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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与岳阳之一:海维礼、海光中夫妇

近些年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和民众在开始正面地了解评价过去传教士及他们在中国所做过的一些工作。这包括曾在岳阳传教的海维礼、海光中夫妇。岳阳市政府网站[1]、岳阳史志办都对他们的工作有正面的介绍和评价。有作者甚至把他们的工作与对中国燕京大学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司徒雷登相比较,认为司徒雷登是改变了一所学校,而海维礼是改变了一座城市,“不仅为岳阳办了一家医院(普济医院,今岳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济了数以万计的灾民,还创办了护士学校、盘湖书院、湖滨大学、湖南私立湖滨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以及贞信附小(现旭日小学)等八所小学,完整地建立了一套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师范、卫校、农校直至本科(湖南理工学院)的教育体系” [2] 。在今天的岳阳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湖南民院)校园里甚至还树立了海维礼、海光中夫妇的雕像。海维礼创办的湖滨大学现存的13栋建筑也早已于2002年列为了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0]

由于各种原因,国内对这些传教士的个人资讯,尤其是他们来中国之前和之后的情况了解有限。如在上述湖南民院的雕像上就注明海维礼、海光中夫妇的生卒年月不详。耐心去查询,在英文中均可以查到有关他们的更详细资料。我是基督徒,岳阳又是我的故乡,所以很乐意在这里做些查阅补充的工作。因为只是补充,对已有文章介绍的,尤其是他们在岳阳的贡献,我不再去复述,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可以在网上查看。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海维礼广场上的海维礼夫妻雕塑
图一、树立在岳阳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校园内的海维礼、海光中夫妇。由于资料的限制,其上注明生卒年月不详。

基督徒实际上不指望世人对自己的工作有多大的评价和纪念。凡事努力按圣经中的神的要求去做,最后能蒙神喜悦,没有太多亏欠,对基督徒就心满意足了。尤其是把个人做成雕像作为英雄偶像崇拜,更是不符合圣经教导。而且,尽管海维礼、海光中夫妇是美国归正教会(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RCA)传教士到达岳阳最早的,相当长时间是归正会在岳阳的负责人,确实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早自1875年就开始有传教士来到岳阳[10],海维礼一家就是已在岳阳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的帮助安顿下来的[6],这些前人做了很多早期撒种的准备工作。1910年归正会在岳阳的基督徒除他们夫妇外,记录在案的至少还有另外四对夫妇和四位单身共十四人[3]。因此,我在这里只是对他们夫妇的一些资料补充,不是要归功劳给他们个人。

我有时候觉得近代中国就像一个从乡下进到城里读书的孩子。由于自己的一些乡村习惯加之性格上还有几分固执,班上的城里孩子有的就经常欺负他;有的有时对他还好,有时欺负他;但也有的对他很好,总在想帮助他尽快融入全班之中。海维礼、海光中夫妇无疑属于后者。他们这样做的精神原因是什么呢?只是因为他们心地善良,还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如果是因为信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为什么能改变、能支撑他们?若能引起读者这样的好奇和思考,我也就觉得花时间去写这文章得到了极大的回报和快乐了。有作者指出“海光中”的名字意思是“光耀中国”,但认为“光”是指教育之光[2]。但对基督徒而言,那“光”是指从圣经中的神而来的光,是爱神爱人的光。

写本文前尽管我细心收集阅读了身边能收集阅读到的资料,但有一个重要的资料我暂时没有机会读到。就是保留在宾夕法尼亚州Lanscaster中心档案与图书馆的15卷海维礼书信与照片[8]。那里一定可以提供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资料,我以后会寻找机会补上。若有其他有机会和兴趣的读者能去读阅补上,也是会让我十分高兴的。另外,据资料介绍华裔Huburt Ling先生,他的母亲曾被一位在岳阳普济医院做护士的传教士收养,他从这个传教士奶奶那里承传了不少在岳阳的照片[7],也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介绍。

