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疗历程

按照出院时的安排，9月3日我回到了Alvarez医生的诊所复查。预先知道肿瘤的切片报告也会出来了，因此太太和林姊妹都陪着我，万一讨论切片报告时有问题可以随时询问。

第一次看Alvarez医生他安排我住院时，太太曾问他我的治愈率有多少，他回答说有90%。后来手术完后，大概是看到了肿瘤已经非常大了（Alvarez医生在手术报告中是用very large形容的），而且有两个，肉眼也明显可见大量的淋巴转移，他没有那么乐观了。而现在诊断报告出来后，他的心情似乎更加沉重。他说我的这种肿瘤，在加拿大应该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才会得的，不知道我怎么得上了。他说他将尽快安排我见肿瘤医生，要我尽可能快去做化疗，不要等待。

他给了我一份切片报告复印件。报告中说，我大肠上有两个肿瘤，一个是8.0 X 8.0 X 9.0 公分大，另一个是包在大肠上，有8.0 X 8.0 X 2.5 公分大。此外，大肠上还有一片一公分大小的粘性组织结构异常区。淋巴转移已经十分严重，20个检查的淋巴中，16个有癌细胞转移，最大的淋巴节肿大达一公分。肿瘤性质是生长迅速、攻击性强（aggressive）、低分化性（dedifferentiating)的腺性恶性肿瘤。肿瘤发展分期上至少是第三期（第四期是末期）。总之，切片报告能出现的最坏结果基本上都出现了。

后来认识一些癌症病友，他们的医生同他们讨论有无化疗的必要，也有人决定不接受化疗。但Alvarez医生没有征询我对化疗的意见，不仅带着一种不用商量的口吻帮我安排了下一步的肿瘤医生和化疗，而且还催我要尽快开始，不要等待。他对太太说，我不化疗几乎是肯定会复发。而我也觉得手术之后肿瘤若再复发，治疗上将会困难很多，我要采取所有手段来防止手术后肿瘤复发。因此，我和太太也没有任何犹豫，决定立即准备化疗。

给我做手术的医院原本是一间基督教慈善基金建立的医院。几年前以一加元的象征价格卖给了区内的政府资助的士嘉堡总医院。因此，这时同总医院是属于同一个机构管理。Alvarez医生告诉我，我的化疗将在总医院进行。肿瘤医生是Dr Krieger。9月8日我同太太见了Krieger医生，并确定9月20日回医院讨论确定化疗细节。我希望能更快些，但被告知这是最快的时间安排了。

9月20日我们回到了总医院。同我们见面的是药剂师Alison。她告诉我，我的化疗将会进行12次，每两周一次，每次需要住院三个白天两个晚上。除标准的5FU化疗用药外，还准备用一种叫Oxaliplatin的新药。药剂师告诉我这种药在美国和欧洲已经用于临床，象我这样的情况，标准5FU化疗后不复发率平均大约是55%左右，使用该药后复发率约可降低12%。但问题是在加拿大该药还没有批准临床使用，政府的医疗保险不包括它的费用。我从保险公司买了20万元的重病保险，可以很快拿到赔偿，因此告诉药剂师不要担心费用的问题。她说医院会帮助我向一个基金会申请资助，但一般我自己也需要负担部分费用。

后来，我从家庭医生那里看到Krieger医生9月9日写给Alvarez医生和家庭医生的关于我化疗安排的信。信中说考虑到我的复发率很高，还很年轻，又有两个未成年的小孩，因此倾向给我使用FOLFOX化疗而不只是标准的5FU和Folinic Acid化疗。他当时信中担心的是费用问题。真的是很感恩，同药剂师见面后，我的化疗安排就这样确定下来了。不管资助申请的结果怎样，都准备按计划进行了。

我和太太同药剂师讨论时，有一位华裔女士同药剂师在一起。她是学习做药剂师，来实习的。Alison征得我们同意后，这位实习生也坐在一边听我们的讨论和安排。当她得知我的化疗要在医院住三天两晚后，趁药剂师离开的空档，告诉我可以要求安排在家里接受化疗，提醒我在医院癌症住院病人多数临终护理的癌症病人(terminal cancer patients)，同他们住在一起会影响我的心理。

