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信望愛小組每位組員

心靈的反思：我們爲什麽會信基督

方金琪、郭柳

一九九六年四月，是我（方金琪）出國五年也是我和太太（郭柳）決志接受耶稣基督爲救主的日子。就在我們做出決定後那個星期的《華夏文摘》上，刊登了一位大陸學者的文章說“很有幾位八九年前後大紅大紫過的人物皈依了宗教。宗教是一種方便的心靈空缺填充劑，因爲不用費什麽力氣，信了就是了。一個從小生活在宗教環境中的人，宗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這本無可厚非。但這幾位當年‘揮斥方遒’的精神貴族們忽然一天出人意料的皈依總給人一種不協調感。”

我們不是八九年前後大紅大紫過的人物。但因時間的巧合，也因我們是在文革中長大、自八九民運走過的一代，因此這位學者的話引起了我們的認真反思：我們是怎麽會皈依基督教的呢？

我們的決志，沒有一點“不用費什麽力氣，信了就是了”的方便和潇灑。除少年時參加過紅小兵、紅衛兵和共青團外，成年後的我們長期以無黨無派、思想自由不受任何約束而自居。五年前剛接觸基督教時，我們向來自中國大陸的好友宣稱：我們這一輩子也信不了耶稣。

然而，五年的思想掙紮和思考卻徹底地改變了我們自己。在沒有任何外在壓力、沒有任何世俗利益考量下，我們今天心甘情願跪在了耶稣的面前。

英國房東，一位以人格震撼了我們的基督徒

我們出國後第一個生活居住過的地方是英國牛津。我在太太之先到英國，當時在牛津大學的合作教授剛好全家出國度假，她讓我在找到住房前臨時住在她家。就這樣，在初到的日子裏，我每天上午查報紙廣告、打電話，下午在另一位中國大陸留學生朋友陪同下去看房子。當時還是六四後不久，對中國本來就了解不多的英國百姓，這時對中國人更是多了幾份陌生和不解。房主在詢問我諸如誰資助我生活費這類問題後，還是婉言拒絕將房間租給我。每天如此，轉眼兩周過去了，合作教授全家就要回來了。

這時，在英國另一個城市留學的朋友打電話給我，說他認識一位來自新加坡、曾在牛津住過的基督徒，也許能幫助我。當時的我，對基督徒是什麽樣的人毫無所知，只要能盡快找到住房，任何機會都不會回絕。果然，第二天那已居住在英國另一城市的新加坡人打來電話，說她替我聯系到了一位房東，並代我約好了看房子的時間。房子在牛津市中心。是一棟四層樓加一層地下室、沿著街道共由十一個單元組成的樓房。樓房還有個名稱，叫聯邦樓（Commonwealth House）。給我的房間在十一號單元的四樓。看過房子，我迫不及待地答應了下來：這裏離市區商店和我上班的學校均很近，房東提供包括床單在內的所有用具和早餐而房租卻比我前幾天看過的房子還便宜三分之一以上。後來才知道，房子是由英國文化交流委員會貸款給牛津基督教會買的。教會對房客的政治宗教信仰沒有要求，但主要租給來自外國的學生學者。因此，七十多位房客，來自世界許多國家，宗教信仰也是五花八門，有來自非洲的穆斯林，來自印度的印度教徒，來自泰國的佛教徒，也有象我一樣來自中國大陸的無信仰者。

房子的管理人員只有房東一人，叫邁克•莫瓦特（Michael Mowat）。他是位基督徒，受教會的雇傭管理全樓。除房東外，還雇有一位非全日的女清潔工，負責每天清掃樓道、清倒各客房的垃圾和每周換洗一次床單。住在我對門的是副房東，他實際上是牛津大學神學院的博士學位學生，負責房東休假時的管理和組織有興趣的房客星期日查一小時《聖經》，報酬是免付房租。房東兢兢業業的工作精神給了我極深的印象。他不僅負責七十多個房間房客搬進遷出的管理安排和房産的各項管理，同時也負責諸如做早餐、收房租等各項具體事務。爲了節省開支，水電和門窗等基本的維修和一些女清潔工做不了的事，如擦窗外玻璃、懸挂街邊牆上的花盆等，他都親自動手。因此，每天清晨五點多他便開始工作，一般直到傍晚時才能結束。

