,他们的绝大部分活到了七十岁以上,与1850年时美国平均情况基本相同。

尽管早期传教士的儿童子女的死亡率被认为比同期美国、英国的高三倍左右[8],我们这里统计中的传教士的子女死亡率也十分的高,催人泪下,但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尚未去整理和分析这些儿童的死亡情况。由于丈夫和太太的早逝、儿童的夭折,使得在我们统计表中有家庭的传教士在宣教期间没有失去过亲人的家庭十分少。许多是失去了几位亲人,甚至是一家几人同时过世。如我们熟悉的郭实腊,第一位太太分娩时死,双胞胎女儿一个当时死,一个四个月后死,第二位太太1849年过世,而他自己1851年过世时刚娶第三位太太新婚回香港,年仅48岁。波乃耶48岁那年太太和两个儿子同天过世。詹思文1833年抵达,1835年两个儿子死,1839年太太因病回美国很快过世,1841年第二位太太又死于热病。我们比较熟悉的米伶,1813年抵达,1816年儿子过世,1817年女儿过世,1819年太太过世,1822年37岁时自己过世。接替米伶过世后工作的宏富礼1821年底抵达,1827年太太过世,不久一个儿子过世,1828年他自己因健康原因回国后很快过世。叶纳清42岁那年在为他人治病时全家感染霍乱,他和一个儿子同天过世,另一个儿子第二天过世。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宁波的罗尔梯(Edward Clemens Lord)。1847年抵达宣教地,1849年他的第一个儿子,一岁半病死,1850年第一个女儿出生一个小时后死,1853年太太因病返回美国过世。年底罗尔梯娶第一个太太的妹妹返回中国。1860年第二个太太肺炎过世,年仅29岁,留下五个年幼孩子。1861年第三次结婚娶Jemima Bausum。Jemima就是知名的包森夫人,当时已守寡,丈夫过世前也是驻宁波的传教士,是三个未成年孩子的母亲。当时Jemima把三个孩子放在英国的寄宿学校,自己返回宁波的工作中-管理一个有五十个女学生的女校。但她两个年龄较小的儿子不适应在英国的寄宿生活。同罗尔梯结婚后,罗尔梯在美国的姐姐(Sister,或是妹妹)愿把为他们照看孩子当作对中国事工的支持,于是,Bausum先把罗尔梯的五个小孩送到美国,又去英国把自己的两个年幼的儿子接到美国罗尔梯的姐姐那里。Bausum又返回宁波的工作中。但她再也没有见到过她的儿子们,她1869年病逝了。

第三个太太过世后,罗尔梯先后还有三次婚姻。我们不知道他第四次婚姻和第五次婚姻的太太的出生时间,可以肯定的是都比他年龄要小。她们分别在结婚第二年和第五年过世了。1884年他第六次结婚。三年后他们夫妇同时感染霍乱,罗尔梯先过世,70岁,四天后他的第六位太太也过世,年仅36岁。他的六位太太中的五位,还有他自己均安葬在宁波[11]。

五、早逝的主要原因

在表二和表三死亡的57人中,除去四位没有记录死因的以及两位回国已经超过五年的男传教士,还有51人,24位男传教士和27位太太。他们具体的死亡原因是2人死于冲突之中,包括一人被食人族吃掉和一人在杭州湾遇海盗坠海身亡;2人死于分娩;5人死于船难,其他的42位均因病过世,占82%。因此,导致他们死亡最主要的直接原因无疑是疾病了。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如此年轻就高比率因病早逝呢?

过往的研究强调了新环境的不卫生和他们对新环境的不适应,甚至认为在新环境中的孤独和人们对他们信仰的排斥而使他们的传教工作成绩甚微等也是原因[8]。但在整理统计记录的过程中,我愈来愈感到导致他们高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缺医少药。

我们今天生大病了毫无疑问是去看医生、住医院。但在我记录整理中的传教士和他们的太太们生病后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去旅行,希望换一个环境和空气能使疾病得到康复,因为他们的生活地既没有医生更没有医院。他们生病后通常的做法是,若病急,一般很快就在家里过世了。若没有很快过世但又不见好转,就选择就近旅行,比如去其它传道站。若有船出海,跟船出海被认为是很好的,希望“换换空气(change of air)能帮助恢复健康。如表二中1837过世的Samuel Wolfe,他是在前往菲律宾的船上因病过世的。但实际上他并不是有事去菲律宾,而是因为持续病重不能康复又刚好有船要去趟菲律宾,他就跟行,期望海上空气和旅行能帮助他康复。又如罗尔梯第一个儿子和第一个太太死前均是跟船出海,希望不同的空气能帮助他们康复[11]。若短程旅行仍不能使疾病好转,最后一步就是选择回国。回国的旅程一般是四到六个月的海上航程,上面表二、表三中因病死于船上或途中的一般就是这种因病在回国旅途上的。

第二个让我意识到缺医少药可能是他们英年早逝最主要原因的是,在本文统计的传教士中我能确定的共有六位是医学传教士。他们全部没有英年早逝,有五位活到了70岁以上。过世年龄分别为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82岁、伯驾(Peter Parker)83岁、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84岁、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78岁、合信(Benjamin Hobson)57岁、高明(甘明,William Henry Cumming)73岁。而在他们的太太中,也只有合信的太太于1845年因病返回英国途中在船上过世。他们的子女夭折方面,据我统计记录表中的资料,高明的四个儿女中有两个在中国时夭折了。郭雷枢的三个儿女后来都或早逝或夭折了,但那时他早已返回英国。尽管统计表的资料可能还不完全,但基本可以确定英年早逝和子女夭折在这些医学传教士中的发生比传教士的平均情况明显要好。他们有过因病不得不旅行或回国,子女夭折在他们中也有发生,但与当时英国、美国的平均状况可能差异不是十分大。由于传教士抵达后为了广泛地接触中国人,他们多三三两两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因此,这些医学背景的传教士对其他异地的传教士帮助不是太大,但他们的医学知识对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周围人,有可能显著地减少了早逝的情况。

