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璧,一位抗日时期放不下中国病人而摆上了自己性命的传教医生

李璧,一位抗日时期放不下中国病人而摆上了自己生命的传教医生
Walter Libby,a Missionary to China Who Rejected to Evacuate and Died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在正式开始写李璧之前,我想感谢黄光域的《基督教传行中国纪年(1807—1949)》一书。在中文网络上,不少来华传教士几乎没有任何资料记录,李璧,就是这样一位。尽管英文资料说他在中国做传教医师达24年,创办了南昌医院(Nanchang Hospital),抗日战争日军到达南昌时,美国政府呼吁所有美国人撤退,他不愿抛弃他的35个中国肺结核病人,带领他们去到了庐山。后来又到九江,在那里他患阑尾炎过世,安葬在庐山,但是中文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资料。他在中国行医24年,一定有当时中国人熟悉的中文名字,但是我花了三天的时间,想尽各种办法检索,还是在网上一无所获。正准备按他姓的发音给他起中文名“黎比”来写这篇文章时,在黄光域的书中1916(2)的年份下查到的“美以美会传教医师李璧(Walter E. Libby)来华布道施医,驻安徽芜湖”[1]。黄光域的书成为我在网上能查到的唯一中文记录的,这已经不是第一个传教士了。

下面还是与我以往介绍其他传教士一样,从收集到的遗物开始。图一和图二是今年6月美国一位商人同时出售的两封信。信一(图一)是1938年11月23日写于庐山牯岭,信二(图二)是1940年5月21日写于九江。


图一、传教士李璧医生(1885.10.23-1940.5.11)和太太(1891-1983.12.30)于1938年11月23日写于庐山牯岭的信。当时因抗日战争通讯已经中断了一个半月,信是由美国海军士兵带到军舰上,然后在美国纽约投邮的。因此,信封上没有中国的邮票和邮戳。


图二、1940年5月21日李璧师母在九江写给她在美国的儿女们的信,详述他们的父亲李璧医生的去世经过。

抗日战争在1938年底时,长江以北多已沦陷,武汉三镇也已失守,九江、南昌处于危险之中。信一是李璧夫妇共同署名的,写于庐山,信的开头是“亲爱的朋友们”,写给他们在美国的朋友们。信中说过去六个星期以来,除了电台新闻之外,他们同外界完全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直到写信这天下午一位军舰(美国,本文作者注)代表来了解他们的情况,并在第二天回军舰时可以帮他们把信带回去。

信中说在通讯中断前刚好安排了传教士贺兰德(Leland W. Holland)先生临时负责南昌医院的工作,使得李璧可以因为缺人而留下来暂时代理管理牯岭社区医院(Kuling Community Hospital)。在过去的几个月,日本飞机有时会飞来,飞得低到他们能看到飞行员的操作,会向山脊扫射。他们每天也都可以听到炸弹在附近地区的爆炸声,但飞机还没有炸过牯岭。食物暂时还能维持,山下有时还有人挑些食物上来(卖)。但病人和难民也需要食物供应,随着冬天冰雪来临和资金耗尽,会陷于困境,因此,李璧夫妇要军舰代表向国际红十字会请求救援。

信中说7月以来,牯岭美以美会村最多的时候曾有560人,后来有480余人因食物紧张和缺少衣服被安排去了南昌,剩下的80人,加上后来来的50余人,大家生活在一起,精神上相互鼓励,生活上相互帮助。为30个学生办起了一个学校,教会也维持正常。妇女们有更多的时间做缝纫,已经做了200套外衣,还晒、淹了800磅蔬菜,以便冬天没有青菜时提供给难民们。孩子们则帮助红十字会转晒干的绷带。

