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April 2014

到加拿大最北城看北极熊 熊比人多

小城里熊比人多

  加拿大丘吉尔市号称“北极熊的故乡”,这里原本就是北极熊冬季迁徙路上所经过的最大城市。每年10月和11月是北极熊的迁徙季节,大批北极熊会从东往西,“扶老携幼”地经过,有的是三四米高的庞然大物,有的却是憨态可掬的熊宝宝,它们既不怕人,也不在乎经过的是城市还是荒野。每年这个时候,小城里的北极熊数量往往多达上千头,而这里的常住居民只有800人。“坐雪车看熊”一直是这座小城每年主打旅游项目之一。

  近年来,途经丘吉尔市的北极熊数量剧增,它们的脾气也显得比以前暴躁得多。以往,它们宛如这里的主人,显得从容优雅,和人类社区井水不犯河水,如今它们却常常跑到人类的活动区域,“光天化日之下”在市中心街头漫步,甚至跑到街上翻垃圾箱,闯入民宅偷吃东西。
  世界唯一的“北极熊监狱”

  因为“闯入”市中心的北极熊数量众多,当地不得不设立了一座北极熊“监狱”。它由飞机修理库改建而成,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北极熊监狱”。这所“监狱”有28 间囚室,墙壁用水泥重新加固过。当地负责野生动物保护的官员洛克说,每头北极熊通常要在这里关30天,有些极其危险的家伙可能“服刑”几个月,期满后由直升机运送到远处放生,以免它们再回来惹麻烦。

看北极熊是当地特色旅游项目

  “北极熊监狱”的存在并不是对野生动物惩罚,而是有着存在的理由,此时的北极熊已经过了好几个月只吃野莓和海草果腹的日子,它们几乎饿红了眼,只想尽快重回冰面猎杀海豹来大快朵颐。不少闯进丘吉尔城的北极熊当然不会拒绝把人类当作美餐。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气候变暖北极熊生存条件恶化,迁徙线路南移,觅食也变得艰难,其中一些饥饿的北极熊便开始打起人类社区的主意。环境问题得不到改善,“北极熊监狱”恐怕也只能治标不治本。

  名字源自丘吉尔祖先

  丘吉尔可以算得上位于加拿大最北的城市了,但这里不通公路,却通铁路。而且在长途铁路客运衰落的北美,从温尼伯到丘吉尔的长途铁路线却生意兴旺,这条“哈得孙线”上运营的观光列车是加拿大标志性的旅游线路之一。当年,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曾乘坐着“哈得孙线”的老式豪华列车多次光顾丘吉尔。

  丘吉尔自称加拿大最古老的城市,据说可追溯到1713年,当时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哈得孙湾争夺皮毛交易垄断权,最终英国人在这一年获胜,4年后,英国人成立了兼具商业和殖民开发、行政管理功能的“哈得孙湾公司”,而这家公司的总部,就设在哈得孙湾之滨的丘吉尔,这是因为这里是离当时该殖民地支柱产业——皮毛产地最近的港口,“丘吉尔”是以当时该公司干员、后来成为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的约翰·丘吉尔名字命名的,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正是这位丘吉尔公爵的后裔。

2014-04-24 20:06:54 环球时报

长寿老人们都爱吃7种食物

 老年人养生时很多老年朋友都觉得用保健品或者中药的方法才有更显著的效果,其实药补不如食补,食物或许没有药物的效果快,但是却更健康,而且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很多我们经常接触的食物其实有很好的保健功效。

  长寿老人们爱吃的7种食物

  1.大米

  又名粳米,味甘性平,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除烦渴的功效。冬天室内暖气较热,空气干燥,早晚喝点大米粥,可以远离口干舌燥的困扰。特别需要提醒糖尿病患者的是,大米不同的烹调方法对血糖的影响不同。研究表明,等量大米煮成的干饭比稀饭对血糖的影响小。因此,糖尿病患者早餐进食干饭有利于控制血糖。

  2.小米

  又名粟米,味甘性平,有健脾和胃的作用,适用于脾胃虚热、反胃呕吐、腹泻及产后、病后体虚者食用。小米熬粥时上面浮的一层细腻的黏稠物,俗称为“米油”。中医认为,米油的营养极为丰富,滋补力最强,有“米油可代参汤”的说法。

  3.小麦

  味甘,性平微寒,有健脾益肾、养心安神功效。心烦失眠者可用小麦与大米、大枣一起煮粥服食。此外,麦麸含高膳食纤维,对高脂蛋白血症、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痔疮、老年性便秘、结肠癌都有防治作用。

  4.玉米

  味甘性平,具有健脾利湿、开胃益智、宁心活血的作用。玉米油中的亚油酸能防止胆固醇向血管壁沉淀,对防止高血压、冠心病有积极作用。此外,它还有利尿和降低血糖的功效,特别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美国科学家还发现,吃玉米能刺激脑细胞,增强人的记忆力。玉米中所含的黄体素和玉米黄质可以预防老年人眼睛黄斑性病变的发生。

  5.薏米

  其所含蛋白质远比米、面高,易消化吸收,对减轻胃肠负担、增强体质有益。中医认为,苡米味甘淡,性微寒,有健脾、补肺、清热、利湿的作用。现代研究证明,苡米有抗肿瘤、增强免疫力、降血糖等功效。将苡米与大米煮粥或加入适量冰糖食用,能使肿瘤患者食欲增加、减低放化疗的毒副作用。此外,苡米中含有的薏苡素对横纹肌有抑制作用,可减少皱纹,爱美的人不妨多吃。

  6.高粱

  味甘性温,有健脾益胃的作用。小儿消化不良,可取高粱入锅炒香,去壳磨粉,每次取2―3克调服。但高粱性温,含有具收敛止泻作用的鞣酸,便秘者不宜食用。

  7.黄豆

  性平味甘,有健脾益气的作用,脾胃虚弱者宜常吃。用黄豆制成的各种豆制品如豆腐、豆浆等,也具有药性:豆腐可宽中益气、清热散血,尤其适宜痰热咳喘、伤风外感、咽喉肿痛者食用。

  是不是觉得很惊奇,原来我们经常接触的五谷杂粮竟然有这么好的保健功效,对于老年人养生来说更是既健康有省钱的选择,老年朋友们赶快摒弃那些广告上鼓吹的药物保健品吧。

  我国6大长寿乡11条饮食秘诀

  我国公认的六大长寿之乡是:江苏如皋市、广西巴马县、湖北钟祥市、四川乐山市、新疆克依地区、辽宁辽阳兴隆村。人们经过调研发现,长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水土、社会环境、民情民风、生活习惯、饮食结构等都存在必然的联系。一些专家认为,六大长寿之乡的膳食特点,应该说是那里的老人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那么,这些长寿老人长寿的饮食秘诀是什么呢?

