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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华裔老太看病竟被医生气哭了

一个年近80岁的华裔老人去看医生,几乎每次都会被W医生(化名)数落:你怎么这么笨啊?英语有那么难学吗?你不学英语呆在加拿大做什么,你应该赶紧回到中国去。老人很委屈,也很伤心,难道医生可以这样对待病人吗?
戴云女士是老人的女儿,她说母亲因为屡次遭遇医生的奚落,每次去看这位医生都很犯难,不去不行,去了心里犯堵。
看医生遭遇歧视

据戴云介绍,她是一个在加拿大生活了二十五六年的大陆移民,从事IT 工作多年。她的母亲也移居加国多年,目前是公民身份。老人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几年前还中过风,不过目前康复得还不错。因为家庭医生的介绍,老人需要看一个能讲中文的专科医生。

几天前,戴云带母亲去看这位脑神经专科医生,预约的是时间是上午10 点半,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直到将近十一点半老人才被叫进医生的办公室。

戴云说:这个医生的母语为广东话,但会说一些普通话,这也就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把他介绍给我母亲的原因。进了办公室,医生就用广东话问我母亲懂不懂英语,我母亲回答说不懂, 然后他就开始教训我母亲,说加拿大的官方语言只有两种,英语与法语。你不学英语, 呆在加拿大做什么,你应该赶紧回到中国去。医生一边数落老人,一边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不懂加拿大官方语言的人要呆在加拿大?

戴云觉得这个医生说话很粗鲁,看着母亲难过的表情,她就连忙说我懂英语,我可以帮我母亲翻译,我母亲是来看病的,请不要为难她。

结果这个医生不但不住口,反而说他接触了这么多病人, 大陆来的中国人最令他烦,他再也难以忍受。

戴云说: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居然当着自己的病人说出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的话。戴云忍住愤怒对他说:不要这样看不起中国人,你也是中国人,你身上也流着中国人的血。没想到医生说他是从新加坡来的,现在是加拿大公民,受过良好的教育。 然后指着墙上的镜框说你看这是我的学位证书及医生证书。

戴云非常生气,她看见眼泪已经在母亲的眼眶里打转了,她觉得这个病无法看下去了。就让母亲穿好衣服,病没看完,她就拉着母亲离开了这个医生的办公室。

寻找相同经历的人一起去投诉

一走出医生办公室,戴云也哭了。可怜自己的母亲那么大年纪等了这么长时间,不但没有看完病,而且受尽了歧视与污辱,母亲回家后又难过得大哭了一埸。

据戴云介绍,这个医生应该是从业多年的老资格医生了,她不明白医生会这样对待患者。以前带妈妈看病时医生就当面责备过自己的母亲,说自己的母亲:你来加拿大这么多年了也不会说英语,你怎么这么笨啊?英语有那么难学吗?你看你女儿多聪明……

戴云说:就在我母亲之前还有个讲普通话的女病人,她一出这个医生的办公室,我就听到这个医生埋怨病人,来加拿大五年,不懂英语,为什么不回中国去,真是烦人。这个女病人听医生这样说她,只是很尴尬地耸了一下肩,没有什么表示。

戴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个医生可能吃准了一些中国大陆移民息事宁人的为人处事态度,利用自己看病人的机会,把对中国大陆移民的不满肆无忌惮地发泄出来。戴云相信,受到这个医生言语侮辱的恐怕还有其他人,就算不说名字,这些患者一定知道我说的是谁,戴云希望这些患者能与她联系,大家一起去投诉这个医生。

戴云的邮箱是:yundai2006@yahoo.ca

其他网友也有话要说

51周报记者试图联系该医生,但截至发稿没有得到医生的正面答覆。医生助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值班当天记得来诊所看病的母女,但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据戴云介绍,她们母女哭着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后,医生助理很友好的上来安慰她们,并解释说医生刚刚从东南亚出差回来,可能太累了。

网友在网络上留下了关于W医生的评论:

一位网友留言说,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他的前台。除此之外,他非常狂妄自大,大部分谈话都在围绕着自己和曾经获得的学术成就,当然,照顾好病人并不包含在里面。之前因为我女儿对服用的药物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并且在学校组织的旅行中突然发作了,我们都感到非常紧张,我立刻打电话给W医生,但连续3周了都没找到人。因为他的冷淡和漠视,女儿那一年的高中生活全毁在他手上了。

一位网友留言说,W医生完全没有时间观念。我们约了2:15,但直到3:45我们才进了他的办公室。和医生在一起待了1小时45分钟,办公室里的温度太高,令我们更加疲惫。W医生懂得很多,但也浪费了太多时间开不合时宜的玩笑,估计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法遵守预约时间。当天我是陪我19岁的儿子看病,期间W医生竟然一直在叫我『Mummy』,让人感觉不太舒服。作为一名医生,他的确帮到了我们,但他个性太强,而且不算是个好的倾听者。

另一位网友留言说,从一进门开始,我们的可怕经历就开始了。W医生的态度非常粗鲁。他向我要电话号码,我刚准备拿出手机,他就突然说道:「没有我的书面批准,你不能录音我们的谈话内容。」我只好告诉他我只想给他看电话号码而已。接着他问我来看医生的病因,我和他说了,他又问我妻子同样的问题,妻子说答案和我的一样,W医生这时很不耐烦地表示,他要听我妻子亲口说出来。在我们与他讨论儿子病情的时候,他坚持要孩子在场,他的解释是,OHIP规定,没有病人在场,他是不能开账单的。看来赚钱远比帮助病人更重要。我们已经向医生学会投诉。

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他是一位好医生,知识渊博、乐于助人、体贴入微。20年来他一直是我们的专科医生,和他在一起我们从不会感到压力过大,有任何问题时,打个电话就能找到他。

医生这样的行为不能接受

针对医生的言论,51周报记者采访了李杰辉律师。李律师说,如果患者反映的情况属实,这位医生的行为不是能不能接受的问题,而是他已经违法了。

如果患者能有证据举证,可以到医生协会投诉他的行为,也可以到人权委员会去起诉,按照加拿大宪法第15条的规定,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和法律之下一律平等,并且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和平等的权益,不受歧视,特别是不受基于种族、民族出身或者肤色、宗教、性别、年龄或者身心缺陷的歧视。医生的言论已经明显违背了这一条款。如果有证据受到了伤害,除了要求道歉外还可以要求经济赔偿。

华人家庭医生郑珉说,如果患者反映的情况属实,这位医生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医生的职业操守,用这样的语言对待患者是绝对不允许的。

小常识:

如何投诉医生?

在安省作为病人或医疗护理的消费者,您既有权利也有责任。如果有医疗护理专业人士侵犯您的权利,您可以向有关监管机构投诉。例如,如果您认为您的医生作出不专业的行为,您可以向安省内外科医学会(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Ontario, CPSO) 投诉:

安省电话:1-800-268-7096,分机 603

多伦多电话:416-967-2603

传真:416-961-3330

电子邮件:investigations&resolutions@cpso.on.ca

或您可以通过信函联络他们:

The Registrar

c/o Investigations and Resolutions Department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Ontario

80 College Street

Toronto, ON, M5G 2E2

他们会告诉你关于提交投诉的程序、时间和进行正式投诉需要多长时间的信息。

投诉可能导致对该名专业人士的行为进行调查。有时候投诉的病人可以得到经济赔偿。

在您第一次致电该学会投诉您的医生时,您将对一位工作人员讲述情况。该名工作人员可以回答您关于病人记录、账单问题和其他诊所执业方面的问题。该名工作人员可能讨论您与您的医生的沟通问题以及某些临床问题。

该名工作人员或许能够帮助您的某些要求,例如为您取得一份您的医疗记录。在某些情况下,该名工作人员可能要求您的医生与您联络,讨论存在的问题。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以下链接:

(1) Home Care Bill of Rights:

http://findlink.at/hcbr

(2) Health Care Consent Act

http://findlink.at/hcca

(3) Long-Term Care Act

http://findlink.at/ltca

(4) Mental Health Act

http://findlink.at/mha

(5)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Ontario (CPSO)

http://findlink.at/cpso-home(作者:李珵 谈海 )

 2014-11-17 11:57:29  51周报  

为中国贫困儿童教育几十年如一日:牧师赫顯理博士的故事

Dr. Henry Galloway Comingo Hallock (1870-1951).
Abstract: Henry Galloway Comingo Hallock born in March 31, 1870, in Holliday’s Cove, Hancock County, West Virginia, USA. Hallock graduated fr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and Richmond (Ohio) College, and was ordained in 1896. He was a missionary under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in China from 1896 until 1951. He became a self-supporting missionary in 1905; was professor of homiletics and dean of the theological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at Chenju, near Shanghai, from 1925 to 1927; acting National Christian Endeavor general secretary for China in 1907-1908; honorary secret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Bible Reading Association for the Empire of China from 1906-1914; founder, secretary, and treasurer of the National Tract Society for China; founder and secretary of the Anti-Cigarette Society of China; and pastor of Endeavorers’ Church in Shanghai. He was interned by the Japanese in Shanghai during WWII.

As mentioned in his letter of 1937 below, by 1937, he also published three volumes of sermons, 200 gospel tracts, a Bible concordance, a dictionary, a topical textbook, and 34 annual almanacs. All are in Chinese. He was also a pastor and in charge of a Bible school and several ragged Sunday schools. He was the pioneer to establish ragged Sunday schools in China and himself annually taught around 1000 of such students, whom he called “my Brownies” and said it was his most joyous work. Today most letters from him we could find are about asking for donations of Christmas gifts for his ragged school Brownies. The earliest such letters I found is in 1920s, while the latest one is October of 1949, when China is already under the communists’ rule.

Hallock died in Shanghai on January 16, 1951, just befor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tarted to expel the Westerners, especially missionaries, out of China.

 Hallock, H G C 1950 cover_new

图一:牧师赫顯理博士1950年11月寄自上海的信。
两个月后他在上海过世,在中国事奉55年。
 

图一是最近收集的一个叫H. G. C. Hallock的博士和牧师1950年11月17日自上海寄美国的实寄信封。H. G. C. Hallock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以前就看到过他自上海寄美国的不少实寄封。但那多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实寄封。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他的实寄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1950年还在中国?什么时候离开中国的?