信中说一些人希望能尽快去上海(坐船回国),但他们夫妇决定留下。因为有(中国)病人和难民需要他们照看。难民多是被炸弹弹片炸伤了的人。尤其是那些肺结核病人他们无法放下,那些病人几乎都是需要卧床的,而且多数已经跟随他们几个月了,同(中国)亲人已经失去了联系,也没有钱。有的即使家里有钱,也没有办法同家人取得联系。李璧太太后来1981年出版的书中说当时同他们在一起的中国难民是360人”[14, p.75、77],有一个他们抚养的中国女儿,这时已经高中毕业,也在帮助他们”[14, p.82]。此外,他们还收留有三个五个月以下的中国婴孩,两个是孤儿,就安置住在李璧医生的家里,另一个有妈妈在一起,住在李璧医生的隔壁,均需要照顾。

信中也说到了李璧夫妇的孩子们。他们有五个孩子[2]。詹姆士(James W.,大儿子,1920年出生)在美国俄勒冈州读大学;保罗(Paul Everard,二儿子,1922年出生[11])在马萨诸塞州读书;爱丽丝(Alice Rosamond,大女儿,1923年出生)八月底刚离家去上海上学,因为战乱,她不能走长江坐船,而是从南昌启程,经火车、汽车、小船交替,到温州后再坐海船到上海,路上曾两次遇到日机轰炸;多萝西(Dorothy Lucile, 二女儿,1927年2月12日生)在美国华盛顿州同爷爷奶奶在一起。三儿子唐纳德[12]同二女儿是双胞胎,信中没有提到他,但从下面我们将要提到的电报中知道,他这时是同爸爸妈妈一起在牯岭。一家七口分居在五个地方。


图三、李璧医生夫妇和可能是他们的大儿子詹姆士。照片可能摄于1921年前后,另外四个孩子还没有出生。照片来源[3]。

据维基百科等,抗日战争中的南昌会战开始于1939年3月17日,到1939年5月9日结束。会战前美国政府呼吁该地区的所有美国公民撤走。到2月底整个牯岭已经只剩下了11个美国人,其中10位是传教士。美国政府网站公布的历史文献中,有一份1939年2月26日由汉口美国总领事馆发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详细列了这11的名字及不愿离开的理由。现将电报全文翻译如下,英文原文见本文末尾的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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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编号:393.1115/4100
汉口美国总领事馆至美国国务卿。
汉口,1939年2月26日,上午9点。
[收报时间:1939年2月26日上午7点]
49。部门的编号22。2月24日,下午5点,11个美国人留在牯岭。
有11个美国人仍在牯岭。他们是:建筑师亨利和以下传教士:李璧医生及太太和12岁的儿子,傅汝爱小姐(Nancy A. Fry),哈格曼夫人,梅拉结小姐(Rachel Mostrom),陆德恩牧师和夫人, 白秀生牧师和夫人。

他们面对危险仍坚持留下的原因有几条,因人而异。一个原因是年老体弱;二是有几位已经退休在这里,若离开,他们没有其他自己的家可去;三是放心不下中国同事和需要依靠他们的人。比如李璧医生,他有35个中国结核病人,他不会放弃他们,因为那样他觉得良心不安,他甚至进一步强调战争越是进行,越需要他留下来。傅汝爱小姐是护士,她要留下的理由与李璧太太相似,要照看难民。梅拉结小姐负责一组(中国)妇女教师和学生,她拒绝离开她们。

本使馆同情他们坚持留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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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十个传教士和家属中,陆德恩牧师(Wesley Willingham Lawton,1869.10.31-1943.3.3)和夫人(-1954)以及白秀生牧师(Hugh Watt White,1870.4.15 – 1940.10.28)和夫人都是1894年就来到了中国,1939年时都已经退休。陆德恩牧师有五个孩子,这时都已成年,其中有三个也是在中国的传教士[4、5、6、7]。女儿Olive后来还被日本人关进在中国的集中营[5]。1939年下半年随着形势的恶化,陆德恩夫妇还是被迫离开了中国,回到美国后在北卡罗莱纳州安顿了下来。白秀生牧师退休前是在苏北地区传教和办学,因日本入侵这时也来到了牯岭。他在李璧医生过世几个月后,也在江西过世。他去世的具体原因,我暂未查阅到进一步资料。

