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r Vernon Bradshaw（1899-1986）
图一、1948年美国长老会白可慕医生从广东连县（今连州市）寄美国的实寄封。编号：20141031。
上图是一个1948年12月美国长老会白可慕医生（Dr. H. V. Bradshaw, M.D.）从广东连县（今连州市）寄美国的实寄封。查阅白可慕的经历，发现他1951年不是被中国新政府驱逐出境，而是被逮捕拘押，而且还一直被关押到了1955年。我一直以为对待传教士共产党比日本皇军要仁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对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常有2-3年的关押，共产党对西方传教士则只是驱逐。但这位传教士却不仅被关押了，而且一关就是四年多。是什么原因使他不是被共产党驱逐而是关押呢？这引起了我进一步查阅了解他的兴趣。
网上能查到的关于白可慕的中文资料十分少。我只找到了两条，一是n词酷英汉词典-传教士的相关英文词汇大全说：“白可慕；美国人，l928年来华传教士”[1]，另一条是《历史沿革- 连州市人民医院》中说：“连州市人民医院前身为连县惠爱医院，于1897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易蔚士（Rev. Edward）在城西菜园坝建医局和教堂，医局赠医赠药。……1931年，惠爱医院救治了路过连县的红七军伤病员200多人。20世纪40年代，美国白可慕医生（Dr. Bradshaw）担任惠爱医院院长”[2]。
中文资料太少，就转查英文。得知他的英文名全写是Homer Vernon Bradshaw，1899年3月8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茨堡市，1986年9月5日在洛杉矶过世[3]。他是在匹茨堡大学学的医，在求学期间立志做传教士。1928年他和他太太，Wilda Hockenberry Bradshaw，作为美国长老会医学传教士抵达中国，到广东连州惠爱男医院（Van Norden Memorial Hospital for Men）做负责人（superintendent ）[4]。
后来他也负责管理广东连县惠爱女医院（the Brooks Memorial Hospital for Women），及在广东夏葛医学院（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in Canton）教授手术学。夏葛医学院是中国的第一所女子医学院[5]。对白可慕在中国工作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所知甚少。197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大学的口述历史计划采访了白可慕夫妇[4、6]。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的采访记录简要中，白可慕说他所做的福音工作主要是帮助那些苦难有需要的人，而不是讲道。当时传教士来到中国，一般先有段时间学习中文，但他的医务工作太繁忙，根本没有时间去学语言，他的中文是在工作中慢慢学的一些。除了医院的管理和教学工作外，他举了两个他认为比较成功的他的工作例子。一个是建立了一个在职人员的培训学校（establishing a staff training school），这可能是指医务人员的培训，但具体是哪个学校我们还不清楚。另一个是让人们接受了天花疫苗接种（the vaccination campaign against smallpox）。但对他工作的更具体了解，有待我们将来对他们夫妇的口述记录做进一步研究。
白可慕的整个职业生涯被认为都是在广东度过的。从1928起，他只有1942-1945没有在广东的医院和医学院工作。当时是抗日战争, 他应征参加了美国空军在中国抗日的陈纳德飞虎队（Chennault’s Flying Tigers in China），担任飞行外科医生（flight surgeon）。战争结束后，他和太太又脱下军装，回到了他们在广东的医务工作中[6]。
从白可慕的个人经历中，我找不到中国政府关押他的理由。他是一个基督徒、传教士，但他的工作时间几乎全部奉献给了在中国的医院和医学教育。作为基督徒医生，他对病人不分贫富贵贱和政治观点。1931年惠爱医院医治200多红军伤病员时，惠爱医院不仅已经在他的负责之下，而且作为外科手术医生，很多红军伤员很可能就是他亲自手术的。尽管他1942至1945年参加了美国空军，但那是陈纳德的飞虎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帮助中国抗日的，而且他的职务也只是一个医生。
进一步的查找终于为这个答案找到了蛛丝马迹。这就是1955年3月31日美国驻日内瓦使馆官员Gowen 和Shillock当天同中国驻日内瓦官员Shen Ping、Li Kuang Tze、Yeh Ching-pa和Hsu Wei Chin（翻译）会面后于晚上七点发回美国国务院的电文[7]。他们的会面讨论了被中国拘押的美国人。中国官员告诉美国，被拘押的人中除了Mrs. Wilda Bradshaw生病已经接受了治疗外，其他人健康良好。Mrs. Wilda Bradshaw是白可慕的太太，因此，从电文中我们知道他太太也被同时拘押了。而且被拘押的还有其他美国人，不只他们夫妇俩。而从电文的附注说明中我们也知道了他们是从1951年3月起被拘押的。电文说上一次在1955年2月28日的会面中美国表示了强烈反对对在中国的美国人的没有必要的拘押并要求立即让他们获得自由，中国官员这次给予的答复是：
“We confirm policy our government is to grant Americans permission to leave China after examination provided no cases criminal or civil nature pending against them. By this policy it protects foreigners who wish leave China but those foreigners who committed crimes against our laws are condemned according our laws”（我们表明我们政府的政策是，在审查他们没有犯罪和没有涉及民事纠纷后，我们会允许美国人离开中国。这个政策保护了希望离开中国的外国人，但也让那些犯有违反我们法律罪行的外国人会得到我国法律的惩罚）。