上面讨论中提到德国礼贤会在广东的传教士叶纳清为他人治病时全家感染霍乱,他和两个儿子过世。中文资料说他“精通医术,积极救治乡民和教友”[12]。查阅英文资料,尽管说他向中国人分发药品,但他并没有医学教育背景,他在广东的工作也是开办学校,是教育传教士。一个开办学校的传教士不得不也给人看病,最后全家感染霍乱,三人过世,这也使我们能感受到当时医生和医药缺乏的情形。尽管这些传教士他们从国内来时带了些中国人没有的常用西药,但真正遇到大病时他们的境况可能比当时的中国人还糟糕,因为中国人还有传统中医多少可以得到些帮助,但他们一旦染病,除了去旅行换空气之外,无处求助,唯一的指望就是自我康复。有研究认为中国古代人均寿命约35岁,除去婴幼儿死亡率后的人均寿命约57岁[13]。若这研究可信并可作为1850年前后中国人均寿命情况的参考的话,传教士及其太太们不仅自己在三十岁上下大量过世,其子女的夭折率也十分之高,人均寿命无能是考虑婴幼儿的还是只考虑已成年的人的,估计都要明显低于当时的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除疾病而外,导致太太们死亡的第二大原因是分娩时死亡。尽管我们的样本不多,很难说分娩导致的死亡比率,但我们可能仍会思考是谁在为她们接生?我们传统中国社会在没有医院、医生的时代,是由接生婆接生。接生婆一般是年长的妇女,她们可能自己就有生育的经验,经常接生也可能使得她们更有基本的常识和经验。但是,这些传教士夫妇,她们年轻,很少或完全没有生育经验,他们所在的是举目无亲甚至充满敌意的异国他乡,为了尽可能广泛地同中国人接触,他们甚至都没有聚集在一个地方,而是三五成群分散各地,相互的帮助有限。当面临分娩时,即使从没有过经验,也只能去面对。这样的情况下,分娩时的死亡率偏高,实在不难理解了。

除生病无法得到医治之外,二、三十岁的青壮年发病率如此之高,无疑还有其原因。这个原因被主要认为是环境。环境的影响包括两方面,一是环境的不卫生,二是他们对环境的不适应。我还没有读到过传教士抱怨中国的卫生环境,但在到中国的西方旅行者的文字中还是不难见到。如我曾读到一位到广州旅行者在1906年6月29日寄回美国的明信片,上面的文字是“Canton is aweful, hot and smelly”(广州太糟糕了,又热,气味又难闻)。不良的卫生环境无疑会对他们更经常患病有影响,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健康,较难确定。因为他们自己选择吃住的地方,若有可能选择相对较干净的地方居住,可以尽力维持自己居住环境的卫生,可以选择自己认为较卫生的东西吃,则有可能明显减小这种不良影响。在我们上述的42个因病过世的例子中,有13例记录了具体是因为什么病。这包括天花病1人,疟疾1人,肺结核2人,霍乱2人,热病和高烧7人。其中天花、疟疾、肺结核、霍乱都可以确定是流行性疾病,与环境卫生有关。

对环境的不适应也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因生活习惯不同,到一个新环境后的暂时性不适应。如在中国水必须烧开之后喝;由于中国种菜施用人粪,所有蔬菜必须熟食,不能生食等。在我们的统计表中也确有因腹泻或痢疾而过世的。但这只是需要生活习惯的改变,当有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可能不难改变。另一种不适应则是生理上的不适应,很难通过自身习惯的改变而适应,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进一步讨论的炎热气候对白人传教士的困扰。

学理专业的人大多知道有一门学科叫“人种地理学”。认为黑人、黄种人、白人因长期生活的地理环境不同而形成了一系列适应性生理特征。如黑人长期生活在热带地区,黑色的肤色可保护皮肤免受日光的灼伤;浓密的卷发可防止头被日光晒昏;宽厚的鼻、唇扩大了粘膜面积,可促进蒸发散热。北欧地域人长期生活在较寒冷地区,鼻子高而狭窄,使冷空气经过预热后再进入气管和肺部;肤色浅白,可使皮肤少受冻伤;身材高壮。黄种人的特征则多介于黑人和白人之间。

现代由于科技的发达,空调和暖气的广泛使用,已使我们较少去注意和谈论不同种族对气候的反应了。但在日常生活里,我们仍能时常感受到。我在中国南方长大,现在生活在加拿大。对我来说,加拿大多伦多极少摄氏30度以上温度的夏天是舒适极了。但对我周围的白人友人,夏天却常听到他们在说热得难受。如我们的英国裔牧师,气温在28-29以上时就常说太热,因此夏天在我家团聚时,我和太太总是或特别为他开空调,或为他准备一个专用电风扇。多伦多2012年夏天有一天有36摄氏度的温度,新闻报道说热死了225人,而且说多伦多市历年的纪录中,热死的人比因寒冷死的人多[14]。若对不同种族的气候适应差异没有认识,这会让我们华人,尤其是来自中国南方的华人觉得不可思议。2013年7月英国发生2006年以来的最严重的持续高温,最高气温是32.2摄氏度,当时的新闻报道说760人被热死。这让中国读者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嘲笑英国人人种[15]。实际上这与人种优劣没有关系,白人比我们怕热不说明他们比我们劣等,就像他们比我们更不怕冷并不说明他们比我们更优秀一样。是祖先长期生活的环境不同引起的身体适应性变化所致。