小姐称呼并不是说还是年轻少女,而是指未婚女士。傅汝爱小姐1921年就已经来到了中国,创办了在南通的护士学校,担任校长。日军轰炸南通时,她与被称为“南通魏特琳”的传教士麦文果一起曾从废墟中抢救被炸伤的中国人[8]。据黄光域的书中记载,梅拉结小姐在1922或1923年也已经来到了中国,事奉在南京[9],但有关她的资料我能查到的,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资料,都极少。

下面来看图二显示的第二封信。信是写给“亲爱的孩子们”的,信的内容是详细讲述他们爸爸的死,长达四页打印纸。纸张非常薄,应该是当时中间夹复印油纸,打印时可以同时复印几份的那种纸张。因此,该信应该至少有两份以上,寄给了当时在不同地方的儿女。信中说之前告诉过他们父亲的死讯,这次是告诉他们详细过程。

1940年5月5日星期日,李璧夫妇在朋友家吃了一顿丰盛的鸭肉午餐后去到教会,在教会一直到傍晚七点。晚饭时李璧医生说不想吃饭,半夜时开始呕吐和腹痛。如此疼痛,以至李璧太太不得不给他做灌肠(enema)。疼痛是在阑尾处,血液检查白血球偏高。当时南昌、九江、庐山均已沦陷,第二天上午他们向日本使馆请求让在牯岭的白礼医生过来为他看诊。白礼医生(Howard G. Barrie,1871-?)可能就是1904年戴德生过世那晚住在戴德生家的巴利医生[10],那时他作为内地会传教士刚来中国不久,这时已经69岁。

下午三点半 白礼医生来了,确定为阑尾炎,并且需要立即手术。信中说李璧医生很平静,同太太具体谈了对每一个子女将来学业的安排打算,并写了新的遗嘱,以免旧遗嘱内容过时了。为什么李璧医生既内心平静,又做万一出事的后事准备?是因为阑尾炎手术在当时还属于风险很高的手术?还是因为李璧作为医生对当时处于战乱缺少基本的医药比较了解?我不能肯定。

傍晚六点开始手术。手术被认为很成功,也很及时,再晚几个小时手术可能就会发生阑尾穿孔。第二天上午除了腹部有些烧勺感外,李璧医生感觉良好。但到下午时疼痛加剧,以至不得不使用吗啡。随后的几天情况日益恶化,腹部的红肿和疼痛加剧,他也一直不能进食。星期五的凌晨进入昏迷状态,星期六过世。让我惊讶的是,尽管有许多朋友弟兄姊妹和好几位护士随时围绕在他身边,但除了用吗啡为他止痛外,其他所做的就是期望他能吃些东西或帮助他在床上躺得舒服一些,没有任何其他的用药或抢救,不仅没有我们今天常见的挂盐水,也没有用任何消炎药。我不知道是因为战乱缺少药物,还是那时的医学水平就是那样。到网上查阅消炎药历史,说常用的消炎药已有一百多年历史,1940年的正常医学水平应该是不至于看着阑尾手术发炎日益恶化而完全没有任何医药措施可以采用。

星期六的傍晚大家就为李璧医生举行了葬礼。葬礼五点开始,在妇女外国传道会(W.F.M.S.)的房子里举行,有很多人来参加。吴美德(Mabel A. Woodruff)小姐主持,刘牧师带领祷告,黄牧师做了题为“胜利”的讲道。然后大家回忆李璧医生的在生故事,唱诗歌。刘牧师和黄牧师是中国人,信中只用姓和职称称呼他们,没有进一步解释,可能是因为她的儿女们对这两位牧师也比较熟识。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一百多位中外朋友从九江出发送李璧医生到庐山去安葬。他们沿途唱着赞美诗歌,当时珍珠港事件还没有爆发,美日还没有正式交战,当地的日本军官很敬佩李璧医生,派了一辆卡车和一辆汽车帮助他们[14]。在墓地时,Cuff先生讲话。他的讲话中这样评价传教士李璧医生,我翻译如下:

