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北京官話《新約聖經》——最早的普通話聖經及其影響

【提要：很快又到聖誕節了。準備這篇文章宛如給我的一份珍貴的聖誕禮物。收集寫作這文章的資料竟讓我明白中文《聖經》的文字對我們每天寫作用的普通話影響是如此之深，以致於五四運動時有人稱白話文為“馬太福音體”，現代中國學者稱它為“歐化白話”；更讓我明白《聖經》對民國時期的作家影響是如此之廣，以致使他們當中不了解《聖經》者反而成了鳳毛麟角。今天，也許仍有許多中國同胞沒有讀過《聖經》更沒有聽說過這些翻譯中文《聖經》人的名字，但神愛世人，《聖經》竟通過這種奇妙方式深深地影響著每一個中國人的文字語言，帶給了他們祝福。】

圖1是英國一位商人最近出售的1872年美國聖經會托上海美華書館鉛版印刷的北京官話《新約全書》。它是最早版本的北京白話文（普通話）聖經，僅比南京白話文聖經略晚。

圖1、1872年北京官話（普通話）《新約全書》及其中馬太福音第26章一頁。美國聖經會托印，上海美華書館鉛版。Ref.#20221207.

這版聖經對God的譯名有“天主”、“上帝”、“神”三種不同版本。翻譯委員會（京委會）認為，希臘文中的Theos和希伯來文中的Elohyim在漢語中的最佳譯名是“天主”。他們認為“神”譯名在中文中不能反映《聖經》中的獨一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因為中國人傳統文化中崇拜很多的“神”，而“上帝”譯名又容易同中國道家的“玉皇大帝”混淆。但考慮到對God譯名的爭議很難有一致的結論，因此，美國聖經協會（京委會的支持機構）允許後來的版本使用不同的譯名。圖一這本就是“神”版。

圖一這本聖經的另一個特點是，除《新約全書》外，它後面還有1878年版的舊約《詩篇》，如圖二。也就是說它是1872年的《新約全書》和1878年的《詩篇》的合訂本，所以，書的精裝封面上印的書名是《新約、詩篇》。如表一中的介紹說1878年出版了《新約》和《舊約》的合訂本，但圖一這本表明除了新舊約合訂本外，1878年也出版了《新約》和《詩篇》的合訂本。

圖2、與圖一1872年《新約全書》合訂在一起的1878年舊約《詩篇》。Ref.#22021207.

表1、《聖經》深文理、淺文理、白話文譯本的最早出現時間。

譯本	譯者	年份	漢語語言	翻譯藍本	備註
馬士曼譯本	馬士曼、拉撒	1822	深文理	英王欽定本聖經及公認文本(Textus Receptus)	首部完整的漢語聖經[2]
神天聖書（馬禮遜譯本）	馬禮遜、米憐	1823	深文理	英王欽定本聖經及公認文本	在中國本土首部完整的漢語聖經，與馬士曼譯本合稱“二馬譯本”[4][5]
古新聖經	賀清泰	1803	北方白話		未正式出版
南京官話馬太福音	麥都思、施郭力	1854	南京白話	委辦譯本	根據文言文的委辦譯本翻譯成南京官話，最早白話聖經譯本[1]
南京官話新約譯本	麥都思、施郭力	1857	南京白話	委辦譯本	根據文言文的委辦譯本翻譯成南京官話，最早白話新約聖經[3]
北京官話約翰福音	丁韙良譯	1864	北京白話(普通話)		美國聖經會在上海出版。最早北京官話聖經譯本。
北京官話新約譯本	北京翻譯委員會（包約翰、艾約瑟、施約瑟、白漢理、丁韙良）	1872*	北京白話(普通話)	英王欽定本聖經及公認文本	分為大英聖書公會“上帝”版、“天主”版，美國聖經公會“神”版[5][3]
北京官話舊約譯本	施約瑟	1875**	北京白話 (普通話)	希伯來語馬所拉聖經	1878年與《北京官話新約全書》合併為《北京官話新舊約全書》出版[5][3]
楊格非淺文理新約	楊格非	1885	淺文理		最早的淺文理譯本[5]
官話和合本	狄考文、富善、鮑康寧、文書田、鹿依士	1919	英國修訂本		當今中文世界使用最普遍的聖經譯本[5]

