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的日子

手术的日子

2004年8月16日,星期一,下午一点,我开车载着太太和林姊妹来到了专科医生的诊所。是位南欧裔中年男医生,姓Alvarez。态度很和善,做事也给人干脆、认真的感觉。我们见面后他的第一句话就问我为什么病得这么严重了才来看医生。当得知我前面看过专科医生时,他带着十分吃惊的表情,问我那位医生叫什么名字。随后他告诉我立即住院,并说他已经通知了医院,要我直接去办住院登记就是了。我开车把太太和林姊妹送到医院,帮我办住院手续,自己则把汽车开回家里,顺便拿了些住院需要的日用品,然后由一位邻居朋友开车把我送到了医院。

病房在四楼,房间里有两张病床。傍晚时,Alvarez医生来到了病房。他告诉我明天做CT检查,手术他本来安排在两天后的18日,但我的身体太虚弱了,需要点滴一个星期的营养液。那是一种乳白色液体,吕弟兄告诉我那是蛋白液,在国内十分昂贵。大概是自8月9日大便中再次有血开始,我体重开始了下降。让我十分吃惊的是,到16日只有一个星期,体重降了十一、二磅,身体显得十分虚弱。这样,手术就定在22日,星期天。我一方面感恩医生的迅速安排,一方面也从这种迅速中意识到了我疾病的严重性。

第二天CT检查定在上午9:30,林姊妹一直陪着我。但等到中午快一点钟才轮到我,林姊妹问护士为什么等这么久,护士说,一般人做加密CT检查要等候一、两个月,我昨天住院,今天就安排CT,是临时加进来的,比预定时间只晚了几个小时,算是很快了。我听到后,心中充满了感恩。我们祷告求能尽快住进医院,但实际得到的比我们祈求的还多。

在这次生病以前,我很少住院和看病,记忆中唯一一次住院是我大约四岁左右的时候,依稀还记得临出院时的一些情景。因此,我的医学知识也近乎为零。对CT检查的目的当时也一无所知。林姊妹是退休医生,她知道那检查对我意味着什么。因此,第二天早晨八点多她就来到了医院。当等到中午12点过了护士还没有来通知轮到我时,她匆匆回去吃了饭,二十分钟不到就又回来了。她住的地方到医院,走路来回应该就要近二十分钟,因此我想她只是匆匆回到家里随便拿些吃的东西就回来了。做完CT检查,林姊妹坚持要进CT室问检查结果,但检查的医生要我们第二天问Alvarez医生。

第二天Alvarez医生告诉我,CT检查我身体其他器官没有发现癌细胞。我这时才明白CT检查就是要确定我的癌细胞是否已转移到其他器官。后来,手术后的肿瘤切片报告说我20个淋巴中,已经有16个有癌细胞转移,有的淋巴节已肿大到一公分,至少是三期癌症。所以,现在回想起来,CT检查我的癌细胞还没有扩散到其他器官,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感觉自己就象站在了悬崖的边缘,只要再向前踏出半步,就没有了生还的希望。

在知道CT结果后,林姊妹和吕弟兄告诉我,下一步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手术医生。我躺在病床上,林姊妹和吕弟兄坐在床前的椅子上,我们一起为这祷告。我是1996受洗为基督徒的。但直在这次生病前的八年中,我的祷告主要是围绕着自己心态的:成功顺利时,祈求神给我谦卑和感恩的心;遇到困难时,求神给我平安快乐的心;要发怒时,求神给我平和的心。至于具体事情的成败,我还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很少祷告祈求。但现在面对的一切,我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只有祷告祈求。因此,这时候的每次祷告我有一种过去没有过的恳切和完全的交托,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的意思,是我们人的一个本性。即使是我们中国人不信神的,在这种处境下也常会求神、默祷、或者说“听天由命”。