来岳阳前的海维礼、海光中夫妇

海维礼,英文名William Edwin Hoy,1858年6月4日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Union
县的Mifflinburg小镇。有兄弟姊妹五人,他排行第三,但最大的姐姐和最小的妹妹在幼年时均已早夭[4]。海维礼1882年毕业于富兰克林和马歇尔学院(Franklin and Marshall College),1885年毕业于兰开斯特神学院(Lanca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随后他作为基督教归正教会(德国裔)的传教士前往日本。他在日本度过了15年,创立了一所女子学校,这所女校1891年发展成为北日本大学。还创立过一个培训传道人的小型学校,以及负责一份英文双月刊杂志[5]。

繁重的工作使他患上了哮喘病。当时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医院很少,传教士生病后先是等待自然康复,如果不能自然康复,接下来常常是开始旅行,希望换一个环境能让疾病康复。因此,1898年海维礼因健康原因休假三个月,经上海沿长江抵达了汉口。这次的中国行让他看到了中国人的需要。回到日本后,他祷告求神能带领他去事奉中国人。

终于,他交付了在日本的事工,1901年2月19日他偕同太太和五个孩子从日本镰仓(Kamakura)启程前往中国。3月抵达中国后,他先把太太和孩子暂时安顿在庐山牯岭,自己立即来到了岳阳,开始了他在岳阳的27年事奉[6]。在中国事奉期间,他曾经就读的富兰克林和马歇尔学院1903年授予过他博士学位,海德堡学院1925年授予了他法学博士[7]。

Rev William Edwin Hoy
图二、海维礼像。

海光中,英文名Mary Belle Ault Hoy,1863年9月10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Cumberland县的Mechanicsburg镇。她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库茨敦的基斯顿州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做了几年教师,于1885年作为美国德裔归正教会传教士前往日本。1886年抵达日本并在海维礼创立的女子学校任教。 1887年12月27日,她在日本东京同海维礼结婚。

Rev William Edwin Hoy family in late 1890s
图三、海维礼、海光中夫妇及他们五个前往中国的孩子。最小的孩子出生在1897年9月,照片中约一岁左右,因此估计这张照片摄于1898年。

1907HankowCIM-b
图四、1907传教士傅克立(J Frank Bucher)自岳州寄出的一张明信片。傅克立注明明信片上的照片是在汉口内地会所摄,照片中有海维礼牧师和他的孩子们。照片中央的两男两女四个年轻人可能是他的孩子,谢顶的是海维礼,但他大女儿身边的中年女士我不能确定是不是海光中。我尚未查阅到海光中的半身近照。

岳阳女子教育的开始

1901年底海维礼安顿下来后就去庐山牯岭接海光中和孩子们来岳阳。1901年12月23日他们全家都来到了岳阳。两天以后,海光中就开始了岳州女子学校的创办。这所学校的中文名称被认为是“美立贞信女子学校”,现在的岳阳市第三中学[10]。英文名称是“Yochow City Girls School”,直译是岳州城女子学校[6]。

1901年12月25日标志着近代岳阳女子教育的开始,这是一个值得岳阳人记住的日子。贞信女校甚至被认为是湖南的第一个女子学校[10]。在海维礼1914年出版的书中详细记载了学校的创办经过,这里特翻译如下:

“抵达岳州后,1901年12月25日,海光中邀来了五个中国女孩,雇了一个中国女佣,
在一名中国老师的协助下,她按教义给女孩们讲了基督教的一些原则,并发给了她们一些准备上学要用的其他书籍。在年底前又有九个女孩加入,共招收了十四人。岳州女子学校就这样开始了。

一般来说,关心女孩的教育问题这是岳州史上的第一次。家里有受过教育的儿子是一种荣耀,他有一天若获得一个官职,不仅对自己的家庭,甚至对整个家族都带来支持。但对女儿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父母为什么要花钱让女儿受教育,然后让另一个家庭享受她受过教育的好处呢?”