主要資料來源：維基百科，“聖經漢語譯本列表”。

中國是個多方言國家, 按現代方言學理論, 漢語方言主要有7種 , 即官話方言、吳方言、閩方言、湘方言、粵方言、客方言、贛方言。官話是指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語言，歷史上又稱雅言、通語 、凡語等，後來也稱白話。北京官話後來又稱為國語、普通話。官話方言除了官場使用和通行範圍比土語方言更廣以外，還含有比較文雅的意思。[1]

官話方言是漢語的最重要方言, 主要通用於以下三個地域的漢民族居住區和某些少數民族自治區: 1、長江以北地區; 2、長江以南的西南四川、貴州、雲南三省、湖北西北角、鎮江至九江的部分沿長江地區; 3、河西走廊及新疆全省區。使用人口共占現在總人口的64.51%，占說漢語人口的67.76%，也即佔中國漢語人口的三分之二。[1]

直至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者的書面語言仍是文言文（深文理文），傳教士最早翻譯的《聖經》就是隨中國學者的習慣使用的深文理文，如表一。但是，傳教士們很快就發現，中國文人們使用的書面文言文，與社會平民們的口語很不同，教育程度低下的百姓讀不懂也聽不明白文言文。

《聖經》中是這樣教導基督徒：“你們也是如此，舌頭若不說容易明白的話，怎能知道所說的是什麼呢。這就是向空說話了。”（哥林多前書14:9）。傳教士明白要使用平民們能聽懂的語言翻譯《聖經》，才符合《聖經》的教導。最早出版的官話白話文聖經，如表一，是1854年南京官話的《馬太福音》，比傳教士最早進入南京的1867年還早十三年。

1860年清政府允許外國傳教士進入北京。到北京不久，他們就敏銳地發現，儘管已有南京官話《新約全書》，但南京官話方言屬官話方言的江淮分支 , 與北方地區民眾廣泛使用的北京官話仍有所不同。而且，南京官話《聖經》譯自深文理中文《聖經》，被認為有很多的翻譯不是非常準確。

因此，1861年英國聖經會的上海通訊委員會向華北地區的傳教士提出建議, 希望他們籌備翻譯一本供北京地區使用的官話《聖經》。1864年，五名最早來到北京的基督教傳教士組成了北京官話方言譯經委員會（京委會）。他們是美國聖公會最早來京的施約瑟(Samuel I. J. Schereschewsky，1862 年來北京) 、 英國聖公會最早來京的包約翰(John S. Burdon, 1862年來北京)、英國倫敦會最早到北京的艾約瑟(Joseph Edkins，1863年來北京）、美國公理會最早來京的白漢理（Henry Blodget，1864年來北京)、以及美國長老會最早來京的丁韙良（William A . P . Martin，1863年來北京）。

他們採用每人先翻譯一部分，然後輪流審查校對其他人的翻譯內容，徵求修改意見，經過所有人逐字逐句的仔細複核審查后，又聚集在一起詳細逐節逐字的審閱 , 如果遇到不能全體同意之處, 則用多數表決的方法來決定。同時在語言文字上也得到了中國學者的輔助，現能確定的有學者王韜。[1]

北京官話《新約全書》出版后，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參考文獻[1]歸納總結了有關文獻的評價，現摘錄如下：