祷告完不久,一位护士进来了。林姊妹就问护士,我的手术医生是谁。护士回答说,Alvarez医生就是我的手术医生。林姊妹接着又问Alvarez医生的手术水平怎样。护士说,Alvarez医生是这个医院最好的手术医生,如果是她自己生病,她也一定会找Alvarez医生主持手术。护士的回答和她热情诚恳的表情,让我们立即相信了她说的话。

实际上,在护士告诉我之前,我对Alvarez医生的水平心中还是充满了疑虑。8月13日家庭医生准备为我预约专科医生时,曾问我要讲中文还是英语的医生,我回答说不管讲什么语的,越快越好。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时间选择和等待了。16日第一次去看Alvarez医生时,发现他的个人诊所是在我家庭医生和前述的C姓专科医生同一栋楼的地下室。这些耽误了我的医生还能在三楼租个地方开诊所,Alvarez医生的诊所却在地下室,而且又可以很快预约上,我当时心中掠过一丝阴影,按我们中国人的思维,觉得这个医生的水平可能不怎么样。但现在我却完全相信了护士的话。

后来有一次去士嘉堡总医院化疗,是一位在加拿大癌症协会做义工的老人开车来接我。这位老人几年前也患癌症,动过手术。他一边开车,一边对他的手术医生赞不绝口。当知道他与我曾是在同一家医院做的手术时,便好奇地问他的手术医生是谁。结果也是Alvarez医生。那时我已经做完手术半年左右,化疗不是在同一个医院因此不再去那医院了,但我当时就决定以后一定要找一个机会去给Alvarez医生送一张感谢卡,写上这位老人对我讲的话,写上我对他的感谢,我要让那对病人尽心尽意的医生感觉到病人的感恩,感觉到他的尽力得到了与那些心不在焉、耽误病人的医生不同的回报。我觉得这是自己应做的本份。后来不久林姊妹胆结石手术,刚好也是在恩慈医院,也由Alvarez医生主刀。陪林姊妹时,我准备好了这张感谢卡,交给了Alvarez医生。他要了我以前的住院卡,

还是回到我手术前的日子上来。18日大概是按Alvarez医生的要求,那位也在这个医院工作的误诊了我的肠道专科C医生也来看了我。他摸过我的腹部后说:唉呀,我六个月前还什么都摸不到,怎么一下就长这么大了呢?我对他说:我当时给你说过我怀疑自己患了肠癌,大便里有暗红色血。他说,可能是他国语不好,他还以为是鲜红的血。我说:如果你不确定,那你应该用英语再问我一次。他说我的这种情况,就是在加拿大已经患肠癌的人中也只有0.2%,十分罕见。我想,他能来看我已经难能可贵了,要他有明确的认错不太可能。

从19日开始,我就比较空闲了,只是躺在病床上输蛋白液,疗养身体,准备手术。饮食上也是强化营养,除正常三餐外,每顿一般还加了一听营养奶(Ensure)。那是一种可替代正常三餐的营养奶,一听的营养成份就相当于一餐饭。教会的林姊妹夫妇和李姊妹夫妇两对老年弟兄姊妹轮流看护我,护士的护理也十分周到。20日是星期五,教会的牧师和师母来看我,告诉我晚上教会的祷告会将专为我祷告。我们的牧师是英国裔,他对我说,他知道我们中国人多都没有立遗嘱的习惯,他建议我应该考虑立个遗嘱,万一有事,可减少太太以后的很多麻烦。

我住的房间是两个病床,旁边的床位这几天空着。白天来看望的朋友和教会弟兄姊妹络绎不绝。医院规定的最晚探望和陪护时间是傍晚八点三十分,当大家都走后,我安静下来,开始认真考虑牧师的建议,要不要立遗嘱。这是我自13日知道自己患肿瘤以来第二次想到死亡的威胁。第一次是15日,一位朋友和他太太来看我,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我们是很好的朋友,讲话没有太多的顾忌。因我是重病,话题少不了也会涉及死亡。我当时望着我太太说:“我们结婚还只有18年,如果我现在死了,柳妹(我对太太的称呼)将来找的先生会比我同她一起生活的时间还长,那她死后不知道该同谁葬在一起了。”我那朋友笑着说:“那当然是先来后到,同你葬在一起啦。”不过,我们当时的态度是象朋友在一起侃大山,我并没有认真去思考真正面对死亡时,自己该怎么办。