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了Google搜索。他有个中文名字,叫赫顯理。他的实寄封多是印刷品邮寄封,因此成为研究中国印刷品邮资变化的实例,网上的中文文章多是集邮人士写的[1],他们对赫顯理的了解似乎主要是根据台湾的“在華基督宗教史料索引”[2]介绍:美国牧师、博士,1900年后在上海,1903年以来每年编辑《赫顯理中國基督教年鑒》(Hallock’s Chinese Almanac),到1936年印了180萬本。东阳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关于基督教提到了他的名字,说“ 清同沿八年(1869)后,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白脱君、赫显理来东阳传教”。

中文查不到他是什么时候离开中国的,于是查英文。终于找到了一份2012美国长老会关于他的介绍,说他在中国至少呆到了1942年6月,后来回了美国,1951年1月16日过世[4]。另外一份介绍也说他在中国呆了46年(1896-1942年)[5]。因此,我断定1942年以后不久他离开了中国,这个1950年实寄封是伪造的。他的实寄封上,如图二,时常盖有“神是爱”的印章,但这个没有,也加深了我认定这封是假的。

 Hallock_God_Love

图二:赫显理实寄信封上的“神是爱”印章

但问题是出售该实寄封的是美国的一位经验丰富、口碑极好的商人。而且继续的查找发现了网上2012年出售过一个他1947年寄往美国的封,那封极便宜,不会有人去伪造,因此说明他至少1947年仍在上海。那他究竟是哪一年回美国的呢?我绞尽脑汁想办法查找,找到了他三个缩写名字的全称是Henry Galloway Comingo。用他的全名查找,终于找到了以下介绍:

HALLOCK, Henry Galloway Comingo (1870-1951). Missionary, born March 31, 1870, in Holliday’s Cove, Hancock County, West Virginia. Hallock graduated fr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and Richmond (Ohio) College, and was ordained in 1896. He was a missionary under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in China from 1896 until 1951. He became a self-supporting missionary in 1905; was professor of homiletics and dean of the theological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at Chenju, near Shanghai, from 1925 to 1927; acting National Christian Endeavor general secretary for China in 1907-1908; honorary secret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Bible Reading Association for the Empire of China from 1906-1914; founder, secretary, and treasurer of the National Tract Society for China; founder and secretary of the Anti-Cigarette Society of China; and pastor of Endeavorers’ Church in Shanghai. He was interned by the Japanese in Shanghai. Died January 24, 1951, in Shanghai. References: NYT, January 19, 1951; and WWWA. (赫显理,1870-1951,传教士,1870年3月31日生于西弗吉尼亚州汉考克县霍利迪湾。赫显理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神学院和列文治(俄亥俄州)学院。1896年学业结束后他成为美国长老教会外国使团董事会宣教士到中国,自1896年直到1951年。1905年他成为独立传教士(不受任何教会资助)。在上海附近的真如(Chenju)中国大学担任讲道学教授和神学院院长(1925年至1927年)。1907年至1908年任中国全国基督教奋进会的总书记。1906年至1914年任国际读经协会中华帝国分会名誉秘书。中国读书会创始人、书记和财务总监。中国反烟协会创始人和秘书。上海Endeavorers教堂牧师。在上海曾被日本人拘禁。1951年1月24日在上海逝世。参考文献:纽约时报,1951年1月19日和WWWA。) [6]

他根本没有离开中国,直到1951年在上海去世!但他的去世日期,我怀疑是1月16日而不是24日,因为纽约时报1月19日的文章是在他过世之后的纪念似乎更为合理。ancestry.com网站也认为他是16日过世,但将他的过世地点误以为在纽约州的Rochester城。上封信是寄自他去世前两个月。

由于赫顯理自1905年就成为独立传道人,不再受任何传道会的资助,因此传道会有关他的记录资料较少。但如上所述,他为在中国的工作写过许多信回美国。尽管在网上销售的集邮品多是他寄过信的信封,但偶尔会有一些原信仍还在信封内。另外,后来我发现他寄回美国的信,部分被当地的报纸刊登了。因此,收集和查阅他的信函成为我研究了解他的主要资料来源。

据这些信件以及报纸刊登他文章时有时加的编者按语介绍,赫顯理1896年抵达中国后,前几年主要是在中国一些省份旅行,了解中国国情、结识中国人和学习中国语言。这个经历被认为为他后来用中文写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7]。而在后面将要介绍的1937年刊登在印第安那州Logansport城报纸上的那封信中,他回顾了他在中国40年的工作,说他用中文出版了三卷讲道,200种福音单张,一本《圣经》查经指南,一本词典,一本专题教科书,以及共计34年的《中華基督教會年鑑》。这些全部是用的中文。此外,他是牧师,负责一所圣经学校。他也负责教导过那些被称为Eurasians(中欧混血)的儿童。但在他所有工作中,他说给他带来最大快乐的,也是他信件里最经常话题的,是他为中国贫困童工开办的星期日学校的工作[15]。下面先介绍我在集邮市场上收集到的他的三封信,然后介绍几封从报纸上查阅到的他的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对赫顯理牧师和他在中国的工作有一个大致的但十分生动的了解。

在知道他在中国事奉了54年直到生命的最后,尤其是知道他在1942年以后不是回了美国,而是在中国被日本人拘禁后,我特别留心收集四十年代与他相关的邮品。尽管对他被日本人拘禁的起始时间我还是不明白,但很快收集到了一封1947年4月21日他写的一封信。如上所述,自1905年赫显理就没有再接受任何传道会的资助,因此,他的许多信是寄给教会外的单位和人士的。下面的信就是寄给一个城市的“To the Postmaster, and Public School Friends (邮政局长和公立学校的朋友们收)”。收件人栏和美国国名是事先印刷好的,州名和城市名是打字机打印的,因此,估计类似的信不只寄给了一个城市。这封信是给Iowa州Griswold镇的。下面就是这封信的中文翻译。

第一封信:为星期日学校学生分发圣诞礼物及感谢礼物捐赠人

乍浦路480号(Chapoo Road)/上海5,中国 /1947年4月21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在中国工作了50年,向我的中国人宣讲生命之路,我见证了许多生命的改变和得救。我渴望其他人也站出来并一同分担。我无法直接恳请你们当地的年轻人站起来,成长和分担,但我知道你们却能。我过去的50年,经历过工作艰苦、危险、激动、喜乐……,而这一切的回报就是有将来最高的奖赏和帮助了那些中国年轻人有更高的、更珍贵的追求。这也是我能向你们保证你们将会得到的。而且,这也将使你们自己的生命更加快乐和有意义。

我这里只要向你们分享一件经历,我对我的小“甜心们(Brownies)”的工作,你们就会尝到这种工作的意义。我要抄一段我上次信中关于我们圣诞节款待的文字。我们有一个难忘的时光。因为我在四、五个不同大楼有教星期日学校,为了让圣诞节我能同时在他们之中,我们用卡车把他们集中到了中心的地方,尽管很拥挤,到处是人,但都充满了喜悦。

在我们的聚会中,我的小甜心们参予各项有趣的关于耶稣和圣诞节的活动。在一个500人的聚会中,我们有一个50人的合唱队。他们会唱“平安夜” !这些小朋友们讲述着好牧人、天使的歌、智者、马利亚、婴孩和神的爱。

当我给他们分发圣诞礼物时,我告诉他们这些礼物不是我给他们的,而是从你们而来,因为你们爱他们,因为你们希望他们圣诞节快乐,因为你们爱耶稣。耶稣是神给的最好的圣诞礼物。当我分发礼物时,我的小甜心们的表情看得出来在担心礼物不够发。当知道够发时他们如释重负,当他们真的拿到了礼物时,他们就会高兴地说“谢谢侬”。

我的小甜心们很长时间都还在谈论他们的款待和礼物,他们回家时脸上洋溢着的快乐也能使你充满了快乐。我要谢谢朋友们,因为你们给这么多的小朋友带来了愉快。

所以,你从我努力使我的小甜心们圣诞和全年快乐的工作中也看到了我真正的快乐。来吧,来到中国,帮助我们,让你们地区更多的年轻人充满热情,充满兴趣,告诉他们准备好,立即行动,为我的小甜心们,为我的工作,为我祷告。给我写信。给我寄怎样才能得救的书册。

最好的祝愿,
你们的在基督里高兴事奉的
(牧师)赫显理

上封信感谢收信人为他在中国的星期日学校的学生捐赠圣诞礼物,信中也详细描述了他和他的学生们过圣诞及分发礼物的愉快场景。那都是些什么样的礼物呢?是怎样募集来的呢?我开始留意收集赫显理为他的中国儿童学生募集圣诞礼物的信。

大概是他当时寄出的这类信实在是不少,尽管已经是六、七十年前的事,我很快就收集到了一封他写的募集圣诞礼物的信。信写于1948年9月6日,是寄给威斯康星州Richland中心的财务管理Carl Klinzing女士以及Settonville W.S.C.S.的朋友们,下面就是这封信的全文翻译。信中他说到的兄弟G. B. F. Hallock (Gerard Benjamin Fleet. Hallock)是他的哥哥,也是位牧师。据ancestry.com,他有兄弟姐妹12人,赫显理排行第七。兄弟姊妹中包括赫显理共有三人是牧师,另一位是哥哥William Allen Hallock(1867 – 1928)。ancestry.com说,G. B. F. Hallock是出生于1856年,若这记录准确的话,1948年已经是92岁了。

第二封信:为星期日学校学生募集圣诞礼物

乍浦路480号(Chapoo Road)/上海5,中国 /1948年9月6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写信给你们向你们有个特别的请求,请求你们送给我礼物以便作为我的中国小朋友的圣诞礼物。现在写信募集圣诞礼物似乎还太早了。但信需要一个多月才能抵达你们那里,你们的信又需要一个多月回到我这里,这样一个来回就差不多刚好是圣诞节了。

我今年要给我的“小甜心们”一个美好的圣诞节。我希望给我的小朋友们球、玩具娃娃、铅笔刀、玩具车、玩具船、手套、露指手套、袜子、帽子、蜡笔、钢笔、铅笔、糖果及其他东西。你们可以把各样的东西放在一个包裹里寄给我,包裹上请注明“给中国儿童的圣诞礼物”。但望不要寄超过4英寸长的礼物,因为到时候礼物要放进到处拿来拿去的礼物袜内。包裹需要包好、包紧。若你们是寄钱来让我们买礼物,那就更好。我们有1000个左右小朋友,越节俭越好。

如果你们希望寄钱,可以把个人支票或纸张美元装进一个封内封上,然后再装入一个贴五美分邮资的信封内。无论是寄信还是包裹,望都不要晚于10月中旬。不要寄银行本票或国际邮政汇票(International P.O. Money Order)。本票和汇票取出时,我们只能得到一半的钱。如果你们觉得把钱(不包括包裹)寄给我在美国的兄弟那里更方便些,望告诉他那是给我的,他会转给我。他的地址是:G. B. F. Hallock, D.D.牧师,利物斯顿公园路十号(10 Livingston Park),Rochester 8,纽约,美国。

如果你们学校的男孩、女孩希望长大以后来中国为主做工、传主的福音、亲自圣诞节在中国儿童中间,我会很高兴。这是个很重要的工作,这是一项永恒的事工,这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我曾经在芝加哥同一个小男孩聊天,对他说你将来可以做一个传道人。他现在是美国最大教会之一的牧师了。你们学校的小朋友可以通过在中国的传教工作而做得同样好。他们可以为主做光。告诉他们来到中国,教导中国朋友“Ya-su ai-ngo”(耶稣爱我)和“ Yong sa dzin-teh ngo dzwei-chien”(什么可以洗去我的罪)及其他的赞美。我要花费一百五十美元的邮资来给你们寄这些信,但如果这能引领一个人加入传教的事奉,那就真是值得啊。

圣诞节后我会很快写信告诉你们我的小甜心们的“谢谢侬”(谢谢你)。祝你们圣诞快乐——并且因为你们使我的中国小朋友快乐而更加快乐。

你们的在基督里高兴事奉的,
(牧师)赫显理

信中赫显理说他要用一百五十美元的邮资来邮寄为他的星期日学校学生募集圣诞礼物的信。查阅当时中国的国际平信邮资,1948年8月21日至1948年11月6日是每封法币30万元[8],1948年8月的法币和美元的兑换率是118.08万兑换1美元[9],一百五十美元的邮资足够寄五百多封信。若把圣诞节过完后寄感谢回函的邮资也算在这个预算里而折半的话,仍可以寄200-300封请求募捐的信。这说明了为什么现在集邮市场上赫显理留下的实际封那么多,要收集到他这类信也不难的原因。

现代的基督教教会多有儿童主日学校。就是在成人主日敬拜聚会时,他们的未成年小孩会被聚集在同一个教会的不同房间,由主日学老师带领教导他们。这既可以避免他们打扰父母,有可以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圣经故事等。我原以为赫显理的星期日学校也是这种学校,只是纳闷他的教会怎么有上千的儿童,而且还要这天在市内的不同地方给他们上课。读到他的下一封信才明白,他的星期日学校,不是我们现在教会常见的星期日儿童主日学校,而是Ragged Sunday School(穷人星期日学校)或叫Sabbath school,维基百科现在还有一个专门的词条[10]。

