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自其《文明冲突论》发表以来，在亚洲等世界各地不断参加各类讨论会，并在十一、十二月号的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新文章，继续宣扬他认为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将会以文化的异同划分敌友的观点。他将世界划分为回教、儒教、基督教三大区，认为将来的世界主要是这三大文化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儒家文化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基督教（广义上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则是西方许多国家的立国根本。东西方之间因文化的差异真的必将走向对抗吗？
我是在中国文化中成长，直到而立之年才来到西方的学者，同时也是通过过去五年多对基督教的认真了解和思考而决志受洗的基督徒。无论从个人的经历还是从儒家文化和基督教的理论上，我均找不出基督教与儒家文化必然对抗的理由。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确有水火不相容之处，而和儒家文化间则显得是人类在追求真善美这一崇高目标时，不同文化走了不同道路。但因目标一致，终将殊途同归（宗教宽容与回儒文明现代化，光华，二十一卷，第十期）。基督教和儒家文化的不对抗，从以下几个方面不难看出。
首先，基督教对崇拜上帝之外其他神的宗教持否定态度，而儒家文化是一种教导怎样为人的哲学，并不是一种宗教。孔子早年不讲鬼神，他说他五十岁知天命，但并没有说他的“天命”具体是什么。现代学术研究中一般将中国古人的“天”与西方人的“上帝”等同，因此我们甚至不能排除孔子的“天”就是上帝的可能。西方学者在早期接触中国文化时可能是因看到孔庙和祭孔等而误将儒家文化认为是与基督教等同的宗教。直到近二十年才有学者不断强调儒家文化不是宗教（如L. J. Bilsky, 1975, The State Religion of Ancient China. vols. 1-2. Oriental Cultural Service, Taiwan）。但仍有学者坚持以往的误解。对宗教的定义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我个人认为宗教至少应有两个特征，一是要有崇拜的神，二是要有成为教徒时的基本仪式或要求。这两者儒家文化中均没有。祭孔与祭我们死去的先人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我们祭他们但不认为他们是神。我们称孔子为孔圣人。圣人英译为sage或wise man，是哲人、贤人、聪明人的意识，与《圣经》中的先知相近，但与神完全不同。此外，正因为“儒教”是属于文化哲学范畴，“儒者”也只限于学者之中。一个文盲，无论他对儒家的道德规范如何信守遵循，也不会被认为是儒者或“儒教徒”。这与宗教也显然不同。
其次，儒家文化奉行中庸，对其他文化并不妄加排斥。而只要略作了解也不难认识基督教讲究容纳所有文化的不同。“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提古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歌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国界的差异，阶级的差异，男女的差异，国民性的差异，文化的差异都是基督之外的东西，基督徒应“在什么种的文化之下的人中，就作什么种文化之下的人”（倪析声著，信徒造就，上册第105-125页）。现代世界上的基督徒包含有许多不同文化下的人，就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例证。
再者，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义道德，与基督教强调爱、宽恕、谦让和抑制人的罪性在本质上十分相近，没有根本的、不可调和的差异。另一方面，不同的社会尽管道德水平和习俗可能不同，但对仁、义、爱、恕、谦让的标准则因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本性而显得十分相近。因此，当与另一文化接触时极少会对真正优秀的文化习俗长期抗拒。如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东西方接触中，我们从西方学习了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等不少原本不是我们文化的东西，我们也在为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而努力。西方当然也学习了中国的许多东西。中国的确曾同西方发生了不少战争，但那几乎都是为了反抗西方列强的领土和经济掠夺。这种掠夺既不是基督教所主张的，我想也不是西方各国今天仍愿公开赞许、引以为荣的。