早餐七點半開始。房東要求我們盡可能不誤早餐，說設早餐的目的，是爲了增加我們這些來自世界各地人的相互接觸機會。他這一目的的確達到了。七十多位房客中約一半經常參加早餐，通過早餐閑聊認識開始，大家發展出了很好的友誼。我們經常相互串門閑聊、一起玩遊戲、一起外出遊玩，與後來在其他許多地方居住鄰居互不往來形成鮮明對比。房東早餐時除詢問我們的生活、學習之外，也常留心轉告一些我們各自可能感興趣的新聞。如九一年中國長江沿岸水災，我最早便是從房東那裏知道的。

房東認爲我們這些外國學生，在英國人地生疏，學習之外難免有幾分孤獨。因此，除早餐時的相聚外，大約每隔一個周末安排我們舉行一次派對（party）。我們單元的地下室是兩間公共活動室，內有電視機、一些遊戲、書籍和英國幾種主要的報刊（去年房東來信說將聯邦樓另一套最大的住房也改裝成了活動室，放了兩對乒乓球桌）。小規模的派對多在活動室舉行。但有時房東也會邀請一些英國人或住在市區其他地方的外國學生同我們一起舉行派對。那時的規模一般都很大，在附近的一個會堂舉行。小規模的派對有免費的點心和飲料，大規模的派對還有免費的晚餐。教會提供的經費有限，爲了能用有限的經費經常舉行派對，無論是點心還是晚餐房東都盡可能自己動手做。因此，有派對的那兩天房東會在廚房裏忙得不亦樂乎。有時他會請我們一些房客分別爲晚餐做一、兩道菜，費用從我們的房租中扣除。房東的太太一般也會參加我們的派對。她犯有一種需要進行放射性治療的病，因此房東不僅要負擔所有家務，還得常陪她去醫院。周末也常陪她去空氣新鮮的鄉下。房東太太同我們在一起時，經常情不自禁地誇耀她先生，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基督教主張在六天的努力工作之後，第七日是安息日，什麽工都不必做。我們現在一周七天的確立便源于此。英國以基督教立國，生活習慣受基督教影響很大，法律規定商店等星期天都不得開門營業，以免占用工人該休息的時間。我們這些中國人工作努力又沒有多少基督教的觀念，周末和晚上也常加班工作。房東除勸我們注意休息之外，常在星期天安排一些豐富多采的活動，如劃船、踢球、參加附近一些英國人的活動等。逐漸地，我也開始習慣在星期天以前完成一周的工作，以便星期天能愉快地休息。

在我搬進聯邦樓時，只有另一位來自社會科學院的中國人。但隨後幾個月內，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學者增加到了十余人。我太太也探親來到了這裏。太太來的前一周，房東就爲我們安排整體好了房間。太太到的那天，我到倫敦赫斯羅機場去接她，回來時宿舍的門上已貼著對太太到來的歡迎詞。第二天，房東夫婦便來看望太太，隨後爲她熟悉環境、安排以後的生活幫了許多忙。大概是受房東精神的感染和愉快的周圍環境影響所至，我們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人相處得十分寬容和融洽，大家常在一起聚餐和聊天。房東的人品是我們經常的話題。讓我們費解的是在國內時政府經常號召大家學雷鋒，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沒遇到過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雷鋒式的人物。而現在在英國遇到的第一個基督徒竟如此的具有奉獻、寬容精神和愛心。雷鋒講究對敵友的憎愛分明，但房東似乎對向他做出壞事的人也充滿愛心。記得我第一次交房租是在住下後的第三個月（我們均不要簽租約和交預付押金）。起初我不知道在哪裏付房租，從朋友哪裏知道後則想房東連在哪裏交房租都不說一聲，難道還要我主動嗎？但房東象在等待我靈魂的反省一樣，每天見到我只有笑容和問候，對房租一字不提。直到有一天我主動找他付房租並爲拖延而道歉時，他說道“沒關系，付了就好”。