这种星期日学校起源于1780年代的英国,主要是为那些周一到周五必须工作的儿童童工星期日能有一天的教育机会而创立。学校为这些学生提供的一切都是免费的。英国1870年颁布教育法,要求5至13岁的儿童周一至周五必须上学,因此这种意义的学校在英国就基本结束了。但赫显理来到中国时,发现中国仍有许多不能上学的童工,于是提倡为童工开办这类星期日学校。从后面将要介绍的1937年的那封信中我们知道他是当时中国开办这类学校的先驱。他自己管理的学校每年也有1000名左右的这类学生。他的这些学生的上课地点是在上海城的不同地方,以致圣诞节把他们聚在一起时需要用汽车接,这可能是穷人的孩子难以去离家较远的学校而必须让他们能就近上课的缘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赫显理要花这么大的气力去为他们募集学习文具、手套和袜子等生活必需品的原因,因为他们是周一到周五必需去工作的儿童,是来自贫困家庭。

下面第三封信生动地介绍了赫显理初创星期日学校的过程。

第三封信:星期日学校的创立

U.S.P.O.信箱824号
上海,中国,1921年7月12日

亲爱的朋友:

我肯定你会对传道工作中星期日学校感兴趣。我可以讲讲我的星期日学校吗?当出去讲道时,我看到街上有成群的游荡儿童。我可怜他们,决定开始办星期日学校,也以便这些孩子的拜其他偶像的父母有可能认识神的儿子。我准备了一间向街敞开的房间,站在里面,开始了我自创的办法(the S.S. – with no scholars)吸引他们 – 我唱《Ya-su ai ngo》(耶稣爱我)。很快,一些小朋友就聚到了门前。我很高兴,叫他们进来。他们非常惊恐,直跑回家。他们听到一种说法,这说法常在中国被重复,说我们(西方人,译者注)取中国儿童的心和眼睛为西方儿童制药。他们惊恐这就是我邀他们进去的理由。我继续唱。不久,大人来到了我的门前,我向他们讲福音。然后,这些小孩因有大人在也有了勇气,跑进房间窥看。我问他们知不知道耶稣,他们从没有听说过。我告诉他们耶稣来的时候也是小孩子,后来长大了,告诉我们怎样生活才是对的,他如此爱我们,以致为我们受死,以便我们得救,能生活在他的愉快的家里。然后,我给他们图画卡,并说:“下星期天再来。带你们的朋友来,我会给你们全部人图画卡”。下一个星期天来了约10个小孩。然后是20,40,60……。我的小房间很快就挤满了这些街头小顽童。

他们学得很快。我用图片和“耶稣爱我”、“珍贵珠宝”、“耶稣是谁”、“他是我们的救主”等歌曲教他们。“耶稣爱谁呀?”“我,我,我,”他们伴随着歌声大声喊道。“这里有一个衣着很漂亮的男孩,耶稣爱他吗?”“爱。”“这里有一个老头,耶稣爱他吗?”“爱。”“这是一个小女孩。中国人不太在乎女孩,耶稣呢?”“耶稣也爱女孩。”“好,那里坐着一个几乎没有穿衣服,光头,浑身脏脏的男孩。耶稣爱这个男孩吗?”他们犹豫了,可能在想即使是耶稣的大爱也难爱这个小流氓。但这位小朋友,知道他不会被遗漏,哀婉动人地动了动他的头,又坚定地点了一下头,说:“是,耶稣也爱我。”“是。耶稣也爱你,即使那些不干净。而且耶稣是多么希望看到你浑身干净。但耶稣更希望看到的是心灵的洁净,如果你信靠祂,求他洁净,他会洁净你。耶稣爱每一个人,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啊?”“爱祂,事奉祂。”“对。现在,不要忘了,回到家去,告诉你的朋友们,耶稣也爱他们,他们应该爱耶稣。”“好的。”结束后,他们拿着图片卡,高高兴兴跑回家去了。

现在我写这信是有目的的。对感兴趣的事去做点什么,才会真正有价值。随信附上了一张图画卡,我在上面用中文写了圣经金句——这样你就知道了我是怎样使用这些图画卡的了。现在,如果你有图画卡——圣诞卡、复活节卡、新年卡、情人节卡,我希望你把它们寄给我。我也希望收到人们放在那里不读了的书籍,如“波麗安娜(Pollyanna)”、“正是大卫(Just David)”、“收割者(The Harvester)”等。我也负责一个欧亚混血小孩的学校,有115位学生,他们全部能读英文,很喜欢这样的书籍。当然,你可以寄现金帮助我们付房租等,这给或不给,什么时候给,我都会十分感谢;但现在我是特别为图画卡和书写这信的。我相信你和你的朋友会高兴捐献一些你们不用了的书籍。这些都可以通过包裹邮件寄到中国来,就像寄给你美国的临近城镇一样的方便,只是邮资要每磅12美分和包裹必须包扎好。相信你不会介意帮助这些海外的小兄弟。给我回信,让我们彼此认识。如果你对这些不感兴趣,请把这信交给感兴趣的人。

你的在基督里高兴事奉的,
(牧师)赫显理

这封1921年的信是回顾他创立星期日学校的过程。据参考文献[11],赫显理最早创立星期日学校是1912年,学校名称是Endeavourers’ Sunday School,与赫显理任牧师的Endeavourers教堂同名,可能就设在该教堂内。我读到的他最晚的为他的星期日学校儿童募捐礼物的信是1949年10月下旬刊登在美国的地方报纸上,应该是写于1949年9月底。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上海也于5月早已被解放。美国的收信人很好奇,怎么还有传教士在中国为他的学生募集圣诞节礼物呢?因此在报纸上连同他的信刊登了出来。我读到过两则这样的报道[12、13]。因为当时中美之间信件一个来回需要两个月,因此他的这种募捐信一般是9月初就寄出了。但这年是9月底才寄出这些信。他解释说这之前客观环境原因不允许,所以迟寄了。是什么客观环境原因,他没有说。1949年的募集礼物清单上,他还加上了肥皂等日用品。从1912年到1949年,几十年如一日,他一直在为他的穷困的星期日学校学生寄着他的那些邮件。

从下面第四封信中我们知道,他不仅为他的“小甜心们”募集圣诞礼物,也在复活节为他们准备糖果和复活蛋等礼物。但复活节的礼物并不是募集来的,而是他们自己想办法准备的。这封信写于1949年1月24日,3月3日被刊登在俄亥俄州的The Coshocton, Ohio Tribune报纸上的信[14]。信就是写给该报编辑的。信中赫显理说他1948年9月本来要为募集圣诞礼物而给他写信的,但因一场突发的大病,无法写信而作罢。看来他1948年的募捐信还没有全部寄出就病倒了。他说他身体已稍有好转,告诉收信人他的小“甜心们”去年圣诞节很好。

在这封信中他特别请求为他的星期日学校的小朋友和他自己在中国的事奉祷告。他一方面预感到今后在中国的事奉会有很多的麻烦和困难,但另一方面又期望主让他能在中国再事奉16年,期望有更多的传教士来中国。无论是这封信还是在他1949年9月募集圣诞礼物的信中,他特别为他的“小甜心们”在战乱中的安全担忧,希望能为他们远离麻烦祷告。因此,编辑在刊登他这封信时用了“传教士恳求为中国祷告”的标题。

第四封信:请为中国祷告

Coshocton论坛报编辑:

去年9月我本想为我的穷困童工星期日学校的小朋友的圣诞礼物给你们写信。但不幸的是我突然患了一场大病,不能写,那真让我伤心。现在我好了一点。我希望告诉你们我的小朋友们去年有一个愉快的圣诞节。

我们在计划复活节礼物-这个复活节,若神允许。希望给小朋友们糖和复活蛋。我们每年复活节都讲主复活的故事,有一个愉快的时光。我和我的“小甜心们”也希望你们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复活节。

给我们多送传教士过来,多多的送。请一定为我们祷告,特别是在这个我们的前面会充满问题和困难的时候。

为我们的小朋友祷告,让他们能远离麻烦,有一个愉快的复活节。

祷告求主把我圈在中国另一个16年,让我事奉祂。

赫显理牧师
乍浦路480号,上海5,中国 /1949年1月24日

以上赫显理的信都是关于他的星期日学校的孩子。教导星期日学校的贫困儿童是他最高兴的工作,也是他信中最经常的话题,他的绝大多数寄回美国的信都是为了这些他称为“小甜心们”的小朋友。但偶尔也有一些内容与小甜心们无关,而是关于上海正在经历的重大事件的。这常被当地报纸刊登了。

下面这封信写于1937年9月初,当时上海仍处在中日激烈交战中。信是写给印第安纳州Logansport城的一位叫W. T. Wilson的律师的。Wilson是赫显理过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他在10月12日收到信后大概是被信中内容所感动,把信转给了当地的Logansport Pharos-Tribune报纸,报社15日就刊登出了信的全文,并加了编者按,称赫显理的信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在日本侵略下的苦难与恐怖。写信时也是赫显理在中国事奉满四十年,因此,赫显理也以高兴和感恩的心回顾了中国在那四十年中的巨大变化和他在中国的工作[15]。

以前我很不解,二战中日本人还没有完全征服中国,怎么就愚蠢地去挑战美国,让美国也加入战争?但最近读过好几封传教士的信,正如下面赫显理信中所说,在中日战争开始时美国人的心就已经站在了中国一边。加入战争只是迟早的事。十分感恩在中国的传教士,尤其是那些像赫显理一样在许多人都撤退时没有撤退的人,他们把中国在日本侵略下的苦难和日本人的残忍直接反馈给了他们的人民,感恩他们敦促他们的国家早日采取实际行动。从赫显理的信,我也看到了日后日本人要拘禁他的理由。而信中说中国还不是基督教国家,中国人学坏的东西也很快,而西方非基督徒只是向中国人介绍那些太想教导人的学者的那一段文字,让我似乎感到了中国后来选择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

第五封信:日军侵占上海

(邮戳日期:1937年9月2日)

亲爱的朋友:

现在的上海非常令人哀伤。我们笼罩在恐惧之中:中国人恐惧,他们的军队正在为他们国家的自由而战;朝鲜人恐惧,他们不愿附属于日本;英国人恐惧,他们是中立;美国人恐惧,他们的内心深处同中国人站在一边;恐惧也在这里的印度人、菲律宾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及其他人之中。所有人都在麻烦之中。所有人都在四处奔逃,寻找安全之地,却无法找到。所有人都心神不宁,寝不安稳;许多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睡在地上;许多人睡在走廊里;许多人睡在屋檐下的狭窄过道上,希望那样可以躲避一些风雨;许多人睡在路边和公园的树下。总之,任何地方都行,只要不是在残忍的日本人控制的地方,只要能躲避日本人随时就想射出的子弹和当成玩具射击的机枪。真是残忍得无可比拟。啊,屠杀!我不敢想象这是真的!圣经说“为你的作战不是在冬天祷告”。幸好现在还不是冬天,否则,数以几十万计的人会冻死或饿死。

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飞机就在头顶飞翔,高射机枪就在我们头顶把它们击落下来,一次就会让几百名畏缩在街上的难民丧生。日本人到处丢炸弹,无数的人被炸死。哦,朋友,我不敢继续写更多,这真是言辞无法描述的恐怖。所有这些却只是为了让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却野蛮残忍的日本军事集团能显示他们的力量而高兴,想用他们机械化的军事力量镇压中国。这绝不是梦,而是日本人经常在谈论的计划。

美国和英国告诉我们这些公民:“赶快离开逃命,我们会保护你们,我们会一天24小时留意,有问题我们会提出抗议!”他们已经把上万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送到了香港和马尼拉,但对仍留在这里的公民就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美国和英国在这里在财产已经烟消云散。美国的战舰和商船被炸弹攻击,英国的大使被枪击。对这些只有空洞的抗议,空洞的警告,却什么也不做。我们基督徒有圣经教导的安慰:“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要甘心忍受,直到自己有更美好长存的家业。”但那些在天没有更好和长存家业的非基督徒商人和业主可不会喜欢这种忍受。

我来到中国四十年了!我希望给你写信赞美神的慈爱来庆祝这一天。这对我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感谢神让我在我的中国人中事奉祂这么长时间。