在我们的上面提及的13例死亡病因记录中有7例是热病(fever)(包括1例高烧),占了一半以上。热病是什么病?现代英文对fever的定义就是发烧,引发的原因多种多样。中文认为热病分几种:①外感热性病,广义的伤寒;②伤寒病之一种;③夏季伏气所发的暑病,症状是头疼,身热恶寒;④五脏热病。尽管我们对当时传教士热病的具体情况还缺乏了解,但从已有的记录判断,确与炎热的气候相关。如我们统计记录中31岁过世的Samuel Cornelius Clopton(跏立顿),伟烈亚力的资料记录中就十分明确地说他是1847年6月30日在烈日下在广州参加A. H. Everett(美国驻广州的专员)的葬礼患上热病的,1847年7月7日过世[1]。

总体来讲,传教士不是一个追求生活享乐的群体。但是,尤其是在中国南方的传教士,对夏天避暑这个享受确实是有过追求。中国的四大避暑胜地:江西庐山、浙江莫干山、河北北戴河、河南鸡公山全部开创于传教士[16,17]。为什么这些传教士对金钱和其他物质享受没有太多的追求,但对“避暑享受”却情有独钟?从在中国长大,后来成为美国女性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的一段回忆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说:“牯岭不只是一个避暑地,更是一个救生站。特别是在我童年的时候,当白人对热带疾病缺乏免疫力时……许多孩子的死亡迫使父母去找一个能安全度过夏天的地方。而我的父亲便是最早选择庐山避暑的人之一”[18]。

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1852-1931)是美南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s South) 来华的著名传教士,1880年同新婚妻子卡罗琳来华,主要工作在江苏。在生赛珍珠之前,他们夫妇在中国还曾生过三个孩子,但全部在夏天死于热病[15]。因此,当卡罗琳怀赛珍珠后也许是担心失去这第四个孩子,她休假返回美国生下的赛珍珠。而当1897年英国循道会传教士李德立开辟牯岭避暑地时,赛兆祥于1897年1月14日就买下了编号为86A的土地,建造了一个小型的石头别墅,即今庐山牯岭中四路310号别墅。炎热夏天对这些白人传教士英年早逝的影响,将来我们还可以通过研究对比中国南方和北方传教士在这方面的死亡差异来进一步探讨。

最后一个要讨论的导致传教士英年早逝的常见原因是意外事故死亡。这主要包括交通事故和人际冲突事故死亡。传教士旅途行程较多,在我们本文讨论时空范围的传教士主要旅行的交通工具是坐船,因此他们的交通意外主要是船难。在我们表二、表三种的51个死亡例子中,5位死于船难,占十分之一,比率十分高了。在人际冲突中方面,是一人死于食人族,1人死于海盗的攻击。在1850年以后的中国,人际冲突方面导致他们早逝的主要因素是战乱、土匪、以及共产主义者,而船难和海盗攻击导致的死亡逐渐减少。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知道1850年之前来到中国人中的传教士,平均到来时的年龄约27岁。他们在四十岁以前死亡的占十分之四以上,五十岁以前死亡的占一半。太太的早逝比率高于男传教士。加上非常高的儿童夭折率,使他们绝大多数家庭都经历了过早失去亲人的痛苦。导致他们英年早逝的四大主要原因是:缺医少药,对炎热气候和热带疾病抵抗力低,不卫生环境下的流行性疾病,以及事故性意外死亡。

作者:方金琪(信望爱小屋),2015年2月16日,作者保留所有文章及图片版权。欢迎转载。转载电子版文章时,敬请注明文章作者和转自www.healthChinese.ca,并请注意在转载时,不得对文章进行任何删改。若需书面转载本刊文章,请先征得作者书面许可

老挝:一个值得学习的落后国家

2005年我下岗后,曾在老挝做过五年的生意。总想把我在老挝的见闻和感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记得我刚到老挝,一路上都看到贫穷、落后的村落和人群,一下找到自己失落已久的优越感和自尊心。老挝也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党旗几乎与我们的一模一样,政府、军队编制与我们也差不多。

我在老挝的川矿省风沙湾市呆了五年,在老挝呆的时间越久,就越来越喜欢上了这里的风土人情。老挝原是法国的殖民地,受欧洲人文影响很大,现在在万象、南郣拉帮等地还有法国长住人口(法国街)。老龙族是老挝最多的民族,其次是苗族(可一夫多妻)。老龙族在老挝的地位相当于我们汉族,老龙族语言与我们的云南省的傣族相似。主食是糯米,大米较少。老挝是个山地为主的国家,到处青山绿水。几乎没有工业,污染也极少。优美的自然环境,养就了善良朴实的民风。记得我刚去的时候非常不习惯,居然没有偷盗、抢劫、打架斗殴的事情、甚至鲜见吵架、大声说话。我的小心经常被人笑话,记得一次我要乘车去普坤,到车站买完票却发现早去了两小时,朋友让我先去他喝咖啡,晚点再来。我于是准备拿行李跟朋友走,朋友却让我把行李就放在候车厅椅子上,当时为了面子没拿就走了,心里七上八下的。包里除了衣物还有一台日本像机,我最后还是催促朋友尽早返回车站。看见行李还在,就赶紧打开行李看,居然一样不少,这事被朋友嘲笑了很久。

老挝还有一个更奇怪的的现象是,国家政策、法律都无道理的倾向穷人,比如做一般小以生意不好的理由,拒向政府交税,过后政府也不过问。做大生意的税管得很严,少交、欠交可能会吃官司、进监狱。富人、官员与普通民众非常平等和谐。记得在老挝过的第一个春节,是在朋友家聚餐,还请了省长、公安厅长、及当地老华侨。席间公安厅长讲到他发生的一件事,让人难以相信。故事是这样的,一天他开车(白色丰田越野)去办事,途中停车在路边,下车去商店买水,这时一个醉酒(老挝可以酒驾)的,开摩托车的小伙子撞了上来,公安厅长回来后,发现就赶紧送伤者去医院救治,公安厅长不仅负责了伤者的医疗费、营养费,还承担两台车的维修费。夸张的是伤者并不领情,最后感谢话都没有一句。我表示怀疑,朋友们的老婆证明了此事的真实。因为她陪厅长夫人去送过几次水果和食品。总之在老挝强者与弱者、富人与穷人发生冲突造成后果的法律和处理结果一定会偏向弱、穷者。理由是强者和富人更应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当然当地的居民对富人和官家都很尊重,少有仇富、仇官现象。另注:公安厅长的是自己掏腰包的。

