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迹婴儿”爱伦——一张令人沉思的照片

“神迹婴儿”爱伦——一张令人沉思的照片

 

Stam, Helen-wmk
图一、“神迹婴儿”爱伦。一张网上尚从未刊出的爱伦照片

上图是一张在网上出售的旧新闻照片。一位白人婴孩,初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仔细阅读照片当时的新闻文字说明,让我有发现了珍宝的激动。以下是图片背面说明文字的译文:

父母被残酷杀害后获救的婴孩

这是Helen Priscilla Stam的照片,她是John C. Stam牧师夫妇的婴孩女儿。John夫妇是内地会成员,去年12月8日被共产党军队在安徽省庙首镇残酷杀害。女婴则被奇迹般地获救了。她的母亲在被带去行刑前,把她藏在床上被褥中,26小时没有吃喝。她最后被内地会的一位中国牧师卢克洲救出,在随后的两天是庙首的一些乳母志愿喂她。1935年1月9日”

John C. Stam,中文名师达能(史坦)(1907年1月18日出生),和太太史文明(Elizabeth Alden Scott “Betty” Stam,又译史施蓓蒂,1906年2月22日出生),是三十年代在中国皖南山区的宣教士。1934年12月8日被方志敏部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红十军团第十九师在安徽省旌德县庙首镇杀害。她们的女儿Helen(爱伦)出生于当年的9月11日,父母遇害时她还不满三个月[1、2]。

关于师达能夫妇的文章,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的,都不少。对他们被杀害的具体经过,不同文章描述的大致过程基本相同,但具体细节常略有差异,较可靠的我个人认为如参考文献[2-5]。我这里不去复述他们被杀害的经过,只是分享我由此而引起的两点思考。

第一点是,爱伦的获救被认为是一系列奇妙巧合的结果,因此她被称为“Miracle Baby”(神迹婴孩)[6]。那有哪些奇妙之处呢?

首先,当12月6早晨听到红军攻占了旌德时,蓓蒂正在给爱伦洗澡。据师达能给内地会的信,当时一切发生得很快,他们根本没有时间作任何应对。但蓓蒂在给爱伦穿衣时,顺手在她衣服里包进了一听奶粉和两张五美元的纸钞。红军绑架他们,要他们找内地会要两万美元的赎金不成时,把他们所有的现金、值钱的物品,甚至放在他们那里的救灾款项都拿走了,后来他们的家也遭到了抢窃,但藏在爱伦身上的奶粉和钱安全无恙。上面新闻照片的说明是说父母遇害后爱伦连续26小时没有吃喝。有的报道说是29小时、36小时。她父母是8日早晨被带走杀害的,卢传道是9日下午出来找到爱伦的,因此估计她是约30个小时左右没有吃喝了。不到三个月的婴儿正常情况下是白天晚上,每四个小时左右需要喂一次。在这之前和之后,都是那听奶粉得以用来应急。那钱则让送她去芜湖的卢传道在路上得以购买好不容易找到的一听奶粉。

第二,12月6日,红军释放旌德监狱的囚犯,把师达能一家关在腾出的监狱房间里。当时爱伦啼哭不止,看守的士兵嫌她增添麻烦,认为留下她也没有用处,因此要杀死她。一个刚刚被释放的囚犯老人问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一个无辜的婴儿。士兵转向他,问他是否情愿为一个外国婴儿而死。这位不是基督徒、本应该对刚从监狱释放他的红军感激不尽的老人居然同意了,为了爱伦被杀害了,爱伦得以活下来。

第三,师达能夫妇一家是11月下旬才从宣城迁到旌德。尽管1934年2月以来为建立旌德宣道站作准备,到过旌德几次,但当地基督徒还极少。但奇妙的是师达能预先约好了一位在外地的中国基督徒卢克洲传道12月7日到庙首相会,准备去一起同工。红军也没有在旌德而是把他们带到庙首后才杀害。卢传道在12月9日下午红军撤走之后从躲藏的山上出来,得知师达能夫妇被害后,得以马上救助爱伦。当时的庙首,一位平时还并不是很热心的基督徒,药店商张师圣,曾恳求红军不要杀害师达能夫妇,红军把他捆绑起来,在他家搜出了一本《圣经》和赞美诗,把他以帝国主义走狗的罪名也杀害了。这之后,庙首只剩一位王老太太是基督徒[6]。当卢传道问爱伦可能在哪里时,众人害怕,不敢说。若卢传道不在那里,可以想象,即使王老太太有勇气救爱伦,她也可能不知道联系谁和把爱伦送往何处。