“李璧医生是一个谦虚的人 – 他愿意被摆在第二位,不介意谁会得到荣誉,只要事情能被做好;他是一个工作非常彻底的人 – 如果他接受一份工作,就会透彻地去了解;他是一个自我牺牲的人 – 尽管他多年来身体残疾,完全可以留在家里,但他坚持出来服务上帝和人们。他像很富有似的关心穷人。我记得看到他一次连续三个小时,为一个受伤的人做一个非常困难的手术,这样做他自己要忍受痛苦,但是他救了那个人。李璧医生从不要求别人感激,但如果感激临到时,还是带给他一种安静的快乐。有许多人这样地感激他。他不是一个十分善于言词的人,但他是一个实干家。”

从上述讲话中可知李璧医生实际上已经有身体残疾好些年了。如我本文后面将会提及,他是自1934年就患了肺结核,而且病情已相当严重。安葬在日落时结束。第二封信没有签名,我一度怀疑信是不是李璧夫人写的,过世的是不是李璧医生。一个活生生的充满了爱和激情的人突然就没有了,总是让人有些难以置信。但在参考文献[3]寻找墓地网站上,我看到清楚地写着他是“1940年5月11日因阑尾炎过世”。

信写满了整整四页纸,最后的两段话是“中国人深爱他,深深地觉得失去了一个真正的朋友。他们的同情是那么的真诚和善良。” 和“今天(5月23日)早晨默祷时,上帝提醒我不要悲伤,而要为他喜乐”。全信都是打印的,但在最后一页的左上角,有一句用手补写的文字:“曾同我们一起逃难的中国朋友们已恳请让他们来竖立墓碑。“


图四、信的最后一页上手写的文字:“曾同我们一起逃难的中国朋友们已恳请让他们来竖立墓碑。(Chinese friends who refugeed with us have asked to erect the headstone.)”

这些一起逃难的“中国朋友们”一定有上面电报中提及的李璧医生不忍心放弃的、与亲人失去了联系也没有了金钱的肺结核病人,甚至或许主要是他们。写到这里我好想去到庐山,去寻找那块墓碑。那墓碑既带着传教士李璧医生对中国人的爱,也带着中国人发自良知的对李璧医生的爱。

李壁夫妇是在中国相识并于1919年9月结婚的。1940年李壁医生过世后,第二年李壁太太带着在中国的小孩回到了美国。李璧医生过世后,她还在世了43年,1983年在密执安州过世。1981年90岁时她还出版了一本书《我的信心之路》(My Search for Faith),讲述了她在中国时的经历[13]。


图五、1982年时的李璧太太。照片来自她1981年《我的信心之路》一书出版后的报纸报道[13]。

心中的许多疑惑让我迫不及待找来了《我的信心之路》一书。从书中可以更详细了解他们夫妇的经历,尤其是在中国的经历。李璧医生高中毕业于缅因州著名私校巴茨学院(Bates College),是班上的学习尖子。在巴茨的第二年,他决定将来去做医学传教士,并准备去中国。在巴茨毕业后他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专业学习。为了支付昂贵的学费,他除了暑期繁重打工外,学期中也兼职工作。1912年他以杰出学生的荣誉毕业,是当年加州医生考试的第四名。随后按要求,他到洛杉矶的一家医院做实习和住院医生[14, p. 24]。


图六、李璧师母1981年90岁时出版的《我的信心之路》(My Search for Faith)。她没有通过出版社出版,而是以她个人的名义出版印刷的[14]。

1914年旧金山加州医院的Slemons医生邀请李璧去做他的助手。Slemons医生是著名的妇产科专家,也是美国的第一位妇产科医生。不久,Slemons医生要去耶鲁大学任教,他要李壁医生接替他负责该医院的妇产科。李壁认为是时候该去中国了,谢绝了Slemons医生的建议,去到美以美会传道会请求派他去中国[14, p. 24]。