老挝政府大选前早早的公布参选人名单、照片及简历到处张贴,并都要在电视上发表演。老挝公民是一人一票,包括边远山区的公民都必须参加投票。是否公证我就不清楚了。记得刚去时有同胞对我吹嘘,什么同国家副主席,总理吃过饭,让我既羡慕又半信半疑。后来呆久了才知道,老挝领导都没有什么架子,生活上没有什么特权。对了贵州一家公司(个体),就因为被引见了总理,最后被“三木公司”(中国人)骗光了投资,身无分文离开老挝。

老挝军队超弱,应该是东南亚国家中最弱的。没有空军、海军(内陆国),原来中国送了两架“歼七”,现在弃放在万象机场,已成为废物。陆军的车都是前几年中国送的,军人地位不高,我们在一起经常开玩笑,认为中国一个野战师就能轻松占领老挝全境。

老挝是个不设防的国家,世界各国的人都有。我店的对面是一家中国餐馆,傍边是两家越南餐馆,紧挨着是美国开的西餐馆,还有印度人开的餐馆。有日本人开的公司,韩国、台湾、香港、泰国、法国……很全。外来人口中,中国人居多(湖南人),越南第二。一些中国人娶了当地女孩,不少人在国内还有老婆。我原先请的一个服务员,她姐姐就是独自带着一个小孩,小孩的爸爸因工程结束就回国了,再也没有去了,挺可怜的。

老挝很落后,却很重视教育。小学到高中都是真正义务教育,还配置了接送学生的免费大巴。就算大专、大学、留学国家也有补贴,自己出不了多少钱。当地学生不想学了,可以去工作一段时间,想学了又去接着上,很自由的。要饭的小孩一般都由富人或白人领养,只要去当地政府办个手续就可以了。没人领养的就由庙里收留。

老挝人生活、工作节奏很慢,心态平和,一切都顺其自然。人与人之间少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弄虚作假的现象发生。虽然公安工作效率低下,但几乎就没有民事和刑事案件发生,这与国内形成鲜明对比。我就是在老挝呆久了,回国后就因不设防,被偷了两次了。

老挝木材、金、煤等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可就不许乱砍乱采。中国许多家公司去运作,按照国内的攻关方式,最后都灰熘熘的回去了。记行一家浙江的上市公司花了几千万运作了几年,最后也办不下来许可证,两手空空的离开了。还有一家北京的松香公司建厂快十年了,也没能得到许可证。老挝政府对环保非常重视,老挝只批了一家奥大利亚金矿公司,据说这家公司用在环保的经费远远大于生产、生活投入。我国公司失败,主要是用国内的那一套,送钱、送礼,把领导搞定就行了。看看我们国内的矿区周边环境象什么样子了,不知领导们有没有羞愧感。老挝这种贫穷落后的小国都知道爱惜自己的生存状态,我们这有五千年优秀文化传承的大国却……对不起!鸡冻了。

老挝基本没有脏话,最恶毒的话是“枇杷”(音),类似我们的“神经病”。中国人骂当地人就只好用“死了不埋”呀,“房子着火”呀。如果中国人与当地人争执,就会看见我们同胞高昂的、丰富的骂人语言,与当地底声的解释形成鲜明对比。“在老挝打架斗殴、吵架的不是中国人,就是越南人”。已成为了在老挝华人的共识。

老挝是个允许民间藏枪的国家,许多家庭都拥有枪支。但我在老挝从未听到有枪击案件发生,老挝人信仰小佛教,幼时都会被送去庙里服役和学习(类似韩国兵役)。对老挝人向善、宽容、温和的心态形成可能影响最大,因为老挝人幼时与我们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父母更有耐心,群有打骂孩子的事情发生。老挝人的信仰造就了向善心,象袁厉害收养孩子的事情,在当地是很普通的事,根本不会有人注意,更不可能去宣传。当地要饭的小孩很多,因为给予的人更多,许多小孩要饭获得的的食物比在家好得多。我的店里来玩的小孩子很多,也包括要饭的孩子。经常看见各国游人来行善,白种人(不知国籍)最大方,不仅给钱(一到二十美金),还要带他们去买穿的,然后静静的陪他们玩,就象是在求着别人接受。日本人一般送钱或食品,然后照像。高丽(韩国)人给糖果点心,要他们跳舞或游戏,然后也是照像。中国人一般给钱,然后把他们赶远。明显感觉白种人行善是真善,非常低调怕影响受赠者自尊。自己很节俭,对穷人是真大方。日本人差多了,高丽更次。我们同胞……哎!我也不怎么样。

老挝是一个相对国穷民富的国度。政府机关很简陋,官员工资很低,贪污受贿现象也存在,但打击很严厉,我在老挝五年时间,就有两位海关老大进了监狱。中央时常下来调查省级领导的工作生活,所以贪腐现象还不是十分严重。

老挝是一个女多男少的国家,男人们的社会地位较高。女人们活得更辛苦些。经常看到女人在辛勤的守着生意摊,男人在家喝啤酒、咖啡,看孩子,就是结婚时候,女方家里也要多付出。但男人绝对不能打老婆,否则会受到很重的惩罚。