现在认真考虑死亡的威胁时,我的思绪象决堤的洪水,思想着自己过往的人生,思想着自己对人生的期望与追求,思想着自己身边的亲人。我发现自己内心深深觉得现在无论如何都还不能死。而且这种态度和想法十分坚决!

我三岁时父母离异,我被判给父亲,弟弟判给母亲。小时候我是轮流住在两个姑妈家,暑假到父亲那里去住(先是在五七干校,后来在农场)。初一开始寄宿住在学校。1975年初三时邓小平右倾回潮,父亲才回到了县城工作,我才有了短暂的同父亲长住在一起的时光(1976年底他又被打倒送到农村,直到1977年过世)。尽管有一个视我为亲生儿子般的大姑妈,物资上也总比周围的小孩更宽裕些,但这种不完全的家庭留给我的伤痛是精神和心理上的。

现在中国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离异家庭也越来越多了。这似乎也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一些为人父母的人,在婚姻破裂时说现在的社会风尚就是如此,子女也就不会因父母的婚姻变化而有心理上的阴影了。听到这种逻辑,我内心总有种悲哀的感觉。我小时候,当同其他小孩发生冲突争吵,或当自己的调皮引起大人责骂的时候,常会听到一些让我刻骨铭心的言辞。如“野种”、“有娘生,没娘教的”、“养不亲的”。小姑妈的子女比较多,比我大得多的表哥、表姐都懂事了,不同我计较。但有一个比我稍大的儿子和一个比我稍小的女儿,我们一吵架,他们就会骂着要我滚回自己的家去,不要呆在他们家里。这种时候,我除了沉默,无言以对,怨恨没有自己的家。我是判给父亲的,同父亲相处的时间多一点,感情深一些。加之知道父亲是被打倒送到五七干校的农场去了,也看到过他戴高帽游街,被人用绳子在大厅里吊起来批斗的情景。因此,心中的怨恨就集中到妈妈的身上。尤其是听说父母的离婚是妈妈的坚持后,内心的怨恨更加强烈。记得一次妈妈来小姑妈家看我,我就同其他几个小孩一起爬到高高的柴堆上去骂她。

我的衣食住行安排,父亲只会出钱,具体的事要姑妈们做。当大人们讨论我的衣食住行安排时,言辞中很容易感受到自己的处境与其他生活在父母身边的小孩的不同,感受到自己居无定所,感受到自己是大人的一个负担。甚至不仅自己能感受到,有些大人还时常提醒我,要记住他们对我的恩典,不要长大了忘恩负义。我小时候称呼大姑妈和小姑妈为妈妈。还有那很少见面的生母。因此,小朋友笑我有三个妈妈。实际上,后来是四个,还有一个继母。

稍长大些后读课外书籍,若书中的主人公也有很多妈妈,我会多一份特别的同情和理解。但记忆中似乎只有同时过继给同治和光绪为儿子的傅仪比我的妈妈多。除生母外,他还有五个“皇额娘”。在《我的前半生》中,他用了不少笔墨解释他与皇额娘间没有母爱的母子关系。我觉得自己不用看那些文字也能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也觉得自己比傅仪幸运,因为在我的妈妈们中,毕竟还是有一位—-我的大姑妈—-给了我真正的母爱。

由于居无定所,我小学一到五年级,记忆中换过六所小学,其中有的还是几进几出。临近过年时,我需要问父亲我们在哪里过年。经常是年三十在一家,年初一、初二就必须赶往另一家。今年在这家过年,明年就常在另一家。几家住的距离又不近,需要坐火车或汽车,有的下车后还要步行一个多小时。从大姑妈没有搬到城里之前的家到小姑妈家,不用坐车,但是乡下的泥路,要走两个多小时。记忆中的过年,就常在这些路上走来走去。