我理解她的善意。但我有两个想法。第一是如上所述，我相信神允许会至少再给我十五年的生命，但如下一章“信仰的力量”一节中所述，我认为我需要智慧去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一个不会让癌症复发的生活，才能抓住神的应许不失去。在我看来，能住到癌症病人一起，观察他们的生活，同他们交流，我相信一定会给我很多启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果真如此。

第二个想法是，我觉得生病后花了加拿大政府很多的钱，我很感激了，想尽可能再少花些。我97年移民到加拿大，98年同太太开始工作。到我生病，这六年里我们交给政府的税，甚至加上我们在教会的奉献，远不够我的医疗费开销。当然，人的贡献不能都用金钱来衡量。尽管我在移民之前，在科研领域有过些许成绩，移民加拿大后，同太太一起也一直坚持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为来加拿大的华人新移民提供义务安顿咨询。但不管怎样说，人到中年了，为社会创造的金钱价值，如果还是个负数，心里还是很难受。因此，我谢谢了那位华裔女士的建议，没有对药剂师提及这个要求。也不确定是否真的有可能在家里做化疗。

同药剂师讨论时，还有一个是中药的问题。我手术出院后不久，一位邻居好友的妈妈，象妈妈一样对待我，没有同我和太太商量，就帮我联系好了中医，要他女婿开车带我去看中医。这位中医师是在北京的中医学院获学士和硕士学位，在日本获肿瘤方面的博士学位，在美国国家肿瘤研究所做过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和我的年龄相近，教育和移民经历也相似。他一方面诚恳地告诉我，中医在我的肿瘤治疗方面主要是帮助疗养身体，但不能帮助根治肿瘤。如果有癌细胞扩散，中药最多只能帮助我减慢癌细胞扩散。另一方面，他确信中药不会影响我的化疗效果，但建议我不必告诉药剂师和癌症治疗医生我在吃中药。他说北美的西医医生，对中医一般都持否定态度。

听了他的意见后，我决定化疗与中药同时并进。同时，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告诉我的药剂师和癌症治疗医生。一是这样可以让他们评价治疗效果时，能更客观地注意到其他因素。二是我想多伦多是一个很国际化、多元文化的城市，而且癌症治疗在北美医生中现在也有一股相当大的力量主张综合治疗。我告诉药剂师Alison后，她很爽快就答应我没有问题。但后来我第一次化疗时，她又找到我，建议我在化疗前三天和化疗后三天停用中药。这意味着中药我每吃八天后就要停九天（包括住院化疗期间三天）。中药当然不能这样吃。我觉得几句话很难向Alison解释清楚，而且估计这是她同Krieger医生商量后，Krieger医生的意见，因此，狡诘地笑着对她说：“OK，I try.”（好，我试试）。我想她可能也明白了我的意思，知道我没有真的决定化疗期间终止中药。

后来从其他肠癌病友那里知道我的化疗是当时肠癌化疗治疗中强度最大的那一种。早期肠癌患者的化疗轻多了，不用住院化疗，有点甚至化疗只要打一针，几分钟，就当天回去上班了。遇到的几位同我一样强度化疗的，都是复发患者，有的甚至是第二次复发了。这使我一方面意识到自己的病情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感恩医生一开始就给了我这么强的化疗，我不希望复发后再逐步加强化疗。

2004年9月28日，我开始了第一次化疗。早晨八点半要到医院。我预约了加拿大癌症协会的义工送我，因为要住院三天，我自己开车停车费很贵，太太又不能开车送我。化疗是在医院主楼三楼，整层楼。在一间房间里墙壁的黑板上，写有当天要化疗的人的名字。我们到达后先在接待处登记和在手上戴上打印有自己名字和生日的标带，然后就在那房间的黑板上找到自己的名字，打上勾。加拿大地广人稀，热闹拥挤的场面不多，这是我所见到的加拿大最拥挤的地方之一。黑板上写着大约30-40个病号的名字，加上陪同人员和护士医生等工作人员，显得十分拥挤。因此，医院当时也正在准备把化疗部移到一楼更宽敞的地方。

我居住的多伦多市士嘉堡区，华人比率比较高，平日所见白人比率好象反而小些。但在医院里化疗的病人，白人却占了绝对多数。每天黑板上三、四十个化疗病人名单中，华人名字大约3-4个，而且名字多是香港、台湾拼写方式的。大陆拼音写法的名字，经常就是我一个，因此很显眼，很快就可以找到。