当往前看时,四十年似乎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但当我回首时,它却是那样短暂。在这四十年里,神通过圣灵的力量(给中国)带来了奇妙的变化。我这里只能简单举几件。当我来到中国时,大多数女子还在疼痛和哭泣中裹脚,感谢神现在裹脚已经是个希奇事了!当时男人脑后还留着一个辫子作为顺服满族人统治的记号,现在没有辫子了;中国已经是共和国了!那时中国没有竞技运动,现在年轻人踢足球,打网球、曲棍球、高尔夫球——所有的竞技运动都有。

当时只有一条短铁路,现在建了许多,尽管常以骚乱和流血为代价。当时没有公路,现在则象雨后春笋到处都是。当时没有飞机,现在飞机可以飞到中国的许多地方。当时没有邮局,现在中国的邮政系统非常棒,可以送往12,600城镇。那时电信业几乎没有,现在有线网遍布中国,无线站也有许多。那时有轨电车更是闻所未闻,以致刚引进时管理者需要让人们免费乘坐来习惯使用它,现在有了许多火车,收费不高,使用者众以致需要限制。

四十年前中国只有两个大纸张大小的小报纸,现在有了500种以上大张的报纸,还有杂志。那时只有很少的现代学校,现在有了许多,包括小学、高中、专科学校、大学,教学方法和内容与西方的相似。

为贫困儿童而办的星期日学校(Ragged Sunday schools)在那时很少听说,现在则有许多,有数千学生。很高兴在这些学校建立方面我是开拓者。神也让我出版了三卷讲道,200种福音单张,一本圣经查经指南,一本词典,一本专题教科书,34年的年鉴。这些全部是用的中文。而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最让我喜乐的是我的星期日学校。四十年前中国只有2000传教士,185,000基督徒,现在有8000传教士,基督徒可能已百万计。我很高兴神让我在中国的这些变化中也有一小份贡献。

中国的这些变化来之不易。过去的四十年,我们经历过战争、屠杀、革命,我也曽卷入最激烈和最危险的战争中,主都把我平安地带领了过来。赞美主!

但中国还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让我悲伤。魔鬼也在忙碌做工。数以百万计的偶像仍被敬拜,四亿的灵魂还没有得救。中国人学不好的事物很迅速。他们现在跳舞、赌博、酗酒、狂欢作乐等等。非基督徒的西方人是老练的老师,只介绍给他们那些过于想教导人的学者。

为中国能更多认识基督祷告,也为我在中国的工作祷告。我希望再有25年为主做工。求主送更多的收割工人来为主收割。年轻人站立起来,在这伟大的事工中找好你的位置。一定要来!

你的为能在主里高兴事奉而感恩的,
赫显理

上面赫显理博士的信,无论是为他星期日学校的中国穷人童工的,还是告诉他的美国同胞中国人在日本侵略下的悲惨境况和呼吁英国、美国早日采取实际行动,对我们今天不同信仰、不同政治观点的中国读者应该都少有异议。下面我想翻译介绍的第六封信,对持不同政治观点的读者可能就看法不一样了,因为这封1927年3月写于上海的信与政治有关,而且言辞犀利,观点明确[16]。

实际上,传教士是比较少激烈谈论中国政治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急需的是人民素质的提高和伴随素质提高的社会改良与进步,而不是革命。在他们看来,没有人民素质提高的革命不会解决社会的弊端,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圣经》里要顺服掌权者的教导和他们在异国他乡处境的原因。我手头现就有一封1927年1月一位在上海沪江大学读书的美国学生写的信,他就说基督教的各派对上海当时的形势持中立态度。就是对赫显理而言,在我至今读到的他的诸多信件中,这也是唯一谈中国国内政治的。也许他当时坐在他的处于战斗危险区内的学校里,听着炮声,看着外面炮火中燃烧的房子、写着他来中国后四十年的发展变化,他对那些来之不易的建设发展毁于中国人自己的战火中而有难以抑制的失望。
不管我们今日是带着什么样的观点去读他的信,我想以下几点我们若能记在心中,会有助我们去理解赫显理的心情。一是不要怀疑他对中国人,尤其是对中国穷人的爱。他几十年在中国对中国贫困童工学生所做的,我想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无人可以比拟。二是不要怀疑他是在诚实地说他自己心中的真实感受。他一辈子的传教奉献证明了他是一个虔诚爱主的基督徒,而一个好的基督徒,诚实是基本的要求。三是必要时站到他的角度去思考,看看答案是否不同。这点我就深有体会。他信中说布尔什维克所到之处就抢劫和杀人。我初读时在想,这还是不至于吧,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他误解了?我们在国内的教育只是说布尔什维克所到之处就打土豪分田地。但当我想到赫显理是一个从尊重法治和人权、尊重私有财产的社会成长的人时,那种打土豪分田地在他看来与抢劫和杀人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若打中国的新“土豪”和分他们的家产,也已是法律和大家观念上不能接受的事了。
我尽我所能忠于原文地翻译这封信,也尽力避免评论赫显理的观点,但在翻译时脑子里仍总在想,他的这些文字似乎在预示着我们国家将来有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必然。信是1927年3月22日 赫显理写给得克萨斯州Kerrville城卫理教会的一个人的,收信人把信交给了报社,报社于1927年4月28日刊登[16]。

第六封信:北伐中的布尔什维克

(暂略)

赫显理博士1951年1月16日,也就是上述图一中1950年11月17日信的两个月之后,在上海过世了。他是象1948年突然大病那样,突然因病过世的?当时中国政府也已开始了驱逐外国传教士,他是因为面对驱逐不愿离去忧郁而病而逝?我总觉得他生命最后一年的思想历程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扣人心弦、最挣扎痛苦的。我甚至赞美主在最适当的时候让他安息在了主的怀里。他已经81岁,在中国事奉了54年有余,他热爱中国,不愿离开,希望再在中国事奉14年,离开中国对他无疑是极为痛苦的。但是,我还未能查找到任何显示了他当时思想感受的记载资料。我有时看着图一的信封遐想:这信封里写于1950年11月17日的信是否讲述了他当时的处境和感受呢?希望那信仍保存在世,有一天会被人们发现、刊登出来。

在中国过世的传教士一般都安葬在中国。但让我意外的是,从findagrave.com网站上我查找到了赫显理博士的墓葬,在俄亥俄州杰佛逊(Jefferson)县Steubenville城的协和墓园(Union Cemetery)[17]。有两块墓碑。一块如图三,是块联合墓碑,上面除了写有“赫显理牧师,博士,在中国传教54年,1870-1951”外,还有他的弟弟查尔斯、妹妹马利亚以及马利亚的丈夫马歇尔。马歇尔是传道人和神学教师。另一块如图四,只有赫显理一个人的名字“赫显理牧师,博士,1870-1951”。

Rev Henry G. C. Hallock

图三:赫显理牧师与弟弟查尔斯、妹妹马利亚及妹夫马歇尔在俄亥俄州的墓碑。图片来源[17]。

Rev Henry G. C. Hallock

图四:赫显理的单独墓碑。图片来源[17]。

赫显理终身未婚,没有太太和儿女,是谁把他的骨灰带回美国的呢?回美国安葬是他的个人意愿还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让他难以在上海安葬?关于赫显理的后事处理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也许有过协商记录资料,希望今后有一天能查阅到。中国是象赫显理这样的传教士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对他们做过的有些事的了解还是要依赖中文的资料。如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2012年更新的“慈善救助-感恩致谢”网页中的感谢个人名单中有“DR HENRY G C HALLOCK”(赫显理博士)[18]。尽管知道他很热爱中国儿童,尤其是穷困儿童,不难理解他会捐赠资助中国儿童医学研究,但他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向该儿童医学中心捐款的呢?英文完全没有记录。希望今后能读到有关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中文记录资料。

作者:方金琪(信望爱小屋),2015年1月5日。作者保留所有文章及图片版权。欢迎转载。转载电子版文章时,敬请注明文章作者和转自www.healthChinese.ca,并请注意在转载时,不得对文章进行任何删改。若需书面转载本刊文章,请先征得作者书面许可。

康尼:增加移民应对加拿大人口老化不可行

  联邦就业和社会发展部长康尼(Jason Kenney)昨天指出,加国经济现正面临技术工人短缺的严峻挑战,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一是对加拿大的移民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二是改革现有的教育体系,培训年轻人成为加国劳工市场所需要的人才。

  康尼在昨天上午出席了由大多市华商总会主办的“业务演进”研讨会,并发表了名为“职位创造与经济发展”的主题演讲。
  他在演讲中列举了阿省等加国很多省份和行业现正面临技术工人短缺的严峻挑战。他同时指出,加拿大目前的失业率仍高达6.7%,特别是青少年的失业率高达12%,而在多伦多,青少年的失业率更超过20%。此外,原住民和抵加时间不超过5年的新移民的失业率高企。

  他说∶“头号问题就是技术工人短缺,我将这样的现象称为‘悖论’(paradox),有太多的人没有工作,与此同时,又有太多的工作职位没有人填补。”他又说∶“随@人口老化和劳动大军的萎缩,我们面临的上述挑战将更加严峻。”

  增加移民应对人口老化实际上并不可行

  针对如何解决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康尼指出,通过增加移民吸纳人数来取代退休的加拿大劳动人口,看似一个好主意,但实际上并不可行。

  加拿大咨议局(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曾在数年前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将移民吸纳人数增加至每年100万人的建议,在他看来是不切实际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抵加时间不超过5 年的新移民,失业率高达12%,还有大批新移民面临就业不足的问题。

  他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对移民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

  康尼又指出,解决问题的另一方法就是改革现有的教育体系。他批评现有的教育体系未能将年轻人培养成为加国劳工市场所需要的人才。而联邦政府借鉴了德国和瑞士等国投资于学徒计划的成功经验,与各省和地区政府签署的加拿大就业补助计划(Canada Job Grant)旨在鼓励雇主投资和参与培训,并确保雇员最终在完成培训后有获得保证的就业机会。

  康尼反对待业青年无偿工作

  另据加新社报道,联邦就业部长康尼,于周四驳斥央行行长“待业青年无偿工作”之说。

  康尼说,告诉无业大学毕业生去做无薪工作,直至就业市场改善,那是让他们降低期望值,等于向加国年轻人发出“错误信息”。

  加国央行行长波洛兹(Stephen Poloz)本周发表有争议的言论。他说,年轻国民和其他难以找到工作的人,应通过在贴近自己专长领域做义工的方式,增长经验。

  康尼周四说:“本人不同意央行行长的说法。我认为,年轻人工作,应当获得报酬。”

  实习生与年轻雇员倡权者指责,央行行长脱离现实,不了解年轻找工人士每日所面临的困境。

2014-11-07 明报

被判反革命罪的传教士:白可慕医生

被判反革命罪的传教士:白可慕的故事
Homer Vernon Bradshaw(1899-1986)

Abstract: Homer Vernon Bradshaw was born at Pittsburgh , PA. in 8 March, 1899. He studied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He was appointed by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and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as a medical missionary to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and left for China in 1928 with his wife Wilda Hockenberry Bradshaw.

His entire career was spent at Linhsien Station, Canton (Guangdong), where he headed (superintendent) the medical staff of the Van Norden Memorial Hospital for Men and the Brooks Memorial Hospital for Women. He later taught surgery in 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in Canton. From 1942-1945, he served in the U.S. Air Force as a flight surgeon with Chennault’s Flying Tigers in China. Following the war, he returned to missionary service in China in his former capacity.

On 2 March 1951, he and his wife were arrested at their hospital home in Canton province and sent to separate prisons the next day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1953, Mrs. Bradshaw became ill and was transferred to house arrest. They were not accused until October 1955 and on Oct. 26 he was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for counter-revolutionist. The sentence took effect the day he was arrested and so they were released and expelled on Dec. 20 1955. They were reunited two days before their releasing. When they were released, both of them were suffering acute malnutrition and the effects of beri beri. He lost 43 pounds, while his wife weights only about 80 pounds. “Her speech is incoherent, her only apparent emotion is fear, and she doesn’t realize even now that she is in free territory” according to the wide news reports at the time they were released. It triggered the following investigation of the USA State Department on “cruel and inhuman treatment” of American civilian prisoners by the communist China.