有一次，我樓下的兩位黑人打架，用吸塵器砸壞了房門。房東批評他們並說將由他們負擔請公司修門的費用。隨後遇到房東時，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討好話題。便對他說：“我不明白黑人爲什麽這麽喜歡打架”。不料房東卻很認真地對我解釋，這與他們的種族無關，他們都還是二十歲左右的小夥，容易衝動。第二天房東自己動手修好了那房門，沒有要那打架的黑人付一分錢。

有一件很讓我們中國人費解的事，是房東借錢給一位印度房客。那印度人說他父親是一名富商，但他卻五個月未付房租了。起初他說印度海關不讓他父親將錢彙出。後來則說錢彙到了，但一位朋友將錢借去後跑了。因此，他還得向房東借六百英鎊說是應付生活。我們都覺得那印度人在撒謊，但房東第二天卻將六百英鎊借給了他。一年多後，我們逐漸對基督教的主張多少有了些了解，也接觸過不少基督徒。盡管人品並非個個都如房東那樣，但整體上看基督徒的人品確實比非基督徒要強許多。我們一幫中國大陸人得出了一個結論，認爲將基督教傳入中國讓那文化程度不高的百姓信教，對中國還是大有好處。理由有許多，例如：基督教反對說謊，而我們中國生活中許多人相信“不說謊話，辦不成大事”，商業中更是僞劣、假冒産品泛濫；基督教主張寬恕，而我們中國親朋、同事常爲一些小事互不相讓，以窩裏鬥著名，信奉的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基督教主張謙讓，而我們中國社會普遍相信“老實人吃虧”；基督教主張對包括惡人和敵人在內的所有人的愛，而我們中國人不說對親朋和同事是否充滿愛，至少對曾被時尚認爲是敵人的右派、走資派、黑五類、“反革命”，如劉少奇和張志新等，都是無情打擊，一點憐憫都沒有；我們中國社會做官的以權謀私、行賄受賄司空見慣，而耶稣卻要求基督徒：“你們中間誰願爲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爲首，就必作你們的仆人。正如人子（耶稣）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贖價”（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六至二十八節）。

不過，我們畢竟是長期共産主義教育下成長的一代，都認爲象我們這些受過高等教育又是學科學的人，不可能相信有神。因此，我們極少參加查經聚會，只是出于好奇在一年半的時間裏我和太太才去了一次教堂（參加朋友的婚禮除外）。

基督徒，不是命運的弱者

結束在牛津的工作，我來到夏威夷東西方文化與技術交流中心做一年的博士後研究。太太去了加拿大讀書。在夏威夷我住在該中心的宿舍樓裏。四棟樓房常住有兩百人左右，有一個六、七人組成的房子管理委員會，另外還有十幾名非全日的雇員（不包括清潔工）。委員會既不必負責我們的早餐，也從不組織我們進行任何活動。至于太太在加拿大，同房東的關系幾乎有點難處。那房東是八十年代初到美國留學的上海人，當時已是太太所在大學的正式教師。他們的房子共有五間臥室，一間房東夫婦住，一間房東的女兒和母親合住，三間出租給我太太和另外兩個中國人。房東很精明，除門後張貼的住戶注意事項外，還在冰箱、洗衣機、浴室排氣扇等處貼有使用注意事項，烘幹機則不許房客用。房東不許他太太給她在上海的父母打電話，因此她常悄悄來借房客的電話。一次，她對我太太說一旦她找到工作，便會同房東離婚。房東的母親也常在房客面前抱怨房東夫婦待她象傭人一樣。這使我們更加尊敬在英國的房東，欽佩他任勞任怨的工作精神和他對家人、對我們的愛心。在隨後的二年裏，我們沒有結識一位基督徒朋友，但卻無法忘記我們在英國的房東。他的人格喚起了我們想進一步了解基督教的欲望：是什麽力量改變著衆多基督徒的人格？