  吃饭有规律

  定时而食。这样,可在时间上形成条件反射,既可增强胃肠蠕动,增多消化液分泌,增进胃肠的消化吸收,又可使吃进去的食物得以由胃从容地按时排空,使胃得到适当休息。

  饮食有节

  “饥而不食,则精气乏竭”,但贪多求饱,也会伤身折寿。所以,绝大多数长寿老人都切实做到了吃七八分饱。对特别喜爱吃的食物,能够自我克制。

  粗粮和细粮搭配合理

  调查发现,如皋本地172位百岁老人中,有74%的人每天都是早晚吃粥,中午吃大米干饭。粥的用料是粳米、粟米、玉米面、大麦糁等。这些谷类所含营养成分丰富多样,在维护健康方面有着特殊功效。

  饭菜清淡

  吃天然食品,不吃或极少吃含有色素、防腐剂等添加剂的食品。被列为全国六大“长寿之乡”的巴马、钟祥、乐山、如皋、克依、兴隆地区的长寿老人,绝大多数以天然谷物、豆类为主,吃菜荤素兼有,以素为主,多吃青菜瓜果、豆制品和蛋类,绝对吃素的人很少,如如皋的百岁老人中只有一人。

  适当吃肉及水产品

  大多数长寿老人不挑食,对肉、鱼、虾也不过于拘泥,关键在于少吃,吃得适量。这些老人对食用脂肪过多的食物会引发高血脂症和心脑血管疾病等弊端略知一二,但他们也知道限制过度甚至一点不吃,也不一定能起到防病保健的作用。

  以植物油为主

  油脂以豆油、麻油、菜油和花生油为主,一般不用或很少用动物油。吃植物油减少了脂肪的摄入,也减少了热量的摄入,可防止肥胖症的发生。亦可预防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老年病发病的几率。

  多食当地土特产品

  尤应多食豆类、山芋、花生、白萝卜、胡萝卜等营养和食味俱佳的食物。如钟祥、乐山地区的长寿老人常吃黄豆、黑豆、绿豆等豆类和豆制品,这些食品为老人们一生提供了充足的蛋白质来源。又如如皋地区盛产玉米、大麦、荞麦、银杏、花生、白萝卜、胡萝卜、山芋、芋头等,许多老人对这些特产爱不释手、百吃不厌,而这些东西都是营养丰富的长寿食品。

  多吃易消化的食品

  少用或避免用不易消化的食品。如兴隆、如皋、钟祥等地区的长寿老人喜爱吃粥。他们所食的粥五花八门,品种极丰。有粳米粥、玉米粥、番薯粥、绿豆粥、红枣粥、萝卜粥、核桃粥、栗子粥等。这些名目繁多的粥含有丰富的钙、磷、铁和蛋白质及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既味美可口,又能健体强身。

  多喝水

  喝白开水、绿茶水和少量酒水,不喝饮料。如乐山、钟祥等地的长寿老人喝的是山泉井水和自家酿的谷酒、甜酒,而这些绝无污染的水和水酒富含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常喝能生津止渴、补脾气、益血,还可以带走身体中的有害物质。又如如皋特产的黄酒,更是许多老人必备的饮品,其中含有葡萄糖、钙、铁及蛋白质,每天少喝一点能开胃下气,促进血液循环。

  选择新鲜绿色食品

  合理调配、烹饪。根据调查,长寿乡的许多百岁老人习惯于用煮、蒸等烹饪方法,少用或避免用油炸、煎或烧的方法烹制食物。这样,既避免了食物在加工烹调过程中发生一系列化学变化,又避免了因食物在烟熏烧烤中产生致癌物质,对身体很有好处。

  尽量减少盐的摄入

  老人们每日食盐一般在6克以下,少数老人用量稍大些,但都控制在6至8克之间。另外,许多百岁老人少吃糖或不吃糖,只有个别人对糖或含糖较多的蜂蜜有偏爱,摄入量比较大。

  这11条是我国六大“长寿之乡”活过90岁乃至100岁的人饮食上的共同特征。学会他们的饮食方法,乃是得到人生健康长寿的最大智慧。

2014年04月22日 新浪健康综合

人可以“灵魂出窍”加拿大女大学生证实

  “灵魂”的存在一直是人类探索的迷,也是科学家一直以来想要通过研究证实的。加拿大渥太华的一名女学生自称可以自行“灵魂出窍”,许多人看后发现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经历。“灵魂离体”的状态一般是指一个人感受到身体飘起来并从上边俯视下边的“自己”,这种状态通常被科学家解释为与大脑有关的创伤、病变或药物引起的幻觉等等。不过,对于“灵魂离体”这种现象,仍有许多未解之谜有待科学领域去研究、探索。

  在自己身上“漂浮”
  与以往濒临死亡所体现出的灵魂离体案例有所不同。渥太华心理学教授克劳德?梅西耶(Claude Messier)透露,该女生是他的一个学生。她在上完他教的有关灵魂离体经历的课后提到,她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达到灵魂离体的状态。

  这位24岁的女学生成了可以自行达到“灵魂出窍”的研究目标,梅西耶教授从大脑异常活动进行研究。他对女学生进行采访和使用磁共振成像观察她的大脑活动。

  女学生第一次发现她的这种“能力”是在幼儿园的午睡时间,她透露她会在自己的身上“漂浮”度过时间。

  梅西耶教授透露,从某点上女学生的大脑活动与精英运动员在生动地想像自己赢得比赛时的大脑活动有些相似,但是女学生的大脑活动都集中在一边,而运动员的大脑活动通常活跃于两边大脑。

  梅西耶教授认为单一的研究有不足的地方,这次的研究可能意味着还有更多人拥有相同的能力,但是就像这位女学生,以为每个人都一样可以做到,所以没有跟别人提起。他补充,发现这种能力可能会像当初在较广大的群众中发现通感的存在一样。此外,这些特别的能力可能普遍存在于小孩或婴儿中,但却随着长大而渐渐消失。

Claude Messier
  9成社会有“灵魂离体”说法

  苏格兰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的克鲁卡尔医生(Dr. Crookall)先后出版过九本有关“灵魂离体经历”书籍。在他的一项涉及380名牛津大学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有34%的学生有过“离体”的经历。另一项涉及902名成人的研究则显示有8%的人有过“离体”经历。

  根据一项涉及44个非西方社会的研究,只有其中三个社会是不相信有“灵魂离体”的现象,而全球488个社会有近9成社会基本都有一些有关“灵魂离体”的传统说法。这些数据可以证明“灵魂离体”的现象对人们来说并不陌生,只是科学研究始终没有真正揭开其神秘面纱。

  “灵魂”真实存在

  在英美各国,科学家研究了很多濒死体验的临床案例。并将 “灵魂”定义为以某种形式存在的能量场。

  英国医生山姆?帕尼尔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科学实验证明“灵魂”真实存在的人。他的实验设计是这样的:如果病人死后“灵魂”能漂起来,还能看到自己的身体,看到医生们在抢救他的身体,看到天花板上的灯,那么如果在天花板的下方放一块板,板的上面放一些小物体(只有山姆自己知道是什么物体,别人不知道),那么“灵魂”就应该能看到这些小物体。如果这个病人能被抢救过来,能够说出板上的小物体是什么,那么就能区分出“灵魂”到底是虚无飘渺的想像呢,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

  山姆对100多个病人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有很多被抢救过来的病人醒来后能说出自己“灵魂”离体时看到的景象,特别是板上的小物体,说的全都对。山姆的实验获得了成功。

  “离体”实验案例

  早在1968年,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查尔斯?挞特博士(Dr. Charles T. Tart)以其濒死经验和“离体”实验闻名。从挞特博士刊登在当年《美国社会精神研究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的一项研究中可以找到具体的“灵魂离体”案例。一名时常出现“离体”症状的年轻女性Z小姐在睡眠实验室中度过了四个晚上。据报告显示,她在四晚中分别出现了几次不完整的和两次完整的“离体”经历。这个案例中值得一提的是,Z小姐能够“离开”物质身体,并读取距离身体有一段相当距离的五个数字,并成功地在醒后将五个数字正确无误地告诉研究者。

  Z小姐与挞特博士谈话时透露,在晚上睡觉时她总会“醒来”一两次,并总会发现自己贴近天花板下漂浮着,这种状态大约持续几秒钟至半分钟左右。她通常会看见自己睡在床上,然后她又回到睡眠中。这种经历在她人生中每星期都会发生几次,而小时候也没有察觉有什么不妥,更没想过要和别人提起。至到青春期,Z小姐几次向同龄朋友提起却发现他们觉得这种经历非常奇异,于是她再也没有提过。

  这项研究的重点在于这名女子能够“离体”移动到能看到纸张中数据的位置并读取数据,而要一次就猜中五个数据的几率是1比59000。

  “元神”的神游

  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是个半神文化,旨在于返本归真的修炼(佛家和道家等)也一直延续至今。在修炼界,人们普遍把西方人所说的“灵魂”称为“元神”,认为真正主宰人身体的是“元神”。而这个“元神”是可以离体的,但如果“他”或“她”离体不回来了,那这个人的肉身就死了。在神话故事中,把“元神”离体去了什么地方又返回肉身,称为“神游”。

加拿大都市报 2014-04-21

印度女记者中国亲历记:做印度人还是中国人好?