老挝当地人生活节奏十分缓慢,是国人治愈失落、骚动、重压的好去处。在老挝看到当地居民简单、朴实的生活,会让你暂时忘却人生的不如意,受伤的心理慢慢愈合。记得我第一次去老挝考察生意时,正是走到了人生的最底谷,下岗失业、再创业再失败,往日的雄心、得意都成昨日。只想远远逃避往日的熟悉的人和环境,就是这种心态踏上了老挝国土。本打算修复好心理,就回国再创业,但由于慢慢的喜欢上了这里,一呆就是五年,如果不是政策问题,我现在肯定还在老挝。

老挝普通人都对政府敬而远之,尊重而不喜欢(个人感觉),对于政府官员少有人热情和拍马屁。记得那次请省长、厅长吃饭时,遇到病人家属,对于我朋友远超过对领导的热情。欧洲人好象也是对民众比对政府热心,国人更愿意与当地领导干部接触,想方设法扯上关系。象过海关收钱,办事送礼、送钱,违章送钱……在当地去得早的同胞也在骂,是同胞们教会、教坏了老挝人,让一些老挝政府工作人员看到中国人就会找理由搞钱,就象每年的处来人口大检查,只针对中国人罚款。

老挝民众比较讲原则,喜欢君子之交,很少会为朋友包庇错误。富人家对子女管得很严,富人家孩子很少有吸毒、欺负人事情发生。官员孩子要差些,只要看到年轻人待人礼貌情况,就能猜出他们的家境情况。老挝贫富差距也很大,穷人还是大多数,跟我们不同的是,富人大多非常低调,都比较让着穷人。比如在聚会中,除了穿戴上小有区别,你很难区分出穷富。

老挝人一般不会象国人一样吃苦耐劳的工作,为房子、车子、为比别人过得好去拼命。老挝人更愿意闲着,喝喝咖啡、啤酒、说说闲话。大多老挝人更愿意清闲安逸的清贫生活,也不愿要吃苦耐劳的富裕。当地人社会地位十分平等,人与人之间少有仇恨、嫉妒,这可能与佛教和政府政策倾斜有很大关系。而在当地的同胞们表现正好相反,相互之间关系十分紧张,甚至亲戚间都如此。同行间少有往来,不搞价格战、不打架就已经算很好了。

老挝每年各地要举办选美比赛,胜出者最后参加在万象的总决赛。但惊奇的是,是由庙里主办,评委居然是和尚。每次比赛无论贫富贵贱,只要家中有女的纷纷报名参赛。我去围观过几次,由于是在庙中举行,显得非常庄严、神秘。每年初的老挝人泼水节,更是老挝人的狂欢节。节日期间老挝人放下平时的衿持、低调,把火一般的激情投入到狂欢中。每年的泼水节是老挝最重大的节日,相当于我们早年的春节。

在老挝的早晨都上演和尚的早课,一队队大小和尚,列队接受信民捐物(糯米饭团),然后为捐赠者颂祝福经后返庙。当地富人都非常热衷这项活动,每家都会有人穿着传统服装,早早跪在路边等待和尚早课经过。老挝富人认为他的财富获得除了自己的努力外,更多是得到老天的关照。我觉得他们的朴实、善良、礼貌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平等,宗教信仰功劳最大。相比较下国人:富人认为财富都是自己有本事挣来的,穷人就是没能力所以该穷,应该被看不起。贪官们也不会感谢国家和人民,只会认为是自己奋斗的结果,是自已冒险应得的,贪的还不够多,还有人更多。都不知道感恩于社会和人民,这种心态下的国家、人民怎么容易和谐。

加拿大安省有的医生一年赚600万400人超100万收入

加拿大安省新民主党拟於下月提出法案,迫使政府披露哪些安省医生每年向省府健康保险系统报帐?报帐金额若干。

新民主党评议员格莉纳斯(France Gelinas)说,政府「没有良好理由」,不披露安省健康保险计划(OHIP)给哪些医生付款?医生的执帐额。

格莉纳斯在访问中说:「这是纳税人的金钱,应向安省居民发布这些资料,另加说明,那不是医生真正收取的薪酬。

「现在有110亿元公帑不明不白,没有人知晓,这是错误的。」

数字显示,在安省医生当中,1名眼科医生在2013年收取最高薪酬,这名医生报帐600多万元,但政府不披露这名医生的姓名。

安省最少有两名医生报帐超过400万元,28名医生报帐200万元以上。公众只知道,这些专科医生是放射科医生?心脏科医生。

省府与安省医学协会(Ontario Medical Association)的合约谈判上周破裂後,卫生厅长贺施金医生(Dr. Eric Hoskins)说,去年有400名医生报帐超过100万元,但他不肯透露那些医生的身分?他们在哪里工作。

安省有一份阳公名单,记录年薪超过10万元的公职人员。但这份名单没有列举大部分医生的名字,而政府1年给医生付费110亿元。

媒体根据《资料索取法》,索取相关信息,当局拒绝,它们现在要求政府公布更多医生报帐信息。

代表28,000名医生的安省医学协会说,它没有安省健康保险计划报帐医生名单及报帐资料,报帐较多的医生通常运作费用偏高。

安省医生协会发言人米列(Danielle Milley)说:「他们通常雇用大群技术雇员,使用昂贵的设备,开销比普通诊所的大。」

安省医生1年普遍向政府报帐36万元,他们会用这笔钱支付职员薪酬和诊所其他开销

 

 

世界卫生组织:每年300万中国人早逝

 世界卫生组织周一(1月19日)发表报告指出,超过300万中国人在70岁之前死于心脏病、肺病、脑卒、癌症和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类死亡定义为“过早”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这份《2014年全球非传染性疾病现状报告》显示,2012年共有3800万人死于非传染性疾病,其中42%的人,即1600万人的死亡是本可避免的过早死亡,比2000年过早死亡人数1460万人要多。

  该组织建议,为大幅减少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各国政府可以采取有关政策,减少烟草使用、有害使用酒精、不健康饮食和缺乏身体活动现象,并提供全民卫生保健服务。