我們想了解基督教，但作爲科學工作者，工作壓力使我們沒有時間系統地研究基督教。因此，我們將自己對基督教的閱讀與思考集中在證實過去二十多年所受的共産主義宗教觀教育是否正確上。過去所受教育中，記憶最深的一點是說宗教是在剝削社會裏勞動人民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而尋找的一種精神寄托。社會主義社會裏的勞動人民是否更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是一個擺脫不了政治上爭論的論題；論證現實生活中的基督徒是否比一般人更是命運的弱者，需要大量的時間去做調查分析。因此，我們將有限的時間用在了一個自認爲更簡捷、更少爭議的命題上：查閱曆史上究竟有些什麽人曾是基督徒。結果發現英國曆史上的國王、女王和曆任首相多是基督徒，美國曆任總統只一位不是基督徒，中華民國曆史上孫中山、宋氏家族、晚年的蔣介石、嚴家淦、李登輝均是基督徒。這些影響國家命運的人，難道都是些掌握不了自己命運的弱者？剝削社會裏的勞動人民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難道他們的統治者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列甯說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列甯全集，卷十，第六十二頁），可是爲什麽基督徒的孫中山還那麽鬥志昂揚、不屈不撓革命上十次終于推翻滿清政府呢？基督徒的林肯爲什麽爲了解放黑奴而不怕一戰呢？美國曆任基督徒總統爲什麽沒有把美國領導成爲一個聽天由命、不思進取的社會呢？爲什麽《聖經》中的耶稣和他的追隨者多那麽倔強地要堅持他們的真理甚至不惜生命呢？我們感到在耶稣和信耶稣的人背後，有更深的、共産主義者所不能理解或不願承認的理由。

現在我們才明白耶稣要求信他的人寬容、誠實、謙讓，但不鼓勵任何人逃避現實。佛教勸導人逃避世俗、看破紅塵，基督徒卻被要求充滿愛心、勤奮進取面對生活。耶稣要求我們救濟貧苦，但也責備那因懶惰而受窮的人。“手懶的要受貧窮，手勤的卻要富足。夏天聚斂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時沈睡的，是贻羞之子”（箴言，第十章，四至五節）。耶稣贊賞那將一錠銀子通過努力的生意經營而變成十錠銀子的人，卻默許懲罰那將一錠銀子埋在地裏而一文不掙者（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二至二十七節）。

基督教，並不反科學

過去的共産主義教育給我們的第二個印象是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學的。當抱著這個疑問閱讀時，卻驚奇地發現曆史上百分之九十二的大科學家相信神（微言著，科學與信仰，第三頁）。由科學家組成的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首批會員中百分之九十爲基督徒，而當時社會上的基督徒僅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我們熟悉的許多科學家，如伽利略、哥白尼、開蔔勒、培根、波義耳、牛頓、萊布尼茲、法拉第、道爾頓、巴斯德、愛迪生、徐光啓居然都是基督徒。基督徒認爲上帝創造的世界是有序的，是充滿許多奇妙規則的，嚴謹、認真地探討發現這些規則，不僅可以認識世界，也可以證實神造物的奇妙。抱著這一信念，許多基督徒獻身科學，使一流科學家中基督徒的比率遠遠高于基督徒在人口中的比率。無論西方還是中國，早期的大學也多爲教會所創辦，如我國的震旦（現複旦）、清華、燕京（現北京）、東吳、金陵、湘雅（醫）、協和（醫）、輔仁、嶺南、山西等許多大學（谷勒本著，教會曆史，台北道聲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第五四二至三頁）。