一名在中国居住了5年的印度女记者,在北京胡同里观察形色中国,她作为印度人,边在中国工作,边对比着中印两国的差别,无论是制度的差别还是不同阶层生活的差别,边思考着做印度人好还是中国人好……

帕拉维·艾亚尔是《印度教徒报》常驻北京的印度女记者。她是《烟与镜:亲历中国》一书的作者,该书在印度颇为畅销,她也因此获得印度普莱姆·巴提亚最佳新闻成就奖。艾亚尔在接受这个奖项时说:“这是印度新闻界对中国重要性的肯定。”

以下为部分文章:

一​​

回到北新桥头条胡同,那群麻将搭子仍在小卖部门口,闷热的夏夜里他们会一直玩到夜永时分。其中少不了方老太的儿子,他把汗衫卷起,露出圆鼓鼓的肚子。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无论时间多晚,都能看到这群人都在外面打麻将。在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会停下片刻,然后总有人会轻轻地扬起下巴打声招呼。​​

他会说“回来了”,我的街坊们用这种一成不变的问候来表明他们知道我回家了。胡同里的问候语带有一种令人安心的可预见性。它们表明邻里平安无事,一切正常。​​

夏天过后,就是北京短促的秋天,要不了多久,空气中就会有烧煤发出的那种不祥气息——那是冬季胡同里的标志性味道。寒冷季节即将到来的其他迹象也初现端倪:一大早,上公厕的人穿的是长袖绒衣,而不再是棉质睡衣。​​

我想起刚搬到这儿时,胡同里的居民对睡衣的喜爱让我不时皱起眉头。对于睡衣来说,胡同是真正的解放者。不用再局限于卧室,全天都有居民穿着它们上街,而且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经过最初的困惑,考虑到每次要去附近的小商店买个火柴或者什么零碎时穿着睡衣出门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我开始变得非常欣赏这种对睡衣的友好态度。有时候,我会带上“焦糖”或者“豆腐” 一起出去。街坊们都非常喜欢猫,我带它们出门的时候,总会有一群人围过来逗它们玩。​​

一个秋日的早晨,在我从小卖部回家的路上,一群胡同游的外国游客正好骑车经过。他们左顾右盼,充满好奇,脸上挂着亲切地微笑,直到看到了我。其中许多人在那一刻看来都大吃一惊,有一位还差一点从车上摔下来。​​

刚搬到这里时,我也曾在一些中国人当中引起了同样的反应,住在这儿的人吃惊地发现有一个外人就在他们中间。但我还从来没有在外国人当中引发这种反应。​​

随后,我以他们的视角打量着自己:穿着一套睡衣睡裤,嘴角叼着烟,左胳膊下夹着猫,走路的时候拖鞋在脚下噼啪作响。胡同已经把我同化了。​​

2006年很快过去了,我们迎接着在中国的又一年,那将是我呆在这儿的第五年;房东吴先生打来电话安排吃晚饭的事情。我们有一段时间没一起出去了,四合院的下水道在最近一段日子里也没出过什么毛病。​​

我立刻答应下来,但我这么做还有着隐秘的目的。之前每次我、胡里奥和房东出去吃饭,毫无例外都是吴先生埋单。这与其说证明了他的好客,不如说表明了我们在中国人吃饭时流行的“抢着埋单”比赛中技不如人。​​

这是一场令败方大丢其脸的决斗,与吴先生和吴太太相比,我们的败绩令我和胡里奥的脸没地儿搁。现在,补救的机会终于来了。​​

因此,几天之后,我们和吴先生一家三口坐在一家正宗的川菜馆子里;对着点的菜,我眉头紧锁。“那是什么?是肺吗?”我问道,如鲠在喉。“哦,今晚专门给你们点的。”吴太太露出食尸鬼般的笑容,一边用锃亮的长勺子在热气腾腾的大菜盆中搅拌着。“不光有肺,还有腰子和肝,跟高汤和血炖在一起,加上花椒。”​​

有那么一刻,她露出了关切的表情。“你能吃花椒,对吧?”她热心地问道。我愁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摇了摇头。说实话,我并非不能吃辣。“那就没问题了。”她松了一口气,接着舀起一大勺灰色的抖动着的肉,扣在我勉强伸出的碗里。​​

晚饭继续进行。杂碎之后是未经脱骨的牛蛙,所以蛙肉得啃下来,然后吐出小块的软骨。吴先生告诉我们说:“很多人不知道,蛙肉其实是最鲜的。”一副很在行的样子。​​

让房东挑餐馆、点菜是我们的策略之一。我们让他以为那天晚上是自己做东,等我们吃饱后,胡里奥会推托说去洗手间,其实是溜到收银台把账给结了。待吴先生要结账的时候,我们会得意洋洋地表示钱已经付了,而且在他因为未能结账而垮下脸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露出得意的表情。​​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吃到一半的时候,一小块牛蛙进到吴先生的气管,他发出吓人的咳嗽声,紧紧抓住喉咙,这种两栖动物的一片软骨令他喘不过气来。我克制住这是房东让我吃那些东西而遭受报应的想法,不停地拍打着他的背。但没什么效果。吴先生突然起身冲出包间。我们要跟上去,但吴太太拦下我们,坚持说不用担心。“老吴身体好得很,”她说。“他会没事的。”​​

几分钟之后,吴先生回来了,脸还有点红,但显然已经没事了。他没理会我们关切的询问,而是大口吃起盘子中的猪肺。半个小时后,我们吃不下了,胡里奥按照计划溜出去“上厕所”,然后暗地里跑到收款台,小声索要账单。“埋单?”收银的女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跟你一起吃饭的那个老人家在半个小时前已经付过了。”​​

老谋深算的吴先生再次把我们打败了,除了品味留在这个国家的败绩,我们无能为力了。

​​​ 二​​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个月,对于未来,我们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划。我来到中国五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牛津大学给了我一个从2007年秋季开始、为期六个月的进修机会。我决定接受。胡里奥在中国生活了近六年之后,开始有了离开的冲动。尽管仍在中国,但我们和这里在心灵上已经拉开了距离,我们想要尝试新的冒险。​​

自从2002年8月来到北京,身边已经物是人非。我的许多朋友——那些记者和外交官结束了为期三年或者四年的任期后,已经离去。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的那些学生也已都毕业,有几个正在国外学习。​​

文章作者已在中国工作5年

奥运会即将举办,我刚到北京时四处可见的“拆”字几乎踪迹全无,因为那些房子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拆了。前门旁化为灰烬的胡同中,一座漂亮的购物中心初具规模。​​