海光中在岳阳女子教育上倾注了她毕生的精力。而她的大女儿,如我下面将会简述的,也倾注了她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

离开岳阳后的海维礼、海光中夫妇及其儿女

1927年联俄、联共的北伐对传教士持否定和打击政策,传教士大批撤出。我暂未查阅到海维礼全家离开岳阳的时间和经过。他们全家是1927年2月20日自上海乘船离开回美国。1927年3月3日海维礼在船上中风离世,终年68岁。船于3月7日抵达西雅图。8日归正教会在报纸上刊登了海维礼离世和将于13日在他出生的小镇的教会举行追思礼拜的通知。他安葬在他出生的小镇的墓园内。

Reverend William Edwin & Mary Belle (Ault) Hoy, with Inis.
图五、海维礼、海光中夫妇晚年照片。该照片可能是他们1927离开中国时在船上所摄。中间坐着者叫Inis,有关她的资料我还不太了解。

图五照片的保存者是一位名叫Huburt Ling(林?)的华裔先生。曾在普济医院(今岳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做护士的传教士Alice E. Traub,收养了林先生的母亲Leah Ling,因此林先生保留有自他传教士祖母Alice那里传承下来了大量在岳州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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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海维礼在他出生的Mifflinburg小镇墓地的墓碑。照片来自[4]。

1927年的革命风暴过去后,海光中又回到了岳阳。1937年11月5日她在湖南离世,安葬在汉口的新国际墓园。1902年她的三儿子病逝后也安葬在那里。她的墓已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毁坏[6、7]。有关她回岳阳到她离世这段时间的情况,我现查阅到的资料还很少。

Mary B Hoy
图七、海光中曾在汉口新国际墓园的墓。已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毁坏。照片来自[4]。

海维礼、海光中生育过六个小孩。大儿子卡尔1889年6月5日在日本出生当天就过世了。因此1901年他们是带着五个孩子来到中国。在这五个小孩中,除二儿子小威廉毕业后就在美国担任大学生物学教职外,其他四个孩子的生命均与中国有诸多的相连,因此在这里对他们的这四个子女作个简介。

长女格特鲁德(Gertrude Blanche Hoy,1892年7月25日 – 1980年3月28日):
海维礼夫妇的儿女,尤其是他们的后来也成为在中国的传教士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应该都有中文名字,但我尚未查阅到。格特鲁德1912从马里兰州的胡德学院毕业后,在康涅狄格州卡南安学校当了一年教师,然后就于1913年成为归正教会传教士来到了岳阳。她先在岳阳女子学校(贞信女校)担任教师,几年后被任命为校长。她一直未婚。1949年被迫离开中国时,在中国整整工作了36年。

离开中国后她前往日本仙台,她父母曾在那里也创办了学校。1958年,她被派到香港真光女子学校,在那里工作直到1965年退休。退休后她回到了父母的故乡宾夕法尼亚州,生活在兰开斯特城[4]。所以,如上所述,有关她父母在岳阳时的多数书信和照片现保存在那里的图书馆内。

Gertrude Blanche Hoy
图八、海维礼、海光中的长女格特鲁德。在岳阳做传教士长达36年,直至1949年被迫离开。长期在岳阳贞信女校任教和担任校长。照片来自华裔Huburt Ling先生保存。

梅贝尔·露丝·凯耶(Mabel Ruth (Hoy ) Kaier, 1893年10月8日 – 1970年2月10日):
海维礼、海光中的二女儿梅贝尔在我脑海里充满了好几个谜思。

她1916年与在长沙市基督教青年会和益阳桃花伦工作的挪威传教士、中学教师夏义可(Nicolai Kiaer,1882年4月2日 – 1934年5月2日)结婚[11]。桃花伦是传教士在湖南的另一个充满了许多美丽故事的地方。夏义可本人也有着特别的经历,他在1911年来中国传教以前,曾是挪威的国家体操运动员,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获得过银牌。他的父亲是统计学家,教授,1876-1913年长达37年里是挪威政府统计中央委员会的主任。此外,1934年夏义可在中国离世的地点是Yanzee河[7]。为什么会在河里离世?我希望将来通过对梅贝尔、夏义可的了解而对桃花伦的传教士工作有更多了解。这是我的第一个谜思。

二是我发现即使在英文里,有关梅贝尔的资料也极其的少。甚至在海维礼、海光中家族的墓葬记录中,他们的子女墓葬记录里也缺少了梅贝尔。我这里的有关她和他丈夫的资讯主要是来自网上的挪威文资料[11]。这是不是因为她后来的传教工作主要是由挪威传教会在管理,需要到挪威文资料中去寻找?

