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不是中国的第一个留美学生，早期传教士打开中国封闭大门的另一种尝试
Who Was the First Chinese Student Studied in USA? Not Yung Wing

图一、一封几位在美国读书的学生写于1823年11月20日的信。（编号#：20190926）

图一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一位古董书商最近出售的一封信。实际上是一页纸上有三封信。这三封信内容如下：

第一封信：
Foreign Mission School, Cornwall (Con.) ， Nov. 20th 1823
Revd. Dear Sir:
Last week I wrote a letter by mail, to Mrs. Manay. I think that was her name. I directed to your care. I did not know if the letter had come to you. I thought I would enclose a few line with Mr. Jenks to ask your favour if you would be so good as to see if she has received. She is a cloured woman. She is a member of your church. I am your friend. William Botelho. Chinese.
Revd. Dr. Boldwine
[全信翻译：
外国传道会学校，康沃尔镇（康涅狄格州 Connecticut），1823年11月20日
亲爱的牧师先生：
上周我写了一封信寄给Manay夫人。我想她是这个名字。我要她把信转给你。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收到。我在这给詹克斯先生的短信中，想麻烦你问一下她是否收到了那封信。她是一个有色人种妇女，是你教会的会员。你的朋友，威廉-博泰略。中国人。
牧师Boldwine博士]

第二封信：
Foreign Mission School, Cornwall (Con.) ， Nov. 20th 1823
My Dear half countryman:
I rejoice to hear that you wish to come and join this school. I hope it will not be long before you will be with us.
You must go to Mr. Jenks and see him and if he thinks you can learn. He will send you here.
This school is to learn good things about Jesus Christ whom God has send in this our world to teach us the way to everlasting life. These you might read Acts 4:12 其外无他可倚以得救，盖天下无赐他名，吾众所以能得救也。
We have every things given us, that is, food and clothes. If you stay to this school perhaps four or five years and learn good, the good people will then send you home. I will tell you more when you come. I am your sincere friend / Joseph B. Snow 罵孤人布丁
Mr. Ai Sung
[翻译：
外国传道会学校，康沃尔镇（康涅狄格州 Connecticut），1823年11月20日
亲爱的半老乡：
我很高兴听到你想来这个学校读书。我希望不久你就会同我们在一起。
你需要去见詹克斯先生，如果他认为你可以就读，他就会送你过来。
这所学校是教导耶稣基督被送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教导我们得永生之路的好消息的。你从《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可以读到这点：“其外无他可倚以得救，盖天下无赐他名，吾众所以能得救也。”
这里给我们提供一切，包括食物和衣物。如果你呆在这里读四到五年，而且学习好的话，有好心人会送你回国。你来以后我再同你详聊。你真挚的朋友，马来人布丁。
曾胜先生]

第三封信是中文，不需要翻译。其最后刘亚四的签名前写的“上”，很可能是指上面的第一封信，也即这封信只是胡亚兰和容亚林所署名：
字奉
兄台金安，近日财源广进，利禄滔滔，可喜可贺也。弟得收兄台信，要来与弟读书。此书馆共三十二人，衣服食物大多，烧酒钱银一个都无。在书馆日日拜神。共读四五年之间，回家。此处有三个唐人，连我。今字奉知。兄台见字，如意，早日到来是幸。黄埔胡亚兰，南屏容亚林并侯。兄台财源金安。

上
曾胜老兄台财源金安，愚弟名刘亚四字奉。

图二、信的背面。

当时寄信还没有使用信封，是把信叠好后粘上，然后在上面（背面）写上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威廉•詹克斯牧师收（Revd. William Jenks, Boston, Mass.）。信上也没有邮票。世界上的第一张邮票是1840年才在英国发行的。

从书本而来的知识告诉我们，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是容闳。到互联网上用中文去查询，也不难立即证实这个结论。维基百科[1]、百度百科[2]、凤凰网站[3]、Youtube[4]都会告诉我们，容闳是留美的“首位”或者“第一人”。甚至在美国政府的中文介绍美国历史的ShareAmerica网站中，也是说“留美学生第一人容闳”。

图三、被公认为“留美学生第一人”的容闳。照片来源[5]。

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1835年七岁时父亲送他到澳门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的马礼逊纪念学校。这是教会学校，由传教士郭士立的夫人负责。1839年中英交恶，学校解散，郭夫人离开澳门，容闳回乡。不久容闳的父亲过世，他同哥哥姐姐做工补贴家用[1]。同年美国教育家、传教士鲍留云（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师抵达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恢复并正式独立，容闳经郭士立夫人的朋友引荐于1841年重新回到学校[1、2]。