自从我来到这座城市,出租车已经涨过两次价。清除中式英语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馆,他们已经把我特喜欢吃的一种鱼的翻译从“大便”(crap)改成了虽不是那么具有娱乐效果,却更为精确的“鲤鱼”(carp)。而最受外国人青睐的城市地标——东大肛肠医院巨大的霓虹灯招牌上醒目的英文“Dongda Hospital for Anus and Intestine Disease”现已改成了文雅的“Dongda Hospital of Proctology” 。​​

在一个国家呆五年不算长也不算短,而且我没有虚度这段时光——四处旅行,不停提问。但当我在中国的生活即将拉上帷幕,越来越多的人却会向我问一些问题。​​

当我离开中国去欧美旅行的时候,人们会问:“中国将何去何从?”中国将经历剧变,还是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一支令人敬畏的政治势力?不进行基本制度的变革,中国是否会陷入动荡?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

在印度,大家关注的问题则有所不同。无论报纸编辑还是家里的仆人,他们最常问到的是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印度能从中国那里学到什么?或者说,印度应该做哪些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国把美国视为评估自己的国力和成就时的终极标杆;但在印度,中国已经成为了其评价自身进步时常用的参照系。​​

回到中国,我时常被问及的问题又不大相同,并且是最直接,或许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总是毫无例外地问我:“哪个更好?中国还是印度?”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经常问我:“你是更喜欢中国还是印度?”胡同里的街坊们只要逮住机会就会问:“你喜欢住在北京吗?还是更喜欢住在德里?”​​

最后一个问题以各种形式出现,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每次碰到它,我的答案都不尽相同。与娄亚 (音译)和我家附近公厕的保洁员聊过之后,我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怜的女佣;我对于中国最底层的人仍享有相对的尊严感到惊讶。​​

在我住的那条胡同里,垃圾工每天来收垃圾的时候都戴着手套。这样一个简单物件——起到保护作用的覆盖物、细菌和皮肤之间的阻碍物——至少让他们得到了一点点自尊。他们的子女基本都在学校接受教育。他们自己或许没有念过什么书,但一般说来,他们的读写能力足以避免最恶劣的盘剥。​​

这些都算不上是多大的益处,而且在中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这种不算大的进步。但如果我是印度那数百万保洁员、清扫工、门卫或者掏粪工中的一员,我恐怕更愿意通过命运的轮回投胎成为中国人。​​

但在其他的日子里,我又会有不同的感受。当我为了报道写作中所涉及的某个问题,而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在这个国家的智库、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中寻找中文出处的时候,就属于这样的日子。这永远是一项让人垂头丧气的艰苦工作。​​

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那些年里,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拥有异乎寻常的狡黠、市侩和聪明。正如浙江的企业家所证明的,普通中国人在钻空子、找退路、行贿赂、避开僵硬的规章制度方面,堪称大师。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把隐形眼镜卖给盲人妇女,把鸡爪子卖给素食主义者。​​

一方面这个国家可能拥有大量成功的推销员以及有闯劲的企业家,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理性倾向。这并非本性,它更多的是反对批评、鼓励集体思维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产物,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最令人反感的一个方面。而缺乏对思想的热爱,缺乏争辩本身所带来的快乐,缺乏虽刺耳却不无理性的异议,这些都是最令我想家的原因。​​ 在中国,那些不认同主流的、官方的观点的人,往往被打上了异议者的烙印,并因此受到怀疑、驱逐和威胁。​​

所以,一个在记者面前说错话的教授可能会突然遭到降级处分,一个太过热衷于腐败调查的编辑有可能会遭到解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只是想尽其所能帮助委托人的律师,如果接了不该接的案子,有可能会把自己送进监狱。​​

在大学里,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已经烙在学生的脑子里。尽管实践中你也会察觉到或者会利用那种模棱两可、不置可否的答案,但在纯粹的理性层面却并没有给它们留下多大的空间。​​

身为一个好辩的印度人(那是一个视异见为常态的国家),中国人这种被强加的、整齐划一的思想和态度,是违背我本性的。因此,尽管印度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某些时候我会坚称自己宁愿做一个印度人,也不愿意忍受中国精神生活的压抑、单调。​​

然而,当我回到德里呆上几天,立刻又开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里,女人可以驾驶公共汽车,而且不会有一群性饥渴的年轻男人不停地盯着看、小声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马路上,这种场面几乎随时可以碰到。​​

但在同一天,稍后我打开电视,看见印度国会正在举行一次会议,尽管内容未必是最吸引人的,但在一双习惯了中国的眼睛看来,却比平日好看。​​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或许是史无前例的,但印度在政治上的成就同样如此。印度的民主政治在后殖民国家中之所以近乎独一无二,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在一个因一种理念而非地理、语言或者民族结合在一起的国家里,这种制度得来不易。这种理念甚至赞美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在印度,你不仅可以,而且欢迎同时拥有多种或者一种身份。​​

因此,我是一个德里人,也是一个说英语的人,一半婆罗门人血统一半泰米尔人血统,受的是印度教的熏陶,一个后天选择的无神论者,一个天生的穆斯林。但把这些多样性串在一起的,是最强有力又最难以归类的一个身份:我是一个印度人。​​

所以说,印度政治成就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它发展出调节机制,可以处理大范围的多样性以及频繁、活跃的争执必然导致的结果。构成这种机制之基础的指导性共识,或许也是唯一的共识,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你并不需要一定得赞成——除了表达不赞成态度的程序以外。​​ 对于“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是愿意生来就当印度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所有这些事实仍然无法帮我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与中国学生所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两种——不同,我总是被鼓励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当年我在德里念哲学的时候,穿着印度土布做的无领长袖衬衫、为人真诚的桑卡兰教授总在课堂上大声强调:“永远不要盲从。”​​

如果我必须给出一个简略的回答,那我会这么说:如果能出生在哪怕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家庭,我大概都会选择印度而不是中国。​​

在印度,尽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钱,就能生活得很滋润。因此,大多数德里家庭,只要负担得起,都会购买家用发电机以及在花园里配备自用管井,以备停电、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许多家庭都请了私人保安。通过必要的私人渠道弥补了公共产品的匮乏之后,在印度你就可以随意享受讨论“印度理想”的本质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快乐,或者享受赢得一场精彩的辩论所带来的肾上腺素上升所带来的兴奋感。​​

印度存在着真正的乐趣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享有这些乐趣和自由的并不仅仅是精英。论辩传统构成了印度世俗和民主政体的基础,涵盖社会所有阶层。​​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出身贫寒,我就愿意在中国碰碰运气,那里虽然没有民主选举,但与印度相比我更有可能吃饱穿暖有房子住。最关键的是,中国给我向上跨越社会经济阶层的机会相对要大。换句话说,如果出身贫困,我悲惨死去的可能性在印度比在中国要大得多。​​​

三​​

我并不是在否认民主选举对于印度穷人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使他们获得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交涉的能力。比如为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而迫使大量民众搬迁的做法,在任何一个印度政府那里都是一件不易完成的任务。​​

其实在印度,投票权并非必然或者常常产生更好的政府,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害怕失去票仓,地方政客对迁徙人口非法侵占城市土地视而不见。由此出现的贫民窟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例如下水道或供水系统。​​