  该报告介绍了世卫组织推荐的具有成本效益并可产生重大积极影响的“最划算的”干预措施,例如禁止一切形式的烟草广告,使用多不饱和脂肪代替反式脂肪,限制或禁止酒精广告,预防心脏病和中风,提倡母乳喂养,开展饮食和身体活动宣传计划,并预防性筛检子宫颈癌。

  就在世界卫生组织这一报告公布的同一天,中国政府通过了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特别就农村医疗健康服务提出了具体措施,目标是“让农村居民获得便捷、价廉、安全的基本医疗服务”。

  这些措施包括:按照每千服务人口不少于1名的标准在全国配备乡村医生。采取公建民营、政府补助等方式,支持村卫生室建设和设备购置。

  另外分级设置各类公立医院,县级原则上设1个县办综合性医院和1个中医类医院,地市级和省级按人口规模合理设置地市办和省办的综合性医院。

  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负责人施贺德博士表示,在卫生医疗系统方面的投资,特别是接近人们居所的初级保健服务的投资,是应对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的关键办法。

 

2015-01-20 22:30:35 温哥华港湾

饮食失调是加拿大死亡率最高的精神心理疾病

  饮食失调是加拿大死亡率最高的精神心理疾病,每年大约有1,500人死于饮食失调引起的医疗并发症。而且男性患者佔四分之一,加上自尊心等原因,令男性不原意寻求协助。

  下星期是饮食失调关注周,全国饮食失调资讯中心(National Eating Disorder Information Centre)的民意调查打破了一般人对饮食失调疾病的误解。饮食失调患者之中,男性佔25%。由于自尊心等原因令男性较不愿意正视问题,寻求协助。男性病人以暴饮暴食居多,比率与女性相若;其次是不正常的飢饿或食慾过旺;厌食症则较少。

  中心外展及教育协调员卡罗丝(Marbella Carlos,见图)表示,饮食失调并不是因为虚荣心或个人的选择。饮食失调与忧郁症或精神紧张一样,属于精神心理疾病。饮食失调的问题非常严重,有 50%的受访者知道有人曾经饮食失调;但也有35%的人承认,未能发现家人或朋友的饮食失调征状。调查发现,有91%的加拿大人将饮食失调归咎于传媒和广告过分卖弄“完美身材”所产生的压力。

  仅一半患者彻底痊愈

  不少肥胖的青少年因为在学校受到欺凌,开始出现饮食失调。饮食失调的患者除了每餐的卡路里锱铢必较之外,更有人采取扣喉和服食泻药的极端手段。

  饮食失调的患者一般需要二至七年才能复原,但只有50%能够彻底痊癒。社工Deborah Berlin-Romalis指出,普罗大众对饮食失调存有误解,医疗专业人员也不重视这个问题。全国4,100名精神治疗医师,只有12人曾接受饮食失调的专业训练。

  进餐时多说少食 频密如厕需留意

  食失调与节食极难分辨,不适当的节食也会恶化为饮食失调。

  卡罗丝说,体重并非健康的唯一指标。节食必须注意均衡营养,令身体保持健康。如果发现家人或朋友非常介怀身型,过分节制饮食,并且出现体重剧减的情况,很可能是患上饮食失调。

  饮食失调一般指厌食症,但也有不少男性为了塑造阳刚气,令体型更“大只”有肌肉,而暴饮暴食。她说,全国有接近100万名饮食失调患者。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有很多人并不意识到自己有饮食失调问题,又或是讳疾忌医。

  饮食失调的征状并不明显,家长如果发现子女有下列情况便要留意:

  ‧体重渐轻或经常改变,通常穿着不合身或不合时节的衣服;

  ‧饮食习惯明显改变,如进食量减少、与家人分开用膳、在进餐时间过度谈话而少吃东西,甚至是烹调食物让人品尝但自己没有进食;

  ‧使用洗手间的次数频密,特别是用餐的时间;

  ‧改变活动习惯,如在恶劣的天气带狗儿散步;

  ‧持续投诉身体感到寒冷及疲倦。

 

2015-01-29   星岛日报

每月人均千元 加拿大聋盲患者的生活

 作为加拿大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聋哑患者面临生活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好在他们还能通过看手势(手语)进行交流。但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特殊的残疾人,他们属于聋盲(Deaf-blindness),即耳不能听眼不能看,基本的信息交流都成为问题,他们该如何生活呢?

  加拿大聋盲协会安省分会(Canadian Deafblind Association Ontario Chapter)坐落在巴里(Paris),这是安省西部的一个小镇,一个充满古老色彩的精致小镇,沿着宽阔的Grand River蜿蜒而建。

  他们有很好的记忆力

  分会选址在小镇中的Main Street,这里原来是一个小学,经过改造之后形成了一个设计最为先进和标准的适合聋盲人的建筑,以后可能为残疾人无障碍标准设计建筑的参照。该协会总监郝素(Sue Hall)最早是一名专业的聋哑教师,后来步入为聋盲人服务的行列。

  当郝素听到《加拿大都市报》记者希望了解盲人识路的问题时,她耐心地解释道: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我们所认为的盲人并非全盲,他们具备一定的视力。只不过他们的视力非常微弱,为了让记者体会盲人的感受,郝素拿出一套体验器材。她解释说,这套器材是为了培训盲人教师,让他们体会盲人感受所用的。使用像游泳眼镜的眼罩,上面可以加装模煳程度不同的插片。奇怪的是眼罩一只眼是完全被遮盖,另一只是透明的。郝素解释说,如果两个都模煳的话一般人会头晕的,所以保证一只眼前是黑色的。