1847年鲍留云牧师因太太身体健康原因回美国，离开时带了容闳、黄宽及黄胜三位学生前往美国留学。后来，黄胜因病返回香港，黄宽于1849年转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容闳则在鲍留云牧师的资助下入读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Monson Academy），1850年毕业后考入耶鲁学院[1、6]。

图四、带领容闳去美国并资助他在美国读书的传教士、教育家鲍留云牧师。照片来源[6]。

可是，图一的信是写于1823年，当时容闳都还没有出生。那时候就有中国人在美国读书？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好奇。信中的外国传道学校（Foreign Mission School）是由美国海外传道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于1817年创办[8, p.4]。而美国海外传道会则是由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的一些新毕业的学生于1810年创建的民间组织，传道会主要成员包括长老会、公理会和德国后裔归正教会等改革宗教会和基督徒，它是十九世纪美国最大、最重要的传教士机构[7]。

传道会创办该学校的宗旨是“教育非基督教国家的年轻人，把他们培养成对他们各自国家地区有用的人”。学生主要来自印第安人各部落、夏威夷、以及欧洲之外的世界各地。约有一百学生先后在这里接受过教育，后来成为了他们各自社会的传教士、传道人、教师、卫生工作者、翻译人员等[9]。学校的性质不同于高中，也应该说有别于大学，类似于今天的专科学校。学校不仅对学生免学费，并且包吃、包住和包衣物。具体资金的来源则是学校附近地区的本地基督徒的奉献。而且如下面将会讨论的，奉献是具体针对每个学生的专门奉献，也就是奉献时就指明了钱是资助哪一位学生。上面的中文信中胡亚兰说学校不给酒喝，不给现金。但参考文献[8, p.15]从当地的商店记录中查到胡亚兰有钱不时地购买昂贵的奢侈品，认为学校应该是给了零花钱（pocket money）。从上面第二封信中还可以推测，若完成学业，学习成绩不错，还会有“好心人”（出钱）送他们回国。

学校所在地康涅狄格州康沃尔镇（Cornwall）是一个又小，又偏僻的乡村小镇。今天的康沃尔镇也还不足一千五百人。把学校办在这么偏的地方，参考文献[8，p.6]认为这与基督教的传统做法很不相同。参考文献[10]认为之所以选择该地，是因为当地居民愿意将自己的努力、金钱和财产捐献给这样一个虔诚的事业，以及当地人有勤劳好客的声誉。除此而外，我想可能与学校的办学目的也有关，是希望学生完成学业以后能回到他们的原籍地，而不是帮助他们了解美国和在美国定居下来。

图五、1823年刘亚四等几位中国学生就读过的外国传道学校校址。照片来源[9]。

后来学校之所以在1927年就被迫关闭，是因为学生中的两位切罗基人（Cherokee，美国东南部的原住民）同当地的两位白人女孩相爱结婚。跨种族婚姻当时还不被接受，他们的相爱，无论是在康沃尔镇当地，还是在切罗基部落中都引起了不满[9]。尽管他们仍结婚了，但学校在不满声中被迫关闭。尽管学校只存在了十年，不少学生后来确实成为了他们自己社区的优秀人才。如John Ridge，是与白人女孩结婚的两位切罗基人中的一位，他是在学校时因病，有两年时间住在一位白人的家里，由这个家庭护理他而与这个家庭的女儿相爱结婚的。后来他成了切罗基部落的领袖[9]。

在查询上面写信的几个中国学生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收信人威廉•詹克斯牧师是谁，从上面的第二封信判断，詹克斯牧师负责着该学校的招生。据参考文献[11]，威廉•詹克斯（William Jenks，1778-1866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是美国著名的学者和牧师。他1797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来也获得了许多荣誉学位，包括哈佛大学神学院的博士学位（1845年）。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担任牧师，但也曾在Bowdoin学院担任东方语言和英语教授（1812-1816）。他还积极参与了许多人道主义改革工作，并且是美国古迹学会和美国东方学会的创始人。他也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和新英格兰历史家谱学会的杰出成员。不知道是否是因为这种对历史的特别爱好而帮助了他把上面的信保留下来。

