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封传教士的信:期望在中国新政权下仍能留下来做工

1949年一封传教士的信:期望在中国新政权下仍能留下来做工


图一是1949年12月20日福建的一位叫夏礼贤的传教士写给捐助帮助他们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基督徒的信。他在福建兴化,兴化地区临近福州,福州是1949年8月17日被共产党接管的,兴化的政权变更也应该是在这前后。因此,写信时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有约四个月左右时间了。

夏礼贤(George W. Hollister,1891-1968),又名贺卓基,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1]。他父母是驻印度的传教士,他1891年出生在印度。1915年在美国大学毕业和从神学院毕业后,他同夫人来到中国[2]。先在四川资中,第二年转往福建仙游[1、3]。1927年大革命对外国人的排斥,他和全家被迫离开中国。1928年他在俄亥俄卫斯理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留校担任圣经学教授。1946年他决定重返福建兴化,直到1951年被迫再次离开中国[2]。


图二、1967年的夏礼贤[10]。

夏礼贤的太太夏浦天玉(Mary R. Brewster)不仅也是传教士,对福建兴化地区尤其是儿童教育,贡献良多,而且她是来自几代人对福建现代化贡献巨大的传教士蒲氏家族。这个家族最早是夏浦天玉的母亲蒲星氏(Elizabeth Fisher Brewster,1862-1955)。她1884年作为传教士只身从美国来到福建兴化。蒲星氏婚前的名字是Elizabeth Fisher,中国人称她为星小姐[4、5]。夏浦天玉的父亲蒲鲁士(William Nesbitt Brewster 1864-1918)本是美国美以美会派往新加坡的传教士,1890年转往福建兴化,同年与星小姐结婚。蒲鲁士夫妇不仅带领了很多人归主,其中包括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华人布道家宋尚节。而且还在莆田兴办了福音书院、西学斋(后改名哲理中学,今莆田二中前身)、涵江兴仁医院(今涵江区医院前身)、孤儿院、戒烟社、公益社,并且帮助当地民众兴办实业,如兴善轮船公司和面粉加工厂等等[6]。他们有七个子女,夏浦天玉是其中之一。他们最小的儿子蒲天寿曾长时间担任福建协和医院院长,被认为对福建的医院建设贡献良多[7]。

下面我们先来读读信的全文:

中国福建兴化
1949年12月20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知道你们对我们以及你们支持的我们的事工的担忧。有一段时间我们的邮路被中断了,我希望现在你们有可能收到我们的信件。

首先,请允许我向你们保证我们是安全的。国民党军队撤离了Hinghwa(福建兴化县,今福建莆田和仙游县境内。参考文献[8]认为明1447年已经撤兴化县,民国1913年撤兴化府。但该信中仍称兴化为县)和仙游(Sienyu),以便在厦门(Amoy)周围进行防御。因此,我们县避免了激烈的战斗,但有成千上万的军队经过这里。厦门附近的一个岛屿据点仍在国民党手中。而与我们省隔海相望的台湾仍然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障碍。在这些地方都被夺取之前,我们可能会继续不断看到重型部队的调动。

因为以前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这个新政权自然会是反美的。该地区唯一允许的报纸是福州等城市来的官方报纸,它们不断地反对美国。但到目前为止,反对外国人和基督教的宣传和行动比二十多年前的国民党革命(即1927年北伐战争)到这里时发生的要少。部队和地方官员都有严格的命令,不要骚扰外国人。考虑到美国曾向国民党提供过各种援助,对我们传教士的这种忍耐和宽容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了。

新政权从一开始就面临严重问题。接管被征服地方的训练有素的人员不够、没有时间组织全国物质供应和供给线,因此,部队不得不住在他们正在战斗的地区。由于地方官员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军事行动上,并为部队提供补给,因此也没有时间关心地方政府的问题。

由于为部队征收了大量的大米,因此到7月下一次收获之前所剩的粮食不足。还有许多武装的国民党士兵逃到附近的山上。官员们说,他们在军事行动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消灭散落在该省的武装残余人员。

我们教会过去几周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由新政府引起的,而是来自教堂内部。报告表明,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是如此。一些对管理有积怨的人、失业人员、或者有工作但想为自己或亲友谋取更好工作的人认为这是个机会。危险使有的人变得高尚,也使有的人变得懦弱。美国人没有经历过饥荒,也不是在家庭忠诚优先于其他所有忠诚的环境中长大,因此很难理解这些人所面临的诱惑。他们在解决积怨或寻求个人或家庭益处时,极少考虑整个群体的利益。就像人们玩火,既没有意识到也不在乎可能会多么容易发生灾难性火灾。从本质上讲,这是生计问题,是个人和家庭的生计安全问题,它体现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而不仅仅是教会。幸运的是,一些地方官员对教会非常友好。否则,我相信我们的问题会比现在要严重得多。

