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儿今年13岁了。加拿大是12年义务教育，所有小孩都必须完成12年的高中毕业教育，并要求高中毕业时做过至少40个小时的义工。申请大学时，大学也要求提交义工服务记录证明和至少一家曾服务过的机关的评语信。大多数小孩到高中毕业时的义工服务都远超过了40小时。

大概是因为她姐姐常提及做义工的事，小女儿开始义工服务比她姐姐早。还只是九年级，就已经做了两次义工了。第一次是在今年夏天，她从区议员送到各家的Newsletter上得知要举行社区活动节，需要义工准备场所、食物和打扫卫生，她就打电话给那议员的办公室报名参加了。那是一整天，八小时。十月开始她与一位同学一起联系了一家叫Rosewood Taxpayer的慈善机构，参加他们为Food Bank募捐食物的义工服务。每周9个小时，分三次。一次是星期三下午五点到七点，另外两次是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三点到六点半。为期四周。

因此，这个月小女儿在家里的话题常是她们做义工的趣事，以致最后弄得我想写这篇文章了。

他们周三是挨家挨户在邮箱里放通知单张，说他们周末会来为Food Bank募捐食物，希望大家准备好食物。除会腐烂的食物如蔬菜和肉类之外，其他食物均可，如听装食物、包装食物等。并说如果到时候不在家，可以将准备好的食物放在塑料袋里，注明是给Food Bank的，放在家门口就行。由于他们去的小区华裔比较多，因此通知单张是用的英文和中文两种语言。他们放单张时会留心家门口是否有明显的华裔家庭标志，如门窗上贴的福字等，若有，他们就会把单张的中文那面放在上面。

周六、周日就是挨家挨户敲门募捐食物。一位成年的义工负责开车，带领两名象我女儿年龄大小的义工为一组。女儿回来告诉我，大家的募捐比她期望的还要踊跃，有最多捐18听食物的，有些食物是超市卖得挺贵的。还有一点让女儿很感慨的是，她本以为不会有人不在家还会专门准备食物放在门前的。但不仅有，而且还要好几家。更让她高兴的是这样做的还有华人，因为留在门前食物袋上的条是用中文写的。

我很感激女儿有这样的机会学习关爱他人。都说加拿大是个乐意捐助的国家，才三千多万人口，登记认可的慈善机构达八万五千家。之所以如此，无疑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教育，有基督教奉献与关爱的传统。2010年时，加拿大CBC电视台发起了一场评选加拿大十大伟人的活动，从十四万提名中最后公众投票选出的十人，得票第一名的是曾任萨省省长的道格拉斯（Tommy Douglas）。道格拉斯被称为加拿大的“医疗保险之父”，年轻时的重病经历和当牧师的体验让他对困苦有需要的人充满同情，在他任萨省省长期间，开始了政府养老金保险、政府医疗保险等一系列对现代加拿大社会影响深远的制度。由于受选民的喜爱，他任省长达17年之久。

得票第二名的是1981年23岁时死于骨癌的特里·福克斯(Terry Fox)。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年多里，有感于人类对癌症的了解太少，开始横跨加拿大的希望马拉松募捐长跑，号召每个加拿大人为癌症研究捐赠一元钱。他在过世前只跑完了横跨加拿大的三分之一，但加拿大人民帮助他实现了他的筹款目标。在他最后住院的日子里，全国各地的人们捐赠了2417万元，当时的加拿大人口是2410万。后来，加拿大又设立了每年一次的特里·福克斯希望马拉松义跑日。女儿她们从上学的第一年开始，在那一天都会去跑步和捐出一元钱。现在全世界已经有60个国家有特里·福克斯希望马拉松义跑日，为癌症研究募集了总额近五亿加元的资金。

其他，如加拿大最受欢迎的总理特鲁多、被誉为加拿大建国之父的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我们熟知的发明电话的贝尔、发现胰岛而给糖尿病患者带来福音并成为加拿大第一位诺贝尔获奖者和被英国王室封为爵士的班廷（Frederick Banting）都排在了道格拉斯和福克斯之后。这就是加拿大人民的选择。

班廷是我们中国人熟知的白求恩大夫的大学同班同学。也是一位十分有奉献精神的人，在二战中死于飞机失事。同白求恩一样，死时也是49岁。白求恩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助中国人？我们说他那是国际主义精神。“国际主义”是什么？为什么会让人那么有爱心？我曾一直似懂非懂。在加拿大生活许多年，对加拿大文化有了些了解，对白求恩父亲是牧师，母亲来自传教士家庭的成长背景有了了解后，才明白了他的精神动力——他与许多加拿大人一样，只是希望帮助那最需要帮助的人。

女儿的话题有时也让我想起2008年汶川地震的捐款。据维基百科，汶川地震的捐款，除香港和台湾外，其他国家的捐款是沙特第一，约合人民币4.2亿元。加拿大第二，合人民币近4亿元。因为沙特捐款最多，因此当时中国国内的网站上曾讨论提议北京奥运会沙特运动员入场时大家全场起立欢迎。我倒是喜欢加拿大的默默捐赠，不需要得到什么特别感谢和注意。但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更值得赞誉的，我肯定会选加拿大。沙特是由国王决定对汶川地震提供5000万美元现金和1000万美元物资捐赠。而加拿大的6100加元捐赠中不仅有一半（3000加元）是直接由百姓捐出，而且政府对捐款额的承诺也不是具体的数字，而是说加拿大百姓捐多少，政府就捐出同样的数额。换句话说，加拿大的捐款不仅一半直接来自民众的捐赠，政府那一半的数额多少也直接取决于人民。这与靠当权者决定的捐赠反映出来的精神，毫无疑问有不同。

汶川地震那次捐款也让我对我们华裔的爱心充满信心。我们教会常来聚会的约有五十多个家庭，其中约五分之二是国内退休后团聚移民来的老年人，经济并不宽裕。剩下的五分之三中也还有些收入不太稳定的新移民。但我们的捐款仍有将近八万加元。当然，那是中国的地震，我们华裔多捐些是应该的，但这还是让我觉得只要制度健全，我们华裔的爱心也会像其他族裔一样做得好。

作者：方金琪 2013-10-26 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