  记者戴上眼罩之后眼前便一片模煳,最初级的镜片还可以看到对方模煳的五官,随着模煳程度的增加,连对方的手势都无法看清。还有一种盲人其实是视野如针孔一般,也就说如果有一页纸放在他的面前,他需要象扫描仪一样,把纸贴在眼前一行一行扫描过去,看完一张纸的内容需要很长时间。

  在理解了准盲人的感受之后,郝素告诉记者大部分盲人是属于这种极弱视力,所以说他们在导盲杖的扶助下,还是可以找到熟悉的目标的。盲人中少数是全盲,但他们的其他感觉比较敏感,经过训练和熟悉需要常去的地点,依靠很强的记忆行走,外人看上去以为他们知道周围的一切。

  郝素表示,这也比较好理解,比如你在自己家里,即使停电了你也可以摸到要去的房间或者位置。盲人如果到了陌生的环境也会手足无措。她说她曾经陪两位盲人到弗罗里达去玩,到了酒店之后,她们就失去了原有的自信,完全靠抓住郝素的手臂前行。在后来几天,郝素就告诉她们酒店的布局,领着她们四处认路。一周过去,她们已经行走自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们完全看得见呢。

  所以,我们在城市里看到的盲人,他们大部分是在一个熟悉的范围内活动的。盲人也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和需求,比如说买东西,说到买东西郝素要求停顿一下,还要先回到她的主业上来说。

  手语也有地域性

  让我们回到本文的开始,大家对聋哑人、盲人这些概念都很熟悉。但是郝素服务的人群是聋盲人,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视力、听力,且他们大部分还不能语言。也就是说人类和外界沟通、获取信息的能力他们都失去了,他们感知世界的渠道就是靠摸了。

  郝素表示,在安省这样的聋盲人大约在300人,一种是由于遗传疾病造成的天生聋盲,一种则是后天意外导致的。先天聋盲在出生之初就失去了常人获取信息的能力,后天患者往往还具备一定的基本常识。对于聋哑人,我们已经有了手语这个交流的方式。据郝素介绍,世界上并没有通用的手语,原来手语也是各具方言的,有英语的也有法语的等等,即便是英语类的也分为四大主流手语。所以说,聋哑人到了国外还是存在交流问题的,即便是在英语国家之间。郝素本人使用的是SEE手语,其它流行的还有ASL、SE、PS等手语。我们在加拿大电视上常见的属于ASL手语。

  然而对于聋盲人来说,即便是手语也等同无效,因为他们也看不到,但是他们还是要靠手语来交流。所以说,这时就需要握住聋盲人的双手,让他们用双手来感受你的手语。

  对于那些先天性聋盲患者,他们自从生下来就无法靠听觉和视觉获得外部世界的信息,他们后天又如何购物呢?郝素表示,这就需要从小慢慢培训,比如说买咖啡,就要让患者把硬币和咖啡杯子联系起来,如果想买咖啡就要支付硬币。而收银员是否如实找零,那就要靠诚信了,一般来说聋盲患者都会固定在一家消费。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还能使用信用卡,并输入密码,不过这些都是后天聋盲的患者。郝素解释说,天生聋盲的人,你是无法向她解释信用卡是个什么东西,她们也无法想象和理解的,因此只能用现金。同样,她们天生对这个世界很多美好的东西都没有概念,因此也不会因为无法感知和享受而感到沮丧。

  政府资助每月人均千元

  郝素所在的组织就是为聋盲人提供服务,其中一项就是陪护服务。这些专业的陪护人员大多是大专院校聋盲护理专业的毕业生,目前该专业毕业人数不多,每年仅有20人左右。再加上陪护需要倒班,因此人力缺口较大。郝素表示,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大部分毕业生不愿意到小城市工作,而大部分聋盲人是居住在小城市。

  比如说郝素所在的聋盲协会安省分会,就坐落在巴黎小镇。至于该机构为何设立在这个小镇上,郝素解释说主要是因为巴黎小镇紧邻安省重镇Brantford,安省最早的一个聋哑学校W. Ross Macdonald School早在1872年在Brentford成立(现有两个类似的特殊学校),100多年来吸引了全国甚至美国的病童患者前来就学。他们在那里可以从小学读到高中,21岁之前都可以在该校就读,常年在校学生在200左右,因此在此地形成了服务聋盲患者的一个传统或产业。

  郝素在1986年到98年也是在该校就职,后来转到聋盲协会安省分会工作。该协会利用安省政府拨款和从社会募集的资金,来帮助聋盲患者,其中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聘请专业护工。聋盲患者散布在安省各处,比如在小镇Brentford就有15个左右,因此也要求护工们必须能服务各地的患者。

  聋盲患者还可以从政府获取一定的补助,据郝素的经验是每月1,100元左右。患者们或者独居,或者与家人居住,或者几位聋盲患者合住。他们大部分无法就业,要么闲赋在家要么做义工,这种工作仅仅是体验生活和接触社会。也有少数病症并不严重的可以从事一些诸如库房管理等工作,而雇主也完全是出于自愿雇用他们,并未从政府获得补助。

  帮助聋盲人莫莽撞

  作为常人如果在街道上遇到聋盲患者,是否可以上前帮助呢?郝素表示,首先要学会如何区别聋盲患者,他们的导盲杖上是缠着红白两色的色带。通常条件下他们是不需要外界帮助的,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一般是熟悉的地方,完全知道要去的方向和所处的地点。如果你一定想帮助他们,郝素建议最好的方法是先站到他们身边,对于盲人则先轻轻地咳嗽一声或者制造一些轻微的声音,然后轻声问:需要帮助吗?坚决不能突然在其身后大喊。

  对于聋盲人就需要站得近一些,让对方感受到身边有人,不能上前就抓住其手臂。随后再出手进入下一步,而出手的手法也很重要。郝素介绍说,一般是先用手背轻搭在对方的肩头,然后手背顺着其大臂外侧向手滑下,最后把自己的手背放在盲人手心中,让他抓着你的手,而不是你抓住他,这样他才会有主动和安全感。在他手里做手语的动作进行交流,然后再提供帮助。