但是，怎麽解釋共産主義教育中幾個用以證明宗教反科學、令我們印象深刻的例子呢？如害怕教會的迫害，哥白尼臨終前才敢公開他的日心說發現；教會燒死了支持哥白尼日心說的布魯諾；牛頓才華橫溢，但三十六歲後因宗教信仰誤入歧途，要證明上帝是怎樣創造世界的，結果浪費了自己幾十年的光陰。閱讀基督教會史，得到的答案是：哥白尼、布魯諾生活在歐洲中世紀羅馬天主教皇統治的黑暗時期，是教皇和教會偏離了神和《聖經》的時期。人的所知有限，人的能力有限，當有限的人去理解《聖經》中神的話語時，難免有人有時會做出錯誤的解釋。當這種錯誤解釋對一個人是經常發生並發生在對較關鍵問題上時，便會産生異端思想。當某種異端思想在一群人身上發生時，便可能使一些教會偏離神和《聖經》。同時，正如基督教所說人有罪的本性，一些教皇和教會領導者也可能故意曲解《聖經》來爲自己謀取利益。中世紀的教皇和教會在許多方面嚴重偏離了《聖經》，如教會認爲它是今世的一個國度，因此不僅有爲人類謀屬靈福利的固有職責，也有諸如立法、審判等權力，而耶稣曾申明：“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教皇和教會被認爲是聖潔無瑕的，而《聖經》十分明確地說，所有的人都有罪性、都會犯錯；教皇被賦予上帝之下、一切人之上的權力，在擁有絕對權力之時，貪圖錢財、草菅人命、排除異己、濫用權力等一切可能發生在常人身上的錯誤也發生在了教皇身上。針對這些，十六世紀文藝複興前後開始的改教運動，便提出了教皇並非沒有錯誤、《聖經》是唯一無錯的根源、將《聖經》交給平民、建立權威高于教皇的大公議會等一系列主張和措施（谷勒本著，教會曆史，台北道聲出版社，一九七六年）。

事實上，我們今天在《聖經》中找不到一句說只有地球才是宇宙中心的話語，後來的天文學創始人、日心說的證實者開普勒則是虔誠的基督徒。至于牛頓，則似乎是選擇了一個不適當的研究課題。憑人的有限能力是否可能證實神是怎樣創造世界的，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更不用說憑一個人的能力了。
然而，基督教不反科學，但也不贊同人面對科學時所抱的一切態度。基督教反對認爲科學萬能的科學主義，對科學的範疇有過認真思考的人對這點大概多會同意。基督教也反對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對于共産主義者而言，進化論是不可否認的真理，並被應用于社會等其他領域。但對一位生物科學家而言，應該明白進化論還只是一個假說。與進化論相對應，也還有其他的一些假說。我是從事第四紀（人類紀）地球環境研究的，知道在猿猴和直立人之間確實至今未能找到化石依據。

基督教與儒家文化

除上述兩個問題外，我們認真考慮過的第三個問題與過去所受的共産主義教育無關，而是關于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引起我們思考的是九四年哈佛大學一位著名白人教授發表的文章，他說後冷戰時期的世界將會以文化的異同劃分敵友。他將世界劃分爲伊斯蘭教、儒教、基督教三大區，認爲將來的世界主要是這三大文化之間的對抗。儒家文化是我們祖祖輩輩所信奉的傳統文化，難道我們信仰基督教而去同自己的傳統文化對抗嗎？當然不能。

然而，隨後的進一步閱讀與思考使我們感到所謂儒家文化與基督教的敵對只是一些學者的個人偏執或爲了名利的嘩衆取寵。首先，基督教對崇拜上帝之外其他神的宗教持否定態度，而儒家文化是一種教導怎樣爲人的哲學，並不是一種宗教。孔子說他五十歲知天命，但他並沒有說他的“天命”具體是什麽。現代學術研究中一般將中國古人的“天”與西方人的“上帝”等同，因此我們甚至不能排除孔子的“天”就是上帝的可能。其次，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義道德，與基督教強調愛、寬恕、謙讓和抑制人的罪性在本質上十分相近。再者，儒家文化奉行中庸，並不對其他文化妄加排斥，而基督教則講究容納所有文化的不同，要求基督徒“在什麽種的文化之下的人中，就作什麽種文化之下的人”（倪析聲著，信徒造就，上冊第一百二十二頁）。現代世界上的基督徒就包含有許多不同文化下的人。這三個根本點上的不相矛盾，使我們很難置信基督教必定與儒家文化走向對抗。孫中山、馮玉祥、蔣介石均受過很深的儒家文化熏陶，但他們接受基督信仰後並沒有對自己的儒家文化習性加以抨擊，更沒有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徹底的“文化大革命”。