后来在长沙和南京读书,除第一年外,我都是寒假呆在学校,暑假去各家看望。尽管寒假的校园,尤其是春节前后,常只有我一个人住在冷静的宿舍里,但不会有回老家去一家过年三十而引起另一家不满的烦恼,也没有了在一家过完年三十后又必须在随后短暂的几天内到其他几家过初几的疲惫。

由于小时候这样的家庭环境,因此从我懂事起,就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找一个可以终身相爱的妻子,决不离婚,决不让自己的小孩将来生活在不是亲生父母的家中。清楚记得是十岁那年,在大姑妈家,我得知大姑妈过继的儿子是二十岁结婚的和那是(当时)法律规定的可以结婚的年龄后,坐在那大门的门槛上,望着门前远方的山岗,心里一边计算着我还要等十年才可以结婚,一边对自己说,将来一定要找个自己很喜欢的太太,一直生活在一起,让自己的儿女有一个圆满的家。
因此,维持同妻子婚姻的圆满,不让子女生活在非亲生父母的家里,对我来说,不仅是个愿望和追求,而且是个誓言。这是我的内心与很多现代派人不同的地方。

现在我有自己钟爱的太太。我们一起生活了18年。我们有两个女儿,一个八岁,一个四岁余。可是,这个不会因离婚而分开的家庭,难道将要因我的死亡而分开吗?难道我年幼的女儿们还是要步我的后尘生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吗?这对我太残酷了,会毁了我终身最重要的誓言。我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因此,我静下心来,躺在病床上流着泪向神祷告。我说:“神啊,你知道我从小的心愿就是不与自己的妻子分离,不让子女生活在不是自己亲生父母的家里。我尽了自己的努力,也做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我们决不会因夫妻的感情变化而让子女生活在不完全的家庭中。可是,我现在却面临疾病夺去生命的威胁,我的女儿们面临着要象我一样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成长的威胁。面对这个威胁,我自己无能为力,我只能向你祈求。自从我信靠你以来,尽管我尤其在教会事奉上有许多的挣扎,但我对你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对把福音传给更多人也从没有犹豫过。求神看在这些的份上,医治我,再给我十五年时间,让我把我的女儿们——你给予我的产业——抚养成人。”

当时我的小女儿是4岁,再过十五年就过18岁了,成年了。我当时心想,如果十五年以后我还活着,那是神特别的恩典。但这十五年却是我求神无论如何也要给我的,就象一个玩皮的孩子在父亲面前,这个东西是要定了。因此,我决定现在不写遗嘱。

第二天是星期六。上午九点钟不到,林姊妹和吕弟兄又来照看我了。他们刚坐下,我就讲了昨天牧师要我立遗嘱的事和我自己的决定。我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也赞成我现在不立遗嘱的想法。然后,他们向我讲述昨天晚上教会为我祷告的情况。告诉我是教会祷告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好多已经不常来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来了。祷告会为我选了两段《圣经》经文。林姊妹拿过我床头的《圣经》,翻到了第一段经文,是《列王记下》第二十章第一到六节。读完这段经文时,我不禁泪流满面。那段经文是:

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遗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希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记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希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希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 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

我是一个基督徒,相信人的罪性,相信耶苏的救恩,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但我长期是科学工作者,有到博士学位的教育。我不仅不太相信有些基督徒说的有求就应的祷告见证,甚至觉得祷告的主要作用是改变自己的心态。使自己有更平安和喜乐的心、更开放包容从而更有智慧的人生态度。但如下一章"祷告的力量"中所说,这时我骄傲的心完全谦卑了下来。这段经文是先知以赛亚去要希西家立遗嘱,我是牧师来建议我立遗嘱;希西家没有立遗嘱,而是求神看在他过去所行的份上医治他,我没有立遗嘱,而是求神看在我女儿们年幼和我过去所行的份上医治我;经文说到第三日希西家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是第三日手术;神给了希西家十五年,而我是求神给予十五年。而且后来我知道,希西家当时也是中年,四十岁左右。这一切怎么这么巧合呢?我可是在这之前还没有来得及将我内心祷告的内容和决定告诉任何人的啊!

