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主的爱
(2004年多伦多仁爱福音堂圣诞节见证)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好,圣诞快乐。今天在坐的有许多新朋友,所以在做见证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来自中国大陆,1988年自国内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年初自费公派出国。先后在英国牛津,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做过博士后和客坐研究员。1996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受洗成为基督徒。1997年移民加拿大。现在在这里有我太太和八岁,五岁两个女儿。因此,象在坐各位的多数一样,我们也经历了到西方后的文化适应和随后的新移民适应。
1999和2000年以后,我们的生活开始安定。但正在这开始享受生活的时候,我于今年八月确诊患了结肠癌。而且这时已经是第三期的最后了,再往前踏一步就是最后的第四期。八月我做了手术,九月开始了每两星期一次的化疗。
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不要为我而忧虑。主赐给了我与疾病抗争的勇气和平安喜乐的心,因此今天希望在坐各位也同我一样充满平安喜乐,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庆祝我们的主耶苏基督诞生的日子。
当我太太告诉我Alan弟兄问我能否在圣诞节晚做见证时,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我很想,但按常规我12月21至23日是在化疗,化疗后的几天人很疲乏,我不知25日是否肯定有体力上台做见证。太太知道我这个想法后对我说,如果到时候实在不行,她愿替我上台见证。就这样我们答应了Alan弟兄。感谢主, 我答应Alan弟兄后去医院,医生令我意外地说要我做检查确定化疗的结果怎样,化疗暂停一次,就这样我今天很有力量地站在这里。
自八年前我和太太信主以来,尤其是自我生病以来,主给我们的恩典真是可以用一首诗歌中说的”主的恩典数不尽”来形容。但在这短短的见证时间里,我只能选一点,而且只有20分钟,必须讲得精简些。这样,我就选了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做我今天见证的主题,这就是“经历主的爱”。
1、什么是主的爱?
在正式见证前,我想请各位想一下,你认为或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在成为基督徒前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什么?我们中国文化下长大的人,多应会说是母爱。我们小时候的书本里就讲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无私的爱。我们用母亲来比喻黄河,祖国,共产党这些我们最热爱或曾经最热爱的。
母爱可能确实是我们人类凭自身本性所能表现出的最崇高的爱。但是,仔细想一下,我们不难发觉母爱是有条件和可能受许多因素影响的。首先,母爱是以血缘关系为前提的。一位母亲一般都不会对不是自己儿女的小孩表现出母爱。甚至因家庭变故要与不是自己亲生的小孩生活在一个家庭时,母爱也常很难扩展到不是自己亲生的小孩身上,以致我们有白雪公主那样经典的关于后妈的传说故事。其次,有许多因素都可以使一些人放弃母爱。如我们中国在一胎化政策下,出于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的考量而出现的一些农村父母遗弃女婴。此外,还有经济的,政治的,甚至一些不可思议的原因而使一个母亲放弃母爱或将母爱置于次要的考虑。前不久(12月4日)互联网上有篇报道说国内辽阳市有位母爱溺死自己两个月大的儿子,理由竟是儿子的存在使她不能逛街。
直到我成为基督徒后,我才知道还有一种比母爱更崇高的爱。这就是《圣经》中主教给我们和要求我们的一种爱。英文中有个专门的名词,叫”Agape love”,也就是我们教会堂的名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 《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是一种宽容忍耐不计算人的恶的爱。这种爱不仅要求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兄妹子女和亲朋好友;不仅要求我们爱世上的陌生人,而且也要求我们爱伤害了我们的人,爱我们的仇敌。
这种爱我们中文该怎样翻译表达呢?我们教会堂的名字中文翻译叫”仁爱堂”。但我总觉得“仁爱”二字不是“Agape love”的贴切翻译。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文化中的”仁爱”主要来自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确实讲仁爱之心,但它至少是不强调对仇敌,对伤害你的人的爱。它甚至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有惟小人与女子难养这样不充满爱心的话。
我老家是湖南,但在国内住得最久的城市是南京。有亲朋好友来南京,我陪他们玩少不了要去中山陵。在上中山陵石台阶前的石大门上有孙中山先生的手迹”博爱”两个字。陵园管理处还将那两个字做成很漂亮的胸章,我八十年代同太太谈恋爱的时候就买过一个送给她。但是, 直到我成为基督徒,直到我知道孙中山先生是基督徒后,我才明白孙中山先生写的“博爱”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国内的教育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软弱性。我想那应该是指孙中山先生具有软弱性,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具有软弱性,因为后来继承孙先生的蒋介石领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至少对共产党没有表现出半点软弱与让步。