  无障碍世界领先设计

  聋盲协会安省分会所在的办公地点以前是一所学校,经过专业的设计和改造之后,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聋盲中心之一,看似普通的建筑中隐藏着其不少玄机。首先该中心的地面颜色就比较特殊,行走通道颜色较深,而其它区域颜色较浅。郝素解释说,就像以前介绍过的很多盲人并非全盲,她们依然有微弱的视力,可以辨别对比强烈的的色差,所以深颜色的地面走道可以让他们沿着设计的通道行进。同样,该建筑内的电源插座也采用同样的设计,插口处使用白色,外围处使用黑色。就连会议室也会使用像暗房里的黑色幕布把所有墙壁遮挡起来,为的是开会时衬托出人物的手势,便于弱视人群观察。而走廊两边都会有扶手,上面有盲文标记,指示着前方可以通向哪个功能区。

  中心内部还有一个咖啡厅,可以让患者练习厨艺,同时互相交流。其中所有的抽屉和门的把手都不是球状的,而是简单的金属拉手。郝素解释说,球状的需要用手握住,有时还要转动才能拉开,而金属拉手只要搭上,用任何姿势都可以轻易拉开抽屉。而橱柜里面的储物隔层,也可以像折叠架一样拉下来,残疾人不用费力登高就可取物。所有的面板下面都有空间,方便残疾人轮椅的进入,使轮椅不会成为挡在中间的障碍。

  中心内的光电音乐体验室,充满魔幻般的彩灯,是为了能刺激非全盲人的视觉,还有类安省科技馆内的互动投影,通过人体的动作可以抹去或者搅动画面。也可以同通过遮挡光柱制造出自己的音乐,还有一种动感麦克风,通过肢体的晃动和远近,可以生成不同的音乐。郝素解释说,这些都是为了使患者产生成就感,是他的动作和努力使事物发生了变化。

  当然,建筑内也有很多危险的地方,如配电室、库房等等,如果聋盲人误入其中就会身陷其中,无人救援。所以,这些房门的把手就暗藏玄机,记者用手试探了一下才发现,稍微刺手的贴纸。当聋盲人触摸到这样的贴纸,就会明白这里是禁区。

  聋盲患者的病因

  造成聋盲症的可知病因超过70种。这70种因素可以分类为两种,即后天因素和先天因素。

  后天因素

  如其他疾病、事故、以及器官老化等问题引发。根据统计, 英国60岁以上的人口中,大约有4%同时患有视力和听力的双重损伤。

  在后天形成的聋盲人群中,大部分尚能使用一些有限的视力、或者听力、或者以上两种能力。一些人士是先天失聪再经历了后天失明 ,比如因青光眼、白内障等引起失明,而另一些人则是先天失明再后天失聪。

  先天因素

  婴儿在出生时便有失聪失明两种现象的称之为先天性聋盲症。

  出现先天盲聋的情况有可能是因为

  1 胎儿感染,比如风疹;

  2 基因/染色体的综合症,如唐氏综合征;

  3 生产时对婴儿造成的外伤

  4 母体过度酗酒

  5 母体滥用药物

  还有一些先天的情况可能并不在出生时显现出失聪失明的状况,而是在之后的生活中出现病征。

  根据报告,现代西方社会中导致儿童罹患聋盲症的最大原因事实上是“未知”。在西方历史上,孕妇患风疹曾经一度被认作是导致聋哑和聋盲的最主要元凶,但是由于接种疫苗的推广,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

  阿舍尔症候群(usher syndrome)也被看作是聋盲症的主要原因,这种基因紊乱会造成出生时的聋哑或者听力缺陷,而后患者会逐渐失明——通常发生在童年末期,由色素性视网膜炎引发。早期症状包括夜盲症和周围视力丧失。

 

2015-01-24 11:55:58  加拿大都市报

加拿大治疗心脏病进步快 做好9点可长寿

  加拿大心血管病基金会发布的年度报告说,在过去六十年间加拿大在心脏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加拿大社会的老年化和加拿大肥胖人口的大量增加在抵消着加拿大在心脏病诊治方面取得的成绩。

  根据加拿大心血管病基金会的统计数字,在上个世纪50年代,加拿大心脏病发作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二能够被送进医院就诊,而现在这个比例达到95%。

  虽然心脏病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心脏病病人的康复程度大大提高,但却有更多的人-160万加拿大人在遭受着心血管疾病的折磨。

  加拿大达尔湖西大学医学院心血管疾病专家、副教授罗斯告诫说,老龄化的加拿大人口,再加上不健康的快餐食品、很少或不参加体育活动、高比例的肥胖人口和高比例的糖尿病人口,这些都可能会使加拿大心血管疾病的情况恶化。

  一位名叫马尔斯特的心脏病患者说,长期不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使得他的体重曾经超过3百磅,他在53岁时由于心脏病发作而住进了医院;现在他不再吃快餐、远离冷冻食品和罐头食品,体重也掉了50磅,但他承认改变过去的饮食习惯很困难。

  加拿大心血管病基金会建议所有的加拿大人要做到以下几点:

  - 吃健康食品,争取每天摄入10份蔬菜和水果 (半个青椒差不多是一份蔬菜)

  - 参加体育活动,每个星期要有150分钟至少中等强度的体育活动,每次体育活动的时间不要短于10分钟

  - 戒烟

  - 饮酒要适量,女性每天饮酒不要超过两小杯,一个星期不要超过10小杯;男性则是每天不要超过3小杯,每星期不要超过15小杯。

  - 注意减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 控制住血压

  - 控制胆固醇

  - 控制糖尿病

  - 控制体重,关注自己的腰围数字。

2015-02-03 17:41:23  R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