我完完全全把这段经文看成了神对我祷告的允许。使我坚信我一定能战胜这次的疾病,一定至少还有十五年的生命!我双眼再次充满了泪水。

第二天是星期天,是我手术的日子。一大早Alvarez医生就来看我,检查过后告诉我今天按计划做手术。上午9点手术室的护士来推我去准备手术。护士要我脱去所有自己的衣服,只穿一件医院的住院服。因腹部异常畏寒,躺在推我去手术室的推车床上,盖着一床薄床单,我估计等待时会抵不住畏寒,因此请护士同意让我腰间仍围着林姊妹给我做的绒布围腰。太太和林姊妹夫妇也早就来了,到达手术区后,我们先在一个房间里做有关的准备。护士让我在填写好的一些表格,如万一失血过多时同意输血的表格等上面签名。然后给我做有关的准备工作,讲解怎样用数字来描述自己疼痛的等级,怎样在手术后需要时自己按麻醉药注射控制器等。

从早晨起来,在我一个人安静的时间里,我常简短地祷告,求神给我平安的心,不让我担忧。有时也祷告求神给Alvarez医生一颗细致、谦卑的心,手术中有智慧做出正确判断和少出差错。因此,从早晨起来,我的心情一直很好,就象这是我新生的日子一样,疾病会被除去,生命会重新充满活力。在进手术室前的空闲时间里,太太、林姊妹夫妇也和我一起祷告,求神与我同在,让手术平安顺利。

大概等了半个多钟头,太太和林姊妹夫妇同我告别,我被推进了手术室。这是一间四周没有窗户的房间。房间里有三、四个穿白大褂的男士,没有Alvarez医生。我估计他们是麻醉师和做准备工作的护士。他们一边同我问候和简单闲聊,一边把我推到房子的中央,移到了手术台上,并把一个大锅盖形状的灯罩旋转到了我的上方。我想起了在国内小时候看的电影《无影灯下颂银针》,我想那一定是无影灯了。一位男士要我把双手与肩平行张开。他一边固定我双手,一边告诉我,再过一会我就会被完全麻醉了。我双手被平行张开固定,双脚相并伸直,那姿势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模一样。这使我想起了主耶苏被在钉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的情景。这是我麻醉失去知觉前脑子里想的最后一件事。

我再次恢复知觉时,已经回到了病房。首先恢复知觉的是大脑,而且似乎特别清楚和敏感。病房里的人是谁、他们的走动和讲话,我脑子里十分清楚。尤其是对声音,不仅十分敏感,房里任何轻微的声音都清楚地知道,而且稍微大一点的声音就会引起剧烈的头痛,仿佛那声波波动幅度太大,脑子里容纳不下。

但体力上,我仍连睁开眼皮的力气也没有。我僵直地躺在床上,除了疼痛时右手大拇指会机械性轻轻按一下握在手里的按钮外,我没有力气蠕动我身体的任何部位。我已经病得很重,身体相当消瘦,眼睛凹下,而现在又只能僵直地、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因此,我在想我的样子一定给来看望我的人一个临终人的感觉,一定很吓人。