當然，儒家文化畢竟不是基督教，它與基督教間存在差異，盡管這種差異不是根本的對立。最大的差異反映在儒家認爲人性本善，基督教認爲人性本惡上。儒家思想在孔子時代對性善性惡並沒有明確的主張。後來的儒家學者荀卿主性惡，孟子主性善並成爲儒家思想主流。孟子確是在積極地看待人，主張性善的理由如人都有慕義、歸仁之心，是人都有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但從罪的角度思考，尤其是當我們象基督教那樣將罪的定義不僅包括刑法意義上的罪，而且也包括對人不愛、不寬恕、不謙讓等心靈上的罪時，我們不難相信人人都有犯罪傾向，人人都在時常犯罪。我們今天常說“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原因就在于人易于犯罪的本性。另外，儒家主張性善，因此根本在于怎樣去改造環境、加強教育以發揚人的善性。但是，理論上我們不知道什麽樣的環境和教育使人可以完全免于犯罪。換句話說，在人所能創造的任何環境和教育之下，人都有犯罪可能，最多只有程度不同而已。而且，人性本善的主張在教育人發揚善性的過程中又誘發著人犯罪。有多少人甘願承認自己生長的環境不好、教育修養不夠從而善性發育不足呢？結果在中國曆史上不僅有文人（儒者）相輕之說，也有儒者高高在百姓之上的現實。這些在基督教看來又是在犯罪。在基督教裏，無論是主教、牧師，還是一般教徒，無論是教授還是文盲，在神的面前大家都是罪人，都是需要更新自己靈魂的人，因此大家人人平等。當衆人拿石頭要打一個淫婦時，耶稣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約翰福音，第八章，七至十一節）。

正因爲基督教與儒家文化在根本上的不衝突，外國人將基督教與儒家文化敵對是錯誤的，我們也不應將基督教的傳入當成外來文化入侵而拒絕。曾讀過一本關于中國首批官費留美學生的書。那是于一八七二年和一八七六年分兩批派出的共一百二十名平均年齡在十二歲半的中國幼童。一八八一年六月在只有詹天佑一人完成了大學學業的情況下，中國政府突然終止了留學生計劃，令所有留學生返國。終止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中守舊派占了優勢，二是因一八七八年留學生成立了“中國基督歸主團”。一八八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紐約時報》發表題爲《中國在美國》的社論爲中國終止派留學生計劃惋惜。回顧中國自那以來的一百多年的曆史，再讀這篇社論時令人感慨良多：“中國幼童們除卻由書本中和教授傳授的知識外，也受到美國政治與基督教倫理的影響，此乃意料中之事。如果認爲這些聰慧幼童官費來美留學，僅以工程、數學、科學等領域中已得到滿足，而對他身邊周遭美國政治及社會的熏陶影響無動于衷，這將是不可思議之事。中國幼童出洋肄業局（清政府在美設立的負責中國留學生工作的機構，作者注）的撤回，顯示中國政府仍墨守成規、抱殘守缺。對那些許多贊揚中國已經同許多國家一樣走上開放改革的不歸之路，這項措施是個無情的反證。中國不可能只想學習我們的科技及工業物質文明，而又不思帶回‘政治抗爭的基因’。如此，則中國終會一無所得”。除早年逝世和少數不願歸國者外，九十四名學業未竟的小留學生隨政府命令返回了中國。他們日後不僅沒有成爲中國和中國文化的反對者，相反，他們之中産生了一位國務總理（唐紹儀，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首任總理）、兩位海軍元帥、兩位外交部長、一位交通部長、十四位海軍軍官（其中五名軍艦艦長在與日、法的戰爭中獻身）、兩位公使、兩位大學校長、六位鐵道局長、四位電報局長、十一位外交官、一位侍郎、一位教授……。他們還在許多實業界，在促使美國同意庚子賠款，在一九一零年恢複、組織第二批官費留學生等許多方面爲自己的祖國做出了貢獻。中華民國曆任元首多爲基督徒，但中華民國不僅沒有反中國傳統文化，反而表現出比共産黨人對儒家文化多得多的尊敬和保護。這些均說明將基督教看作是威脅儒家文化存在的文化入侵，除盲目排外外實在沒有其他理由。

