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师家住只是临时的，在她们全家度假回来之前我应尽快找到住房。就这样，在初到的日子里，我每天上午查报纸广告、打电话，下午在另一位中国大陆留学生朋友陪同下去看房子。当时还是“六•四”后不久，对中国本来就了解不多的英国百姓，这时对中国人更是多了几份陌生和不解。房主在询问我诸如谁资助我生活费这类问题后，还是婉言拒绝将房间租给我。每天如此，转眼两周过去了，合作教授全家就要回来了。
这时，在英国另一个城市留学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认识一位来自新加坡、曾在牛津住过的基督徒，也许能帮助我。当时的我，对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毫无所知，只要能尽快找到住房，任何机会都不会回绝。果然，第二天那已居住在英国另一城市的新加坡人打来了电话，说替我联系到了一位房东，并代我约好了看房子的时间。
房子在牛津市中心。是一栋四层楼加一层地下室、沿着街道共由十一个单元组成的楼房。楼房还有个名称，叫联邦楼（Commonwealth House）。给我的房间在十一号单元的四楼。看过房子，我迫不及待地答应了下来：这里离市区商店和我上班的学校均很近，房东提供包括床单在内的所有用具和早餐而房租却比我前几天看过的房子还便宜三分之一以上。后来才知道，房子是由英国文化交流委员会贷款给牛津基督教会买的。教会对房客的政治宗教信仰没有要求，但主要租给来自外国的学生学者。因此，七十多位房客，来自世界许多国家，宗教信仰也是五花八门，有来自非洲的穆斯林，来自印度的印度教徒，来自泰国的佛教徒，也有象我一样来自中国大陆的无信仰者。
房子的管理人员只有房东一人，叫迈克•莫瓦特（Michael Mowat）。他是位基督徒，受教会的雇佣管理全楼。除房东外，还雇有一位非全日的女清洁工，负责每天清扫楼道、清倒各客房的垃圾和每周换洗一次床单。住在我对门的是副房东，他实际上是牛津大学神学院的博士学位学生，负责房东休假时的管理和组织有兴趣的房客星期日查一小时《圣经》，报酬是免付房租。房东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给了我极深的印象。他不仅负责七十多个房间房客搬进迁出的管理安排和房产的各项管理，同时也负责诸如做早餐、收房租等各项具体事务。为了节省开支，水电和门窗等基本的维修和一些女清洁工做不了的事，如擦窗外玻璃、悬挂街边墙上的花盆等，他都亲自动手。因此，每天清晨五点多他便开始工作，一般直到傍晚时才能结束。
早餐七点半开始。房东要求我们尽可能不误早餐，说设早餐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人的相互接触机会。他这一目的的确达到了。七十多位房客中约一半经常参加早餐，通过早餐闲聊认识开始，大家发展出了很好的友谊。我们经常相互串门闲聊、一起玩游戏、一起外出游玩，与后来在其他许多地方居住邻居互不往来形成鲜明对比。房东早餐时除询问我们的生活、学习之外，也常留心转告一些我们各自可能感兴趣的新闻。如九一年中国长江沿岸水灾，我最早便是从房东那里知道的。
房东认为我们这些外国学生，在英国人地生疏，学习之外难免有几分孤独。因此，除早餐时的相聚外，大约每隔一个周末安排我们举行一次派对（party）。我们单元的地下室是两间公共活动室，内有电视机、一些游戏、书籍和英国几种主要的报刊（去年房东来信说将联邦楼另一套最大的住房也改装成了活动室，放了两对乒乓球桌）。小规模的派对多在活动室举行。但有时房东也会邀请一些英国人或住在市区其他地方的外国学生同我们一起举行派对。那时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在附近的一个会堂举行。小规模的派对有免费的点心和饮料，大规模的派对还有免费的晚餐。教会提供的经费有限，为了能用有限的经费经常举行派对，无论是点心还是晚餐房东都尽可能自己动手做。因此，有派对的那两天房东会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他会请我们一些房客分别为晚餐做一、两道菜，费用从我们的房租中扣除。房东的太太一般也会参加我们的派对。她犯有一种需要进行放射性治疗的病，因此房东不仅要负担所有家务，还得常陪她去医院。周末也常陪她去空气新鲜的乡下。房东太太同我们在一起时，常情不自禁地夸耀她先生，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基督教主张在六天的努力工作之后，第七日是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必做。我们现在一周七天的确立便源于此。英国以基督教立国，生活习惯受基督教影响很大，法律规定商店等星期天都不得开门营业，以免占用工人该休息的时间。我们这些中国人工作努力又没有多少基督教的观念，周末和晚上也常加班工作。房东除劝我们注意休息之外，常在星期天安排一些丰富多采的活动，如划船、踢球、参加附近一些英国人的活动等。逐渐地，我也开始习惯在星期天以前完成一周的工作，以便星期天能愉快地休息。