签到之后就是血液检查和等待见自己的癌症治疗医生。我是见Krieger医生，他会询问和检查我最近的身体情况，然后根据血液检查报告确定我当天能否进行化疗。我三天里大部分时间是有两种药物需要同时点滴，要用有两根输液管的吊针输液机。我在候诊室等候，经常要到下午两、三点钟才有这种吊针输液机给我，四、五点钟才有空床位可以进病房。病房是在9楼，早晨刚到时，候诊室爆满，但中午过后就常只有我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那里。几次以后知道我反正是要等到下午，因此到医院的时间我也要求推迟到9:30分左右。但不能再晚了，因为癌症医生11点钟离开，而血液检查报告需要在他离开之前出来。

下午四点多我住进了病室。同室的有另三位病人。都是白人，是长期住院的。我床边的是位希腊裔老人，72岁。床对面的两位老人看起来都有八十大几了，一位每天很安静地躺在那里，即使有人来看望他，也多是那样躺着。另一位老人，则显得情绪十分烦躁。一个护士要照顾4- 5个病人。白天上班的护士，八小时上班，花给这位老人的时间大约就占了四小时。护士每餐都要把他抱到椅子上坐好给他喂饭，但只要一分钟没留意，他就会把围在脖子上的餐巾、盖在脚上的床单、桌子上的食物，一件一件地放到地上去。如果扔完后还没有人来，就开始拿床上和附近任何他可以拿到的东西放到地上。他讲话已经吐词不清，也很少讲话，但每次讲话一定是有事要抱怨。一次，护士长来查病房，问大家有什么不满意的，他立即在床上发出哼哼声。护士长弯腰问他什么事，他口齿不清地说着“护士”两个字。护士长问他是不是对护士服务不满意，他躺在床上点头哼着。看到那种情景，我真的为护士叫屈，也真的为护士仍能以那样热情、认真的态度服务我们而感激。后来在教会一次听牧师讲道，他说小时候在英国时护士服务态度还不是很好，但现在护士让他感到象天使一样。

那位老人有一对40来岁的双胞胎女儿，来看他时他不仅很少同她们讲话，甚至都不正眼看她们。一次，叫Laura的女儿来看他，见他一直没有反应，就问他认不认识自己，知不知道她是谁（两个女儿中的哪一个）。他不仅不说话，甚至都没有一点反应。Laura帮他整理完东西，就静静坐在他床边。后来她准备走时，老头有反应了，大声喊着：“TV-Guide”（电视节目预告杂志）。我们每个病床床头有一台电视，装在可推拉的活动架上。要看的时候可以拉到床上方，靠在床上甚至躺在床上看。每月付一点费用就可以接通。我在那里的几天，他每天大概要看7-8小时电视，晚上有时看到2-3点，声音大到插上耳机我们仍可以从耳机中听到声音的程度。看到他女儿在这里那么长时间他一点反应也没有，女儿要走时他却那么清白地要女儿下次来时别再忘了把TV-Guide带来，我躺在床上情不自禁笑了起来。但也深深觉得那老头一定不是基督徒。

我床边的希腊裔老人是情况最好的，还能自己起床坐到床边的椅子上。他是六年前患癌症的。手术和化疗后一切正常，但三年前复发，这是第二次复发了。每天都是他老伴来看他，他也只是在老伴来后才起来坐到椅子上去。老伴先帮他整理东西，然后就坐下来两个人一起玩一会扑克牌，大约30-40分钟。每天都很规律、很安静。他老伴有时也同我聊会天，还问我知不知道耶苏。我想她一定是基督徒，我告诉她，我也是基督徒。后来几次化疗我没有住进这间病房。直到第六次化疗结束后我准备坐电梯下楼回家，一位女士从我后面追来，询问我的情况。我认出她是我第一次化疗同室的希腊裔老人的老伴，就询问她他先生的情况。她告诉我，他已经过世了。我脑子里浮现着两个半月前他先生同她坐在窗口下打牌的情景。生命是如此脆弱，时光也不可能返回，我除了能对眼前的老人说几句安慰话外，不知自己还能做些什么。第十次化疗时我又被安排在那间房，房间里摆设依旧，但人已全非，另外两位老人也不在那里了。