In the record of the Oral History Pla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in 1971,Bradshaw notes that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becoming a missionary in college. He recounts his experiences as a physician in China and the challenges that the Communists posed to his practice. He talks about the language barrier, his difficulty in finding time to learn languages and what he learned from the Chinese people when he began to recognize their individuality. He also mentions his work establishing a staff training school. Bradshaw emphasizes that his missionary work involved ministering to the suffering rather than preaching.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aspects of his work was the vaccination campaign against smallpox.

Bradshaw H V_new

上图是一个1948年12月美国长老会白可慕医生(Dr. H. V. Bradshaw, M.D.)从广东连县(今连州市)寄美国的实寄封。查阅白可慕的经历,发现他1951年不是被中国新政府驱逐出境,而是被逮捕拘押,而且还一直被关押到了1955年。我一直以为对待传教士共产党比日本皇军要仁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对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常有2-3年的关押,共产党对西方传教士则只是驱逐。但这位传教士却不仅被关押了,而且一关就是四年多。是什么原因使他不是被共产党驱逐而是关押呢?这引起了我进一步查阅了解他的兴趣。

网上能查到的关于白可慕的中文资料十分少。我只找到了两条,一是n词酷英汉词典-传教士的相关英文词汇大全说:“白可慕;美国人,l928年来华传教士”[1],另一条是《历史沿革- 连州市人民医院》中说:“连州市人民医院前身为连县惠爱医院,于1897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易蔚士(Rev. Edward)在城西菜园坝建医局和教堂,医局赠医赠药。……1931年,惠爱医院救治了路过连县的红七军伤病员200多人。20世纪40年代,美国白可慕医生(Dr. Bradshaw)担任惠爱医院院长”[2]。

中文资料太少,就转查英文。得知他的英文名全写是Homer Vernon Bradshaw,1899年3月8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茨堡市,1986年9月5日在洛杉矶过世[3]。他是在匹茨堡大学学的医,在求学期间立志做传教士。1928年他和他太太,Wilda Hockenberry Bradshaw,作为美国长老会医学传教士抵达中国,到广东连州惠爱男医院(Van Norden Memorial Hospital for Men)做负责人(superintendent )[4]。

后来他也负责管理广东连县惠爱女医院(the Brooks Memorial Hospital for Women),及在广东夏葛医学院(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in Canton)教授手术学。夏葛医学院是中国的第一所女子医学院[5]。对白可慕在中国工作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所知甚少。197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大学的口述历史计划采访了白可慕夫妇[4、6]。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的采访记录简要中,白可慕说他所做的福音工作主要是帮助那些苦难有需要的人,而不是讲道。当时传教士来到中国,一般先有段时间学习中文,但他的医务工作太繁忙,根本没有时间去学语言,他的中文是在工作中慢慢学的一些。除了医院的管理和教学工作外,他举了两个他认为比较成功的他的工作例子。一个是建立了一个在职人员的培训学校(establishing a staff training school),这可能是指医务人员的培训,但具体是哪个学校我们还不清楚。另一个是让人们接受了天花疫苗接种(the vaccination campaign against smallpox)。但对他工作的更具体了解,有待我们将来对他们夫妇的口述记录做进一步研究。

白可慕的整个职业生涯被认为都是在广东度过的。从1928起,他只有1942-1945没有在广东的医院和医学院工作。当时是抗日战争, 他应征参加了美国空军在中国抗日的陈纳德飞虎队(Chennault’s Flying Tigers in China),担任飞行外科医生(flight surgeon)。战争结束后,他和太太又脱下军装,回到了他们在广东的医务工作中[6]。

从白可慕的个人经历中,我找不到中国政府关押他的理由。他是一个基督徒、传教士,但他的工作时间几乎全部奉献给了在中国的医院和医学教育。作为基督徒医生,他对病人不分贫富贵贱和政治观点。1931年惠爱医院医治200多红军伤病员时,惠爱医院不仅已经在他的负责之下,而且作为外科手术医生,很多红军伤员很可能就是他亲自手术的。尽管他1942至1945年参加了美国空军,但那是陈纳德的飞虎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帮助中国抗日的,而且他的职务也只是一个医生。

进一步的查找终于为这个答案找到了蛛丝马迹。这就是1955年3月31日美国驻日内瓦使馆官员Gowen 和Shillock当天同中国驻日内瓦官员Shen Ping、Li Kuang Tze、Yeh Ching-pa和Hsu Wei Chin(翻译)会面后于晚上七点发回美国国务院的电文[7]。他们的会面讨论了被中国拘押的美国人。中国官员告诉美国,被拘押的人中除了Mrs. Wilda Bradshaw生病已经接受了治疗外,其他人健康良好。Mrs. Wilda Bradshaw是白可慕的太太,因此,从电文中我们知道他太太也被同时拘押了。而且被拘押的还有其他美国人,不只他们夫妇俩。而从电文的附注说明中我们也知道了他们是从1951年3月起被拘押的。电文说上一次在1955年2月28日的会面中美国表示了强烈反对对在中国的美国人的没有必要的拘押并要求立即让他们获得自由,中国官员这次给予的答复是:

“We confirm policy our government is to grant Americans permission to leave China after examination provided no cases criminal or civil nature pending against them. By this policy it protects foreigners who wish leave China but those foreigners who committed crimes against our laws are condemned according our laws”(我们表明我们政府的政策是,在审查他们没有犯罪和没有涉及民事纠纷后,我们会允许美国人离开中国。这个政策保护了希望离开中国的外国人,但也让那些犯有违反我们法律罪行的外国人会得到我国法律的惩罚)。

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关押是要确信他们没有犯罪和卷人中国的民事纠纷。

他们1955年的获释是当时的一个重大国际新闻。等候在香港的记者和摄影记者有一百多人,因此对他们获释时的情况今天可以读到的报纸报道相当多,如[8、9、10、11]。从这些报道可以综合出大致以下要点。

* 他们是1951年3月2日从广东林县他们工作的医院的家中被逮捕带走的。1955年12月20日获释。从被捕第二天起他们夫妇就被分开关押,直到获释前两天才见面。在这近五年的时间里他们夫妇仅曾隔很远相互看到过一次。

* 白可慕先在广东Kukong监狱关了264天,后转移到广东第一监狱。在这期间他曾多次被告知会很快释放。他太太则因病自1953年转为“在家关押”(House arrested)。在1955年10月以前他没有受到任何起诉。1955年10月中国政府要他承认间谍罪,承认同香港、马尼拉、东京、美国有无线电联系。他否认。10月26日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五年。从被捕那天算起。白可慕说中国政府不喜欢他们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参加过美国空军,尤其是陈纳德的抗日飞虎队空军。

* 在监狱他开始时没有受到非正常对待。1952年曾暗示要他承认间谍罪,他拒绝之后开始受到虐待。被铐上手铐,有时连续长达两天。铐上后由两个人抓住他,拧他的手腕强迫他做一些剧烈运动。也有不定期的提审或其它干扰。他在监狱的饮食是米饭加少量蔬菜,偶尔有点肉。由于长期的慢性饥饿,他们夫妇俩出狱时都患有急性营养不良。他自1955年5月因身体虚弱被允许接受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包裹,因此出狱时身体状况恢复了不少,但仍比入狱前瘦了43磅(39斤)。太太身体状况更差,体重只有80磅,讲话语无伦次,尽管能认识她丈夫,但除了恐惧外没有其他表情。她1954年11月7日就被解除了监居,但直到他们获释抵达香港,她仍对自己已获自由没有认知。因此,后来的所有公开露面她都没有参加。

* 他们是坐火车和汽车抵达中港边境的,由中国红十字会和美国红十字负责交接。他们的身体十分虚弱,走路需要搀扶,尽管中国红十字会官员和安全人员不正视他们,也不搀扶他们,但几名中国旅行社的职员把他们搀扶交给了另一边的美国红十字会。他们被救护车送到了香港医院,随后转往了马尼拉的美国空军医院接受治疗。白可慕夫妇的境况随后引起了美国对中国虐待被关押美国人的调查。在白可慕夫妇被释放时美国仍有13人被中国政府关押着,另外还有5人没有被关押,但不允许离境。

白可慕夫妇从1928至1951年在中国辛勤工作了23年,管理医院、培养中国医生、医治病人,甚至在需要时加入帮助中国人抗日的战斗,忙得连学中文的时间都很难挤出来。得到的报酬是四年十个月的关押。白可慕确实不认同后来对待他们夫妇的方式,称那逮捕是绑架,那1955年10月26日的审判是闹剧,也对把他太太折磨成那样而感到愤怒(burn up)。但作为基督徒和传教士,他相信他的一切在全能主的手中[11],我相信他们并不后悔来到中国、事奉中国。他们197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的记录中还专门谈了广东林县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医院在1949年以后的变化,也说明他仍在关心着那里[4]。 《圣经》对基督徒的两个最大戒命是爱神和爱人,他们在这两点上都没有亏欠,这是基督徒最大的快乐和满足。

中国许多人相信,传教士在中国办医院只是因为那样可以博得中国人的好感,以便传教;办学校是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办孤儿院则曾在很长时间里被相信是为了挖取中国儿童的心和眼睛以便为西方儿童制药[13]。白可慕夫妇说他们作为医生主要忙于帮助那些苦难有需要的中国人,没有时间去学中文,没有时间去传讲福音。如果行医只是传教的手段,白可慕是不是成了本末倒置的失败的传教士?根据耶鲁大学对1800-1950年中国有西医的医院统计,90%以上都是传教士建立的[14]。若只是为传教,有必要办那么多医院吗?尤其是开办和维持那么多医院的巨大费用不仅需要各传道会基督徒的奉献和传教士的四处募捐,甚至有时还会因带出了太多的资金给外国而引起传教士本国的非基督徒反感。

《圣经》给基督徒的两个最大诫命是爱神和爱人。使徒保罗就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传教士来到中国,尽管像每个人一样,他们也是不完美的人,他们的行为并不完美,但他们是因爱而来!因为爱神,他们想把神的福音传遍四方,爱神是他们去到遥远落后甚至危及生命的异国他乡的力量源泉。在达到中国前,他们对中国人的爱可能还只是抽象地可怜亿万中国人在死去前都没有机会听到那他们相信是最美好的福音。而到达中国后,当看到中国还根本没有现代意义的医院时,他们开办医院;当看到中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民众缺乏教育时,他们开办学校,翻译西方科技法律书籍;当看到女子还裹脚不能享受教育时,他们从收留街上流浪女孩入学开始开启中国的妇女解放;当看到那些因贫困、因疾病、因是女婴而遗弃流浪街头的孤儿时,他们开始办孤儿院;当看到那些因贫穷而沦为妓女的妇女时,他们开办济良所……。这一切,如果我们不相信他们是为了爱,一定要找出他们做这事背后的某种甚至是邪恶的动机,那只能像把白可慕夫妇关上四年多判处反革命罪那样,做出无知的错误事。

作者:方金琪(信望爱小屋),2014年10月22日,作者保留所有文章及图片版权。欢迎转载。转载电子版文章时,敬请注明文章作者和转自www.healthChinese.ca,并请注意在转载时,不得对文章进行任何删改。若需书面转载本刊文章,请先征得作者书面许可。

一个传教士躲避义和团的实寄信封:章嘉乐博士的故事

Abstract: Dr. Charles F. Johnson (1857-?) was a Presbyterian from northern Illinois near Chicago. After graduated with his MD from Chicago Medical College (now part of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 1889, he then soon married, leaving for China in 1890, and beginning a long career as a Christian educator and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He established hospital and medical training school in Ichowfu (Linyi).