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关押是要确信他们没有犯罪和卷人中国的民事纠纷。
他们1955年的获释是当时的一个重大国际新闻。等候在香港的记者和摄影记者有一百多人，因此对他们获释时的情况今天可以读到的报纸报道相当多，如[8、9、10、11]。从这些报道可以综合出大致以下要点。
* 他们是1951年3月2日从广东林县他们工作的医院的家中被逮捕带走的。1955年12月20日获释。从被捕第二天起他们夫妇就被分开关押，直到获释前两天才见面。在这近五年的时间里他们夫妇仅曾隔很远相互看到过一次。
* 白可慕先在广东Kukong监狱关了264天，后转移到广东第一监狱。在这期间他曾多次被告知会很快释放。他太太则因病自1953年转为“在家关押”（House arrested）。在1955年10月以前他没有受到任何起诉。1955年10月中国政府要他承认间谍罪，承认同香港、马尼拉、东京、美国有无线电联系。他否认。10月26日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五年。从被捕那天算起。白可慕说中国政府不喜欢他们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参加过美国空军，尤其是陈纳德的抗日飞虎队空军。
* 在监狱他开始时没有受到非正常对待。1952年曾暗示要他承认间谍罪，他拒绝之后开始受到虐待。被铐上手铐，有时连续长达两天。铐上后由两个人抓住他，拧他的手腕强迫他做一些剧烈运动。也有不定期的提审或其它干扰。他在监狱的饮食是米饭加少量蔬菜，偶尔有点肉。由于长期的慢性饥饿，他们夫妇俩出狱时都患有急性营养不良。他自1955年5月因身体虚弱被允许接受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包裹，因此出狱时身体状况恢复了不少，但仍比入狱前瘦了43磅（39斤）。太太身体状况更差，体重只有80磅，讲话语无伦次，尽管能认识她丈夫，但除了恐惧外没有其他表情。她1954年11月7日就被解除了监居，但直到他们获释抵达香港，她仍对自己已获自由没有认知。因此，后来的所有公开露面她都没有参加。
* 他们是坐火车和汽车抵达中港边境的，由中国红十字会和美国红十字负责交接。他们的身体十分虚弱，走路需要搀扶，尽管中国红十字会官员和安全人员不正视他们，也不搀扶他们，但几名中国旅行社的职员把他们搀扶交给了另一边的美国红十字会。他们被救护车送到了香港医院，随后转往了马尼拉的美国空军医院接受治疗。白可慕夫妇的境况随后引起了美国对中国虐待被关押美国人的调查。在白可慕夫妇被释放时美国仍有13人被中国政府关押着，另外还有5人没有被关押，但不允许离境。
白可慕夫妇从1928至1951年在中国辛勤工作了23年，管理医院、培养中国医生、医治病人，甚至在需要时加入帮助中国人抗日的战斗，忙得连学中文的时间都很难挤出来。得到的报酬是四年十个月的关押。白可慕确实不认同后来对待他们夫妇的方式，称那逮捕是绑架，那1955年10月26日的审判是闹剧，也对把他太太折磨成那样而感到愤怒（burn up）。但作为基督徒和传教士，他相信他的一切在全能主的手中[11]，我相信他们并不后悔来到中国、事奉中国。他们197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的记录中还专门谈了广东林县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医院在1949年以后的变化，也说明他仍在关心着那里[4]。 《圣经》对基督徒的两个最大戒命是爱神和爱人，他们在这两点上都没有亏欠，这是基督徒最大的快乐和满足。
中国许多人相信，传教士在中国办医院只是因为那样可以博得中国人的好感，以便传教；办学校是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办孤儿院则曾在很长时间里被相信是为了挖取中国儿童的心和眼睛以便为西方儿童制药[13]。白可慕夫妇说他们作为医生主要忙于帮助那些苦难有需要的中国人，没有时间去学中文，没有时间去传讲福音。如果行医只是传教的手段，白可慕是不是成了本末倒置的失败的传教士？根据耶鲁大学对1800-1950年中国有西医的医院统计，90%以上都是传教士建立的[14]。若只是为传教，有必要办那么多医院吗？尤其是开办和维持那么多医院的巨大费用不仅需要各传道会基督徒的奉献和传教士的四处募捐，甚至有时还会因带出了太多的资金给外国而引起传教士本国的非基督徒反感。
《圣经》给基督徒的两个最大诫命是爱神和爱人。使徒保罗就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传教士来到中国，尽管像每个人一样，他们也是不完美的人，他们的行为并不完美，但他们是因爱而来！因为爱神，他们想把神的福音传遍四方，爱神是他们去到遥远落后甚至危及生命的异国他乡的力量源泉。在达到中国前，他们对中国人的爱可能还只是抽象地可怜亿万中国人在死去前都没有机会听到那他们相信是最美好的福音。而到达中国后，当看到中国还根本没有现代意义的医院时，他们开办医院；当看到中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民众缺乏教育时，他们开办学校，翻译西方科技法律书籍；当看到女子还裹脚不能享受教育时，他们从收留街上流浪女孩入学开始开启中国的妇女解放；当看到那些因贫困、因疾病、因是女婴而遗弃流浪街头的孤儿时，他们开始办孤儿院；当看到那些因贫穷而沦为妓女的妇女时，他们开办济良所……。这一切，如果我们不相信他们是为了爱，一定要找出他们做这事背后的某种甚至是邪恶的动机，那只能像把白可慕夫妇关上四年多判处反革命罪那样，做出无知的错误事。
对于那些我能收集到的资料十分有限的传教士，我常想着把我的文章也写个简单的英文摘要，希望有一天他们的后人也许能读到这些文字，提供更多的资讯。