在我搬进联邦楼时，只有另一位来自社会科学院的中国人。但随后几个月内，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增加到了十余人。我太太也探亲来到了这里。太太来的前一周，房东就为我们安排整理好了房间。太太到的那天，我到伦敦赫斯罗机场去接她，回来时宿舍的门上已贴着对太太到来的欢迎词。第二天，房东夫妇便来看望太太，随后为她熟悉环境、安排以后的生活帮了许多忙。大概是受房东精神的感染和愉快的周围环境影响所至，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相处得十分宽容和融洽，大家常在一起聚餐和聊天。房东的人品是我们经常的话题。我们似乎这时才明白在国内时政府经常号召大家学雷锋的目的。雷锋讲究对敌友的憎爱分明，但房东似乎对向他做出坏事的人也充满爱心。记得我第一次交房租是在住下后的第三个月（我们均不要签租约和交预付押金）。起初我不知道在哪里付房租，从朋友哪里知道后则想房东连在哪里交房租都不说一声，难道还要我主动吗？但房东象在等待我灵魂的反省一样，每天见到我只有笑容和问候，对房租一字不提。直到有一天我主动找他付房租并为拖延而道歉时，他说道“没关系，付了就好”。
有一次，我楼下的两位黑人打架，用吸尘器砸坏了房门。房东批评他们并说将由他们负担请公司修门的费用。随后遇到房东时，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讨好话题。便对他说：“我不明白黑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打架”。不料房东却很认真地对我解释，这与他们的种族无关，他们都还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容易冲动。第二天房东自己动手修好了那房门，没有要那打架的黑人付一分钱。
有一件很让我们中国人费解的事，是房东借钱给一位印度房客。那印度人说他父亲是一名富商，但他却五个月未付房租了。起初他说印度海关不让他父亲将钱汇出。后来则说钱汇到了，但一位朋友将钱借去后跑了。因此，他还得向房东借六百英镑说是应付生活。我们都觉得那印度人在撒谎，但房东第二天却将六百英镑借给了他。
一年多后，我们逐渐对基督教的主张多少有了些了解，也接触过不少基督徒。尽管人品并非个个都如房东那样，但整体上看基督徒的人品确实比非基督徒要强许多。我们一帮中国大陆人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将基督教传入中国让那文化程度不高的百姓信教，对中国还是大有好处。理由有许多，例如：
基督教反对说谎，而我们生活中许多人相信“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商业中更是伪劣、假冒产品泛滥；
基督教主张宽恕，而我们中国亲朋、同事常为一些小事互不相让，以窝里斗著名，信奉的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基督教主张谦让，而我们社会里普遍相信“老实人吃亏”；
基督教主张对包括恶人和敌人在内的所有人的爱，而我们不说对亲朋和同事是否充满爱，至少对曾被时尚认为是敌人的右派、走资派、黑五类、“反革命”，如刘少奇和张志新等，都是无情打击，一点怜悯都没有；
我们的社会中做官的以权谋私、行贿受贿司空见惯，而耶稣却要求基督徒：“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
不过，我们毕竟是长期共产主义教育下成长的一代，都认为象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又是学科学的人，不可能相信有神。因此，我们极少参加查经聚会，只是出于好奇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和太太才去了一次教堂（参加朋友的婚礼除外）。
作者：方金琪 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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