“翻譯者們完全沒有預料到，成就是那麼廣泛而恆久地來到了他們身邊，給他們帶來了那麼多的榮譽。北京官話方言《新約聖經》語言簡潔、清晰，兼而有之，被譽為‘歷來最精心謹慎的譯本’。遠遠超過了翻譯者的最樂觀預期，帶來了更直接、更廣泛、更長久的成功，它是聖經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劃時代著作。在整個官話地區，北京官話方言的《新約全書》立即取代了文理譯本聖經的地位，‘風靡半國’，廣泛流傳在家庭、學校、教會與崇拜禮儀中。對於整個官話地區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來講，‘其意義有點像威克里夫譯本與路德譯本對英國人和德國人一般’，意義非凡。北京官話方言譯本開啟了中國聖經翻譯中口語體聖經的新里程。此後，聖經漢譯中的深文理譯本就很少出現了，僅出現了合和深文理譯本一種；而且，北京官話方言譯本對後來的合和官話譯本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可以講，北京官話方言譯本的影響至今仍存的。”[1]

中國的白話文運動被認為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開創的，比1872年的白話文《新約全書》晚了將近半個世紀。我們自然會想，如此深受歡迎和影響廣泛的白話文聖經，它對後來的白話文發展和推廣有何影響呢？但對這個問題的答案，與其說是一個學術問題，不如說是一個信仰認同的問題，需要先對發生在中國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有所了解。

對非基督教運動，百度百科是這樣定義的：“非基督教運動，是由中國知識界眾多派別於1922年到1927年發動，由中國知識分子在文化戰線上的反帝國主義運動。” 非基督教運動發生的大時代背景是從1919年到1927年4月12日的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期。它“是在俄共 ( 布) 與共產國際遠東局、青年國際的直接指導下，由中國共產黨發起並領導，也包括國民黨等組織成員參與的政治鬥爭。 俄共及共產國際將不斷發展的基督教及其事業，以及在中國青年中滋長的親美思想，視為中國人走俄國革命道路的障礙，因此，發動非基督教運動旨在打擊西方在華宗教勢力，削弱西方影響，喚起中國青年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且在青年中擴大共產黨的影響。”[6]

強大的非基督教運動政治主張的影響，我想還加上中國不是一個移民國家，對外國人來到中國的土地上內心深處抱着本能般的不解甚至反感，所以在各行各業里，中國一般都不會把開拓性、奠基性的貢獻歸功於外國來的傳教士，無論他們的貢獻和影響有多大。這在我已經寫過的有限傳教士例子中都十分常見。比如被譽為中國婦產科學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萬嬰之母”的林巧稚和中國婦產科病理學奠基人林崧教授，實際上是傳教士醫生馬士敦的學生，馬士敦是中國最早的大學婦科與產科教授、是北京協和醫院中國最早婦產科的創辦人和首任主任、是中華婦產科學會的創辦人和首任主任。尤其是林巧稚，是馬士敦手把手培養成接替他協和醫院婦產科主任的。[7]

又如基督教青年會的體育傳教士麥克樂。在西方世界他被稱為現代世界體育的開拓者(pioneer)，在中國他的中國學生們1919年送給他的錦旗上稱他為“河汾主講”（取義“河汾門下”典故，指隋末大儒王通在河汾設帳授學，培養了許多唐初的功臣），他的不少學生後來被稱為是中國體育界的“奠基人”、“著名體育家”、“體育專家”等。但他本人在非基督教運動“收回體育權”的打擊下，於1926年被迫離開了中國。今天的百度百科“非基督教運動”辭條中就說：“基督教青年會主導的體育事業在非基督教運動的衝擊下也徹底沒落”[8]。在1927年非基督教運動高峰時，如金陵大學，甚至還發生了副校長被槍殺，包括校長包文和鼓樓醫院創辦人馬林在內的傳教士教師都被迫離開中國或躲避起來。[9]