第三个谜思是,资料[7]中记载1970年梅贝尔的离世地点是中国。这是中国的文革期间。这是一个资料错误,还是事实确实如此呢?

这些问题希望以后慢慢能找到答案。

大卫·施耐德·霍伊David Schneder Hoy (1895年11月1日 – 1902年9月18日):
大卫是海维礼、海光中的第三个儿子。大卫来岳阳尚不足一年,1902年9月,7岁时,因霍乱病离世。他盼望着长大后做传教士医生。因此,在大卫离世不久的1902秋海维礼创办普济医院(现岳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时,海维礼用了儿子的名字作为医院的英文名,叫David Schneder Hoy Memorial Hospital,常简称为Hoy Memorial Hospital (霍伊纪念医院)[4]。大卫被安葬在后来他母亲也安葬的汉口新国际墓园。

岳阳普济医院旧照
图九、1902年秋海维礼创办的普济医院(今岳阳第二人民医院)。当时7岁的渴望长大后当传教士医生的儿子大卫刚因霍乱去世,海维礼用大卫的名字作了医院的英文名称。照片来自网络。

查尔斯·麦考利·霍伊(Charles McCauley Hoy,1897年9月28日 – 1923年9月7日):
查尔斯是海维礼、海光中的最小的儿子。他是一位自然爱好工作者,成年后工作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on Institution)。1919年,被派往澳大利亚考察寻找濒危物种,为史密森尼学会送回了大量鸟类标本,许多标本至今仍保存在史密森尼学会。

他成年后与中国的联系,首先是1916年他在狩猎时发现了白鱀豚,是第一个向世界宣称发现了白鱀豚,并制作了世界第一个白鱀豚标本的人[4、12]。

白鱀豚
图十、中国白鱀豚。传教士海维礼的最小儿子查尔斯是第一个向世界宣告它的存在和制作它的标本的。

查尔斯最擅长的还是鸟类。在史密森尼学会的工作是在全球进行。因为与中国的渊源,自1922年查尔斯来到了中国。1923年6月23日在岳阳采集到了两只鸟样本,后来被证实是以前没有记录的新鸟类,被以他的名字命名,叫Pycnonotus hoyi。Hoyi就是大卫的姓Hoy的拉丁文[4、7]。这两个鸟标本现保存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内。

我在网上没有找到Pycnonotus hoyi这岳阳鸟的照片和中文名称,只找到了在中国十分常见的Pycnonotus sinensis(白头鹎,白头翁)的图片。它与岳阳鸟名字的第一个词相同,也许长得也相似。希望查尔斯发现的那岳阳鸟儿(生活在长江流域)现在还有。

白头鹎 Pycnonotus sinensis
图十一、查尔斯在岳阳发现过一种新鸟种,Pycnonotus hoyi,可能与这照片中的白头鹎长得有些相像。

1923年9 月在庐山考察时,查尔斯被自己的枪意外击中腿部,伤口感染离世。年仅26岁。他被安葬在庐山牯岭。

以上是对海维礼、海光中夫妇全家资料的补充。在传教士与岳阳之二中,我将主要补充与岳阳湖滨大学有关的资料。湖滨大学也是海维礼在岳阳的主要工作之一。它被认为与后来的湖南农业职业学校,岳阳师范学校,湖南理工学院,湖南民院,以及部分的华中师范大学等相关联,而其校园又与现今的岳阳市委党校、岳阳特殊教育学校以及列为省级文物保护的岳阳欧式建筑等相关联。

作者:方金琪(信望爱小屋), 2018-01-17,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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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近代中国第一次出使国外的外交使团“团长”

从小到大读书整整二十年,应该算是个”读书人”了,但接触中国近代现代历史时,仍会不时遇到一些让自己惊讶不已的事情。比如最近看到的一张1868年的宴会通知卡,封面是用英文这样写的:

Banquet in honor of His Excellency Anson Burlingame and his associates of the Chinese Embassy by the Citizens of New York, Tuesday, June 23 1868.