病房里有好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无法同我说话,他们在房间和床边走动,或相互间简短地说些话。不久,牧师和师母也来了。同他们来的还有一位姊妹。这位姊妹在国内的家离我岳母的家很近,她刚从国内回来,见到了我的岳母。她还是位年轻的学生,没有太多生活经验,看到我这个样子,就弯腰在我的耳边大喊一声:“你妈妈身体很好!”这声音让我的头象爆炸了一样,一阵剧烈的疼痛是那样的强烈,以致我双眼不由自主地猛挣开了一下。尽管那只是一瞬间,但却是我手术后的第一次挣开眼睛。后来,病房的门口有两位男士讲话。他们是在讨论什么问题,因此讲了比较长的时间。尽管他们怕影响我,特别到门的外边去讲,但声音仍象锥子刺我的头一样。我想请我床边的人去告诉他们一声,但却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也张不开嘴唇。

这使我脑海里浮现起了父亲临终时的情景。

父亲是我16岁那年因狂犬病过世的。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第二次被打倒送到农村去改造,在农村被疯狗咬了。父亲是在县医院过世的。临终前他工作单位将我两个姑妈等亲人都接到了医院。小姑妈是在父亲过世前约半小时到的。她看到父亲已经是那样的境况,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起来。父亲躺在病床上,一点也不能动了,嘴唇都没有了蠕动一下的力量,双眼紧闭。但泪水却从他的眼睛里流了出来。父亲刚进医院时医生就告诉我说,狂犬病过世是最痛苦的,因为直到临终,病人的大脑都是清醒的。我当时还不太能理解这话的含意。但现在我明白了!父亲临终前一定象我现在躺在这病床上一样,思想是清楚的,但体力上连蠕动一下嘴唇、挣开一下眼皮的气力都没有了。所不同的是,我知道自己是手术后在恢复,而父亲则明白他是即将死亡。

这样的境况大约持续了1-2个小时。下午我的体力开始有些恢复,眼睛挣开了,也能讲话了。太太坐在床边告诉我手术的情况。我是上午11点钟从手术观察室送回病房的。Alvarez医生告诉太太,手术进行了近一个小时,很顺利。大肠被割除了一半,肉眼能看见的异常部分都拿掉了,肠上有两个肿瘤,一个大致有两个拳头那么大,一个象一个拳头那样大。后来,在家庭医生那里,我也看到了Alvarez医生的手术报告。报告中说,肿瘤已经非常大,而且有明显的淋巴转移,肯定需要化疗。但幸运的是肿瘤还没有侵入腹膜后的十二指肠内,因此还可以手术切除。

第二天肠道通气,能开始吃些东西了。一位医生告诉我第三天上午将会为我取掉手按的止痛药输入机。医生走后,护理我的护士,是位华裔,善意提醒我,如果我希望的话,可以要求再保留止痛药输入机一天。不久,护士换班,护理我的是一位南欧裔护士。我告诉她,我想晚一天再拿掉止痛药输入机。但令我意外,她给了与华裔护士完全相反的建议。她说我可以要求再保持一天,但她建议我要坚强些,不要依赖那药物,实在需要时可以向护士要止痛片。我听从了她的建议。但当时还不太明白她话的含意,以为只是要我不要太怕痛。止痛药输入机拿掉后,我很快明白了她的话。我发现自己即使没有疼痛时,也很想念那止痛药,那曾按过止疼药按钮的右手大拇指仍不时地不由自主地不停按动。我有点上瘾了!那药给人一种轻松和兴奋的感觉。我这时才想起,吗啡是可用于止痛的,我那止痛药一定是吗啡。我很感谢那位南欧裔护士的建议,让我尽早地停止了使用那药,没有上更大的瘾。这两位护士的建议相反,但都是真诚善意的,让我似乎感到一种中西文化的不同。

第三天,医生怕手术后肠道粘连,要我尽可能下床走动一会。这是我手术后第一次下床。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林姊妹夫妇搀扶着我在楼里的过道中行走。腹部的刀口有一尺多长,用一种象订书机钉样的钉订着,一站起来腹部十分疼痛,象要裂开一样。走完两圈,我已经满头大汗。

以后的几天恢复十分迅速。8月29日,手术后一个星期,我回到了家里。家里的一切让我有种久违了的感受,既兴奋,又亲切。

作者:方金琪 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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