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东西方态度的差异

我所在的东西方中心,全名叫东西方文化与技术交流中心(East-West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Communication Center),是美国国会于一九六六年同意成立的,主要宗旨是希望加强东西方间的了解。资助来源除美国政府外,主要包括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等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及一些私人财团。中心每年从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和俄罗斯)选拔一些从事相关工作的学生和学者到中心学习和从事研究工作。
中心的出版物一律只用英文,而不是针对出版物所涉及的国家采用双种语言。如我在中心的工作是完成一本中国历史环境影响的书,中心只能资助我用英文写作而不是用中文或同时中英文。这使中心的研究成果对太平洋周边的非英语国家影响不大,但美国却获益非浅,因为不仅可通过中心将太平洋周边最优秀的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学者带到美国来帮助美国了解这些国家,而且还可要这些国家也出钱。“交流”似乎成了“河流”,各大小河流都呼啸奔腾流入了美国这个大海。正因为这样,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心也格外青睐,我到后不久便遇上了中心的外国学生学者对中央情报局人员在中心出现的抗议。而中心的解释是政府的参与会增加政府对中心研究的资助。现在美国政府缩减财政预算,决定自一九九五年开始,五年内裁减对中心的全部资助。到时候太平洋周边国家可能会出更多的钱资助中心的工作,以求美国对自己了解。
我是个遇事爱胡思乱想的书呆子,从这美国人的“交流”中心不竟又想到了非英语国家学者的可怜。以中国为例,西方人学中文只求说和看,极少有炼得能写流利中文文章的。换句话说,他们学中文的目的似乎只在了解中国,然后将所了解的用英文写出,介绍给自己的人民,却不会去用中文舞文弄墨,向中国人写些他们的所思所想或宣传他们的文化。有谁读过一位西方人亲手写的中文书?就连马可-波罗这在中国为官十三年的西方人,也没为中国文库留下一卷,历史只说他揭开了西方了解东方文化的序幕,却从不夸说他也砸开了东方了解西方文化的铁幕。而现代中国的学者,不仅要忙于将西方的著作译为中文,介绍给自己的人民,还要忙于将自己的著作用英文发表,向西方人宣传自己,真是平白无故比西方学者多了一层事。
不仅学者如此,政府和人民也不例外。在西方,学者写书若没有资助,只有不愁吃穿的富翁或不怕饿死的曹雪琴所能为。我既在西方立足未稳、一贫如洗,又是怕死之徒;另一方面又觉得用中文写这本中西大众文化比较的书,让自己的同胞更多地了解西方是迫不可待,因此,过去两年一直在寻找对写这本书的资助。但寻找的结果却是个意外的发现:确有不少华人(政府或个人)基金会资助身在海外的学者(中国人或其它国家的人)从事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研究,如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王安基金会、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等,它们有个条件是必需用英文发表研究成果—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也有西方人资助从事与中国文化有关研究的基金,如我所在的东西方研究中心,条件也是必需用英文发表研究成果—西方人自己要了解中国文化。但查遍所有基金会目录,我未能找到一个旨在帮助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的基金会—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无论是华人还是西方人资助的。我只好写信向大陆中国居华盛顿的使馆求助,但石沉大海。我向台湾大陆委员会求助,但答复是书若在台湾出版并对台湾民众了解大陆有助,可考虑以后资助出版。
如果说西方人不想多费唇舌去向中国人介绍他们的文化,是他们文化传统所致,不是我能理解,那么对中国人为什么也只帮助西方人了解自己的文化,而却不帮助自己人去了解别人的文化,我却百思不解。是文化自信—相信这世上除中国文化外其它文化都只是 污泥浊水、一无所长?是文化自悲—生怕西方人不了解自己?是对自己人民自信—相信他们不用介绍也能天才般地了解其它文化、吸取它们所长?是对自己人民自悲—怕那愚民一接触外来文化就全盘西化?我不得其解,但却随时可感受到这一现象产生的深刻社会后果。在西方的许多图书馆里都不难发现大量的中文书籍,从古到今,从哲学著作到地方志,从港台到中国大陆发行的,十分丰富。许多历史上的优秀著作也不难找到其英译本。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很少有人读过老子的《道德经》。但在西方,《道德经》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而居第二,《孙子兵法》是美国军官的普及读物(中央日报,)。美国每年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书籍的出版量,可能可与中国大陆相媲美。儒家文化的研究在海外如此盛行以致哈佛大学的华裔教授称儒家文化在海外而不在中国大陆。近两年我在准备另一本专业著作,《环境变化与中国历史》,其中大量的参考文献至少在我曾经所在的南京是无法得到。气功、太极、武术(功夫)、针灸、中药、中国烹调、风水、生肖纪年等在美国也越来越流行。
曾听说英国的文官制度是受中国的科举制度启发而建立的,我未去考证。但却知道当向西方人说我老家是湖南时,会有人告诉我长沙的小偷会伸入火车窗抢东西;当告诉他们我在中国大学工作时住单间房,会有人猜测每月的房租一定在五十美分以下;当邀他们参加聚餐时,会有人对筷子使用自如;随爱好所使走进西方集邮市场时,会发现他们有中国从古到今的许多钱币和邮票。在牛津甚至还遇到过中国新年日向我祝新年快乐的乞丐。但我的人民,不用说对西方文化,就是对表面上的西方日常生活又知道多少?在知道我在牛津大学的工作结束后不是立即回国,而是将去夏威夷工作后,母亲来信中说自我们出国后,她开始了抽烟,心情很坏,耽心我吸毒、去赌场、去妓院。弟弟的信中则表示他存了两百美元以备我们在外困难时生活之用,却不知那钱对节俭的中国夫妇也只够在西方半月左右的房租。我更多的亲友则相信美国遍地是黄金,相信一个学生可能不仅拿六万美金一年的奖学金,而且学校还保证其毕业后分配工作。仿佛中国人追逐的共产主义倒先跑到美国来了。
我曾责备母亲和弟弟太孤陋寡闻。但低头细想,他们都有中专以上文凭,文化程度决不在中国人的平均水平之下。除了责备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学者、我们的文人,我有什么理由去责备那普通的人民?

作者:方金琪 1992年于英国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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