我們的過出：成功之中缺少平安和愛心

以上的思考至多只能讓我們認爲基督教不錯，仍沒有涉及到我們自身，因此也還遠不能促使我們去信仰基督教。
我們的一位朋友在向一位大陸留學生傳教時得到的答複是：我過去沒有信神，也起得了一步一步的成功，生活得很好，現在爲什麽要信神呢？這也是我們曾抱有的想法。我們的過去，也應說是充滿了成功的。

我是一九七七年高中畢業的。隨後，高考制度恢複，我參加了第一次高考。當時還不相信政府真的讓沒有家庭背景的人上大學，沒有用心准備考試。但結果居然是被初選了。這使我不僅意識到國家恢複高考是真，而且對自己也有了信心。第二年工作之余，全心准備考試，考入湖南師範學院（現湖南師範大學）。據說當時全國考生錄取比率在百分之二以下，競爭之烈可想而知。四年後再上一層樓，我成爲所在系建系幾十年來第一個考取研究生的，進入南京大學。隨後在南京大學獲碩士、博士學位和留校任教，二十九歲時被破格提升爲副教授。再隨後獲英國皇家學會獎學金、夏威夷東西方文化中心博士後基金等周遊英國、夏威夷、加拿大和美國大陸至今。可謂一帆風順。太太也有北京大學和加拿大McMaster大學兩個碩士學位，同導師一起發表的文章和譯著也不少。

然而，回首過去，卻發現我們在成功之中缺少了心靈的平安和愛心！我們曾將人生看作戰場。既然是戰場，就要“生命不息，戰鬥不止”；既然是戰場，對競爭對手就不能心慈手軟；既然是戰場，強者可以高昂得意，弱者只能爲人恥笑。因此，我們將自己人生的弦繃得緊緊，時刻思考著怎樣成爲強者；時刻提防自己吃虧失利；對不如己意的人和事滿腹牢騷；當有人對自己失禮時，憤怒不已，伺機反擊；面對弱者，內心深處只有輕蔑的一笑。我們不僅不會去關心別人，甚至也不會關心自己，因爲取得一步一步的勝利才是唯一目的。就這樣，我們取得了一個又一個成功，從勝利走向勝利。但難道我們就這樣抗爭到老，永無心靈的平安嗎？

當思考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的人生時，我們愈意識到自己人生的缺憾。毛澤東的一生應該說是充滿勝利的一生。他信奉“共産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槍杆子裏面出政權”、“與天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也無窮”，他戰勝了國民黨而贏得了政權，他在共産黨曆次的路線鬥爭中都立于不敗之地，打倒了王明、張國濤、高剛、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等一個又一個對手。他贏得了全國人的崇拜，在他死時，全國都爲他痛哭流淚。可是，今天我們才明白在人生一個又一個勝利的背後，毛澤東沒有內心的平安。他在不斷爲鞏固他的勝利（權力）而戰鬥，總耽心有人要篡權奪位而難以信任任何人。他也缺乏愛，缺乏家人一起的天倫之愛，缺乏知心好友的友誼之愛。我們今天也已明白在他人生一個又一個勝利的歡呼聲中，對民族犯下了大躍進、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災難性的錯誤。

在人生哲學上站在毛澤東對立面的是孫中山。做爲基督徒，盡管生活在領導革命的戰爭年代，他仍遵守耶稣要求博愛、寬恕的教誨。爲了避免中國南北戰爭、生民塗炭，他曾將權力讓給袁世凱。寬容各方，他主張聯俄、聯共。最後，死于北上與軍閥談判的途中。他的一生在以鬥爭爲哲學、相信“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人看來也許不是成功的，共産黨就認爲他的革命具有軟弱性。然而，正是他那博愛和寬恕的基督精神，使他始終贏有包括國民黨和共産黨在內的國內、國際各方面的尊敬，使他的一生沒有做出有愧中華民族的大錯事。毛澤東和孫中山的一生，究竟誰更成功呢？毛澤東如果是個基督徒，他是否還會熱衷于那導致許多無辜人死亡的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呢？