在印度,公民以可预料的周期撵走政府。在这个国家,占据多数的大量贫困民众通常能让五分之四的现任官员下课,在印度任何一次的选举中,所谓的不信任票因素恐怕都是起到决定作用的。这种状态往往被视作印度民主制度健全的一个著名标志,其实它所反映出的是政府的为政记录。但这份记录太糟糕,哪怕有些地区人民的收入提高了、贫困减少了,民众还是认为这与政府无关。​​所以从根本上看,虽然印度有穷人的政治代表而中国的穷人缺乏政治参与,但中国在基本公共设施的提供方面,像是公路、电力、排水和供水系统,以及真正有老师的学校,是赢过了印度。​​

这种异于直觉的状况与这样一个现实有关:在中国,政府通过经济的增长来获得合法性;但在印度,一个政党统治的合法不过是因为它是民选的。因此,实现许诺不如赢得选举来得重要。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许多方面都使得印度历届政府无需一定要履行其许诺。但中国领导者不可能负担得起这种奢侈。因此,中国政府对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会比正常反应更为敏感,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中国在新世纪的前途在哪里?​​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想找到答案,全世界有一堆分析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依据一位作家最近的描述,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分为“平稳假定”——这种观点认为西方的自由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以及“巨变假定”——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现有政体的悖论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崩溃。​​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中国充满各种矛盾。社会和经济自由与政治掌控之间存在着摩擦,城市中产阶层充满矛盾的需求和抱负,与农民和民工的存在着碰撞。从建筑到宗教,古老的传统、强加的现代性以及复兴的传统之间令人不安的共存现象四处易见。从瑜伽老师到酒店门童,对于一群群来此淘金的外国人来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机遇之地;但同时,中国又有数亿的贫困人口随时准备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机会离开故乡。新中国充满了对立,混乱和控制、变革和延续、财富和贫穷、善良与邪恶以一种有可能引发爆炸的混合方式在此共存。​​

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中国政府(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依经验行事,调和各种矛盾的技巧之娴熟,令人吃惊。他们或许一直在走钢丝,但中国人的杂技技巧可是声名在外的。因此在我看来,崩溃或者民主化都并非不可避免,未来数年内,中国很有可能继续成功地延续其目前的经济增长和改革策略,同时伴以小幅度的政治变革。​​

其实我生活在中国的那段时间里,时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中国政府的行动迟缓或者僵化,而是它对实用主义的信奉,以及愿意尝试新想法的愿望。与印度的那些共产主义政党对于任何实质上的创新之举(从经济特区到外交政策的新方向等)所表现出的陈腐态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相比,中国的做法尤其令人引人注目。​​

从农村的合作医疗计划到提议废除户籍制度,中国政府喜欢通过实验来充分检验各种改革措施。当然,究竟是否“行之有效”,最关键的是这些政策将巩固或者至少也是在维持现状。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北京运用了一系列方法。​​

他们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现经济的增长。​​

城市的中产阶级从这种增长中直接受益最多,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经验中,最主要的一支力量恰好也是这些人。通过把这个群体的繁荣与共产党继续掌握政策的制定权捆绑在一起,中共已经有效地从政治上解决了有可能成为其最大敌人的一群人。​​

与此类似,其他一些不安定因素,比如收入差异、腐败和环境问题,也引起了重视。事实证明北京对于各种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就像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共忙着扑灭的大火许多都是它自己导致的,是基本管理结构的缺陷所造成的。但你也可以说,哪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领导层的确在尝试进行医治,不过要注意的是,他们找的是中医而不是西医。​​

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教书的时候,一个名叫弗洛拉的学生要请几天假。她说,妈妈病得很严重。我早就听说她妈妈住在加拿大,所以问她是不是要飞过去看妈妈。“哦,不是,”弗洛拉回答说。“在加拿大治不好,她准备飞回北京看中医。”​​

回到政治改革的问题,中国的领导层不仅认为这种改革是可行的,而且已在进行中。不过这场改革的节奏和条件依据的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非依葫芦画瓢模仿西方的自由多党模式。简而言之,北京认为中国人的病还是得用中医治。​​

西方仍怀疑这些改革的效率,指出这种模式所存在的种种矛盾之处,但中国曾经一再地令西方大跌眼镜。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基础是法制建设。它不是搞多党民主制,而是在一党制的国家内部建立一个制衡机制,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依法行政,而非依据专横的、官僚的指令。​​

所以,人民获得的不是投票权,而是一系列策略性的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包括就某些问题起诉政府机关的权力,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宗教自由等等。尽管法律仍然被视为一个控制工具,但它同时也被视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并且个人权力的保障也得到了加强。

​​随之而来的是法律意识得到了显著的增强。中国人所说的维权运动势头渐猛,尤其是2003年孙志刚死亡事件之后。几年来,维权运动取得了几次成功,迫使政府撤销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举措,唤起了公众的关注。那些维权人士的工作重心不在政权的更替上。他们的目标不是推翻政权,而是督促其实现自己的承诺。他们打抱不平,反对地方官员滥用职权,这使得中央政府往往站在他们一边。引发维权运动的常见原因包括地方上非法侵占土地所引发的冲突、城市发展以及环境污染等。​​

互联网和手机这些新技术对于维权运动的影响力大小发挥了核心作用。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2003年宝马撞人案,和2007年厦门PX化工厂事件。从曝光官员在煤矿事故中的过失到救下差点被送上餐桌的猫,互联网提供了公民社会兴起的聚焦点——尽管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对此进行控制。​​

不过,不同于过去一味的打压,政府在策略和目标方面,已经能够更好地处理新技术进入政府和公民互动关系后所带来的复杂性。在政府看来,互联网既是威胁又是机遇。一方面,网络可以避开进而打破权力对信息的垄断;另一方面,公众在互联网上表达舆论也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反馈机制,一个测试国民的看法和情绪的手段。​​

中共进行政改的双轨方式就是把更大规模的参与和持续性的压制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高风险、存在潜在危险的策略。它不仅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有可能引火上身。如果激起了公众对于改革的期望,但中共又无法或者不能满足这些期待,爆发严重的摩擦是相当有可能的事情。由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大修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所以社会赖以构建的体系难以稳定。因此,中共被迫进入一个半永久性的危机-反应模式。​​

不过,北京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始终把压力保持在文火炖而非翻滚沸腾的状态。尽管透过水晶球占卜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但我还是愿意肯定地表示:在一段时间里,中共很有可能继续保持这种文火状态,避免爆炸的发生。​​

在我抛出对中国未来的预测时,你可能会问我许多人已经问过的问题:中国大陆近些年的历史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对于印度有什么借鉴意义?​​

过去几年中,印度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经验”以及中国能从印度学到什么,成了国际会议上的时髦话题。那些兴奋的记者、德高望重的管理大师、跃跃欲试的商人以及圆滑的政客,一谈起中国都是金句不断,但说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没什么意义。​​

其中的一条“深刻见解”是,印度擅长做软件,中国擅长搞硬件。另一条是,印度应该仿效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应该借鉴印度的金融和司法制度。总之,结论看来就是印度应该修路,中国应该建立民主制度。​​

这些观点具有一种精致的对称性,它们发现中国和印度其实像镜子一般映照出彼此的成与败。但两国的评论家中哪怕是洞察力欠佳的人,也能轻易看出,如果中国有了印度的政体,或许就没有这么多马路。​​

事实上,民主在印度经常被用作替糟糕政府进行辩护的借口,正如中国把印度的民主制度作为必须坚持一党专政才能获得(相对)高效的借口一样。在中国,印度总是作为民主缺陷的样本;同时在印度,那些羡慕中国经济成就的人也会哀叹,如果以民主为代价,印度也能取得中国的成就。​​