太太看到我病房的情景，回来后问我住在一起的是那么老、那么重病的人，心里是否难受。我不仅没有难受，反而很羡慕。他们是那么老了才因癌症长期住院，我也要争取因癌症长期住院时，是同他们一样，已经是年老体衰。很多的事，用不同的心态，从不同的角度去思想时，可以给自己完全不同的感受和心情。

我头六、七次的化疗副反应都不算太大。实际上，整个化疗期间，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因副反应而化疗无法进行下去的人。这与从朋友那里听说的国内不少的化疗无法进行下去的例子很不相同。只有第一次，有一位白人老太太，大概六十出头，来化疗时忘了吃防腹泻的药，中午去厕所没来得及，哭了起来。刚好那次太太陪着我，没有太多的事，就陪她进厕所帮她。后来，每次化疗我们见面时，她都提及这事，十分感激。我第一次化疗后回到家里，晚饭时有轻微想吐的感觉。以后的几天就是睡眠比平时多了一个小时左右和口腔有轻微的溃疡。身体的总体情况很好，充满了活力。

10月13日第二次化疗。住进病房时也已经是下午四点过了。这次是两人间的病房。另一位病人是位六十多岁的先生。从他太太那里我知道他们是希腊裔人，也是基督徒。他病得很重，已是生命的最后时刻。我进病房时，他两个女儿坐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不停地轻声说着：“爸爸，我爱您。” 病人则因疼痛而不断呻吟。

来看望他的人川流不息。因此我晚上只睡了不足3小时。到第二天下午，实在太困了，就问护士能否安排一个安静的地方让我睡一会，坐的地方也行。在等待化疗时，实在无奈时我就是坐在那里睡1-2小时的。我知道他们护士有个座位不少的休息室。那是一位亚裔护士，我特别嘱咐她不要对临床病人的家属讲，因为我觉得他们在面对亲人离世的艰难时刻，而且也已经尽力不影响我了，在这种情况下若还要求他们保持安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有点不尽人情。但没想到那护士还是去要求那病人的家属保持安静，我要制止时她已经晚了，她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就这样，房间里十分安静了。我在自己的病床上从下午两点多睡到了快五点。醒来不久，那病人的儿子向我道别回家，并为过去一天对我的打扰道歉；不久，他的两个女儿又向我道别和道歉。六点过他太太也向我道别。这时我才觉得不对，就问她她先生的情况。她回答说他已经在主那里了。这时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他们全家为了不吵我，居然克制到了亲人过世也没有吵醒睡在2米之外的我的程度！后来，我好后悔当时没有问他们的电话号码，我很想去参加那先生的葬礼。

傍晚八点多，我饭后从外面散步回到病房，病房里所有人都已经离开，只有死者的遗体仍躺在病床上等人来搬走。看着那离我病床2米不到的死者和别无他人的病房，我问自己是否要到外面休息室等他被搬走后再进来。让我吃惊的是我内心的回答居然是：没有必要。我对自己说，在这过世弟兄的亲人不在身边的时刻，我可陪伴他一会，为他祷告，求主让他平安去到主那里。于是，我为他祷告，然后坐在床上看书。

现在每想起这事，我为自己当时的决定和平静而吃惊。因为我从小就很怕看到死人，唯一的例外是我16岁那年父亲的去世，那是因为对父亲强烈的爱而不害怕。因此，我想这次一定是《圣经》教给我的爱而使我不惧怕。我同那先生的家人相处不足26小时，但我们彼此因对主的信而表现出了超越我们本能的爱。这种爱也让我们在那艰难的时刻充满了平安。

后来每次回忆起这次的经历，对那位先生两个女儿坐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不停地轻声说着：“爸爸，我爱您。”的景象，感受很深，总让我想起了我父亲过世前的情景。如上所述，我父亲是文革中因狂犬病过世的，狂犬病病人死亡时最大的痛苦是直到临终大脑都是清楚的。但是，我们中国文化，亲人过世前后，多以痛哭表达感情。当时我的小姑妈就哭得昏迷过去了，我们也站在那里抽泣。而父亲躺在那里不能动弹、不能睁开眼睛，甚至不能蠕动他的嘴蜃，但泪水却从他深凹的双眼里流了出来。要是我当初也有这位先生他两个女儿那样的智慧，我也曾握住爸爸的手，轻轻说：“爸爸，我爱您”，该多好。哪怕只说过一声也好啊！