的确,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仅没有象俄国对沙皇那样将清朝皇家杀绝,甚至都没有将其赶出紫禁城;他领导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对理念完全不同的共产党和俄国主张联俄联共;为了避免内战,他曾将自己的权力全部交给过袁世凯,最后他死在北上同军伐谈判的途中。的确从“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来看,不难理解我们的教育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具有软弱性。但是,也许正是这种所谓的软弱性使与毛主席、蒋介石相比,孙中山先生是唯一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痛苦的人,使他成为今日唯一为所有中国人和华人,包括各党各派,所接受的伟人。事实上,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不折不绕领导革命几十年直至生命最后的孙中山,是否真的具有共产党人所认为的那种软弱性?我觉得不是。在我成为基督徒后,我才认识到作为基督徒的孙中山先生既具有《圣经》中所要求的对公义追求的不屈不挠的毅力,又有《圣经》中所要求的对包括仇敌在内所有人的宽容和博爱。我常想,如果孙中山先生没有过早去世,中国是否有1927以后的13年内战?是否有两岸分离?甚至是否有共产党一党执政下的文化大革命?真值得我们思考。
回到我自己身上来,自从我成为基督徒,认识到主的这种爱后,对我的为人处世态度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我从这种爱中得到了许多平安与喜乐。这方面的感恩实在太多,我和我太太两人常讲,我们出国最大的收获,不是专业科学知识有多大长进,不是挣了多少钱,而是认识了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与人相处的态度。这点从我后面要讲的内容中均可感受到,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
在我第二次化疗时,同房的病人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先生。他病得很重,已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从他太太那里我知道他们是希腊人,也是基督徒。来看望他的人川流不息,病人也因疼痛而不断呻吟。因此我第一晚只睡了不足3小时。第二天下午实在太困,就问护士能否安排一个安静的地方让我睡一会,坐的地方也行,我能坐着睡1-2小时。我知道他们护士有个有不少座位的休息室。那是一位亚裔护士,我特别嘱咐她不要对临床病人的家属讲,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在面对亲人离世的艰难时刻,而且他们也已经尽力不影响我。在这种情况下若还要求他们保持安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有点不尽人情。但没想到那护士还是去要求那病人家属保持安静,我制止她都不行。她对我说她只能要求他们保持安静和加强病人的止痛药。就这样,我在我自己的病床上从下午两点多睡到了快五点。我醒来不久,那病人的儿子向我道别回家,并为过去一天对我的打扰道歉;不久,他的两个女儿又向我道别和道歉。六点过他太太也向我道别。这时我才觉得不对,就问她她先生怎样了,她说他已经在主那里了。这时我控制不住我感动的泪水,他们全家为了不吵我,居然克制到了亲人过世也没有吵醒睡在2米之外的我的程度。我知道只有那种充满了主教导的要爱世人,爱陌生人的人才能做到这点。
他们走后,护士将我与那位过世先生病床间的帘子拉了半开。看着那位先生的遗体,看着空无他人的病房,我问自己要不要到外边走走,等有人搬走那遗体后再回病房,但令我吃惊的是,我自己的回答竟是不需要。我对自己说,在这过世弟兄亲人不在身边的这会,我可陪伴他一会,为他祷告求主让他平安去到主那里。于是,我为他祷告,然后坐在床上看书。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我至今都为我当时的决定而吃惊,因为我从小就很怕看到死人,唯一的例外是我16岁那年父亲的去世,那是因为对父亲强烈的爱。而这次则是因主教给我的爱。我同那先生的家人相处不足25小时,但我们彼此因对主的信而表现出了超越我们本能的爱。这种爱不仅让我们在那艰难的时刻充满了平安,而且,至今每当我想起,心中就充满了感动,充满了对主的赞美。
2、兄弟姊妹之爱
神教导我们的爱,他要我们信靠他们的人首先表现出彼此相爱。神在《圣经》约翰福音13章34-35节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我这次生病的过程中,我对主内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感触良深,许多次为此在主的面前流下了感恩的泪水。 我手术前两天的8月20日,教会为我举行了专门祷告会,岳升昌弟兄告诉我,那次祷告会是我们教会祷告会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有因搬家后太远而星期日崇拜没有再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有不知道我是谁的弟兄姊妹。他们出于对弟兄的爱而专程聚集在一起为我祷告。林国辉弟兄那几天刚好要搬家,但在我手术时仍赶到医院,在手术室门外为我祷告,知道我手术平安后悄悄离去。还有许多弟兄姊妹希望了解我的病情进展但又怕打电话打扰我们,因此电话都打到了林姊妹等对我病情随时有了解的弟兄姊妹家。
有一本书中说许多癌症病人说自己生病后的最大收获是知道了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和知道了谁是自己真正的朋友。对我而言,我第一个感受也是知道了什么是生命中最要的,知道了那不是工作,不是金钱。但第二个感受则是我得到了那么多的关心和爱。我不知道谁不是我真正的朋友,我只知道有多得令我无比感动的人在关心我,在帮助我度过难关。
与我后面要讲到的非基督徒朋友的关爱相比,来自基督徒弟兄姊妹的爱有两个特点,一是这种爱是无条件的,并不是因为我平时为那些关爱我的弟兄姊妹做了什么。另一个特点是弟兄姊妹的爱更侧重精神方面的关怀,而这反映在对客观需要的关怀时,常表现得无微不至。