但这正是让我觉得争论出了偏差的原因。民主强调建立共识,或许它在印度延缓了决策过程,但同时,它所维护的制度基础应该使得一个国家的治理更为容易,而不是更困难。​​

印度的政党能够从北京的技术官僚身上学到的,就是不要只盯着选举结果,而要把经济增长和提供公共设施作为最终目标,至少作为第二个目标。指望印度的政客们能够大公无私、以国家利益为重,这种想法太天真,但这恰是从中共那里所能提炼出的最珍贵的经验。​​

应该是印度向世界证明公路和民主可以并存的时候了——哪怕是在发展中国家。进入新世纪后,印度的经济发展已经证明了评论家认为在低收入国家实现民主会不可避免地阻碍经济发展的说法是错误的。但遗憾的是,印度的这种新增长相当程度上并非因为政府。引发全球关注印度经济的,是那些私营部门。类似IT这样的行业把印度放在了国际版图上,这些行业一开始并未受到政府的重视以及扶持。​​

如果印度政府能够提升在完善基础公共设施方面的表现,比如教育、公共卫生、饮用水以及电力等方面,他们就不仅能创造出一个真正促进经济腾飞的平台,而且这种发展将是可持续性的、有着坚实基础的。​​

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主要优势在于,其经济改革的社会基础在文化水平、平均寿命、妇女权利以及对待劳动的态度方面,都优于印度。30年后,尽管中国在后改革时代社会成就的取得有所放缓,而印度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这些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仍然有着很大差距。印度要“赶上”中国,仅仅修建基础设施和增加出口是不够的。只要有半数的印度女性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吹嘘印度即将“赶上”中国(正如印度一些人惯于这么做的)不过是在说胡话而已。​​​

四​​

当我坐在四合院里写下这些话时,心中浮现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时间好像在同时加速和放慢。我看看外面,“豆腐”正在悄悄地靠近停在竹丛上的一只蜻蜓。与竹丛成对角线的位置有一棵石榴树,树上光秃秃的没有一粒果实。年初的时候树上长虫,所有的石榴都没有了,但它活了下来,希望来年成熟的果实能再次挂满枝头。​​

我听见李阿姨正在厨房大声地打着电话,不知道在教谁做三角包。我感到惊讶,一位来自安徽农村的妇女,在北京掌握了印度料理的秘密。“多放辣椒,”她大声喊到。“喂?听得见吗?好了!多放辣椒,印度人喜欢吃辣的,”她继续说道。​​

她的做菜指示被同样大声的“晚报,晚报”声所打断,一个卖报纸的小贩骑着车从门外经过,加入到胡同生活的大合唱中。我感到一阵忧伤,因为这一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我又感到高兴,因为我经历过那一刻。​​

我再一次把目光落在明亮的电脑屏幕上,突然意识到引发我写下这一大堆文字的那三个问题,其实也可以用在无需宏大叙事的事情上——也就是那些貌似平淡,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

中国和印度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而且世界也能从这两个国家身上学到很多。但我从过去五年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中又学到了什么呢?​​

脑海中涌入了许多琐碎的事情。但我所学到的,往往很难用语言进行归纳。确切地说它们融入在那些姿势、表情或者味道中:吴女士微笑时眼里流露出的一丝悲伤;老太太把裹过的小脚从身上放下来时的样子;麦当劳番茄酱甜丝丝的味道混杂着臭豆腐的味道……​​

总之,在中国这几年的经历教会了我对立的东西也可以共存。这话与政治无关,也不是说矛盾必须得解决,我更多是在说吴先生。我们曾经拿这位房东一点办法都没有——从一大早跑来打扫院子的卫生,到不久前用青蛙内脏或者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一些玩意儿“毒害”我们。​​

然而,吴先生是个好人。他热情地修好了堵住的厕所,更换了烧坏的灯泡,修好了厨房漏水的地方。他甚至勉强认同我挑选的芒果黄涂在院子里“也不是那么难看”,最后他还慢慢同意了早上九点之前不会不请自到。​​

简而言之,当我想到要离开北京时,脑海中出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一位六十岁的退休铁路官员,骑着一辆嘎嘎吱吱的自行车——这幅画面总能让我哽咽。​​

我还学到哪怕是来到最陌生的地方,你也会爱上它。回头看刚来北京的那几个月,当时一想到别人要用像狗吠般的语言跟我说话,就害怕。想到我曾经那样看中国人,让我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他们的食物和深不可测的表情曾经让我害怕。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看来变得温和?是在邻居闲聊时的普通话听起来不仅不再刺耳,而且成为了我后来所珍惜的一种令生活宽心的背景声时吗?​​

后来我知道了,不去了解就盲目厌恶的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哪怕是一些表面上看来陌生、让人害怕的东西,亲近感的获得也会比你想得容易。转个弯你就能找到它。​​

最后一点,我重新学到了大学时代哲学教授们说过的话:匆忙得出的结论以及人云亦云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真相总是难以触及,而且真相很少只有一个。​​

这些年里,许多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对我所经历的事情进行妖魔化或者颂扬美化。但随后,我又会突然不敢确定之前所得结论的道德基础。我意识到恰如桑卡兰教授说过的:我很擅长“质疑”,却不擅长得出肯定性的结论。或许这是一件好事,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它或许不是。​​

撰文:帕拉维·艾亚尔(Pallavi Aiyar)东方历史评论 于 2014-04-08

中国和印度 同时面临癌症危机

中国和印度除了同为世界人口最多的新兴大国外,也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癌症危机。研究显示,中国60%的癌症和“可以改变的环境因素”有关。此外,误诊、治疗机会不平等也导致大规模的问题。

在”柳叶刀肿瘤学”(The Lancet Oncology)公布的一份重要报告中,40多名专家警告称,这两个亚洲新兴巨人正因为癌症蔓延面临巨大的经济和人力损失。

根据该研究报告,在中国,癌症占死亡原因的五分之一,是仅次于心血管疾病最常见的死因。中国60%的癌症和”可以改变的环境因素”有关,其中包括吸烟、水污染、空气污染。

 日程生活中的致命因素

中国城市的雾霾问题已经算不上新闻了:手机屏幕上爆表的空气污染指数、仅仅几米的能见度、相关的疾病和死亡,很多中国居民都对此非常熟悉。

然而在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切肤之痛不仅是雾霾。几天前,兰州市发生自来水污染事件。该市兰州威立雅水务提供的自来水中致癌化学物质苯的含量超过中国国家安全标准20倍以上。事故具体原因目前还没有公布,但媒体报道指出,石化老化的排污管和自来水公司年久失修的自流沟是严重安全隐患。

此外, 还有早为人诟病的食品安全问题,”致癌门”屡见不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癌症患者数目惊人。今年2月,世卫组织报告称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居世界首位。

“全世界四分之一的癌症都发生在中国”,负责这次研究中国部分的哈佛医学院教授高斯(Paul Goss)说。他表示,造成癌症问题严重的主要因素–例如医疗资源不足和分布不均、公众对疾病的误解,都很难在中国国家议程中看到。

  公众危机意识低

尽管危机就在日常生活中,然而根据专家调查,中国公众的危机意识仍然非常低,人们或者受宿命论的思想影响,或者迷信传统中药的治疗效果。

另外资金也是问题。中国目前只有5.1%的国民收入用于医料保健–这大约相当于欧洲国家的一半,而其中用在癌症上的只有0.1%。

在美国,癌症占了医疗保健支出的1%,也就是中国的十倍。而中国患者大部分时候要自己支付癌症治疗费用–这可能意味着天价的医疗帐单。城市的癌症治疗点是乡村的一倍,尽管中国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农村。