In early July 1900, he was forced to abandon his medical mission in Ichowfu and evacuated downriver to Tsingtau (Qingdao, which was held by German garrisons) to flee the Boxer Rebellion. He returned to Ichowfu in April 1901 and found all of the medical mission’s property was either destroyed or stolen by the rebels. It took months for them to begin the mission’s reconstruction.

From this point until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northern China in 1938, he directed a rapidly growing medical mission that culminated in 1906, with the erection of Union Medical College, Tsinan. He served as director of UMC and later as the head of the Chinese Medical Missionaries’ Association. He was also chairman emeritus of the Shantung (province) mission.

The beginning of WWII brought an end to his work there. It was said that he apparently left China permanently in 1942 after a network of his Chinese and American acquaintances helped him through Japanese forces and secretly sent him back to the U.S.. However, I could not find when he arrived at U.S. or any record about him afterward. The latest record about him is his “To Friends” letter dated “sometime after August 27, 1942” and archived at University of Oregon.

Johnson, Charles F
上图是一个1900年8月24日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Baton Rouge市寄山东沂州府(今临沂)长老会医院(Presby. Hospital)的一个实寄封。收信人是Charles F Johnson博士,寄信人是Milton F Johnson。当时正是义和团暴动的顶峰期,山东又是义和团影响比较剧烈的地方之一。寄信人大概对该信在邮路上会有周折也有心里准备,因此把寄信人地址上那随印章盖上去的“信到10天仍无法递送,请退回”一句话的前半句涂除了。另外,Presby.是长老会(Presbyterian)的略写,寄信人知道收信人和他所在的医院属于长老会,但不知道医院的真正名称,似乎是情急之中就用了“长老会医院”的称呼。

信8月25日抵旧金山,9月24日到达上海。送到沂州府后发现收件人已经不在当地,有知情人改写地址为“青岛,P D Bergen牧师转交”(Rev Paul D Bergen)。9月28日到达青岛。信自美国寄出时贴了三张共5美分的邮资。这是当时美国国际信件的标准邮资,应该说信寄出时是贴了足够的邮资。但是,信封上仍被加盖了“US Charge To Collect 10 cents”(取信时须缴美国收费10美分)。估计这是因转寄引起的费用。相对于从美国寄中国只要5美分,这10美分的收费是相当高了。曾看到过一位美国人1917年在中国拍的城市锯木工人的照片制作的明信片,他在一张给友人的上面说,这些锯木工人一天的工资才15-20美分。因此,我估计在1900年十美分也许足够雇一个中国人工把这信专门从临沂送到青岛了。

这实寄封在邮政史也留给了我们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由于清朝政府对同外国交往态度冷淡等原因,中国当时的国际邮政服务既不有效,也不可靠[1]。因此早期外国来往中国的邮件一般是由私人船只带送,各国使馆自己负责发送。美国邮件就是由其在上海的领使馆负责发送。开始时是由使馆其他工作人员兼任,但到十九世纪末已有专门负责的使馆雇员[1]。但若象这封信一样在到达上海后要送往外地的小城,也没有通过中国的邮递服务吗?这个封到上海时是加盖的实线中英文日戳,到青岛时是加盖的德文抵达戳,因此,信件最后应该是通过德国人在青岛的邮递服务送给收件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上所述,另收10美分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在义和团动乱期间雇佣了特别的邮递服务而引发的费用?

但我这里感兴趣的不是任何邮政史问题,而是这个收件人。他是谁?在中国具体做什么?有怎样的经历?义和团动乱对他有什么影响?他为什么离开了临沂?

Charles F Johnson的中文名叫章嘉乐。职业是医生和传教士。1890年到中国后不久就到临沂,直到1942年85岁时为了躲避日本人的关押而逃离中国,在中国整整度过了52年。但如同对其他许多传教士一样,网上有关他的中文资料极少。我只查到了两条,一条是介绍济南华美医院历史时说1892年其医学生曾被送到沂洲府由章嘉乐医生给上课[2]。第二条是说临沂市人民医院前身是美国教会医院,始建于1891年[3]。另外有一篇台湾学者写的讨论传教士对孙中山辛亥革命态度的论文,其中引用了一个传教士的话。作者说该传教士在天津工作,中文名字叫强生。但其英文名与章嘉乐完全相同[4]。因作者没有注明文献来源,章嘉乐又没有在天津工作过,无法核实那是不是章嘉乐。

因此,我们下面的介绍都是依据的美国英文文献资料。

章嘉乐的英文资料收藏较多的是美国“西北地区数码档案”(The Northwest Digital Archives, NWDA),资料存放在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的图书馆,包括有来往信件和电报、个人日记、以及济南共合医道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 Tsinan)有关的一些资料等[5]。我们下面的文字没有注明其他来源的资料,就主要是根据该档案资料有关章嘉乐博士的简介。

章嘉乐出生于1857年。父母是最早定居北伊利诺的移民之一,在章嘉乐出生前不久定居到离芝加哥不远的地方。章嘉乐是1889年从芝加哥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芝加哥医学院现在是美国西北大学的一部分。他毕业后不久就结婚了。1890年独自前往中国,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52年的服务。1891年他太太带着刚出生的女儿也来到了中国。

他是作为美国长老会的教育工作者(educator )和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抵达中国后他在青岛短暂停留和工作。随后同几位其他长老会传教士一起深入到沂州,开始了沂州的工作。他1890年3月15日抵达沂州。象过去许多时候一样,传教士首次到达一个新的地方,中国人是带着好奇和敌意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到沂州的初期,就被人从附近的城墙上几次用石头砸他们的住房[6]。

上面提到的中文资料讲临沂市人民医院前身是美国教会于1891年始建的医院。这美国教会实际上就是美国长老会,而章嘉乐博士就是其主要创建人之一,并担任首任院长(charged)直到1906年(后来在继任者退休时,他于1911年又担任过一年院长)。根据耶鲁大学的资料,这个学校英文名称是Floyd D. White Memorial Hospital[7],中文名称叫什么?网上查阅说是“(山东沂州)基督教会医院”。但这有可能不是其真正的中文名称。根据耶鲁大学的资料,长老会1907年还在沂州建立了另一家专为女病人服务的医院。

俄勒冈大学收藏的资料显示章嘉乐博士在医学教育方面的工作比他在医院方面的工作更为引人注目。他是济南共合医道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 in Tsinan)建立后担任过院长(directed)。济南共合医道学堂的建立时间,中文的介绍认为是1904年[8],但长老会当时的记载是1906年[7]。1890年前后长老会传教士就开始在沂州、济南、邹平(Tsowping)和青州府(Tsingchowfu)创建医学学校,后合并这些学校,并与浸礼会办的医校合并成为济南共合医道学堂,也为山东新教大学的一部分。再后来并入了齐鲁大学。在济南共合医道学堂成立前,章嘉乐十余年一直在沂州教授医学课程。俄勒冈大学收藏的资料中就有他学生情况的年度报告。

后来长老会还在沂州建立了一所护士培训学校[7],可能也是在章嘉乐主持下建立的,但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了解。除了医治病人、教学、管理医院和医学院外,章嘉乐博士还担任过中国医学传道会会长。此外,他还是山东传道会的名誉主席[9]。

章嘉乐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1891年出生于美国,二女儿1892年在中国出生。儿子比小女儿小五岁,应该是1897年出生。他们一家1897年秋至1899年春回美国伊利诺州家乡休假,假期结束时章嘉乐回到了沂州的工作中,他太太为了两个女儿的教育暂时留在美国。因此,1900年义和团动乱爆发时他太太和小孩不在中国。

义和团动乱爆发后,章嘉乐不得不放弃他在沂州的工作躲避义和团。当时青岛是在德国军队的控制下,因此他们就被撤退到了青岛。这就是为什么上述信被转送到了青岛的原因。他是1900年7月初被撤退到青岛的。据美国报纸报道,他在7月5日给长老会教会发了一份电报告知他和其他一些传教士已平安退到青岛[10]。他在青岛等待义和团动乱平息直到1901年4月。这时候他太太和小孩也从美国回来了。为了家人的安全,他把太太和儿子留在青岛,把两个女儿送到上海的英国学校,他一人回到了沂州的工作中。他们在沂州的所有同事没有人发生生命意外,但他们在沂州的所有财产,包括学校、医院和个人财物,或者被偷或者被完全破坏了。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去重建。1902年初他的太太和儿子也回到了沂州。

从1902年到1938年日本人入侵,章嘉乐的工作进展顺利也发展迅速。但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他永远结束了工作。1942年在中国与美国熟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他逃过日本军队的控制区,被秘密送回到了美国。

写完上面关于章嘉乐博士的经历,我内心仍有几个疑问找不到答案。首先,上面实寄封的寄信人,Milton F Johnson,同章嘉乐是什么关系?当时他太太在美国,因此,我首先想到的是不是他的太太。但显然不是。Milton是一个男性的名字,而且是在路易斯安那州,而她的太太和小孩是在伊利诺州。他太太也应该知道那医院的名称,而不是以长老会医院相称。那是不是他的兄弟?我无法查到。第二,他太太的名字叫什么?长老会的资料中一般是称她Johnson太太,但资料中有时也有一个被称为Agnes E Johnson的人,那是不是他太太的名字?第三,我们对章嘉乐博士1942年离开中国后的情况一无所知,甚至包括他去世的日期。俄勒冈大学收藏的最后一份他的资料,是注明为1948年8月27日以后某日的“告朋友们”(To Friends)的一封信。他离开中国时已经85岁,他经受住了坐船返回美国的一个多月的颠簸,平安抵达了美国吗?正常情况下,他的抵达美国和后来的去世,美国报纸和长老会应该是有报道和记录的。

由于这些疑问找不到答案。我想到了把这些问题用英文写在这里,也许有知情的读者或章嘉乐的后人看到,能给我帮助。他在中国人民还仇视他们的时候,因着心中的爱来到了中国。就像主耶稣那样,在世人还是罪人会钉死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仍来到了世人之中。他冒着各样的风险在中国工作了52年,最后85岁时还不得不开始逃亡,我心中真的很难把对他的了解结束在他的“告朋友们”的信那里。

Dear Readers:

This article in Chinese is about the missionary life of Charles F. Johnson (1857-?). He worked as educator and medical missionary from 1890 to 1942 in China. We still have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that we could not find the answers. If you know anything related to these questions, please kindly let me know or leave your information in the “comments”.
1. In 1900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he received a letter from Milton F. Johnson. Who is Milton? Was he a brother of Charles F Johnson?
2. What is his wife’s name? Is it Agnes E. Johnson?
3. We do not know anything about his life after he left China in 1942, even the date of his death.

Thanks.

作者:方金琪(信望爱小屋),2014年10月29日,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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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金贞:为中国培养一代杰出女性的开拓者

Abstract: Miss Lochie Rankin (1851-1929.9.13) was born in Milan, Tennessee, USA. She was the first woman as well as the first unmarried female missionary sent to China under the sponsorship of the women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MECS). She was regarded as “Pioneer Missionary Builder of the Kingdom in China for Fifty Golden Years” of MECS. She arrived in China in 1878. Her younger sister, Dora, is the second and arrived in China in 1879 to help her. Dora died “at the post of toil” in December 1886. From 1878 to 1898, especially after Dora’s death, thirty-two other Methodist women followed Miss Rankin to China.

Rankin undertook her first assignment in China as an assistant at the Clopton Boarding School in Shanghai. She mastered the Chinese language sufficiently to open a new school in 1879 in Nanziang, a city about 15 miles from Shanghai. After Dora’s death, she opened another school in nearby Kading. In 1901, she moved the schools to Huchow, Chekiang (Huzhou, Zhejiang) and named it Virginia School. The schools at Nanziang and Kading were closed at 1909. Virginia School, with two other schools established by the MECS sisters, McTyeire School in Shanghai and Laura Haygood Girls’ School in Soochow (Suzhow), were regarded as the three most famous girls’ schools in China at that time. Many well-know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ere students of these schools, including the Soong sisters.

