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苗文赞美诗——传教士柏格理

一本苗文赞美诗——传教士柏格理

图一是一本美国明尼苏达州商人出售的柏格理苗文文字的基督教赞美诗。柏格理苗文(又称滇东北老苗文、石门坎苗文、框式苗文)是1905年由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柏格理在苗族基督徒杨雅各、汉族基督徒李司提反等协助下发明的为滇东北贵州的苗语方言创立的拼音文字[1]。中文资料说柏格理苗文是以苗族服饰上的某些花纹、图案和罗马拼音字母共同组成苗族文字[2]。柏格理本人的回忆说他是受卫理公会传教士和语言学家雅各-伊万(James Evans 1801 – 1846)为加拿大印第安原住民克里语音(Cree syllabics)人创立的文字的启发,同时也得到了中国传道人李司提反的帮助[3、4]。


图一、一本柏格理苗文基督教赞美诗。出版时间可能是一九一O或一九二O年代,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本。

该文字创立后受到了该地区苗民的极大欢迎。1949年后中国政府尝试为他们创立新苗文,但还是以该文字最受欢迎。据1980年代的估计,在使用苗语方言的约25万人口中,约5万人能够熟悉掌握这套文字[5]。1988年对它进行了进一步完善[3],2010年成立了石门坎苗文教育普及促进会[6],至今仍在使用之中。

柏格理创立该文字后,用它编写教材,翻译圣经和赞美诗,甚至还在石门坎发行了苗文报纸《半月刊》[2]。图一书中收集了165首赞美诗歌,共111页,由上海的中国内地会出版,在加拿大印刷。书的内封页上盖有一个人名和地址“Glenn Dieken, 316 Van Vliet Hall, U. of D., Dubuque, Iowa”的印。在互联网上查阅,Glenn Dieken(1915-2007)过世前曾是一位牧师,终身生活和工作在爱荷华州。该赞美诗册可能是他在Dubuque大学读书时收藏的,过世后被出售辗转到了离爱荷华州不远的明尼苏达州的销售商手上。Glenn可能很少使用这本书,因此书的保存品相十分好。

销售商曾把书的样页送到加拿大国家图书馆,请加拿大原住民语言专家鉴定其属于何种语言。但没有查阅到与该文字相同的任何书籍。随后他又请美国一个在图书馆工作、能接触鉴辨60多种语言的老朋友帮忙,才确定了是柏格理苗文。并得知在全世界的图书馆中,有几本柏格理苗文的新约圣经,但没有任何一个图书馆有该本赞美诗。我查阅到在云南民族博物馆也保存有柏格理苗文的新约圣经[1],但也没有查阅到任何地方保存有这本赞美诗歌。


图二、保存在云南民族博物馆的柏格理苗文(石门坎苗文)圣经[1]。

石门坎是贵州毕节(威宁)山区的一个苗族乡。网上关于柏格理传教士的资料,尤其是中文资料,十分的多,因为他对苗族的影响实在是太大,太引人注目。甚至当年在贵州担任省委书记的胡锦涛也对柏格理发出以下的赞叹,并以柏格理为榜样来教育贵州省的干部:

“西元1904年,一个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带来投资,就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文,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后来一场瘟疫,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後,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柏格理去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村里,留下了他的一个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有人统计,这里出过3个博士,培养出中共厅级干部20名。他传播了知识和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7、8]。

柏格理 (1864.4.20 – 1915.9.16)出生在英国的一位基督教传道人家庭。1887年他与好友邰慕廉(Frank J. Dymond)作为内地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先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昭通传教,1905年应苗民的邀请来到贵州威宁石门坎。在那里直到病世。


图三、二十余岁来中国前后的柏格理。照片来自网络。


图四、柏格理和苗民在一起(前排左三吹奏芦笙者)。照片来自网络。


图五、穿着中国服装的柏格理及太太和儿子。照片来自网络。

1905年柏格理为苗民创立文字时,苗民们还没有文字,没有学校。但到了1946年国民政府人口普查显示,汉人每10万人中有2.19个大学生,而苗族人每10万人中有10个大学生[9]。到1949年时,每10万苗族人口中,大学生达50人[12]。在这个过程中,在其他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合力下,石门坎走出了许多的第一。


图六、今天石门坎的介绍中列举了石门坎在近代文化发展上的十一个第一。照片来自网络。


图七、1910年石门坎的运动会。作为新鲜事吸引了地区专员和县长来观看[10]。学校的体育课开有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游泳、爬山、拔河、田径、骑马……[11]. 这里后来每年的端午节举行运动会,最多的时候有附近近百个代表队参加。