  存在地区差异的印度

印度每年新确诊的癌症病例约为100万个,预计这一数字在2035年将达到170万。癌症每年致死60万至70万人,而这个数字预计也将继续上升,达到120万。

研究表明,虽然印度人口的癌症发病率只有欧美的大约四分之一,但是癌症病患的死亡率要高得多。在印度,癌症患者在确诊后的五年存活率不到30%,这说明了病症被发现地太晚,而且治疗不足。在癌症死亡病例中,超过三分之二是30岁至69岁的壮年人群。

乳腺癌是最常见的癌症杀手,五分之一因癌症死亡的女性死于乳腺癌。另外,印度40%癌症病例和烟草有关。

与中国类似,专家们发现医疗诊断是一个问题。在缺乏癌症治疗的北部、中部和东部,病人们不得不为了治疗长途跋涉,并且常常生活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

研究报告称:在印度农村,超过四分之三的私人医生没有医疗资质,而他们往往是人们患癌后首先求助的人。

“解决印度日益严重的癌症问题最需要的是政治承诺和行动”,加尔各答塔塔医疗中心的教授马拉特(Mohandas Mallath)说。

“癌症患病率和死亡率在未来20年的增幅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烟草控制、医疗保健服务、癌症研究和临床试验上的投资”,他说。

教授马拉特还称,提高公众对于吸烟的危害、健康的生活饮食方式和接种致癌病毒疫苗的公众意识也很重要。

这个周末在吉隆坡举行的亚洲肿瘤学峰会将进一步介绍这个研究报告。

2014年4月15日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十个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的谋生之路

  新移民初到加拿大都面临一个谋生的问题。随便打工并不难,但是找一个体面工作却难上加难。虽然很艰难,但是这也丝毫不奇怪,除非是稀缺人才,哪里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虽然看似艰难,但是十几年过去了,所有人都活得好好的,有谁会被饿死呢?实际上大多数活得最滋润的反而是自己创业的人,有的则是面临就业压力重选专业而获得成功的。
  就谋生与创业问题,我先后采访了十多个来自中国各地的移民。

  李女士,1963年生人,夫妻二人是四川大学计算机专业高材生,十多年前以技术移民身份落地加拿大渥太华,原以为技术移民一来便可以找到专业工作,没想到夫妻二人落地后就面临生计问题。先是从餐馆打工开始,一个工作收入不够,所以还要赶场。为了多赚钱,夫妻甚至把女儿一个人放在家中,说到此,李女士偷偷望望已经成年的女儿,露出一丝愧疚。后来二人也去公司工作过,但是都不稳定,积累了一定资金以后,二人决定开大排档。夫妻心想,既然开大排档在哪里都能开,干嘛还守着渥太华,而不去温哥华呢?于是一家三口来到温哥华,在那著名的大学盘下来一个大排档,生意奇好。我每次上课后都去她家吃饭。最令人叫奇的是,虽然是大排档,大锅炒的菜,但是个个菜都像是小炒。端上桌来,就说是餐馆里点的菜都有人相信。李女士很健谈,对我说,现在生意不错,很稳定,还聘请了国内的厨师和大学生做服务员,但是就是采购累一些。她还说:“累也不怕,生意是自己的。给人打工也不轻松,但是生意是人家的。”

  陈女士是1964年生人,国内某大学英语教师,来到加拿大却不知自己做什么好,因为加拿大人不需要跟中国人学英语。她先后应聘了当地屈指可数的几家中国人开的ESL、托福雅思学校。对此她说道:“给人教课,课时不够,千里迢迢跑一趟,一小时也就是18元。既然那么费劲,还不如自己开。” 于是陈女士先是在家里开班,刚开始打广告时候人很少,后来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学生达到40多人。陈女士目前还在家里开班,还又请了一个合作伙伴,二人轮班,这样陈女士回国的时候,学生可以交给合作伙伴,不至于流失学生。

  王先生和张女士是一对夫妻,早年以技术移民身份登陆蒙特利尔。夫妻还算幸运,王先生在蒙特利尔找到计算机工作,张女士则在一家时装公司负责中国方面的业务,每个月也有3000多加元收入,但是王先生的工作不稳定。这IT 行业,太不靠谱,今天还兴旺,明天就裁员。夫妻好在经过积累,带了钱和两个孩子来到温哥华,盘了一个杂货店。据说,他们尝试了很多生意,最后发现就是杂货店最赚钱。我经常去他们那里买东西,几乎每分钟都有好几个客人来购物,还有很多没完没了买彩票,不是649就是Lotto Max。他们还雇有一到两个员工,其中一个员工是香港人,原先是个会计,后来在他们店里干发现挣得比做会计还多,索性辞掉会计工作,在他们这里做了全职。

  郑女士和罗先生是另一对夫妻,十多年前登陆多伦多,后来到多伦多附近某高科技小城。罗先生在一家著名的保险公司任人力资源主管,郑女士则在盛产黑莓手机的公司做事。二人都在加拿大名企,其乐融融,购置了湖景别墅,一家三口共享天伦之乐。谁知好景不长,罗先生的公司裁员,才干了一年就被裁掉。没多久,黑莓公司因面临苹果、三星的竞争,大量裁员,郑女士干了五年,也被裁掉。多年打工经历,二人已经对为人做事精疲力尽,此次下定决心还是自己创业。于是夫妻二人开了一家中国便利店,从彩票到小五金,从副食品到日用品,应有尽有,小店给周围居民带来极大的便利。郑女士说道:“我在多伦多干过很多体面工作,在社区干过,在写字楼干过,也在名企黑莓公司做过五年,给人打工,哪里不是如履薄冰?又有哪里能终身养你?最后不还是自己创业?挣多挣少是自己的,虽然累一些,但是舒心啊!没有人际关系,没有勾心斗角,也不用怕被解雇。” 现在他们的便利店生意十分稳定。由于善于进货,方圆几里的中国人和老外都知道这家店,平时都会开车来采购。

  刘先生是我的驾驶教练,他的故事也和上面的类似。他是以技术移民身份来到多伦多,当年也是计算机行业的翘楚,曾在某著名高科技公司任职,但是突然有一天,他们部门从经理到员工100人同时被裁掉。他回家拿了近一年的失业保险(EI)。他说道:“我再去发简历、面试、找工作,然后再干一两年被裁掉?算了吧,那种日子不想再重复了。” 他考虑了很多出路,最后决定做驾驶教练,因为一来他很懂车,二来他熟悉交通,于是他报了班,专门学习当教练。出山以后,刚开始比较难,因为找不到客户,但是慢慢客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以至于现在找他的人还约不上。“有时候人太多,我还不得不推掉几个给别人,” 他说道。这一行有什么美中不足之处呢?他说:“干这个就是说话多,嗓子会有些累。” 他也很成功,四年前他购买了当地高尚社区的大别墅,现在收入远远超过在IT公司时候的收入。

  黄女士是来自国内某大学图书馆的一名行政干部,来到温哥华以后决定从事按摩行业。她先报班学了SPA行业的一整套技术,拿到了按摩技师的执照。后来数年一直在温哥华闹市区华人或韩国人开设的按摩院工作,底薪加小费,每个月最多的时候能有四五千元,但是也极其不稳定。她说道:“不稳定主要在两方面,一是老板觉得不赚钱,开着开着就不开了或盘给别人了;二是客人忽多忽少,和天气有关,所以有时候天气不好,这一天都没客人,有时候好天,突然来好几个,还接不过来,客人就走了,到别家去了。” 黄女士还煞有介事地说,一定不要在华人社区干这行,因为华人舍不得给小费,西人客人普遍小费丰厚,基本上都是二三十地给。黄女士还说,因为她有执照,所以相对还算容易找工作,有执照,客人就可以凭发票找保险公司报销。经过五六年的积累,去年黄女士在温哥华的一个高尚社区盘了一个680平尺的店,终于自己创业了。