当然，儒家文化毕竟不是基督教，它与基督教间存在差异。最大的差异反映在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上。但这种差异不是根本上的对立。实际上，儒家思想在孔子时代对性善性恶并没有明确的主张。后来的儒家学者荀卿主性恶，孟子主性善并成为儒家思想主流。孟子确是在积极地看待人，主张性善的理由如人都有慕义、归仁之心，是人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但从罪的角度思考，尤其是当我们象基督教那样将罪的定义不仅包括刑法意义上的罪，而且也包括对人不爱、不宽恕、不谦让等心灵上的罪时，我们也不难相信人人都有犯罪倾向，人人都在时常犯罪。我们今天常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就是对人有罪的本性观念的认同。
除非曲解和偏离儒家文化和《圣经》中的原则，但为了政治和经济目的又打着儒家文化或基督教的旗号，否则，以上几个根本点上的不相矛盾，使人很难置信基督教必定与儒家文化走向对抗。孙中山、蒋介石、严家淦、李登辉均是基督徒，但一方面他们接受基督信仰后并没有对自己的儒家文化习性加以抨击，更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不是基督徒的中国社会也没有因信仰而对他们排斥、打击。
正因为基督教与儒家文化在根本上的不冲突，外国人将基督教与儒家文化敌对是错误的，我们也不应将基督教的传入当成外来文化入侵而拒绝。曾读过一本关于中国首批官费留美学生的书。那是于一八七二年和一八七六年分两批派出的共一百二十名平均年龄在十二岁半的中国幼童。一八八一年六月在只有詹天佑一人完成了大学学业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突然终止了留学生计划，令所有留学生返国。终止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中守旧派占了优势，二是因一八七八年留学生成立了“中国基督归主团”。一八八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在美国》的社论为中国终止派留学生计划惋惜。回顾中国自那以来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再读这篇社论时令人感慨良多：“中国幼童们除却由书本中和教授传授的知识外，也受到美国政治与基督教伦理的影响，此乃意料中之事。如果认为这些聪慧幼童官费来美留学，仅以工程、数学、科学等领域中已得到满足，而对他身边周遭美国政治及社会的熏陶影响无动于衷，这将是不可思议之事。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清政府在美设立的负责中国留学生工作的机构，作者注）的撤回，显示中国政府仍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对那些许多赞扬中国已经同许多国家一样走上开放改革的不归之路，这项措施是个无情的反证。中国不可能只想学习我们的科技及工业物质文明，而又不思带回‘政治抗争的基因’。如此，则中国终会一无所得”。
除早年逝世和少数不愿归国者外，这批学业未竟的小留学生有九十四名随政府命令返回了中国。他们日后不仅没有成为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反对者，相反，他们之中产生了一位国务总理（唐绍仪，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首任总理）、两位海军元帅、两位外交部长、一位交通部长、十四位海军军官（其中五名军舰舰长在与日、法的战争中献身）、两位公使、两位大学校长、六位铁道局长、四位电报局长、十一位外交官、一位侍郎、一位教授……。他们还在许多实业界，在促使美国同意庚子赔款，在一九一零年恢复、组织第二批官费留学生等许多方面为自己的祖国做出了贡献。中华民国历任元首多为基督徒，但中华民国不仅没有反中国传统文化，反而表现出比共产党人对儒家文化多得多的尊敬和保护。这些均说明将基督教看作是威胁儒家文化存在的文化入侵，除盲目排外外实在没有其他理由。
美国是一个商业社会，这也反映到学术研究上。能带来商业利益或受政府重视的学科，研究经费较充裕，其学者也能较集中精力于学术研究上。而另外一些学科，学者的水平只是一个方面，个人的善变、交际和感召能力在争取有限的研究经费上更为重要。我现在所在研究所的创始人、威斯康星大学终身教授Bryson曾给我举例说明这一点。气候学研究曾在相当长时间内在美国不受重视，气候学者也被人小看。一九六四年统计时全国只有十八人承认自己是气候学者。但这时非洲连年的大干旱引起了全世界对气候学研究的重视，美国政府也决定增加气候学研究的经费。于是，一九六五年美国认为自己是气候学家的剧增到四千余人。其中包括随后上任的国际气候学会主席，在早一年中也还否认自己是气候学者。在这样的环境中，难免有部分学者不把科学的客观原则看得十分重要，而是在没有进行认真研究和思考前为了名利而哗众取宠。基督教与儒家文化必定对抗，无论是站在儒家文化角度还是基督教角度看，其错误都是十分显而易见的。

作者：方金琪 1996年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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