信是寄给詹克斯牧师的，但信内的称呼另有其人。第一封信下面注明了是写给牧师Boldwine博士，信中的内容也说明了为什么是写给Boldwine牧师。由于没有Boldwine牧师的全名，也没有他所在教会的名称，我暂没有查阅到有关Boldwine牧师的任何资料。另外两封信的称呼是写给一个叫曾胜（Ai Sung）的中国人的。估计是写信的几个学生知道詹克斯牧师会把信给曾胜看，或者本来就是詹克斯牧师要他们几个中国学生给曾胜写这些信的。第二封信中写信人Joseph B. Snow（布丁）为什么称曾胜为“半老乡”呢？参考文献[8, p.5] 说布丁本是马来人，童年时作为家奴被主人带到广州，后来被卖给美国人斯诺（Samuel Snow）先生，斯诺先生把他带到了美国。他1818年就已经入该校读书。他在中国时也学会了一些中文，但显然中文不是太好，署名“马来人”中，马字写成了“骂”字，而与来字对应的字，我一笔一划用手写输入也没有找到相似的汉字，只好用“孤”字替代。

现在来查阅上面信中的几个中国人。在第三封中文信中，有四个中文名字，包括已经入学的胡亚兰、容亚林、刘亚四，还有正在考虑入学的曾胜。用这几个名字到中文互联网上搜寻，结果一无所获，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资讯。第一封英文信是一个叫威廉•伯特略（William Botelho）的人写的，名字后面注明是“中国人”。当用这个英文名字去搜寻英文资料时，就迅速找到了胡亚兰、容亚林、刘亚四这三人曾在美国就读时的资料。而且，尽管他们三个学生，后来一个被勒令退学（dismissed），一个自动退学（deserted），只有一个完成了学业，尽管该校在1827年就因故关闭，但记载资料仍很为丰富并保存了下来，这很让我意外。甚至胡亚兰在学校时编写的一本作业式的“友谊纪念册”，不仅至今仍被保存在当地镇里的历史学会里[12]，而且还被当成是华人在美国编的“第一本书”而成为一位大学教授的研究对象[8]。

相比之下，例如我前不久写的传教士李璧医生，他在中国行医二十四年，负责建立了南昌医院，抗日战争期间放心不下三十五个中国肺结核病人而继续留在中国，结果死在了中国，但中文几乎完全没有对他的任何记载和研究。这几位中国学生来美国之前在中国的情况以及他们回中国后的经历，也找不到任何中文记载和研究。美国是移民国家，人来人往那么多，能有如此的记载和研究，实在是令人感叹。

我们现在先来讲胡亚兰。他的英文名字写法有好多个，Henry Martyn Alan、A-lan,、A’lan、Ah Lan，和Wu Lan[8、13]。在发现上面图一信件以前，他是这几个学生中唯一一个中文名字已经被知道的，因为在上述他的“友谊纪念册”上，他用中文写下了他的名字，叫“胡兰”，与这里信中他称自己“胡亚兰”只是略有不同。由于缺少中文记录和研究，对胡亚兰来美国之前在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有资料可查的是从他坐上来美国的船上开始。他是广州黄埔人，是直接从广州坐船来到美国的。参考文献[8，p.6]说他是从广州这个当时世界最富裕的城市之一来到了美国这个又小，又偏僻的乡村小镇。他是坐的美国费城商人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 Esq）名下的船来的美国[8, p.14-15] 。汤普森同美国海外传道会关系密切，经常顺道搭载传教士往来世界各地，美国海外传道会还曾选举他作为传道会会议的荣誉会员以表彰他的慷慨运送传教士[8, p.14] 。因此，胡亚兰很可能在广州生活时就同基督徒甚至传教士有过接触，并通过这些接触联系到了汤普森的船。

胡亚兰是1823年春抵达费城的，当时21岁[8, p.11-12；14] 。他被认为抵达美国时是既没有钱，也没有朋友，是在费城卖自己手工做的玩具维持生计。随后在街上意外地遇到了取道欧洲阿姆斯特丹、在二月已来到费城的表弟容亚林。再后来在街上遇到了一位从纽约来到费城参加教会长老会大会的人问他是否愿意去上学学英语。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这人带着他和容亚林去到各教会介绍情况，很快就募集了三百美元的捐款，于是启程到外国传道学校去上学[14]。但是，参考文献[8, p.12]的研究对这个记载提出了一些疑问，认为胡亚兰1824年夏天刚来美国一年多，但在编写“友谊纪念册”时中英文都写得很漂亮，应该在中国时上过学，是富裕人家的孩子，而且教会的基督徒可以那么快捐款三百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应该是同宗教机构早就有了某种密切关系。

