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出生于北京西城护城寺街小杨家(原名小羊圈)胡同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两岁时，他当旗兵的父亲在对抗八国联军的战斗中牺牲，全家靠母亲给人家浆洗缝补衣服度日。后来,在好心人刘寿绵的资助下,老舍才开始上学读书。刘寿绵在将丰厚的家业悉数送与所需之人后，一贫如洗,出家为僧,即宗月大师。宗月大师的慈悲胸怀对老舍产生了极大影响。

宗月大师坐化后，老舍写道：“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35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

可以说,老舍在接受教育之始，宗教“爱人”的观念已深入他的心中。1921年，老舍在英文夜校认识了北京缸瓦市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宝广林，并参加了他组织的“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自此,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和老舍的“爱人”思想相契合（本网按：实际上，圣经给基督徒的两个最大戒命，一是爱神，一是爱人如己）。1922年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老舍正式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之后，老舍为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起草规约草案。1922年12月，由宝广林撰写、老舍翻译的《基督教的大同主义》一文发表，该文宣扬基督教的同情、服从、克制等教义和实现世界大同的途径，这次翻译使老舍进一步接受了基督教思想。作为一名基督徒，老舍深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并努力汲取基督教为社会服务的救世思想，这成为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处世态度和精神支柱。皈依基督教以后的老舍将其名字改为“舍予”，这正是受到基督教舍己救世思想的启迪。

老舍还担任过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主日学主任。在老舍所撰写的《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一文中，篇首的一段著者小记这样写道：“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我曾在校中国庆纪念会上说过：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和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个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个十字架。”这正显示了自由派神学的烙印，是老舍对信仰的公开宣示。不难看出,爱国是老舍的精神内涵，“负起两个十字架”又给他的爱国思想添加上了基督色彩。老舍所理解、所阐述的基督教精神,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基督教内涵的本义，他把基督教文化和精神转化为自己深切体悟到的现代中国社会所急需的献身精神和开拓意识，而这一点一直深刻地左右着老舍创作的思想基调和情感流向。

翻开老舍的作品，基督教的影子随处可见：《新爱弥耳》中的圣母和圣婴、《骆驼祥子》中对雨的描写：“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可以说，老舍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推崇基督教文化的，这在小说《四世同堂》中表现得分外突出，小说中的钱默吟是老舍着力塑造的理想人物，在其身上充满了基督精神。《猫城记》中的大鹰、《赵子曰》中的李景纯都是老舍塑造的具有理想色彩的形象，而他们身上都带着基督式的殉道精神，“以牺牲之精神，使社会安堵”。在老舍作品的构思、典故的运用中均可看到基督教文化的印痕。

1931年7月，老舍与胡絜青结婚，婚前老舍曾致信胡：“我是基督徒，满族……”这说明，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老舍仍然自称是基督徒。但在这之后，老舍与基督教会的关系，便百觅不得其痕。老舍在作品中越来越少涉及到基督教信仰。据胡絜青回忆，老舍从来不到教堂做礼拜，吃饭也不祷告，他只是崇尚基督与人为善和献身救世的精神，不受宗教仪式的束缚。可以说，基督教被老舍赋予了自己的含义，老舍不仅使基督教的博爱在血液里自由流淌，更将它与时代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为己所用。

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0年07月20日11:03。  作者：吴亚娟，原标题: “负起两个十字架”的老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