图八、石门坎曾经的足球场,是贵州省的第一个足球场和第一个足球队。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中就有来自石门坎的队员,1959的中国国家足球队里也有多名石门坎球员。1950年代贵州省足球队中有八名是来自石门坎,被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10、11]。由于山区平地少,足球场离石门坎光华学校有约一公里路。


图九、建于1912年的游泳池,是贵州省的第一个游泳池。一直使用到1956年因为政治运动而废弃。上面是女池,下面是男池。由于山区地小,泳池太小,比赛时一次一人下水,十分钟内能游最多圈的获胜。


图十、1905年柏格理到石门坎后就立即着手了建立学校——石门坎光华小学。这个学校创立了众多的第一:乌蒙山区的第一个苗民学校,中国的第一个双语学校(苗语和汉语),开中国男女同校先河的学校之一,以及走出了第一个苗族博士的学校。照片是柏格理1906年同学校的第一届学生的合影。照片来自[23]。


图十一、柏格理从英国带来了工具“镐”,同苗民们开通了这条叫柵子门的石梯路,大大缩短了石门坎去外地的距离,也方便了当时石门坎从昭通运建材进来修建学校和教堂[20]。


图十二、我小时候在湘北乡下时,人们仍称这种镐为“洋镐”,也许柏格理带来开路的镐就是这种。


图十三、苗族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基督徒吴性纯,1911年入读石门坎光华小学。

石门坎光华小学后来为苗族培养众多人才打下了基础。吴性纯1898年生于贵州威宁,1911年入石门坎光华小学就读,1921年入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1929年获华西协和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后返回石门坎,开办了石门坎平民医院,及担任石门坎光华小学校长。石门坎平民医院,又被称为柏格理纪念医院,医院英文名称“P. M. Hospital”中的P. M.,既代表了汉语Pin Min(平民),也代表了Pollard Memorial(柏格理纪念),两个名称都能纪念他的老师和为了照看伤寒病人而过世的柏格理。吴性纯家境贫穷,是在传教士和教会的资助下完成学业,成为一代名医[13、14]。

关于吴性纯的中文资料有一个矛盾很大的记载。参考文献[13、14]认为他曾获得过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百度百科吴性纯词条认为是获得的纽约州立大学的医学博士。华西协和大学是1910年由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国的五个基督教传道会组织在成都华西坝创办的一个规模宏大的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医学综合性大学。学校的办学模式是按英国牛津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管理体制仿牛津、剑桥,课程设置按哈佛体系[15]。美国纽约州立大学1934年正式接受华西协合大学为兄弟学校,授予华西协和大学的医牙学院医学博士学位、牙学博士学位、文学院文学士和理学院理学士学位等的毕业生相应的纽约州立大学学位[15]。例如下面另一位来自石门坎光华小学的医学博士张超伦,1945年是同时获得的是华西协和大学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但毕业于1929年的吴性纯是否也有牛津大学或纽约州立大学的学位,我不能确定。


图十四、另一位苗族医学博士张超伦(1918-2018),他曾就读也曾任教于石门坎光华小学。1945年获华西协和大学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曾是贵州省的第一任卫生厅长,中华医学会原理事,全国政协常委和多届委员,农工民主党贵州省委主委。照片来自网络。


图十五、苗族教育家朱焕章(1903-1955)1935年的大学毕业照。他1918年入石门坎光华小学就读。1955年肃反时过世。

朱焕章的人生坎坷。八个月大时丧父,三岁时丧继父,四岁时母亲再次改嫁后他随贫困的祖父生活。1918年秋他十五岁时祖父才送他到石门坎光华小学读书。学业优秀。1923年传教士王树德(W.Hudsepth)个人资助他到云南昭通宣道中学(后改为明诚中学)读书。1926年初中毕业后回光华小学任教。1929年本文上面提及的医学博士吴性纯等苗族前辈建议教会资助朱焕章到华西大学深造。由于朱焕章所学功课不足,他先在华西大学读了两年预科,才正式就读于华西大学教育系。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光华小学教书,后担任校长。1943年创办了“西南边疆威宁石门坎初级中学”,是中国第一所以培养苗族学生为主的中学。朱焕章一生象柏格理那些传教士一样,对苗民充满了爱和服侍他们的负担。

朱焕章一生与蒋介石有两次会面。一次是1935年7月在华西大学学士学位毕业典礼时。他被选为应届毕业生代表在全校毕业典礼上发言,蒋介石和宋美龄也来参加,为毕业生祝贺。典礼结束后蒋介石接见他,留他在成都绥靖公署工作,但他希望回石门坎办教育。蒋介石赠送一头荷兰牛给他以资鼓励。后来宋美龄也给他送了良种鸡种在石门坎养殖[16、17]。第二次是1946年,他被选为国民代表到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期间。这次大会上他被推选为宪政促进会考察委员和西南教育委员等。大概是因为这些原因,1955年的肃反中他受到严重冲击,自缢身亡。1981年平反[16]。