除了上述疑问外，对了解当时中国国情的人来说，还会很自然地提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中国时是从哪里学的英语？胡亚兰编写“友谊纪念册”时到美国才一年多，刘亚四写上面第一封信时到达美国才几个月，英语有那么深厚的功底，一定是来美国之前就学过。但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政府的政策是不准外国人学中文，1807年到广州的马礼逊只能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一位领事的庇护下隐居，晚上秘密找人教中文[27]。1833年到广州的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说他的中文老师每次来时都要装扮成修鞋匠[28]。[28]认为中國政府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外国人和中国人间的接触。如果是这样，也应该是不准中国人学外文的。那么，刘亚四的英文是在哪里通过怎样的途径学习的呢？十分值得研究。也许在中国时刘亚四他们就同传教士有过密切接触，甚至是知道有该学校才来，而不是来了以后才因各种偶然巧合之下去该学校读书。

胡亚兰和容亚林是1923年夏天同时来到学校的。他们的到来在当地和学校曾是一个引起轰动的事，前后有三十多篇文章报道了他们，当地的一些妇女为了他们的教育还立即成立了一个协会[8, p.14-15]。这种热烈欢迎可能既有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也有美国文化的原因。后来的被认为是第一位来美国的中国女性移民Afong Moy甚至还被当时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接见[15]。图六是节自1824年基督徒给美国海外传道会捐款的部分记录，其中有两位指定给胡亚兰和容亚林的捐款是$150，这在当时都是不小的数目，与其他几元、几十元的捐款记录形成对比。

图六、1824年两位基督徒指定捐款$150给胡亚兰和容亚林的记录[16]。一百五十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胡亚兰和容亚林是比较调皮的学生。这从上面的第三封信中“烧酒钱银一个都无……书馆日日拜神”的文字就能预感到。胡亚兰1824年编了一本“友谊纪念册”，上面有他画的插图、中文和英文写的文字，以及学校十一个同学的签名，共十九页。美国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一位教授对该友谊册有过十分详细的研究[8]。友谊册是送给老师斯通小姐（Miss Mary Stone）的，她是斯通牧师（Timothy Stone）的女儿。友谊册中的英文文字是抄写的一些基督教的诗歌等，但在中文部分他知道没有人能看懂，因此用中文文字和中国传统戏剧故事等暗示着自己对斯通小姐的爱。而且为了保守秘密，他的友谊册没有让另一个能看懂中文但表现良好的中国同学刘亚四签名。

图七、中国学生胡亚兰1824年编写的“友谊纪念册”。这个19页的册子被当做中国人在美国编的第一本书保存在康涅狄格州康沃尔镇的历史学会里。照片来源[12]。

一年后，1825年8月前，胡亚兰自动退学了[8, p.26]。1826年的一份记载中是这样说：“中国人亚兰，亨利•马丁•亚兰，1823-1825年在校。他被宠坏了，脾气暴躁，能力一般，并因亚林的影响而丢下了学业[17]”。1834年一位传教士在广州见到过亚兰，他当时已经是一位商人，他卖商品给传教机构，但不愿同传教士过多交谈[8, p.30-31] 。为什么说他被“宠坏（petted）”了？很可能是说太多的人关注、帮助和资助他，反而无益于他。

容亚林是1823年2月到达费城的，当时19岁[8, p.11]。他在这之前约两年前就离开了中国，是走欧洲经过阿姆斯特丹来到美国的。在费城遇到胡亚兰以前他仍一直住在来时乘坐的船上[8, p.12]。他的英文名字叫William A-lum、Willian Alum，或者他中文名字的粤语拼音Alum、A’lum、A-lum、Ah lum[8、13、]，但同胡亚兰一样都极少使用中文姓的拼音。他在学校的经历没有专门的研究，因此我所知不多。他是1825年8月前被勒令退学的[8, p.26]。1826年关于他退学的记载说：“威廉•亚-林（William A-lum），威廉•亚林（Willian Alum），1823-1825在校，19岁，傲慢，易怒，能干，但不听从规定[17]。”他退学以后立即就去了英国[8, p.26] 。上面的第三封中文信，字迹比胡亚兰的“友谊纪念册”中的中文字迹漂亮，而信中抱怨不给烧酒和天天拜神的文字也可能不是第二年就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刘亚四的话，因此，第三封信可能是容亚林的笔迹。