第四,卢传道这次来庙首居然让太太和一岁多的儿子一同来了,这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是很不寻常的。更奇妙的是卢太太曾也是在芜湖美以美会的医院生产的,而且生产时因为没有母奶,医院训练过她怎样使用奶粉。这使得在应急需要用当时普通中国人并不熟悉的奶粉喂爱伦时没有任何困难。卢传道用箩筐挑着爱伦和儿子步行到宣城,沿途也得到了一些中国乳母的志愿帮助。爱伦后来辗转经过芜湖美以美会医院,被送到了在山东的外祖父母那里。

感谢主,爱伦就是在这一连串的奇妙中活了下来。在济南她呆到五岁上学前,后回美国由姨妈、姨父抚养[6、7]。为了避开公众的注意,爱伦改用了姨妈的姓。后来成为了一名科学杂志的编辑,并且参与着教会的事奉[6]。

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在中国大陆高中语文课我读过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章,相信他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爱中国、爱人民的人。后来知道,我们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人,即使是基督徒,有这样看法的不只我一人,如参考文献[8] 。

而师达能夫妇放弃美国的安全生活,来到三十年代贫穷和战乱的皖南山区,毫无疑问也是为了他们心中的爱:爱神和爱中国人。没有爱的力量,不要说三十年代从美国去到战乱的皖南山区居住的外国人,就是六十年代从上海上山下乡去到已经没有了战乱的皖南山区的中国知识青年,都不会有愉快和坚持的心。

但这三个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充满爱的人,为什么在现实中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甚至对立而让师达能夫妇付出了生命的道路呢?我甚至曾设想杀害师达能夫妇是方志敏不在场时他的手下士兵做的,若他知道也许结果不一样?我曾把这想法放在网上博客中讨论[9]。但当知道方志敏因他理想的缘故而杀死过他的亲叔叔,当知道他的文集《我为什么不相信基督教》中写着:“所谓上帝的传道者——神父教士们,实际上完全是帝国主义派来深入中国各地的侦探和鹰犬。他们居住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一切地理、经济人情风俗,哪一件不被他们侦察得清清楚楚去向他们的政府做报告?”时,我明白方志敏知不知道他的手下要杀死师达能夫妇,结果可能没有不同。

我们基督徒当然会说,结果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方志敏错误的信仰。他认为他所信的是“宇宙真理”,我们知道那不是。但这显然说服不了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方志敏就反而认为基督徒所相信的是“毫无根据的鬼话”(《方志敏文集》,18-19页)。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避开信仰的争论,更具体地,具体到行为来反思对错呢?

当这样去思考时,我觉得反思行为的对错并不难,只是明确指出行为对错的仍是《圣经》中的话语。因此,希望相信共产主义的读者对下面的讨论也能坚持读下去。我们讨论的是行为,即使不认同《圣经》,仍可以用我们的良知判别《圣经》讲的是对还是错。

保罗在圣经《哥林多前书》中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赒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于我无益。”保罗是一位杰出的使徒,他这话既是说他自己,也是讲给其他基督徒听的。人若缺少了爱,不管是谁,不管信仰的什么,即使是语言和知识上极有恩赐的基督徒,都是枉然。对基督徒尚且如此,对于非基督徒,对红军象杀死师达能夫妇那样的杀人,圣经告诉我们是缺少了“爱”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是违反了人的良知。

但显然,共产主义者不会认为杀死师达能夫妇是因为他们缺少了爱。他们认为爱只能对他们的同志和人民,对敌人只能有恨。我们小时候接受的这样的教导很多,比如“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革命的背叛”、“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痛打落水狗”、“宜将剩勇追穷寇”等等。这些教育使今天中国即使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中,仍有不少人或多或少将这些话奉为行为的准则。

那么,《圣经》中是说该怎样对待敌人呢?这点上《圣经》与共产主义的教导刚好相反,是要基督徒爱仇敌。如《马太福音》中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祂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

《圣经》为什么要我们爱自己的敌人呢?《圣经》中这方面的教导和给出的理由很多。概括起来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性的人,都有犯错犯罪的时候,都需要宽恕怜悯。二是我们是依我们的好恶来划定“敌人”的,但我们是罪性的人,我们的好恶有可能是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人若违反了属世的律法,可接受律法的惩罚,但我们个人或政治团体没有权柄去审判他人。三是由恨而生的愤怒可以使人愚昧,甚至疯狂,失去理智,甚至失去基本良知。四是爱比恨更能让人悔改。保罗就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点是,《圣经》中神自己就是这样树立的榜样,“祂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祂是在我们都还在罪里时,就为我们而舍命。