正如在国民革命时(即1927年,译者注)那样,学校是我们面对的要最先修改的工作。小学不可以提供宗教教育了。目前对中学的限制并不严重,但可能也很快就会开始。可以想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的课程和管理将会被修改。

目前我们可以在县内自由旅行,但出县则每次都必须申请特别许可。到目前为止,夏太太和我没有任何困难获得去仙游的许可证。由于我们现在在仙游有两对传教士夫妇,所以我不需要像去年那样经常去那里。 Mutao教堂已经完工。那些捐助帮助建造该教堂的人将会很高兴知道这座建筑不在校园内,因此,新规定应不会妨碍将该教堂建筑物用于宗教目的。

每个星期天在兴化的青年聚会象以前一样不需要特别操心。英语不再像几个月前那样受欢迎。所以我们使用更多的中文,在服务中减少英语。目前他们仍然需要中英文讲道。

我现在是南莆田区的地区传教士,所以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旅行和探访该地区的乡村教堂。夏太太去年给你讲过她的一些访问。

前段时间,我在“读者文摘”中读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段引文:“实际上,当一扇门向我们关闭时,另一扇门打开了。问题是我们许多人带着渴望和遗憾定睛在已关闭的门上,而没有看到那个被打开的门。”在我们最近的年度会议上,我尽力强调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向教会开放多年的门将会不可避免地被关闭,有些我们现在就看到在关闭。但因着对我们所事奉的上帝的信靠和我们努力以兄弟般的爱爱人,相信将会为每一扇关上的门有新门打开,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有信心和愿景去看见和使用新开的门。

在我们面前打开的一些门我们已经预见并已开始使用。官员们说,一旦革命的军事阶段结束,他们就会强调三件事:大众教育,公共卫生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中国北方,他们喜爱罗马拼音方式进行大众教育。许多年前,我们教会为兴化方言开发了罗马拼音。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的同工在传统中文文字事工方面的令人骄傲的成绩导致了对罗马拼音化写作的停止。但我们传道会的印刷机构有设备可以印刷这类文献。我们打算再次推广这种方法,帮助我们的教会和我们当地的民众提高读写能力。我们已有这方面的知识和印刷技术,能帮助民众走向官员们想要领导他们去的地方。

在医疗方面,我们有这里三个医院中的两个。你们的捐助帮助我维修了Angtau医院,并增加了一名外科医生。现在患者比过去三年的任何时候都多。那里的药房建设因国民党飞机不断扫射Angtau的街道而推迟;但我希望新建筑将在六周后能竣工。你们的捐助也使得仙游医院可以买一辆吉普车。Nay博士已经在仙游县开设了一系列乡村诊所。

除了这位年轻人之外,夏太太还被确认担任与孤儿院有关的农业项目的主管,你们的捐助使我们增加了一名农业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为雇员。看到这两个年轻人的热情,以及他们面对社区需求的基督徒服务的真正精神,令人耳目一新。我们希望他们安排好工作,一个又一个地从村庄中成长起来,帮助农民和村民。

事实上,在官员们说他们打算做的某些事上,我们的教会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我们的一名同工在兴化附近的村庄里建立了一系列婴儿浴室。两名共产党干部最近陪她在一起并告诉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而你们实际上是已经在做这件事了。”

我知道有些传教士感到气馁。他们觉得我们很快就会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和障碍,以至于我们无能为力。为什么要有这种感受?如果我们在官员说他们计划去的方向上走在前面,为什么我们会无能为力呢?中国人还是那样多,他们的需求与以往一样迫切。在人民的心灵发生变化以前,任何政府都无法解决中国的许多问题。基督教是否失去了改变人们心灵的力量?基督教是否失去了服务精神?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但我拒绝承认基督教不能改变人们的心,并且拒绝闭上我的眼睛,对如此清晰摆在我们目前的众多服务机会视而不见。