回到1920年代中國文人對白話文《聖經》對白話文運動影響的看法上來。白話文運動領袖胡適和陳獨秀認為傳教士的白話文《聖經》對中國現代白話文沒有絲毫的功績，只有周作人等個別文人表示過不同的看法[10]。胡適的理由是“被提倡作為新文字媒介的白話，是偉大小說中的白話，這也是《聖經》譯者取來為他們的官話本作文字媒介的同一來源”[10]。也就是說，胡適認為新文化運動提倡的白話，是中國歷史上早已存在的通俗小說中的白話，白話文《聖經》只是使用了這些白話而已[10]。陳獨秀儘管難能可貴認識到“基督教的根本教義只是信與愛”，但他認為“白話文的《舊約》、《新約》，沒有《五經》、《四書》那樣古雅”，甚至認為這是阻礙了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原因之一[11] 。

胡適和陳獨秀的反對理由我們今天讀起來會覺得很牽強。五四中國文人提倡白話文叫偉大的新文學運動，更早傳教士用白話文《聖經》促進中國人使用白話文就沒有絲毫意義？既然是提倡白話文，為什麼要把白話文《聖經》同不是白話文的《四書》《五經》相提並論？

思考白話文《聖經》對促進中國白話文的推廣有沒有影響，我想也許可以從這樣兩個角度去考量。

第一個角度是，中國古代通俗白話小說存在了幾百年，中國文人之所以仍堅持使用文言文，是嫌白話文太“俗”。那麼，《聖經》的白話文有沒有讓白話文變得更“雅”、更豐富？舉例來說，比如胡適認為舊文學最堅固的壁壘是詩歌，“新”文學必須從“新”詩開始[12] 。而白話文《聖經》中的《詩篇》被認為是真正的現代詩，是有恆久魅力的靈魂剖露的自我之詩[12]，而白話文《聖經》中的《雅歌》是美妙絕倫的愛情詩歌，是“歌中之歌”。這些詩對中國文人放棄舊詩採用新詩有沒有影響？又如，五四運動中反對白話文的人攻擊白話文是“馬太福音體”，為什麼他們這樣攻擊？是不是《聖經》的白話文比古代通俗小說中的白話文已經有了顯著的不同？寫到這裡我想起了魯迅。他不僅不參與非基督教運動，而且他不少文字的字裡行間都可以看出他對非基督教運動一些觀點的批評，而當有人攻擊新白話文是“馬太福音體”時，他的回答是：“馬太福音是好書，很應該看。猶太人釘殺耶穌的事，更應該細看。”[13]

第二個角度是，中國官話方言地區的普通百姓和官方早已說的是白話，五四推廣白話文最根本的是要文人的書面語言棄文言文用白話文，所以我們可以看看當時的文人對白話文《聖經》是否熟悉，是否對他們有影響。當我帶着這個問題去查1920年代已是成年人的民國作家，結果讓我驚訝不已。與今天中國大陸完全不同，那時的民國文人中如果有不熟悉《聖經》的，也一定是鳳毛麟角！

他們中有的直接出身於牧師家庭，如穆木天、林語堂、陳夢家等；有的靈命或深或淺皈依了基督教或天主教，如許地山、老舍、聞一多、冰心、林語堂、陳夢家、廬 隱、蘇雪林、徐 (汙)等；有的在人生經歷中與教會學校或傳教士有交集，或在他們的作品里有深深的《聖經》的烙印，如郁達夫、徐志摩、魯迅、周作人、胡 適、茅盾、巴金、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郭沫若、沈從文、廢 名、蕭 乾、施蟄存、胡也頻、曹 禺、張資平、田漢、馮至、石評梅、陸志韋、葉靈鳳、李金髮、戴望舒、梁宗岱、艾 青、歐陽山、陳映真、張系國、七等生、史鐵生……[14, 15, 16]。參考文獻[15]是作者的博士學位論文，他在總結中說：“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籠罩在一片基督教浸淫的聖氣靈光中，教會、教徒生活成為社會現實生活的一部分，現代作家絕大多數接受《聖經》影響或教會教育或入過教。”

胡適其實是個典型例子。他日記中記載自己在美國留學期間曾一度是決志的基督徒[17]，不僅常讀聖經，他還喜愛收藏《聖經》，在1937年的北京第一屆《聖經》展覽會上，他收藏的《聖經》版本之多是個人第一名，僅次於圖一中負責《聖經》發行的聖經會[18]。他在演講和寫作中也經常引用《聖經》。