赞成共产主义思想的读者可能不认同《圣经》的主张,仍坚持认为对敌人就是要恨。那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对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是否给许多人带来了无以复加的苦难?是不是制造了许多无以弥补的冤案?毫无疑问是。我们今天知道,师达能夫妇不是“帝国主义派来深入中国各地的侦探和鹰犬”,他们是因信仰自愿而来,是基督教内地会的组织安排,是基督徒奉献的金钱资助,与西方国家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在他们那被红军拿走的金钱中,甚至还有由基督徒奉献的、正在用于救助贫困的中国人的资金。我们今天也明白,红军那种拿两万美元来就放人,不然就杀死他们的做法不对,与绑架撕票无异。我们今天在西方的图书里、在收藏市场上能看到无数的宣教士曾写的信,其中不仅没有情报,反而充满了对神的爱,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爱。

对“敌人”的残酷无情,当然不只是带给了这些宣教士苦难。更大的苦难是带给了我们中国人自己。打土豪、镇压反革命、反右、文化大革命、彭德怀、刘少奇、张志新……。无数生命死于对“敌人”的残酷无情之下。真的值得我们去警醒,去反思为什么《圣经》要那样教导我们。

《圣经》中有一个基督徒十分熟知的好撒马利亚人的比喻,是耶稣讲的一个寓言,说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受了重伤。躺在路边。有祭司和利未人路过但不闻不问。惟有一个撒马利亚人路过,不顾隔阂,动了慈心照应他。并在需要离开时自己出钱把犹太人送进旅店。祭司相当于今天的传道人,利未人是协助祭司工作的人,他们也都是犹太人。撒马利亚人则数百年都是犹太人的仇敌。这个故事警醒着基督徒要把爱不分种族、不分个人好恶行出来。上述爱伦的经历中,也有一个刚被释放的囚犯老人的故事,他甘心代为一个无辜的外国婴儿受死。这个老人是否也警醒着共产主义者什么是爱呢?

耶酥在被钉十字架时,为钉他的士兵向神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对杀死师达能夫妇的红军,我常想起耶稣的这句话。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在《方志敏文集》里,他一方面认为他所信的共产主义是科学的,是宇宙真理,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另一方面又在喊“斯大林万岁”这既不科学又把人当作救世主敬拜的口号。他带着真诚的心追求理想,却不知错在了什么地方。这就是我们人的可怜,我们常陷于罪中却仍自信满溢。愿我们基督徒今天怀念师达能夫妇时,对当年杀害他们的红军不是充满了愤恨,而是满有怜悯,为他们,为那些仍坚持共产主义思想的人祷告。

史文明出生于1906年2月22日,父母是在山东的传教士,她在山东长大。在美国上大学期间她倾向毕业后去中国事奉,祷告求神如果这是祂的旨意,让祂准备去中国的各项安排顺利[10]。在大学一次祷告会时她认识了低一年级的史达能,两人很快成为有共同志向的好朋友。史文明后来成为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于1931年11月4日抵达中国。第二年的10月12日史达能也作为内地会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由于内地会规定传教士必须在抵达中国一年以后才可以结婚,他们1933年10月25日才在史文明父母的所在地山东济南举办婚礼[10]。


图二、1933年10月25日史达能、史文明在济南的婚礼上。照片的背面用英文写着:文明和达能在我们的家,婚礼日,1933年10月25日。可能是史文明的父亲在他们遇害以后写上去的。照片来源[11]

史文明热爱写诗,我读到过的她最早的诗是她10岁时写的。下面这首诗《害怕》是她遇害前不久写的[12]。他们婚后回到安徽舒城不久,就被决定派往安徽旌德接替将来休假的传教士Warren夫妇。这里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个全新的地方,不仅是一个偏远的山区,而且是一个红军活动的地方,县城随时有被占领的危险。这可能是为什么她“害怕”。诗的主题是主耶稣面对死亡也不曾害怕,作者质问她自己“我”害怕什么呢?

害怕
(作者:史文明;本文作者翻译)

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看到救主的脸,
听到他的欢迎,并追踪
那来自恩典伤口的荣耀光彩?
害怕 – 这个?

害怕? 害怕什么?
一道闪光 – 一次撞击 – 一颗刺穿的心脏!
黑暗 – 光明 – 天堂的艺术!
一道伤口,来自祂的对手!
害怕 – 这个?

害怕? 害怕什么?
用死去做活着无法做到的 –
用鲜血去施洗冥顽带罪的心,
直到灵魂从祂的伤口开出鲜花?
害怕 – 这个?

不久之后,史文明、史达能夫妇也象主一样,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图三、史文明、史达能夫妇在芜湖的墓。

 

参考文献(略)

作者:方金琪(信望爱小屋),2015年6月22日,作者保留所有文章及图片版权。欢迎转载。转载电子版文章时,敬请注明文章作者和转自www.healthChinese.ca,并请注意在转载时,不得对文章进行任何删改。若需书面转载本刊文章,请先征得作者书面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