这个教训让我难以忘怀。一次送女儿们上学的路上，我们不知怎么聊到了这个话题。我对女儿们说，《圣经》说人死就是去天父那里，因此以后爸爸要死时，你们不要哭，要握住爸爸的手，说你们爱爸爸，给爸爸一个kiss（吻），一个hug（拥抱），就象爸爸要远行告别那样。而你们以后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呢，爸爸也一定在那里等你们，见到你们时一定也会给你们一个kiss，一个hug。这使本来痛苦可怕的死亡，变得有了盼望，有了几分浪漫。

后来读书，发现有这种遗憾的中国人，还不只我一个。鲁迅在《父亲的病》中说他父亲临终时，一位精通礼节的邻居长辈要他们“父亲！父亲！”地不停大声呼唤。他父亲先是平静了的脸忽然紧张了起来，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痛苦”。后来就喘着气挣扎着说：“什么呢？……不要嚷……不…..”。再后来就咽气了。十多年后的鲁迅发现忘记仍不了自己当时的那声音，觉得是他对父亲的最大错处。因此，我想，科学也许应该有一门《临终心理学》学科，教育大家，让类似的错误不要再发现在我们中国人身上。让我们每个人在最后离开世界时带着一份平静和安宁。那毕竟是亲人的最后时刻，我们应该尽可能让临终的亲人在人生最后的时刻感受到爱和温暖，尽可能少些痛苦和遗憾。人生已经磨难够多，不应该让亲人在最后时刻也要带着痛苦离去。

话说回来，我很快发现化疗带给了我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三天住院的独处，让我远离了平常的生活而有富裕的时间安静下来思考。我受过高等教育，每天的生活和工作中也有不少阅读和思考。但是，这时我的感觉绝然不同。我开始发现我们现代人平常生活中的阅读，是在收寻和接收信息，以满足我们的生活、兴趣和好奇心需要。我们的思考也只是在为应付每天生活中的各类问题。而这时我才发现，只有当思考的时间十分富裕时，我们才会在这些满足与应付之后，让思想离开日常生活的束缚，去反思和审察自己的人生！化疗给了我这样充裕的时间。

我常静静地坐在病床上，思想着自己生活习惯与疾病的关系、思想着自己与太太的相处、思想着自己对女儿们的教育与关系、思想着自己的与人相处、思想着《圣经》的教导和自己的处世态度。这些思考让我受益匪浅，也成了我这本书后面几章内容的基础。我想起了佛教的坐禅和中国民间故事中的面壁思过。这时才明白它们为什么鼓励人有一个较长的安静思考的时间。《圣经》里也有这种思想，鼓励每天有一段独处的灵修和祷告时间。耶苏就常独自去旷野祷告。

这种思考的发现，让我激动，使我觉得生活过得越来越充实、美好，化疗的日子也变得容易了许多。有时我甚至觉得去化疗是让思想去度假。我在医院里也充满了活力，或坐在床上思考、写作，或坐在休息室阅读，或推着吊针输液机在大楼过道来往的人流中散步，或医院关门后在无人的厅里或双层大门之间宽敞的过道中做操、打太极拳。我住院化疗时进一步简化了24式简化太极拳，使我戴着输液管也可以打。这样，我很快度过了前面六次的化疗时光。

12月21至23日应该是我第七次化疗。12月25日是圣诞节，我们教会有一年一次的大型圣诞节布道会，安排我做见证。安排的时候尽管我答应了，但内心仍充满了担心，因为我23日才化疗回家，担心25日没有足够的力量站在台上完成见证。但奇怪的是，第六次化疗后不久，医院就通知我12月17日到医院做CT检查，是否还需要化疗依检查结果而定。这让我很高兴，尽管我化疗副反应不严重，但毕竟还是难受，而且没有第七次化疗，意味着可以轻松地过个圣诞节和新年了，意味着我完全可以圣诞节在布道会上做见证了。CT扫描结果出来后，Krieger医生告诉我结果不能确定，继续给我安排了29日和30日做肝B超和骨扫描检查。1月5日肝B超和骨扫描检查结果出来了，Krieger医生祝贺我一切结果正常，我不用继续化疗了。