From 1906, while other sisters of MECS were in charge of the girls’ school, Miss Rankin was in charge of the boys’ school in Huchow. The boys’ school also mad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Many well-know scientists including fiv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educators, social workers, writers etc. were students of the schools. After 49 years in educational missions in China, it was said that she had students in responsible positions in every province in China.

In 1926, ill health forced Miss Rankin retired and returned in America. She became a student on the Scarritt Bible School and was known as a National bureau of Information on China. She died on Sept 13, 1929 and was buried in the Woodlawn Cemetery, Nashville. To remember her, MECS at Nashville established the Lochie Rankin Circle organization, which remained active at least until 1952.

The receiver of the letter here, Dora Rankin, is not the Dora Rankin who was Lochie Rankin’s sister and died at post in 1886. The receiver should call the late Dora Rankin aunt and possibly was a daughter of Lochie Rankin’s sister or brother in America.

 

Rankin, Lochie cover

查阅宣教士的资料,有两个感触良深。一是发现对绝大多数的宣教士极少有已经整理好的介绍资料。对于一个宣教士,网上中文资料能查到他(她)曾经使用过的中文名字,能看到一、两条提及他工作的简短文字,就算是不错了。而英文的资料也常分散在宣教机构的档案中,或报纸有关教会和传道活动的报道中,或大学收藏的档案资料,或政府和家族的出生和死亡等记录中。二是发现有那么多的宣教士,他们一生的故事是那么感人,常让我不禁泪下。我终于控制不住,想一个一个地来写他们的故事。我知道即使对一个宣教士只是写几页的简短介绍,我凭一个人的力量一辈子也写不完他们的故事。

图一是1905年9月13日,中国中秋节,浙江湖州的一位叫Lochie Rankin的女士写给在美国加州洛思加图斯(Los Gatos)一位叫Dora Rankin女士的实寄信封。Lochie Rankin中文名字叫雷金贞(雷金声),是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南卫理公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来华的一位传教士,1878年来中国。出售该邮品的商人说,收信人Dora Rankin是雷金贞的妹妹。她的妹妹也是来华的传教士,在姐姐之后的1879年来到中国协助她创办和管理学校,但1886年在动乱中已经殉职了,雷金贞怎么会1905年还在给妹妹写信呢?这就引起了我对雷金贞进一步了解的兴趣。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浙江湖郡女中(Virginia School)、上海中西女中(McTyeire School)和苏州景海女校(Laura Haygood Girls’ School),被称为三大著名女中。其中仅湖郡女中,就被认为走出了许多巾帼英雄。如毛彦文,中国现代女子新式教育的先行者,著名教育家、慈善家、教授,民国总理熊希龄的夫人;张佩英,中国首批八位女大学生之一,终生从事教育工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张爱玲一起活跃于文坛的“小姐作家”中的汤雪华、郑家瑷、钱蔡镇华、以及毛彦文;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茅盾的夫人孔德沚;罗家伦的夫人张维桢、陈立夫的夫人孙禄卿[1、2]。而宋庆龄三姊妹则曾就读于上海中西女中。

这三所学校是姐妹学校,都是由美国监理会创立。而雷金贞不仅是湖郡女中的的创办人和第一任校长,也是来创立这三所学校的监理会教育传教年轻女士们的带头先锋[3]。湖郡女中建立后,雷金贞将女中交监理会后来的其他女性管理,她自己集中精力在湖州监理会的男塾学校工作上。这些学校也同样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男性人才。如中科院院士谈家桢、高尚荫、卢良恕、钦俊德、王仁;著名计算数学专家徐献瑜,中国化纤专家方柏容,英语教育专家许国璋,文学家萧也牧,自行车环球旅行家潘德明等[4]。在中国教育奉献49年,当时中国几乎每个省都有她的学生在担任要职[16]。

Rankin, Lochie
图二:雷金贞(1851-1929.9.13),浙江湖郡女中、上海中西女中、苏州景海女校监理会传教女性的先锋[16]

雷金贞1851年出生于美国南部田纳西州米兰市,美国监理会基督徒。来中国之前在美国印第安人保护区当国内两年教师,是教育传教士。1877年知道监理会需要一位单身女性前往帮助在中国办学的J. W. Lambuth夫人,于是报名志愿来中国,1878年4月启程[3]。她不仅是美国监理会来华的第一个女传教士,而且是未婚就过来了。她的妹妹Dora是第二个。在她们的带领下,1878年至1898年监理会来华的女性有三十二位[5]。甚至在1914年她结束在美国一年的休假返回中国时,就又带来了三名新的传教士女性[]。她们为中国近代的教育,尤其是女性的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宋庆龄三姊妹以及我们上面提及的那些人都曾就读她们的学校,是她们的学生。因此,监理会称雷金贞是中国传教黄金五十年的开拓者(Pioneer Missionary Builder of the Kingdom in China for Fifty Golden Years)[3]。

雷金贞抵达中国后,先在上海Clopton Boarding School学校担任助理。一年后她的中文被认为已够办学需要[7],于是前往当时距上海市十五英里的江苏省嘉定县南翔镇创办了接收男女生的悦来书塾(Pleasant College),她是1879年10月到南翔的。与此同时她的妹妹也从美国来到了南翔协助她。有关悦来书塾的中文资料都说该校是1878年创办的[8、9]。但据美国监理会的资料,悦来书塾是1880年3月开办的[10,p.80]。1878年是雷金贞来中国的时间。

中文文献说悦来书塾后来分为男塾华英学堂和女塾文洁女塾(Virginia School,文洁取Virginia的中文谐音)。1901年两校部分师生迁至湖州城内马军巷,1905年在海岛堂附近(今湖州市第一医院和湖州市第十二中学所在地域)建立新校舍,女塾位于西侧,中文校名改称湖郡女塾,英文校名未变[7]。英文文献没有提及分为男塾和女塾,但记载了雷金贞在1886年妹妹过世不久她又在嘉定开始了一所学校,也许这就是中文所说的男塾华英学堂。英文记载Virginia School开始于1901年,而在南翔和嘉定的学校是1909年关闭的[7]。这可能是学校搬迁后在原址的学生因年龄小,仍在原址上课直至毕业。

湖郡女塾建立两年后(约1903年),雷金贞把女塾的管理工作交给了Milddred B Bomar女士[7]。中文文献认为湖郡女塾的第二任校长是高淑贞Ella Rue Coffey[1、8],但监理会的纪录高淑贞是湖郡女塾建立时协助雷金贞,但雷金贞之后的校务管理则是交给了Milddred。她自己负责湖州男塾直到她1926年退休返回美国。监理会在湖郡的男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湖郡学校的男塾,还有一个是后来称为东吴大学吴兴附属中学的男校。这两个男校可能都是雷金贞管理。但这还有待以后进一步的研究了解。

1952年,湖郡女中与吴兴附属中学合并,成立湖州初级中学,后发展为今湖州市第二中学和第十二中学,而原湖郡女中校址先于1956年划归浙江省湖州师范学校(今湖州师范学院),1997年学校迁址,又将原湖郡女中校址转让给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雷金貞信中提及到的、那为众多湖郡学校毕业生怀念的“湖郡女校的“红房子”,西楼就是今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技楼(3号楼),上面仍刻有“1905”年,为湖州市区仅存的大型西式建筑[11]。上述雷金贞的信就是写于1905年他们要搬进新校舍的前夕。

Rankin_building
图三:湖郡女中1905年修建的、为众校友怀念的“红房子”。下面雷金贞的信就写于搬入新校舍的前夕,心中充满了兴奋。它是今日湖州仅存的大型西式建筑,市文物保护对象。

讨论监理会在中国办学的历史,忘记不了Dora Rankin,雷金贞的妹妹。1876年雷金贞去印第安人保护区做教育传教,不久Dora就也去了。而当雷金贞1878年来中国后,Dora把在印第安区的工作结束后于1879年又跟随姐姐的脚步来到了中国。她比姐姐晚去印第安人保护区,去时17岁,因此我估计她来中国时是19岁左右。她被认为是一个美丽、坚强、勇敢的年轻女性,她的到来不仅让她姐姐高兴,也让每一个认识她的人高兴不已[10,p.80]。这不是她去世后的悼词,而是监理会1882年的记录。1886年12月10日她殉职了。我很想查到她去世的具体经过记载。但尽管监理会的纪录用了很多的文字怀念她,但对她的死因只是说她“在动乱中殉职(fall at the post of toil)”,并说Dora有一个英雄般的一生,在监理会传教历史上,有因病在返回途中或返回后去世的,但因工作中死去的,Dora是第一个[12]。

Dora的葬礼是在上海举行的,她安葬在上海。但当她的死信传回家乡时,她的家乡许多的教会为她举行了追思礼拜。她年轻生命的逝去反而把教会的心同中国事工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2]。在雷金贞姐妹之前,人们觉得传教事工主要是男性的工作,尤其是年轻未婚的女性不宜远赴遥远的异国他乡。但在雷金贞姐妹的带领下,尤其是在Dora去世之后,更多的年轻姊妹来到了中国,她们也为中国女性的教育和觉醒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

Rankin_Dora
图四:Dora Rankin,1886年在动乱中殉职的教育传教士,雷金贞的妹妹[11]

上述信封中的信也仍保存在里面。下面就是这封信的中文译文。英文原文附在后面。

Dora Rankin女士
168邮政信箱
Los Gatos镇,加利福尼亚州,美国

亲爱的Dora:

很高兴你喜欢那件衣服,希望你今年夏天已经在高兴地享用它。望告诉我它是否在邮局那里有过任何麻烦。因为如果在当局那里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我还想给你寄一件白色的,让你上学的时候穿。其他人寄了25美元的布制品都没有问题,我只是寄的价值两、三美元的东西,应该是没有问题。

你的姑姑Dora的全名是Musa-dora,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称呼她Dora。要是我能在那个到处是果树的乡村同你共度夏天,那该是多么令人高兴啊。我对洛思加图斯(Los Gatos)果园的记忆仍是那么清晰和美妙。

你会喜欢今天的湖州,至少这天气和景色。万里无云的天空,柔和的微风,云雾环绕的山岗,真值得画家来描绘。但这城市本身可能不是这样引人入胜了-今天是中国历上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八月十五,中秋节,今天晚上午夜时每个人会到外面去拜月亮。所有的欠债这时也都必须还清,学校放假,等再开学时学生可以更换老师和学校。

人们今天会准备丰盛的饮食,漂亮的礼物。会去看戏。我在这里写信和试着做十月的第一个星期要在苏州开会穿的衣服。做衣服是件超过了我能力的事,我担心我不能做成。我缝纫没有问题,但裁剪和充填就远不是我会做的了。

学校的那栋大楼建的很快,希望在开完会回来我们就很快有了“家”了。明年你可能会发现我们在一个舒适的住宅里,这是自我来到湖州我们就没有过的了。实际上,住进除了门窗外还有其他一些东西的房子,住进一个讲话不是整栋屋都可以听见的房间,会让我感到陌生。

爱你的
雷金贞
湖州,1905年9月13日。
基督徒反对把月亮当神敬拜,反对对穷人逼债,这可能是雷金贞说当时八月十五中秋节的城市本身不像它的自然那样美,而她也没有因是节日而同他人在一起的原因。这封信让我们看到了她对美国她生长的故乡的思念,看到了当时传教士来到中国在生活条件上的牺牲与艰苦。当时她到中国已经27年了。27年她没有住过在一个房间讲话不能整栋屋内都听见的地方,她甚至连去参加会议的正式着装也不得不自己动手试着做。这大概是因当时的中国裁缝不会做西式的衣服。

更重要的是,这封信让我们知道了收信人Dora不是那已经殉职的Dora。收信人是一个还在上学的晚辈,应该称呼那已经殉职的Dora为姑姑。那么这个收信人是不是雷金贞的兄弟姊妹的小孩呢?