Abstract: Homer Vernon Bradshaw was born at Pittsburgh , PA. in 8 March, 1899. He studied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He was appointed by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and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as a medical missionary to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and left for China in 1928 with his wife Wilda Hockenberry Bradshaw. His entire career was spent at Linhsien Station, Canton (Guangdong), where he headed (superintendent) the medical staff of the Van Norden Memorial Hospital for Men and the Brooks Memorial Hospital for Women. He later taught surgery in 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in Canton.
From 1942-1945, he served in the U.S. Air Force as a flight surgeon with Chennault’s Flying Tigers in China. Following the war, he returned to missionary service in China in his former capacity. On 2 March 1951, he and his wife were arrested at their hospital home in Canton province and sent to separate prisons the next day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1953, Mrs. Bradshaw became ill and was transferred to house arrest. They were not accused until October 1955 and on Oct. 26 he was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for counter-revolutionist. The sentence took effect the day he was arrested and so they were released and expelled on Dec. 20 1955. They were reunited two days before their releasing.
When they were released, both of them were suffering acute malnutrition and the effects of beri beri. He lost 43 pounds, while his wife weights only about 80 pounds. “Her speech is incoherent, her only apparent emotion is fear, and she doesn’t realize even now that she is in free territory” according to the wide news reports at the time they were released. It triggered the following investigation of the USA State Department on “cruel and inhuman treatment” of American civilian prisoners by the communist China.
In the record of the Oral History Pla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in 1971，Bradshaw notes that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becoming a missionary in college. He recounts his experiences as a physician in China and the challenges that the Communists posed to his practice. He talks about the language barrier, his difficulty in finding time to learn languages and what he learned from the Chinese people when he began to recognize their individuality. He also mentions his work establishing a staff training school. Bradshaw emphasizes that his missionary work involved ministering to the suffering rather than preaching.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aspects of his work was the vaccination campaign against smallpox.
作者：方金琪（信望爱小屋），2014年10月22日，作者保留所有文章及图片版权。欢迎转载。转载电子版文章时，敬请注明文章作者和转自www.healthChinese.ca，并请注意在转载时，不得对文章进行任何删改。若需书面转载本刊文章，请先征得作者书面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