我很高兴地回到了家里。但过完圣诞节和新年，越想越觉得有疑问，原来不是说我要做12次化疗的吗？当时并没有告诉我如果做六次后结果正常就不用继续了啊！为了防止出差错，我觉得还是应再核实一下。但打电话很难找到医生，因此太太决定打电话给药剂师Alison。令我们吃惊的是，Alison还不知道我的化疗停止了。她同医生核实后发现是个错误，要我1月11日回到医院，继续化疗。

我很高兴发现了这个错误。尽管这个错误是自己的细心才发现的，但也是因为医生事先把治疗过程计划告诉了我和太太，我们才可能发现错误。因此，我内心并没有对医生生气，反而觉得避免错误的最好做法，就是这样，让病人事先也了解治疗过程。毕竟医生要面对很多病人，而病人自己却因病赋闲，有很多的时间留心和观察自己的病情与治疗，能更细心发现错误。

但随后的几次化疗，因为副反应，慢慢没有前面几次那么轻松了。问题可能是第七次化疗后的一个掉以轻心的错误引起的。我本来化疗副反应就不算重，由于上述医生的错误，第七次化疗与第六次之间又相隔了一个多月，而不是正常的两个星期，因此，第七次化疗也较轻松地过去了。回到家里，那是2005年1月13日，多伦多最寒冷的月份。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铲雪当然是我的任务，即使化疗期间也不例外，我也把它当成了一个锻炼身体项目。这次我在医院，下了两天大雪，回到家时，家里车道上积了至少半米厚的雪。而且积雪已经有点板实，不仅送我的朋友的车开不上去，甚至连我走进家门也有些艰难。我不加思索，把化疗回来的袋子放进家门，戴上厚手套，就开始铲雪。

我们是双车道，右侧与邻居的车道相距较近。因此，同邻居有默契，我们都把雪搬到另一侧的草坪上，不在两个车道之间堆雪。这使我们需要把每一铲雪搬起来，走几步，倒向另一边。就这样，我这个刚从医院三天化疗回来的人，哼着小调，在零下十几度气温的室外，铲了一个多小时的雪。

我化疗前，药剂师曾给过我一本关于我化疗可能副反应的书。上面告诉我手脚怕寒冷刺激和发麻是可能的副反应之一。前几次的化疗我并没有太明显的这些副反应，已经不把这些提醒放在心上了。但这次以后，形式急转直下，我开始畏惧从冰箱里拿东西。到第九次化疗后，必须亲自从冰箱里拿东西时，我就得戴上给从烤箱拿东西用的厚棉手套，脚上穿着厚厚的雪地靴或站在冰箱侧面扭着身子去拿，样子十分滑稽。

手脚发麻越来越严重。到第十一次化疗前，脚麻得走路脚板是否踏到了地面，有时都感觉不太确定。Krieger医生担心继续化疗会给我留下不可恢复的后遗症，帮我约了神经专科医生检查。检查结果是还可以做完最后两次化疗。但我的感觉是已经在受煎熬了，是我能承受的极限临界点了，要靠意志去坚持而一点没有了过往化疗时的轻松。化疗结束后很长时间，这个副反应确实慢慢在好转，但即使化疗结束后许多年，若只穿袜子走在地板上，哪怕是很短暂的时间，也立即觉得很不舒服，觉得寒冷。

这个经历当时给了我一个十分有益的教训，就是让我在后来我抗癌的每一个方面，即使当时很顺利，也都不掉以轻心，细心认真。

十分感恩的是，最后几次化疗时刚好有一个学校有几个学按摩的学生想在医院找病人做按摩实习。这是他们课程要求的，否则拿不到毕业证。按摩不仅需要征求病人同意，还要把他们是为了学业要求来做按摩的目的解释清楚。免费按摩，却象在求病人似的，可怜兮兮。偏偏我们那里的病人多是临终癌症患者，对他们的请求常是冷淡拒绝。而我同他们则是各有所需。因此最后几次化疗时，他们常来给我按摩，同我聊天。不过，我那脚麻已经严重到了按摩后也没有太多特别感觉的程度了。