参考文献[16]说朱焕章的死”预示着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区一个辉煌的苗族教育时代基本结束“,写于2018年的参考文献[9]说,从1949年以来,石门坎再也没有出过一个本科生。政治的动荡让偏远的苗乡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要历史不再重演需要我们认识错误发生的原因。从圣经的教导看,我们任何时刻对任何人,无论我们认为他是敌还是友,都不可偏离爱和良知,要用爱和良知指导行为,指导政治,而不是反过来用政治观点决定我们的爱憎和良知。对基督徒也是如此。若不是圣经要基督徒爱神和爱人如己的两大诫命,柏格理他们不会来到贫困的异国他乡的偏远山区,不会在那里有坚持终身的力量,不会有强烈的爱去克服重重困难帮助那里的人们。

当时的石门坎教育还帮助走出了其他不少杰出的苗族学生。如高级畜牧师和全国人大代表李学高;曾任贵州民族学院院长、贵州大学副校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兼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等职的杨汉先;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张斐然等[12]。柏格理的苗文、光华小学的办学模式[12]、它带来的信仰和赞美诗当然也深深地影响了附近地区的其他苗民。如自2003年以来名气越来越大、引起专家学者专门研究其唱法的云南富民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就是教会的唱诗班,来自一个85%的成人是基督徒、受柏格理苗文和赞美诗深刻影响的苗寨[18]。


图十六、知名的云南富民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是教会的唱诗班,与柏格理的苗文和赞美诗的影响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柏格理来云南、贵州,有过船沉坠河,有过骑马摔下悬崖,有过被土匪绑架几乎被杀,他都得以侥幸活下来[1、2]。但是,1913年至1915年伤寒病对苗寨的袭击,他再也未能躲过。苗民称伤寒为可怕的”黑病”。1913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柏格理写道:

“伤寒在另一个村寨再次爆发,有些人已经死去。与其说他们死于疾病,倒不如说他们死于未被好好护理。因为,没有人愿意照顾这种凶恶疾病的患者。他们特别害怕它,由于无人护理,病人往往因为寒冷和饥饿而死去。今天,我走访了一户传染上伤寒的麻风病人家。这家的成年人已经死去,只剩下一个小姑娘在照顾着三个伤寒病人。她看来疲惫已极,虽然我带去了药、米、牛奶和糖,但仍无法从她的脸上看到一丝微笑。一到白天,她还要赶着他们的惟一家畜,即一头山羊出去吃草。”[21]

1915年7月伤寒在石门坎爆发,很多苗民和学生病倒了,包括传教士王树德(William H. Hudspenth)牧师。学校山崖下的一个山洞被当作临时隔离治疗室。在那里,柏格理一直守护着病人。在守护中,他不幸也被感染。他把有限的药品留给村民,自己再也没有起来。


图十七、柏格理在石门坎看护其他伤寒病人时,自己也感染伤寒,1915年9月16日过世。这是保留在英文findagrave.com网站中的他的原墓的照片[19]。


图十八、文化大革命中,柏格理的墓曾被毁,尸骨被抛在野外[9]。这是后来修复的新墓。也许里面没有了遗骨或遗骨不全,但尽可能照原样的精心恢复显明了苗民们对他的深深怀念。他们用“苗族之父”、“拉蒙”(苗王)称赞他,甚至有来自应该是非基督徒的赞扬:“苗族救星”[7]。


图十九、在柏格理墓的傍边是传教士高志华(Reginald Heber Goldsworthy,1895-1938.3.6)的墓。他是1938年土匪闯入石门坎光华学校抢劫时被杀害的。他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和柏格理牧师在一起”[22]。


图二十、2016年,柏格理逝世百年后,苗民邀请了柏格理的孙子来到了石门坎。照片来自网络。


图二十一、2016年与他孙子同来的还有他的曾孙。照片来自网络。

“凡你们所作的,都要凭爱心而作”( 《圣经》哥林多前书 16:14)。无论种族,爱能把我们相连。

Ref: 20180117

作者:方金琪(信望爱小屋), 2019年7月28日。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作者保留所有文章及图片版权。欢迎转载。转载电子版文章时,敬请注明文章作者和转自www.healthChinese.ca,并请注意在转载时,不得对文章进行任何删改。若需书面转载本刊文章,请先征得作者书面许可。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