美以美会之前不认识李壁医生,没有准备资金可以用于派遣他。于是,有人帮助他联系洛克菲勒基金会。老约翰-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Sr. )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富有的商人,他是浸信会虔诚的基督徒,资助了无数的传教士[15]。我前面关于协和医学院的创立(编号20190313-1)和关于中国妇产科创始人传教士马士顿医生(编号20190709)的介绍文章中均提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时正在大力支持中国的医学传教士以及中国的医院和医科学校建设。因此,基金会不仅同意通过美以美会资助李壁医生,派他去负责芜湖医院,而且还给予一万美元资助让他更新和加强芜湖医院的设施。这在当时是非常大数目的一笔资金[14, p.25]。

资料多记载李璧医生在中国是外科医生,但如上面所述他曾被推荐负责旧金山加州医院妇产科,他应该是更专长妇产科。因此,可能是象我以前讲述过的马士顿医生一样,是由妇产科转为了外科。为什么会做这种改变?我以前一直以为可能是中国更急需外科医生。但当了解到有这种转变的不是个别医生时,我想可能是早期的中国文化还不能接受男性,尤其是外国男性,做妇产科医生。

李壁夫妇是1923年秋被转往南昌的[14, p.33]。南昌不是对外通商口岸,其发展和开放比芜湖、九江等城市要晚。李璧医生到来时,南昌只有一个26个床位设施简单的医院,由女传教士Ailie Gale医生在负责[14, p.35]。随着李璧医生的到来,美以美会加强了在南昌的医院资助,决定建一个新的南昌医院。这就是为什么有资料说李璧是南昌医院的创办人。新医院决定建一栋使用水泥加固的五层楼的现代化建筑。当时南昌还从没有使用水泥建过这么大的楼,因此,美以美会从美国西雅图派来了一位名叫Whipple的建筑商。Whipple和他太太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工程期间带着三个孩子在南昌住了两年[14, p.36]。我把这些文字翻译在这里,是想万一那楼还保留着,这些文字可增添它的故事。

《我的信心之路》中用了较多的文字记录了南昌地区人们第一次接受西医手术治疗的过程。有一个妇女在寻找了各种治疗方法无效后来到医院,李璧医生认为她需要手术。但到了临手术的那一天,女子的丈夫写了一份保证书,要李璧医生签字,要他保证手术过程中不会溅出一滴血。李璧医生不能签,手术没有进行。后来又过了较长时间,有一位官员李长官(Magistrate Li)脖子和背部长了一个很深的痈,他认为自己要死了,来求诊。李璧医生给他做完手术后,晚上十点半回到家里,叫醒李璧太太说,如果这个手术成功,以后就会有很多人愿来医院看病;但如果手术失败,医院可能就会被关闭。南昌以前有一家法国天主教医院,由于给一位官员的治疗不成功,就被官方下令关闭了。他们一起祷告之后,李璧医生又回到了医院,通晚陪在李长官的床边。李长官出院后,李璧医生仍每天去他家帮他换衣服。完全康复后,李长官坐着轿子,带着助手、家人和大队人马,敲锣打鼓送来了一个六尺长两尺宽的贺匾。跟随李长官到医院的民众约三百多人,李长官的助手向民众讲话,讲西医的优点,说西医确实有用,要民众不要害怕[14, p.38-39]。

书中讲了许多感人的小故事。如有一位叫向福德(Hsiung Fu-deh)的年轻乞丐双脚冻伤被带到了医院,李璧医生给他手术,一条腿膝关节以下不得不被切除,另一条只切除了几个脚趾头。医院请木匠为他做了假腿。他没有亲人,李璧医生不想他又回到街上,就安排他在医院做转绷带的工作。向福德渴望学习,中文、英文水平后来都有很大进步,成了李璧医生的实验室助手。后来北京协和医院用美国人捐赠的材料给他做了机械假腿。中国改革开放后,1979年有人带信告诉李璧太太,1949年后向福德仍一直在南昌医院工作,直到后来年老去世[14, p.41-42]。