大意是:纽约市民欢迎安松·伯林盖姆阁下及中国使馆同事的宴会将于1868年6月23日星期二举行。

Anson Burlingame_Banquet
图一、1868年纽约欢迎中国外交使团宴会通知卡

书本知识告诉我,清朝政府一直是关闭锁国,与西方国家和非我族类的洋人处于敌对仇恨的状态,没有听说过有例外。那么,这个安松·伯林盖姆怎么是中国使馆人的同事呢?实在让我惊讶。

用“Anson Burlingame 中国”作关键词去网上查阅,发现Anson Burlingame还有个中文名,叫蒲安臣,他居然是中国首任出访西方国家的外交使节。下面就是百度百科蒲安臣词条对他的简介[1]:

***

Anson Burlingame
图二、中国首次近代外交活动使节(”团长”)蒲安臣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年11月14日-1870年2月23日)是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他还是绝无仅有的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中国使节的美国人。

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

1820年11月14日,蒲安臣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新柏林。从1838年到1841年他在密西根大学的一个分校学习。1846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波士顿担任律师,并开始投身政治。1848年,他为美国自由土地党(United States Free Soil Party,存在于1848年-1852年)所作的演讲使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1853年,他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不久,美国全国对奴隶制度产生激烈的争议。蒲安臣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1856年6月2日发表著名演说《马萨诸塞州的抗辩》,为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1854年,一群反对黑人奴隶制的人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这就是今天的美国共和党,蒲安臣正是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由于他的帮助,该党在麻萨诸塞州成立。1855年,他进入美国国会,当了6年的国会众议员(1855年-1861年)。

美国驻华公使

1861年6月14日,林肯总统就职后不久,任命蒲安臣为美国第十三任驻华公使。任期共有6年。1862年7月20日,蒲安臣到达北京,成为第一批入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之一。在驻华公使任上,蒲安臣积极执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开展“公正的”外交活动,以取代“武力外交”。“在条约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领租界”,“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相对于俄、法、德等国的横暴而言,美国的对华态度赢得清政府的好感,对蒲安臣也具有特别的信任。蒲安臣还曾协助中国对付英国人李泰国。

中国首任使节

1867年11月27日,担任驻华公使已达六年之久的蒲安臣即将离任回国,在总理衙门为他举办的饯行宴会上他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当时,清政府正在准备第一次派团出使国外,但苦于缺乏合适的外交人才,以及对礼节问题感到十分棘手。恭亲王奕欣上了一道奏摺,建议委任蒲安臣这个友好人士担任中国首任全权使节(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中国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进行中国首次近代外交活动,这个意见随即被采纳。1868年2月25日,清政府第一个蒲安臣使团一行三十人,自上海虹口黄浦江码头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起航前往美国旧金山。随同出访的还有两名中国官员: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蒲安臣的两名副手:左协理是英国使馆翻译柏卓安(John M.Brown),右协理是海关税务司法籍职员德善(E.de Champs)。为这次出访,蒲安臣还受委托设计了清朝第一面国旗:黄底蓝镶边,中绘一龙,长三尺,宽两尺。

Anson Burlingame Group
图三、蒲安臣和他的使团部分成员

美国

1868年4月初,蒲安臣使团到达旧金山。5月中,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招待这个使团的宴会上祝贺蒲安臣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的代表”。

6月2日,使团到达华盛顿,6月6日,美国总统安德鲁·詹森在华盛顿接受了中国的首封国书。他也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到处发表演说,强调中国欢迎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而各国应该对中国保持一种明智的态度。“我希望中国的自主应该维持;我希望它的独立应该保全;我希望它能获得平等,这样她就能以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

7月28日,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条约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反对一切割让中国领土的要求。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美国在条约中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何时开通电报、修筑铁路,何时进行改革,完全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美国则通过这一条约得到廉价的华工,解决了内战后和修建太平洋铁路劳动力紧缺的问题。

英国

9月19日,蒲安臣使团继续以“中国钦差”身份到达英国伦敦,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正在蒲安臣使团访英期间,12月28日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发表一份自制性的照会,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政府“以和济事”,实行修约缓进政策,“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并且宁愿同中国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触,不愿同各地方官吏交涉。交换条件是中国应当忠实遵守各种条约义务。蒲安臣在英国大体上完成了使命,达成了既定目标。1869年1月1日,蒲安臣以中国使臣的名义复信,表示完全同意。