由于我太太不会开车,又要照顾两个小孩。 因此在我医院手术前后的十多天,每天主要是我们教会的两对年长夫妇轮流照顾我,一是李立文姊妹和邱开虎弟兄,一是林丽珊姊妹和吕志新弟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这里只讲林姊妹的一件事。
我8月16日住进医院后,医院决定17日早晨9:30为我做CT检查。我当时尽管知道那检查是要确定我的癌细胞是否已扩散到其他器官,但对检查对我的意义还没有强烈地意识到。曾做过医生的林姊妹,十分清楚地知道那次检查的意义,如果癌细胞已扩散到其他器官,治愈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林姊妹没有告诉我这种严重性,而是第二天早晨8点多就赶到了我的病房。后来做CT的时间一再延迟,到中午12点多仍不能确定时间,林姊妹只得先回家吃饭。林姊妹刚走,医院就来推我到CT室。但我在CT室门外等了不到20分钟,还没开始做CT,林姊妹就又回来了。我CT完后她一再去问做CT的医生结果怎样。CT医生要我们第二天问我的主治医生。但主治医生在第二天的什么时候会来我的病房是不定的,从早晨到下午,任何时间都可能。林姊妹第二天又是早晨8点过就来到了我的病房,一直等待到下午,主治医生才来,才知道了没有扩散的结果。
在坐的各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过去没有给过林姊妹任何值得她回报的帮助,而此时她不仅是用她的时间和精力在看护我,而且把她的心也全心全意地放在了我的身上。许多次我想跪下叫林姊妹一声妈妈。但我最后还是没有这样做,因为我知道,她给予我的那种爱,是一种超越母爱的爱!护士几次问我林姊妹是不是我的妈妈,我回答说”more than a mother”,胜过妈妈。我对林姊妹的先生吕弟兄说感谢他们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吕弟兄说,不用谢,如果他们有能力帮我而不做,主也不会高兴。我知道,我们的许多弟兄姊妹就是抱着这种想法,就是因我们主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主教导的爱,在给予我无条件的,不求回报的关心和爱。
3、朋友之爱
这次生病,也让我感受到了许多非基督徒朋友的爱。与基督徒弟兄姊妹间的爱相比,朋友间的爱和关心更侧重物质和具体的生活需要。他们有的给我送花,有的给我送补药补品,还有许多人的关怀细心得令我十分感动。有的来给我们的草坪割草,有的每周帮我们摆放垃圾,有的要帮我们接送小孩上下学和中文学,有的让我们需要时随时都可以把小孩放在他们家。有两件事让我刻骨铭心。一件是我一位邻居的妈妈,在我出院后的第一个周六,就要他女儿帮我约好了一位中医,要他女婿开车带我去。她事先没有征询我和太太的意见。她说我们这些年青人,对自己的身体不看紧,拖拖拉拉,同我们商量反而浪费时间。因事先没告诉我们,她怕我们没有准备,因此要她女婿将看中医要付的钱也准备了。感谢主,那是一位博士学位论文也是关于肿瘤研究的中医师,我整个化疗过程中都在吃他的药。另一件事是一对今年从英国搬迁到渥太华的夫妇。他们是两年前移民登陆过,在过去的两年,我们给予过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知道我生病时,她太太还在坐月子,他们生活也还没完全安顿,正在买车。当得知我生病后,第二天他们就把车买定了,三天后的周末先生就一人专程开车到多伦多来看我。 英国开车是左行,他以前又从没上过高速公路,路也不熟,第二天开车回去还迷路晚了2个多小时才回到家。我想他有许多理由给我们说他暂时来不了,但是他来了。不仅来了,而且带给了我两本书。这两本书是我至今看到的讲自己个人在抗癌过程中能做什么的最好的书,我六次化疗中每次都在读这两本书。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在书店随便挑的这两本书,而是事先在网上查阅的各种相关书的读者评语和评级,从中挑选出来的。
许多次,我跪在我的主面前为此感恩,为这些朋友对我的关怀流出了感激的眼泪。在坐的各位也许觉得奇怪,那分明是非基督徒对我的关怀,我为什么也要感谢耶苏基督呢?如果大家知道我过去的交友哲学,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会因此向我们的主感恩。
我们中国文化里的知识份子交友,是要交知己,讲究的是道不同不与为谋,讲究的是对不配为友的人割席而坐。我还记得我高中时学过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于细微处见精神”,是讲从一些细微小事可观察知道一个人的精神品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的为人交友标准也很苛刻。每在一个地方,我都只有2-3个挚友,同其他人则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太太那时常说,她同我外出最怕的是我同人吵架,因为我遇到不公正对待时很难忍耐而总是同人吵架。但成为基督徒后,神要我们爱世人,爱我们自认为不喜欢的人,爱甚至伤害了自己的人。神要我们宽容待人。这种爱使我慢慢学会了不对他人要求苛刻。
神也知道我们人凭自己的本能做不到爱我们觉得合不来的人,爱伤害我们的人,爱我们的仇敌。因此,神在《圣经》不仅用了专门的章节要我们爱世人,爱仇敌,而且还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最大的榜样就是神因为对我们人的爱,尽管我们是罪人,仍差遣他的独生子耶苏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而受死。当我们人将无罪的耶苏要钉死时,他在十字架上没有怨恨,反而是对父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神给我们树立的另一个让我铭刻在心的榜样是在约翰福音8章7节,当人们要拿石头打一个行淫的妇人时, 耶苏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这个例子让我许多次流泪。我的父亲和大姑父死于文化大革命,我常想如果我们中国的人民也懂得神教导的这种爱,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即使有领导人的错误发动,我们的社会是否仍有那么多的相互诬告,相互揭发,相互批斗呢?