雷金贞有兄弟姊妹五人[13]。妹妹Dora上面已经提到,殉职时约25岁左右。哥哥查尔斯(Charles Y. Rankin,1848- 1891)是一位牧师[14],过世时也仅33岁。另一位哥哥撒母耳(Samuel F Rankin,1847-?)是律师,当过米兰市的市长和州参议员[15]。还有一位叫安娜(Anna R Rankin),可能是最大的姐姐。在他们兄弟姊妹五人中,我们现在能确信安娜和撒母耳都曾结了婚,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小孩和小孩叫什么名字。而另外包括雷金贞在内的三兄弟姊妹,我们不知道她哥哥查尔斯是否结过婚。但雷金贞和她的妹妹Dora,不仅没有更改过姓(当时西方结婚女子的普遍习俗),而且至死均被称为Miss(小姐),因此,基本可以肯定她们俩没有结过婚。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年轻的Dora不仅是他们的下一代,而且与雷金贞关系相当密切,她不仅知道湖州在建的那楼,而且会在下一年又来到湖州。

雷金贞在中国工作了49年。1926年她因健康原因不得不退休回到美国田纳西州监理会妇女传道会的所在地Nashville,进入Scarritt 圣经学院又当起了学生[16],同时也是Gibson Cottage的女主人。回到美国后她仍继续向周围的美国人民介绍中国,被大家称为“中国信息国家局”(Nationa Bureau of Information on China)[16]。她1929年9月14日与世长辞。安葬在Nashville[17、18、19]。在她过时以后, Nashville监理会为了纪念她,成立了一个叫Lochie Rankin Circle机构。至少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地的报纸还有他们活动的通知或报告[20]。

在网上看到一篇2006年的文章,说中国前所未有地为一位牧师父女建立纪念馆。叫“赵紫宸赵梦蕤父女纪念馆”。立在湖州师范学院校园内,而这“湖州师范学院是在湖郡女子中学原址创办起来的”[21]。《圣经》中说神的国不可能在地上实现,但赵紫宸相信天国可以建于地上,因此他认为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

2006年的湖州师范学院,应该不在原湖郡女中的校址上了,如上所述,它1997年迁址走了。这让我有些欣慰。若不考虑政治和种族,在湖郡女中那片土地上没有人比雷金贞更配得怀念。她不仅是建立那学校的开拓者,为之放弃了母国安定和优越的生活,付出了一生的时间和心血,而且还付出了她妹妹年轻的生命。甚至在整个中国近代和现代教育史有谁比她贡献还大?我记忆中还找不到第二人。我知道,作为基督徒,尤其是远赴异国他乡做传教士的基督徒,雷金贞可能从没有期望世人去纪念她。但我仍希望那些认为是雷金贞创办的学校的历史延续的学校校园里,若要纪念人,首先想到的是雷金贞。

Questions to Anwser:

Dear Readers:

This article in Chinese is about the missionary life of Lochie Rankin (1851-1929). She worked as educator missionary from 1878 to 1926 in China. In 1905, she wrote a letter to Miss Dora Rankin in Los Gatos, California. I knew this Dora Rankin is not Lochie’s sister Dora Rankin. The letter receiver Dora seems to be a niece of Lochie Rankin, but I am not sure and know nothing about her. If you know who this Dora is and know anything about her, please kindly let me know so that I could improve the article.

Thanks.

(原载《生命季刊》第72期(2014))。
作者:方金琪(信望爱小屋),2014年11月5日,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作者保留所有文章及图片版权。欢迎转载。转载电子版文章时,敬请注明文章作者和转自www.healthChinese.ca,并请注意在转载时,不得对文章进行任何删改。若需书面转载本刊文章,请先征得作者书面许可

1800-1950:中国的医院都是些谁建立的?

1800-1950:中国的医院都是些谁建立的?

最近在网上浏览中看到耶鲁大学的1800-1950年中国的西医医院与医学机构的统计表(Inventory of Hospital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compiled for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1800-1950 project )(http://www.yale.edu/adhoc/WMC/InstitutionsInventory.pdf),它对中国1800-1950年有西医的医院和医学机构进行了统计。各条目所列内容包括所在省、所在市、所在市旧名,医院或医学机构名称、建立与资助机构、建立年份、资料档案所在地,以及备注。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在海外做基督徒许多年了,大概知道中国现代的医院开始于传教士,但在多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的贡献,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统计资料。出于好奇,我开始仔细分析这份资料。

这是耶鲁大学仍在进行中的一项调查工作,因此网页中列了一个叫David Luesink的电子邮件地址,要大家对列表有更正或补充就向他报告。我下面的分析就是根据该列表截至2014年9月的资料。
统计表中共列出了1800-1950年中国的527所现代(即有西医)的医院和医学机构。 我把它们分成以下五大类进行统计:1)教会设立与资助的;2)设立与资助单位尚不不清楚的;3)公立或军队医院;4) 红十字会医院;5)私立医院或其他(不属于前述的任何一种)机构医院。分省统计的结果见本文后面附录。这里是全国总计的情况。括号中的数字是同一类中的医院或医学机构最早建立的年份。

全国总计(Total):527家
教会设立与资助医院与医学机构:351(1835)
设立与资助单位未确定医院与医学机构:144(1890)
公立或军队医院:18 (1908 或 1911)
红十字会医院: 5 (1907)
私立医院或其他机构医院: 9(1900)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在527家有西医的现代医院和医疗机构中,有144家现在还不能确定当时的建立和资助机构。在剩下的383家中,由教会和传教士建立的是351家,占91.6%;公立或军队医院为18家,占4.7%;红十字会建立的5家,占1.3%;私立或其他机构医院9家,占2.4%。

如下面的讨论中所述,红十字会和私立医院中部分也有传教士和传教机构的参与,公立医院中也有些是接管的传教士医院。因此,在1800年至1950年中国有西医的现代化医院中,由传教士和传教机构建立的占了绝对的大多数。由于这个特点,1800-1950年期间,中国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城市等传教士较早到达的地区,医院也开始建立较早,数量上也远多过内地地区。
统计表中列出的传教士最早建立的医院是基督教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于1835年11月在广州新豆栏开办的“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后称博济医院(Canton Pok Tsai Hospital),现在叫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这也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家现代医院。[1]

伯驾的医院在当年11月4日开始应诊,虽然标明免费治疗,开诊当天也门可罗雀,但整天无人胆敢问津就诊。第二日,一位饱受眼病折磨多年,但无钱求医的妇女,怀着战兢的心态姑且一试,从此揭开了西医在中国治病的序幕。因伯驾医术高明,和蔼可亲,不分贵贱,很快赢得了广州百姓的信任,在开诊的头17天,前来求诊的人数就达到240位,其中还包括好几位衙门官员。1839年秋,林则徐在广州期间因疝气病间接托人请伯驾开诊疗药方。

百度百科伯驾条目的介绍说伯驾是“美国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代表人物”、“第一位来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医生”。实际上,1807年英国伦敦会来华的传教士罗伯特•马里逊(Robert Morison) 1820年在澳门也开设过诊所,尽管是中式诊所,但雇有中西医师,提供免费医疗服务。1827年,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Thomas .R .Colledge)参与其中,开设眼科医馆,医务日增,求诊者每天有40人之多。从1827年到1832年的5年中,共治愈患者4000多人[3]。但可能是因其规模相对还较小,又没有延续下来,因此,一般还是以伯驾的博济医院为中国的第一家现代医院。

伯驾不仅最早开设医院,同时也注重培养中国医学人才,在他的中国助手中,后来也有可以独当一面的。如下所述,也是博济医院成立了中国的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博济医学堂。1886年孙中山就是在此学医。但这些都是后来在嘉约翰传教士手上的事。

统计材料中中国的第一个公立医院是上海國立同濟大學醫學院,统计表中说其成立于1908年。但国民政府实际上是1927年才接管同济大学和它的医院的。在这之前,是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创立的同济医院和学堂。宝隆是基督徒,但不是传教士,1891年作为军医随德国军队赴上海,对上海当时的医疗条件之差感到非常震惊,因此退伍后在上海行医,后感到军医知识片面不足,又回德国再深造两年后于1893年重返上海,并在德国领事馆附近设立了一个诊所。1899年宝隆在德国领事馆的支持下对中国官员施加压力,在白克路(今凤阳路)获得了一块地基建立医院,取名同济医院,既为“同舟共济”之意,又与Deutsch(德国的)的发音相似。医院建立后,宝隆又开始筹备建立一个培养中国医生的医学院。他1906年建立了一个建立医学院的基金会,从德国募得25万马克的资金和7万马克的书籍捐赠,于1907年开办上海德文医学堂,1908年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这就是后来的同济大学[4]。

统计资料中第二个最早的公立医院是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但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前身是上述的博济医学堂,成立于1866年,是由博济医院创办,因此是一所教会医学专业学校。首任校长嘉约翰医生也是美北长老会传教士。博济医学堂是中国的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1879年它开始招收女生,因此也是中国最早开始培养女医生的。博济医学堂后来改名为博济医院南华医学校[5]。值得一提的是嘉约翰1898年在广州建立的惠爱医院,是中国的第一所精神病医院。他1901年在广州去世。

统计表中第三个最早的公立医院是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它成立于1911年6月,1913年7月改名为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1931年8月改称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这可能是真正最早成立的公立医院,而不是接管的。公立医院和医疗机构创立比较晚,比较少,而且还有些只是军医院校,如广西军医学校和军医学校广州分校等。

中国最早的红十字会医院是1907年成立于上海的上海红十字医院。中国红十字会起源于1904年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当时中国东北发生日俄战争,为了有一个中立机构救援灾民,由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沈敦和、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实业家盛宣怀邀集上海租界各国领事与富商效仿瑞士红十字会章程而成立。

统计表中的私立医院和其他不属于上述各类的医院,建立时间最早的是开滦矿业公司(Kailan Mining Company)建立于1900年的开滦矿务总局医务处(Tangshan Kailan Mining Administration General Base Hospital)。它有外资、外国人和清朝政府的参与。统计表中的第一家中国私立医院应是私立广东光华医学院。表中说是创立于1906年9月。但光华医学院校史的研究认为是1908年3月1日正式招生上课[6]。

统计表中福建省有一个London Mission Hospital (Tingchow Hospital)医院,这就是熟悉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人知道的中央红色医院的前身了。它是由英国伦敦基督教会(伦敦会)教徒亚盛顿捐款25万英镑给伦敦会兴办的。1908年医院落成,取名“亚盛顿医馆”(后改为福音医院)。由英国医学博士传教士赖察理首任院长,设有内、外、妇产科、化验室、急救室、手术室等,药品和器械均由英国进口,病床30张,是一所设备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医院[7]。1925年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传教士担心安全撤回英国,傅连暲代理英国教会管理医院,成为院长。

傅连暲出生贫苦家庭,从小随父母加入了基督教会并在教会人员资助下入读教会学校。1915年冬从亚盛顿医馆毕业,被聘为汀州八县旅行医生、汀州红十字会主任医师、福音医院医生和亚盛顿医馆教员兼汀州省立七中与汀州女子师范学校校医。本着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的教义,他对病人是来者不拒,1927年南昌起义时曾接受陈赓等300名受伤官兵[8]。1933年傅连暲参加红军,汀州福音医院迁至瑞金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

有趣的是,网上有一篇2009年《长汀县人大常委会否决汀州医院搬迁议案》的新闻报道,说:“汀州医院原身为红军福音医院,位于城市中心,有60多年历史”[9]。福音是指耶稣基督降生,这报告的作者也不想想共产党怎么可能把“红军”和“福音”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命名医院,而且就是从红军1935年开始长征离开福建和江西算起,到2009年也有74年了。把1935年以前的历史全不算,该医院到2009年也不只60多年历史。希望将来我们民族的文化人士,不管抱什么样的政治观点,讨论历史时,对基本的历史事实还是会有尊重和严谨的态度,不会随意更改。

参考文献和分省统计表从略。详细资料见耶鲁大学的统计表。

作者:方金琪(信望爱小屋),2014年10月14日,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原载:《溪水旁》2015年第一期(总第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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