在三十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中,有两年的时间,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南昌的住宿就是在美以美会的一套住房里,因此李璧夫妇同他们十分熟悉。蒋介石曾参观他们的医院,李璧太太说宋美龄十分喜欢孩子,曾邀李璧太太和孩子们同她一起吃午饭[14, p.54、107]。除了外科手术和门诊外,李璧医生也照看有肺结核病人和在南昌郊区的麻风病人[14, p.54]。后来他自己也患上了肺结核病,而且如此严重,以致不能抬起手来开车[14, p.56、64-65]。这是为什么上面悼词中说他已经几年身体残疾,持续三小时给他人做手术他需要忍受痛苦。

书中也讲了李璧太太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她是1916年8月启程来中国的,头两年在南京。对头一年多她最深的感受是孤独。一个年轻女子只身来到他国异乡,语言不通,其他的传教士都很忙碌,没有多少时间同她交流,加上冬天的寒冷,让她有时候躲在房间里流泪。有一次被另一位传教士看到了,鼓励她传教士不应流泪。当她忍住流泪时,她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病快好时,听说要送她回国,她去找负责的主教,主教说只要她保持寻找信心,就不会送她回去。这是为什么她的书名叫“My Search for Faith”, 直译就是“我对信心的寻找”[14, p.17-18]。

李璧夫妇的五个孩子,大女儿是希望也去中国做传教士。但等她完成学业和护士专业训练准备好时,中国的政权已经改变。1942年在美国读大学的二儿子保罗曾告诉妈妈他想加入共产党,他的历史学教授组织了一个党小组。李璧太太没有同他争论,而是平静地建议他读E. Stanley Jones的“共产主义替代方案”(The Alternative to Communism)一书[14, p.88-89]。传教士的子女成年后若没有接受基督教信仰,同情甚至接受共产主义信仰的并不少见。他们一方面从传教士父母那里接受了基督教同情弱者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基督教的信仰标尺,他们缺少对共产主义是否能在人类社会真正实现的评判思考。例如我前面已有文章中提到的传教士赛紹祥的女儿赛珍珠和美国李将军的曾侄孙、驻安庆的传教士李遹声牧师的二儿子,均是这样的例子。这些警醒我们正确信仰在作出生命中重大决定时的重要。

李璧夫妇的最小儿子和最小女儿是双胞胎。1927年的北伐战争要驱赶在中国的外国人,已经怀孕在身的李璧太太带着孩子在中国朋友帮助下连夜逃离南昌,从上海坐船回国。这次的逃难让他们失去了个人的全部财物。回到美国的第二周,1927年3月12日这对双胞胎孩子出生了。他们的童年都在中国度过。小女儿多萝西1939年最后一次离开中国时是十二岁。她从小体弱多病,1972年死于癌症,我这里用她1969年写的诗《中国》来做本文的结束”[14, p.123-125]。

中国 (多萝西,1969年)

中国的绿山和松林啊,
我用思念的眼睛看见了妳,
那里成千上万的人们
仍在为生存努力。

在深谷和瀑布旁啊
我踏在那“千级台阶”上,
虎皮百合花正开,
兰花也把头昂。

稻田里的农民啊
停下活儿向天空寻望,
没有了“圣诞快乐”
但,仍知日落与日出的力量。

哦,心爱的童年土地啊
依然疲乏,依然贫穷;
压在巨手之下
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沉重。

愿我能再次给妳啊
那“伯利恒之星”,
重燃妳心中的希望
穿越妳土地上的阴影。

然后沿着那草地小径啊
如果行,我一定行,我要加速,
我要奔跑在那里的路上
在那有古老宝塔耸立的地方。

我会对妳呼喊“重获自由
回归妳为人熟知的传统:
来自先辈的智慧
远古先贤的教诲。”

基督,再次走在妳的土地上
妳的山脉,溪流,丘陵,
妳的山谷,平原,竹林,
六千岁的妳!

Ref: 20190609-1&2; 20190914

作者:方金琪(信望爱小屋), 2019年9月18日。作者保留所有文章及图片版权。欢迎转载。转载电子版文章时,敬请注明文章作者和转自www.healthChinese.ca,并请注意在转载时,不得对文章进行任何删改。若需书面转载本刊文章,请先征得作者书面许可。

参考文献和附录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