法国

1869年1月2日,蒲安臣一行到达巴黎。法国一向反对美国的“不割让主义”,但由于英国已经表示了采纳修约缓进政策,法国也只得与英国保持一致(1月5日法国外交部长拉发特向驻法英使表明态度)。1月21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接见了蒲安臣。但是由于反对势力强大,蒲安臣一行在巴黎前后停留了半年多,仍然无法取得任何成果。既未能取得象在华盛顿那样的条约,或者象在英国那样的自制性的照会,只好失望的离开法国。

普鲁士

蒲安臣使团于1869年9月21日前往瑞典,10月7日离开斯得哥尔摩,10月30日离开丹麦,11月18日离开荷兰,1870年1月前往柏林。在柏林,蒲安臣顺利地完成了谈判;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发表了与英国类似的对中国有利的声明。

俄国

1870年2月1日,使团由普鲁士前往俄国。2月16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接见了蒲安臣一行。当时俄国与英国在亚洲争霸,与后起的美国关系相对友好。但是沙皇在会谈中竭力回避中俄领土纠纷等实质性内容,令蒲安臣心情抑郁愁闷,日夜焦思:俄国“与中国毗连陆地万数千里。既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来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于会见次日就感染肺炎病倒,而且病势日加。

去世

亚历山大二世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因肺炎在圣彼得堡突然逝世,终年50岁。清朝政府为表彰蒲安臣其担任驻华公使时“和衷商办”及出使期“为国家效力”,竭力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授与一品官衔,以及抚恤金一万两银子。

身后

今天,在美国加州旧金山附近和堪萨斯州,各有一座以蒲安臣命名的城市,加州的蒲安臣城建立于1909年,是一个华人聚居的地方。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蒲安臣的逝世写下如下悼词:“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Anson Burlingame Tomb
图四、蒲安臣墓

没想到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居然曾信任和任命过一位洋鬼子作为中国第一次出使外国的30人使团的“团长”,而且还对他如此感激,以致他死后为表彰他出使期间“为国家效力”而授与一品官衔以及抚恤金一万两银子。而这位洋人还真的为任命给他的工作“呕心沥血”,按今天的标准还真够得个“因公殉职的烈士”称号了。他代表清政府同美国政府签订的《蒲安臣条约》(又称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中美续增条约), 被梁启超称“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2]。清朝的黄龙国旗照片我以前见过,没想到竟也是出自他的设计。

蒲安臣这样做的动因是什么呢?百度百科词目中实际上还详细节录了使团的一位中国官员志刚的《初使泰西记》中的文字:“来华的外国人绝大多数虔诚地奉仰基督教济世助贫观念,一心希望帮助中国和中国人民摆脱贫弱状态,只需从利马窦开始的传教士们竭尽全力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行动中就足以证明”。在美国政府欢迎使团的宴会上蒲安臣作为团长发表讲话,其中有四处提到了基督教,这里摘译如下[3]:

“你们有什么要对她(中国)说的?她的嘴唇没有任何威胁,她带着已经二千三百年的伟大的孔子的话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们愿不愿意以更积极的基督教义作出回应:’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路加福音 6:31)’。”

“总之,她(中国)恳请让她自由自在地去展现她擅长的文明形式;她恳请你们给予那些过去在战争压力下签订的条约一个慷慨的、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建设。”

“现在,这个使团被派往基督教的世界,……任何使团和任何人都将成为历史,但(神)永恒公义的原则却会长存。”

“如果你们公平公正地对待中国,会燃起我们对未来的期望。纽约市民们,我必须结束了。我已经说了很多了。我必须再次感谢你们慷慨的,真挚的接待。人们是交织相互影响的,纽约是如何思考和感受,也会让基督教世界的其它商业首都怎样感受和思考。”

以上这些言论清晰地反映了蒲安臣的基督教思想。蒲安臣使团的出行对开阔中国官员的眼界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随行的官员后来还写过几本游记,如志刚的《初使泰西纪》、孙家谷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等。据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记者徐梅等的介绍,这三本尘封百年的游记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重新走向世界时,被再次印行,再度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启蒙读物[4]。

 

作者:方金琪(信望爱小屋), 2018-01-12,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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