胡適十分喜愛《聖經》，《聖經》中如《詩篇》的現代詩也顯而易見遠勝過他的蝴蝶詩，而如上所述他否定白話文《聖經》對現代漢語白話文影響的理由又禁不起推敲，於是為什麼胡適否定白話文《聖經》的影響也成了現代中國學者的一個研究話題。有的認為他是回國后鑒於非基督教運動的國情，收斂了對基督教的個人感情[19]，有的猜測他可能有想做“啟蒙先驅的驕傲心態”[12]。我心中也有一個猜測，他是不是為了推廣白話文而不承認白話文《聖經》的影響？因為在非基督教運動的大環境中，承認白話文《聖經》對中國白話文的影響，用當今的流行話說，等於向那些攻擊白話文是“馬太福音體”的人遞刀子。

也有替胡適辯護的研究者認為是因為“官話和合本出現之前(1919年)，不同教會傳教士皆根據自己所持不同的翻譯原則和翻譯理念對《聖經》進行譯介，這導致了包括《官話聖經》在內的聖經譯本出現了版本過多、譯文混亂、譯介質量良莠不齊”[20] 。但事實是，圖一中的北京官話《新約全書》自1872年發行以後，直至1919年和合本官話《聖經》發行之前，在譯義文字上它一直是唯一的北京官話譯本。基督教對翻譯《聖經》十分嚴謹，《聖經》有不同語言和方言的版本，但不同教會的版本除了十九世紀中葉浸禮會有過文理文譯本外，實在是沒有聽說過還有其他教會自己的譯本[22]。

改革開放后逐步有了探討白話文《聖經》對白話文運動影響的研究文章和書籍。有學者依據《聖經》譯本認為中國現代白話是歐化白話[21]。但這些研究還主要側重於和合本《聖經》的影響。對這在和合本之前四十多年就已存在的、影響廣泛並對和合本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的北京官話《聖經》的影響，儘管開始有些專門探討，如[23]，但還研究十分薄弱。希望以後會看到更多的研究。為了了解中國自己的語言文化歷史，應該去客觀研究。不給那些基督徒傳教士榮譽也沒有關係，因為《聖經》是這樣教導基督徒的：

「我們不求任何人的稱讚，沒有求你們的，也沒有求別人的。」（帖撒羅尼迦前書2:6）

最後我以這本北京官話聖經中的《詩篇》第23篇的譯文作為本文結尾。為了對照，也附上現代和合本《聖經》中的譯文。歷史上不久以前的中國先輩擅長的還是唐詩宋詞，我們今天的筆下卻是這自由詩。

詩篇23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大衛的詩）:

1878年北京官話聖經:

主是我的牧者，
使我不至窮乏。
使我卧在草地，
領我到可安息的水邊。
使我的心裡蘇醒，
為他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我雖過死蔭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主常在我旁邊，
你有杖有桿足安慰我。
我在我敵人面前，
你為我預備宴席，
用油抹我的首，
使我福杯滿溢。
我一生只有恩寵慈惠隨着我，
我要永久住在主的殿中。

和合本聖經：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敵人面前，
你為我擺設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
使我的福杯滿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最早版本可能是大英聖經公會1869年刊印。1872年為修訂版。【考證來源：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1807-1907),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p.577, p.558.】。京委本聖經的歷史考證，https://blog.csdn.net/micah2014_chen/article/details/103554737
**: 最早版本可能是1874年。詳見：劉燕，施約瑟《舊約全書》的翻譯策略及其跨文化特質。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 2019, 41(6): 52-67。

Ref.# 20221207
作者：方金琪(信望愛小屋)， 2022年12月22日。作者保留所有文章及圖片版權。轉載請與作者聯繫，微信ID: a1961fang

參考文獻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