我心中是为这里的工作而沉重。多年劳动牺牲建立的机构被那些目的与教会不同的人接管当然令人沮丧。发现一些处在荣誉和信任位置上的人并不忠诚可靠,更令人难过。在犹大的背叛中,耶稣自己也面临着这样的沮丧,在这里的比例还不到十二分之一。但我也感到心情沉重的是知道你们在美国有这么多人感到灰心丧气、怀疑和沮丧。你们一直是我们忠诚的朋友,把你们自我牺牲的捐助送给中国事工,帮助我们在中国的门敞开和可以使用。现在看到这些门被关闭,你们感到沮丧,这是很自然的。我想知道我们所有人是否都不需要思考那句关闭旧门和开启新门的话。不要因为旧门的关闭而灰心丧气,以至于对上帝的能力,对基督徒的目标和对自己的同工都失去了信心。难道你不相信上帝会为我们打开新的大门,通过这门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光荣有效地为祂和我们的同胞服务吗?宇宙之神仍然在工作。我们是他的同工。我们的机构和方法曾是有用的服务之门,但它们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手段和方法都不如我们寻求实现的目标那么重要。如果旧门关闭,但我们有信心看到新门开启,并有勇气使用它,那有什么关系呢?就像一把扳手离开旧螺帽去适应新螺帽。让我们坚持信念,不要屈服于沮丧。保持坚强,美国教会,保持坚强!你们仍然拥有你们的上帝,祂是全人类的父亲。你们仍然有你们的基督带领你们为所有人服务。你们仍然有好消息要带给全人类。让你们自己的信心得到坚强,相信每一个关闭的门,都有一个新的门为我们开启。

有时我们的朋友来信会怀疑我们是否仍在这里。除非因健康原因中断或我们被迫离开,否则我们会继续留在这里。我们是不知道未来会面临什么。我们正在山脚下,山峰就在前面。前面的路是多么崎岖或陡峭,我们目前看不清楚。如果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凭着信心,我们不需要清楚地看到明天。

圣诞节再次来临。在暴风雨的黑暗中,那颗恒星仍像灯塔一样闪耀着光芒,把突破恐惧、贪婪和索取的人引向生命和希望。政治体制起伏不定,那颗希望之星依然闪耀着光芒。

你们的来信向我们保证你们的祈祷。我们多么需要祷告啊。真正代表基督的耐心、理解和勇气必须来自内心。在我们共同的做工和机会中,因有你们的伙伴关系和团契而让我们高兴。随着旧门关闭,我们可以快速看到并进入上帝向我们开放的新门。

你们的主内同工,
夏礼贤

从以上信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一是作者期望着能继续在中国留下来,“除非因健康原因中断或我们被迫离开,否则我们会继续留在这里”;二是教会过去主要是通过办学校、医院、孤儿院和农业教育向中国人民传扬神的爱,现在愿意随着政府的改变而改变,以政府需要的而教会也有能力的任何其他方式继续服务中国人民来彰显神的爱;三是要传教士们和在美国的捐助他们的基督徒们准备好,以开放的态度留意和接受新的服务方式;四是要基督徒们不要为在形势转变中的部分基督徒的人性软弱而气馁,那就像犹大背叛耶稣一样是人中难免的。

我们现在知道,历史很快就让夏礼贤被迫离开了中国。夏礼贤是1951年初被迫离开中国的。回到美国后,他被邀到美国不同的教会做关于中国的讲演。华盛顿州Walla Walla城的报纸报道了1951年4月18日他在当地的讲演,演讲的题目是:《我们在中国的做工是把钱扔进了耗子洞吗?》(Have we just been pouring money down a rat hole in China?)。他介绍了当时的中国情况,在共产主义政策下,中国的基督徒不敢接受外来的任何资助,不仅美国的传教士,欧洲等其他西方国家的基督徒也都在被迫离开中国。但是,针对美国的不少基督徒因灰心失望,觉得为中国做了那么多,却没有人感激,宛如把钱扔进了耗子洞,夏礼贤争辩说:”我们宣教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遵循圣经的诫命去宣讲神就是爱和全人类都是兄弟姊妹。……神自己就是把祂所有的倒进了人类这个巨大的耗子洞,即使在美国也有许多人不感激他所得到的自神而来的祝福。”他展示一个上面刻着“爱是乐于助人(Loving Helpfulness的翻译,不一定是中文原文)”的金戒指,那是几位解放军军官在开往东北和朝鲜前夕送给他的礼物。他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送我礼物,但我知道站在中国官方立场来看,对任何一个美国人表示友谊,这对他们是多么的危险。”

夏礼贤是1967年过世的。我没有查阅到他过世的具体日期,但我查到了俄亥俄州利马城(Lima)1967年1月28日报纸报道他星期天将在城内教会讲演的启示。他1951年离开中国后,又前往了马来西亚和缅甸的华人社区,直到生命的最后都工作在中国人之中[10]。

Ref.: 20190527

作者:方金琪 – 信望爱小屋。2019-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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