第十一次化疗是2005年3月9日开始的。这次化疗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和启示。本来是8日就应该到医院化疗的，但医院因担心流感爆发，从2日起就关闭了包括化疗在内的许多部门，9日才恢复。这次病房的四个人碰巧都是华人。我床对面是两位七十岁左右的老年人，其中一位是长期住院，很少讲话，十分安静；另一位是化疗住院。与我床位并排的，是位年纪只比我大几岁的中年人。四个人中，只有我是大陆来的，他们三人都来自香港，都不会讲国语。有几次护士同我对面的化疗老人讲话，要我为他翻译，我不会讲粤语，就同他用笔交流，然后翻译给护士听。护士看到我们两个华人，不能用中文口语交流，却可以用中文文字交流，觉得十分有趣。

巧合的是，我们三个化疗的人，都是结肠癌，用的药也是一模一样的。我床边的中年人讲很好的英语，因此我们能用英语交流。他的肿瘤也是在右侧大肠上，比我的稍微更近小肠一些。是2003年4月确诊和手术的。确诊前曾被误以为是阑尾炎。但手术时肿瘤仍很小，只有大拇指头大，都还没有穿到大肠外壁。因此手术后化疗也很轻，只是每四周到医院注射一次化疗药，五分钟就可以了。六个月后化疗结束时检查一切正常，随后就是三个月一次回医院检查。但第一次检查就发现在大肠同样部位有了新的肿瘤，而且肿瘤已穿过大肠外壁。于是做了第二次手术和化疗。第二次化疗后不久又发现已经转移到肾。第三次手术切除了一个肾。这时已经是第三次手术后的化疗，化疗强度和每次时间长短同我一样。

他的这个结果，理性上可以给我很负面、很沮丧的影响。因为他年纪同我差不多，也是华人，也是结肠癌，是同一个化疗医生，甚至连肿瘤在大肠上的部位我们都差不多。而且，他比我的肿瘤发现得早很多，肿瘤很小，只在大肠内壁上，是一期肿瘤。而我已经是两个十分巨大的肿瘤，淋巴转移也已经十分严重，是第三期了。在肿瘤性质上，我没有问他的情况，但我想他的应该不会比我的更糟糕了，因为我的是低分化、攻击性强、生长迅速的肿瘤，是最坏的了。如果他在第一次手术后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已经两次复发和出现肾脏转移，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了，那我两年以后的景况会如何呢？不值得我忧虑吗？

但感恩的是，我思想里没有一点负面的悲伤。如前所述，我手术以后开始常祷告求神给我智慧，让我知道该怎样去行才能防止肿瘤复发。我也把住院化疗的经历看成一个学习的好机会，求神用我身边周围的事物去启发我。我在化疗期间也在不停地阅读、观察、思考。而现在化疗快结束了，我似乎觉得与这位中年先生的相遇，是对我学习思考得怎样的一次考试。因此，我思想里不仅没有悲观的恐惧，反而渴望着结合自己思考的结果与这位先生有更深入的交流，以便检验、补充我思考的结果。

从进一步交谈中得知，他是21岁时从香港移民来加拿大，是大学第一批电脑专业毕业的，未婚，父母和五个兄弟均仍在香港。他第一次手术和化疗后，医生和他都认为万事大吉，平安无事了。心理上没有当回事，生活方式上也没有做过任何改变，依然如故。他不仅手术后很快就回公司上班，直到最近公司才“强制性”要他退休。而且由于未婚又没有家庭和亲人在这里，饮食习惯也没有任何改变，依然主要是吃外买快餐等。他现在是第三次手术和化疗了，化疗回到家里已经自己无力做饭或外出卖熟食，因此是医院派护理人员每天到他家里给他做饭和料理家务。他说白人护理人员做的饭菜，他吃不习惯，常很难咽下。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在医院的三餐，早晨是一片烤得发焦的面包片，一个煮鸡蛋，一碗燕麦粥，和75毫升装的牛奶。中餐和晚餐，多是一块六、七两重的煮瘦肉（牛肉、鸡肉、猪肉轮换着），外加少许土豆或胡罗卜与青豆，以及一杯咖啡。没有水果，很少蔬菜。医院给癌症病人以肉为主食，外加咖啡，我觉得不可思议。而这位先生不仅在医院要吃这些东西，回到家里还得吃这些，我很为他难过。