在这三个学生中，表现最好，也很可能是学业最优秀的是刘亚四。他的英文名字叫William Botelho或粤语拼音Lieaou ASee，Lieaou A-See，Lieaou A‘See、Liaon Ah Shee[8、13、18]。参考文献[18]说Ya Lin也曾是他的英文名字。我没有看到其原始记录依据，但怀疑是误把上面所述的亚林的名字当成了刘亚四的名字。刘亚四在入学以前也曾做一些小商品在波士顿街头出售[8, p.13-14]。但他是坐什么船具体什么时候到达波士顿的，我还不能确定。他的入学时间，参考文献[18, p.464]认为是1822年，如果这是可靠的，他的入学比胡亚兰和容亚林要早一年。

刘亚四在校期间不时地写信和短文在基督教刊物上发表，因此有关他在校期间的资料比胡亚兰和容亚林的更多。他1824年受洗成为了基督徒[19]。1924年12月发表的一封信中他说“我渴望完成我的学业，……回去告诉我的同胞基督怎样改变了我的心，告诉他们拯救我们带罪灵魂的伟大救恩”[8, p.24-25]。两年后的1826年他发表了一封回国前的“告别信”，说：“我现在就要回到我的故乡，在我的祷告中我会记住你们所有人，求上帝在祂恩典的宝座纪念你们（Now I expect to be going to my native home, I shall remember you all at the throne of grace in my prayers to God.）”[8, p.25]。

从上面讨论中能注意到他们三人的名字中均有一个“亚”字。参考文献[8, p.17]也注意到了胡兰的英文名字中有时有“A”，有时则没有，认为有“A”是一种不太正式的称呼。如果这个A对应的是中文字“阿”，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但当知道是“亚”字时，应该也是他们正式名字的一部分，而且上面是正式的信函。参考文献[8]提及有英文资料说他们三人是cousin（表兄弟），但作者认为是美国人把亚洲人认为都有亲戚关系的误会。但这个“亚”字是否确实暗示他们是表兄弟还是当时取名时的某种习俗呢？

刘亚四后来作为基督教福音工作者回到了广州[22]。并且后来在林则徐需要翻译时成为林的翻译之一。但是，仍查阅不到他回国后的任何中文记录资料。一位现代学者在讲述林则徐的翻译的文章中说，据美国公理会差会部档案记载，林则徐的四个翻译是梁进德、袁德辉、亚孟、林阿舍[20]。其中的“林阿舍”很可能是用普通话发音猜测翻译的Lieaou A-See，实际上就是刘亚四。在英文资料中我们则可以确定他确实是林则徐的四个英文翻译之一[18、21]。

刘亚四很值得中国现代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也包括政治学学家的认真研究。他的经历不只是一个历史的故事，而且会引导我们反思在现代国际交往下应怎样去信任和使用人才。参考文献[20]说林则徐雇佣了这四个翻译，但“并不满意，主要担心还是政治上不可靠”。尽管四个人都是中国人，但梁进德是中国第一位新教基督徒的梁发的儿子，也是基督徒，他与父亲曾因为传播基督教而遭到广东当局的追捕，不仅与洋人有交往，还与洋人做生意，因此被认为是“买办”。袁德辉是在传教士在马六甲办的华英学校读书学习英文的。亚孟的母亲是印度人，曾在印度长达十年[21]。刘亚四曾留学美国，也是基督徒。留洋经历、基督徒信仰、与洋人有交往使得这些人很难被信任[20]。林则徐”对这四人都实行了严格的监视。在四人工作时，往往都会安插眼线，监督他们的一举一动。对于翻译的技术性问题，为了确保准确，林则徐也有一套独特的防范办法。”[20]

这个“独特”办法在《夷氛闻记》中有记载。在1839年，林则徐与邓廷桢、怡良草拟了一封致英国女王的信。先交给袁德辉翻译成英文，然后，派人秘密找到一位在广州外国公司工作懂中文的美国人亨特（William Hunter, 在广州的Russell and Co.公司工作），让他把这个英文稿再翻译成中文。通过对比翻译的中文稿与中文原稿的异同来判断翻译人员是否可靠。亨特的中文笔译水平不是很好，据他后来回忆，大约花费了四个小时才翻译完。翻译结果的对比让林则徐认为袁德辉和亨特两人都不可信[20]。后来，林则徐找传教士伯驾医生的意见，伯驾只给了一些指导性建议。这时英国“桑达号”商船在海南沉没，三名英国船员幸存。林则徐就请这三个船员帮助翻译，反复修改后由一位英国船长将信带回了英国[20]。由于对翻译人员的不信任，参考文献[21]也说有时候同一篇东西，林则徐要他的翻译、传教士伯驾以及亨特都翻译。