神的教导,神树立的榜样,让我慢慢学会了面对他人的不礼貌,面对他人的误解,面对他人的恶语相向时保持平静与爱心。我这里举两个简单的例子。自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们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为新移民安顿提供义务咨询。我们的想法是新移民初来乍到,常因一些小事不懂而浪费许多时间甚至金钱,我们精力有限,要带新移民找房办安顿手续我们帮不了,但他们遇到难题,打个电话或来个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还是能回答。但即使是义务服务,我们有时也会遇到不太礼貌的对待。如我们有时会收到这样的电子邮件,向我们咨询问题时,对我们的称呼是”Hi there”,结尾时没有问候语,没有落款姓名。 有的甚至在收到我的信知道我的名字后,仍是以”There”称呼。我在外生活了10多年,同许多西方本地人有过不少邮件联系,从来没有人称呼我”There”,没有人来信不落姓名。如果是成为基督徒前的我,我对这种信会不予理睬,等他们学会了基本的礼貌后来找我。但做为基督徒后的我,不仅认真回复他们的问题,而且特别注意我回函的格式,希望他们能从中意识到自己的疏忽。
另一个例子就发生在今天凌晨。我们家的一位女租客今天一大早要坐旅游车去大瀑布玩。因此她昨天晚上来问我怎么到坐旅游车的地方。我告诉她这么早,天又冷,建议她叫出租车去,并给了她一家出租车的电话号码。今天一早6点不到,她来敲我太太睡的房间和我睡的书房的门。我起来后,她的第一句话是:你给我的电话号码是错的。我到楼下电话旁,才知道她把抄电话号码的纸条掉了,是凭记忆记了个错号码。我的本能反应是我有许多理由生她的气:第一,电话机旁就有电话簿;第二,这么早把我们叫醒,第一句话居然是质问式的你给我的电话号码错了而不是表示道歉;第三,你凭记忆想的一个电话号码,怎么就那么肯定是我错了?这也是许多新移民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遇到问题或疑问时,常很容易就认定是对方的错;第四,她知道我生病了。但是感谢主,每当遇到这类情形我要动怒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众人要打行淫的妇人时, 耶苏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与她相比,我也是个罪人,只是表现的时间与程度不同而已。我因此而平静。类似的感受很多,但我却没有因此而没有平安和喜乐。相反,我仍充满了爱心,相信那些做事不当的人,终有一天会意识到自己的不对,会因别人的爱心对待而感动。当我太太问我病好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时,我说最想在我们的教会开一个新移民文化适应讲座班。
我上面说过基督徒弟兄姊妹对我的爱,是无条件的,不是因为我曾为他们做了什么。但非基督徒朋友的爱,则是有条件的,就象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些我生病后来看望和帮助关心我的非基督徒朋友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过去给予了我们那么多的帮助,我们没有机会回报你们,现在你们有困难,让我们为你们分担一点。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之所以愿帮助他们,那不是出于我们的原本本能,而是因为神教给我们的爱改变了我。所以当我生病后得到这么多的爱和爱的回报,我许多次跪下向我们的主感恩,若不是他教给我的爱,若不是他要我们以那种爱待人,我今天在困难之中,不会有这么多的朋友的爱,不会有这份爱带来的平安和喜乐。这种经历也使我今天很想在这里做见证,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到这份爱。希望我的那些非基督徒朋友也有一天认识我们的这位充满爱的主。
我的见证就暂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04.12.25]
作者:方金琪 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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