在这次化疗的最后一天（2005年3月11日），坐在病床上，我在日记中记下了同这位先生的交流与感想，总结了以下几点以后对我影响我深刻的原则。

1、必须好好坚持我确立的生活方式改变，不能松懈。
2、必须放下工作，全力以赴预防肿瘤复发。
3、至少五年内的任何时间都不要以为自己没事了。
4、必须以更轻松愉快的态度对待家人，对待生活。

这些原则，如我以后会讨论到的，是我后来抗癌生活的思想基础和指导原则的重要部分。记得在我化疗期间，电视新闻报道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癌症在广州手术后，化疗期间回香港参加立法会竞选。看完这则报道，当时我就对太太说，不要说是民建联主席、立法委员，就是香港特首或中国共产党主席的职位送给我，我也不会要。对于我，防止癌症复发高于一切。也许是我胸无大志，但若没有了生命，名誉和地位又有什么意义呢？更何况，我活着，对我太太，对我未成年的女儿们，这比任何东西都有价值！

在我住院手术时，牧师和师母借给我一本英国名著《天路历程》。其中有一节是讲经过人生死荫幽谷的。我想象中的死荫幽谷，是一个两岸悬崖峭壁的深谷，悬崖一侧的半腰有条羊肠小道。我们就从那小道走过。有的人是白天经过，因此有惊无险。而我经过这里是在黑夜，稍有不慎，就可能失足掉进万丈深渊。在这行程中，我已经有过了两次惊险。一次是尽管我肿瘤淋巴转移已经十分严重，但CT结果告诉我万幸的是还没有转移到其他身体器官。第二次是手术发现尽管我肿瘤已经十分之大，顶到了十二指肠，但万幸还没有穿入十二指肠，因此还可以手术切除。我能否平安走过死荫幽谷，我觉得下一步就取决与能否有智慧去合理地、持之以恒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了。而这个智慧的来源，我深感不能依靠我自己。我自己的智慧已经让我患上了癌症，现在需要一种全新的、可以让我反省的智慧。我只能依靠圣经的启发，依靠祷告。依靠我周围事物给我的启示，一如我在祷告中所求的那样。

后来2007年8月，得知马力过世的消息，我十分感慨。他也是2004年8月确诊的，也是结肠癌。他是例行体检中发现的，应该是比我的肿瘤发现得更为早期，因为我确诊时身体已经病得十分虚弱了。新闻报道说他生病期间是在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下，调集了全国优秀专家，采用最先进的医疗手段进行救治。生前曾接受各种不同的疗法去对抗癌魔，除一般的化疗及放射治疗外，有关方面曾让他一试从加拿大引入的「冷冻疗法」，由一名北京医生直接把一种「冷冻剂」注射入他体内的癌细胞，藉此「冻死癌细胞」。他的医治条件肯定不比我的差，但结果却是这样。我十分感恩我的化疗经历，感恩《圣经》给我的智慧，让我立下了这样的原则。

第十一次化疗后的一个星期是我整个化疗期间最艰难的日子。上面提到的脚麻越来越严重，对冷越来越敏感，连续站上20分钟就脚发软，要坐下或躺下。同时，化疗使胃口也越来越差，这时除了新鲜生蔬菜外，什么都不想吃，舌头发麻。每天主要靠两听营养奶（ENSURE）维持营养需要。另一方面，这时两个女儿感冒刚好，太太又感冒和身体不舒服。加之可能是受我心情的影响，她空闲时间多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录像打发时光。后来到医院第十二次化疗前的血液检查，也是我验血报告最差的一次，11项血样指标不正常，白血球也是历次最低（3.2)。因此，内心十分盼望化疗快结束，觉得几乎支持不住了。我在日记里写道：希望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3月22日，我来到医院做最后一次化疗。这天是我的生日。预约安排时，护士曾问我要不要延后一天。我没有更改，对她说希望这是我新生命的开始。这天我带着疲惫的身体但充满希望的心来到了医院。当最后一次化疗结束离开医院时，我仿佛觉得自己即将走过死荫幽谷，仿佛看到了谷口外的田野、森林、村庄……。

作者：方金琪 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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