参考文献[20]认为林则徐是一位难得的广纳贤才的高官。从现有的历史资料看也确实有理由相信他是一位远比许多同期官员更开明的人。但这种用人猜疑显然让翻译人才本来就短缺的他更加困难重重。如1839年7月林则徐投给一份英文杂志的给外国人公告，被认为写得opaque（不知所云）。公告的第二句话写了十六行，中间没有任何标点符号。第三句话也写了十一行，没有标点符号。被认为是按中文当时还不使用标点符号的习惯写的[21]。为什么会这样？袁德辉是亨特在马六甲读书时的校友，亨特认为袁德辉不仅英文好，还懂拉丁文[21]。而我们上述的讨论显明，刘亚四早在十五年前就常在美国杂志上刊登信和文章。显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信任和使用人才的问题。现在的中文文章说这公告是袁德辉写的，是袁德辉的英文太差[24]，我不知道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而参考文献[21]是说林则徐并不信任袁德辉。上面的例子也证明了这点。

林则徐被革职以后，这些翻译面临的不只是信任的问题了，而是完全不再被使用。接替林则徐的琦善认为翻译是蛮夷人的间谍，尽管他负责外交事务，但一度没有任命使用任何翻译人员[21]。以致于翻译人才短缺被认为是后来鸦片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24]。与林则徐同时代的人魏源也说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不了解夷情[25]。为什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带着爱国爱同胞心回来的刘亚四也没有得到使用？刘亚四的一生作为福音工作者和翻译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值得我们去了解、研究、和思考。后来经历类似的容闳也没有在政治上被充分信任，这被现代研究者认为是容闳自己性格有问题，是他自己“一生事业毁于性格短板”[23]。但相比更早的刘亚四，容闳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多少还发挥了一些作用。是刘亚四有更大的个人“性格短板”吗？为什么中文历史连他的名字都没有记载，现代学者误译成：“林阿舍”？是不是当时的政府根本没有信任和使用过他？这些都有待了解研究。

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上面大致了解了刘亚四、胡亚兰、容亚林的经历。信中提及的曾胜，没有记录显示他后来入学了。刘亚四是1822年入学，是三人中最早。那么，刘亚四是不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呢？外国传道会记载在更早的1818年，学校就曾录取了两个中国学生，一个叫Wong Arce，另外一个是上面写第二封信的来自中国，但是是马来人的布丁[8, p.5]。因此，应该是有一位叫Wong Arce，粤语发音很可能是姓黄的学生，比刘亚四更早入学。但他入学后不久就被勒令退学了[8, p.26]。因此，刘亚四不是在美国学校入学的第一人，但他是在美国学校完成学业毕业的第一人。从刘亚四毕业到容闳来美国，中间又相隔了21年。如果将来证实在这21年中确实没有中国人来美国上大学，则容闳就是来美国上大学的第一人，但不是来美留学的第一人。

容闳之后，传教士可以直接在中国开始办学校了，像刘亚四、容闳那样由基督徒完全资助出来留学的就较少了。后来的官派留学幼童，尽管接受他们住宿的主要是美国的基督徒家庭，但资金则是来自中美政府的安排。

图一的信函不仅留下了最早几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的笔迹，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生活，而且第一次让我们知道了他们的中文名字，十分的珍贵。此外，第三封信（中文信）使用了类似今日顿号或英文的句号点来断句。严复在1904 年出版的《英文汉诂》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系统借用西方标点符号对汉语进行标点[26]。这信显示在严复之前八十年，学习过英文的中国人已经在中文书写中使用一些标点符号。为了阅读理解方便，中文圣经很早就使用标点符号了，我手边一本1856年出版的新约圣经，就是使用的类似今日中文中的顿号和句号断句。这几位学生当时已经阅读过马礼逊翻译的中文圣经[8]，可能是从其中受到启发。因此，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一封十分有价值的信。

Ref.：20190926-3

作者：方金琪(信望爱小屋)， 2019年10月10日。作者保留所有文章及图片版权。欢迎转载。转载电子版文章时，敬请注明文章作者和转自www.healthChinese.ca，并请注意在转载时，不得对文章进行任何删改。若需书面转载本刊文章，请先征得作者书面许可。

参考文献和附录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