馮玉祥是基督徒，同時也是較爲國、共兩黨所肯定的人。尤其是與同時代其他軍閥出身的人相比（張學良因早年就被軟禁，後來接受基督信仰時也還不完全是自由之身而在我們的思考中不具代表性）。晚年的蔣介石是位虔誠的基督徒，甚至在遺囑中說在他的棺木中放有一本《聖經》即可。然而，也就是晚年的蔣介石較少做有過于人民的事，與早年“仍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時判若兩人。這些只是偶然的巧合，還是耶稣基督真的改變了信的人呢？

真有神嗎：耶稣在改變我們也在改變真正信他的人

當我們認識到基督教的不錯和自己人生的缺憾後，我們開始了對基督教更認真的了解，開始更經常參加教會的查經聚會，開始閱讀《聖經》。我們想知道耶稣基督是否真是我們人生所需，是否真有力量改變我們。這已是我出國後四年余、到威斯康星大學第二年的時候。

我們思想的急劇變化發生在向神敞開心扉、進行禱告和開始按《聖經》中的要求去面對人生的時候。我們那時的感受也許讓一個沒有類似經曆的人很難相信，但于我們確是事實：在追求人生下一步的成功時，我們開始變得平靜，不再急躁不安，我們努力追求但也把自己的焦慮交付給了神；當遇到不公正對待時，我們開始努力理解別人、平靜與人溝通；與人相處時，我們開始想到寬容和愛心，不再把自己的不吃虧看得最爲重要；我們甚至開始爲自己過去一些不饒人的做法感到內疚、忏悔。在過去的幾年裏，我們一直以高標准觀察基督徒的爲人。但這時既使對基督徒我們也不再苛求，只感到大家宛如在神鋪的道上跑步，有的起跑較早，有的跑得較快，有的只是在走，有的可能一時還跑錯了方向。不管怎樣，只要不是在自欺欺人地說相信基督，我們相信大家最終都會跑向同一的目標。

我們感到了自己人生態度的急劇變化，第一次意識到生命的重生意味著什麽。這時我們開始認真考慮接受基督教信仰了。但是，我們是學科學的，在接受基督信仰之前，我們還是想先證明神的存在，就象科學研究裏證明一個定理那樣。苦苦思索，除感到改變我們人生態度的那個力量之強令我們吃驚外，沒有找到神存在的任何證據。教會大廳裏有一位長頭發、趕著羊群的白人畫像，我們一直視其爲耶稣，但教會的人告訴我們那只是一位好牧人，基督教不崇拜神像也不知神具體長得什麽模樣。後來，我們讀到李登輝的《我的心路曆程與從政感言》。做爲科學工作者，李也曾想憑他的生物學知識理解神、理解馬利亞沒有結婚會生耶稣、理解耶稣會死後複活，結果連續三年去教會也産生不了信仰。他說他後來明白：“原來我是想以‘我自己’來了解神，所以沒辦法了解。‘我自己’沒有‘靈’的同在，而信仰是屬于‘靈’的層面”。那麽，什麽是“靈”呢？
我們逐漸明白這裏‘靈’是指神的靈，或叫‘聖靈’。基督教認爲神對每個人的遭遇都有安排，但又不是直接安排我們的遭遇，而是籍著的靈將這些安排翻譯成我們裏面的東西、應用在我們的身上。但聖靈只能進入那向神敞開的心扉。當聖靈進入了一個人的心中之後，只要真愛神，聖靈便會按神的安排改變這人的原有性情和品格從而改變他（她）的遭遇。因此，基督教的神既不在神台上，也不在于某人宣稱的奇遇，而是通過的靈在每一個信、愛他的人的身上。因此，基督教認爲神存在的最有力證據是當一個人向神敞開心扉、愛神之後所感受到的改變他原有性情和品格的那種強大力量。難道這就是爲什麽我們感到有一種不由自主的巨大力量在改變我們的原因嗎？當思想追溯到這裏，我們感到自己再也找不出理由拒絕接受基督教信仰！

轉眼我們決志信主已經半年了。在這半年裏，主在繼續改變著我們，繼續引導我們以全新的態度面對人生。在主的愛裏我們享受著更豐盛的人生、更多的平安和喜樂。我們爲我們人生的未來而努力，也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的成功。但那與我們過去所得到的將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

一九九六年十月
作者：方金琪 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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