  沈先生生于1970年代,国内某大学法学院毕业,移民到多伦多以后,因为语言关没过,不得不放弃法律专业,开始漫长的打工生涯。遇到我之前他在多伦多一家服装厂车衣服。据他说,车衣服的工人都是华人、印度人、菲律宾人,都待在地下室里干活,而坐办公室的都是白人,都在地上。那时他心里不是滋味,但是为了生存,没办法。十年前他每个小时可以挣18加元,那时这个收入远远比在温哥华干同样工种的收入多。后来他回国在某律师事务所工作,虽然收入丰厚,但是不开心。他说:“实话实说吧,我在这里,这样豪华的律师楼,看着体面,其实还不如在多伦多车衣服时候开心呢!” 我听了吓一跳,难道多伦多那么有魅力,能让人放弃北京万人瞩目的好工作,而愿意去多伦多蜗居在地下室车衣服?当时我给他出了个主意,建议他去学习医院护士专业,能相对容易找到更好的工作。没想到,他一回到多伦多就去几家社区学院打听了,一问,护士护理专业很紧俏,还报不上名,后来只好报了一个医疗器械消毒的专业。再后来,据说他去了大医院专门做消毒工作,也很稳定。

  这些人的成功经历告诉我们,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他们有的用打工的经历和积累为创业铺平了道路,有的是花了学费重新深造,重新择业,假如当时懒惰,满足于打工,那么十年过去了,恐怕还在奔波打工。那些想像着一来最好就能掉下一个全职的、终身的工作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不现实的,当然幸运儿也可能有,但是我总觉得上帝还是蛮公平的。

  我为他们祝福!

外星人的博客 2014-04-14

加拿大临终关怀:死亡不再悲与惨

  从未听说过Lisaard House,虽然它就在离我们十几分钟车程的剑桥市。当然,不是人人都像我一样无知,知道的也大有人在,每当学校老师或亲戚朋友问起婆婆,我说医院正在联 系将她转到Lisaard House的时候,他们的脸上都显出不忍的表情来。

  然后我才知道:原来Lisaard House是一个“临终关怀”性质的地方,凡去了那个地方的人,百分之百都是已经被医院判定了“医治无效”的癌症病人、而且据说来这个House的病人, 一般最多也不会住超过两个星期以上。知道这个事实后,我马上把Lisaard House和“死亡之屋”联系在了一起,迟迟不敢去探望婆婆。

  婆婆自去年年底开始感到不适,住院接受治疗,我去医院探望她多次,她还谈笑自如,似乎还对病情好转怀有希望。住院期间,偶尔她也被允许回家小住,和家人团 聚。想不到才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被“判”到了这个Lisaard House,所以我一时之间怎么也不能接受她已经在“死亡之屋”的这个事实。

  终于,在婆婆住进去两、三天后,我们决定带上女儿一起去探望她。Lisaard House离高速公路不远、附近也有工业区,但等我们接近它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一幢完全独立的、似乎与世隔绝的大房子,据说这正是创始者的设计思想:让这个地方尽量地处在一个宁静、不受外界干扰的氛围中。面带微笑的工作人员开门放我们进去后,立即指导我们哪里放大衣、哪里换拖鞋、哪里可以喝咖啡吃东西等 等。

  女儿喊着奶奶、立即向工作人员指点的房间奔去,好像这不过是一次平常的探望奶奶的时间一样。真的,跃入人眼帘的宽大的走廊、色彩斑斓的壁画、明亮整洁的开放式厨房,微笑的工作人员,从我们进门的那一刻起,就立即纠正了我对“死亡之屋”的设想:悲 哀、沉重甚至窒息,我不由得稍稍放松下来。

  婆婆的房间是整个House六间屋子中的一个,像其它五间一样,婆婆的这间也不但有自己独立的设施,而且还带有 一个直接通到院子里的门,以方便病人和家属直接与自然交流——创立者一切为病人着想的心思让人感到十分温暖。看到婆婆有一个护士和一个护理轮流照顾,我们 都觉得非常宽慰。婆婆的精神似乎比在医院里还好些,居然有力气关心孙女是不是想吃厨房里的小甜饼。婆婆在Lissard House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几乎天天去看她,次数多了,对这个大House也多了些了解。

  这个House是2000年由一对加拿大夫妇发起、首捐 100多万原始基金、本着“让病人尽量舒适、有尊严地渡过他们最后的日子”的宗旨建成的。虽然只有六间房,但据统计在13年时间里,已经接待了1000多病人。

  Lisaard House通过政府资助(支付护理人员的工资)和慈善人士/团体的慷慨捐赠,凡入住病人都得到免费的待遇,令病人和家属都感激不尽。也正因为此,很多人在 家人去世后,又重返医院做起了义工,以期回报和继续维护这个House的存在。

  Lissard House令我印象深刻的,还不仅是她如何尽其所能令病人感到温暖和舒适,而是她同时对病人家属所显现出的敏感和关怀,正如她的一位工作人员所说的:“病 人家属对我们来说也是病人,也需要我们的理解和关心”。 所以Lissard House设计了宽敞的厨房、餐厅、起居室,更有甚者,一个美丽的Sun Room,以供病人以及来访的家属和朋友使用、尽量让他们感觉到在医院里所感觉不到的:“家”的气氛。

  圣诞前夕,婆婆的子女们都来了她的病房。护士看到家人多,就主动提出把婆婆搬到Sun Room里,这样大家可以不必太拥挤地团聚在一起。原来这个Sun Room是一个独立的多面形的屋子,高高的屋顶,加热的地面,最特别的是它的所有墙体都是玻璃的,因此从屋子的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屋外的树林以及前 来取食的各种各样的鸟类和松鼠,人仿佛立即置身于一个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奇妙境界之中。

  虽然大家都为婆婆的病情难过伤心,但也不能不被屋外的景致所打动,仿佛每个人都突然被摆放到了“生”与“死”的边缘、而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 一时间,我更加体会到了Lissard 的初衷:“it’s not all doom and gloom.” (不仅仅是末日和悲惨)而是让即使临终的人也仍然能够感受到他们最后的日子仍然是 “Days of Life” (有生命的日子)。

  婆婆虽然走了,但我为她能在最后的日子里得到体面悉心的看护、平静安心地走到另一个世界而感到安慰。我相信即使婆婆的在天之灵,也会感激那一对不平凡的加拿大夫妇,是他们创立了这样一个让人即使在死亡面前,也能体会到尊严和关怀的地方。

51周报 爱玲 2014-04-03

在美国捍卫加拿大医疗体系 多市女医生窜红

多伦多一名女医生﹐此前在美国国会强烈捍卫加拿大医疗体系。此事后她声名大振﹐加国各级政府、多个政党都向她伸出橄榄枝﹐试图将其招募旗下。但当事人说﹐那并非她的志向。

无兴趣从政

马丁医生(Dr. Danielle Martin)表示﹐自从她上月在美国国会露面﹐转瞬成为名人后﹐市政、省级及联邦级别的多个政党﹐都不约而同邀请她加盟。身为医疗政策教授、多伦多惠仁医院(Women’s College Hospital)副院长的马丁表示﹐那不是她想讨论的事宜。

图为马丁医生3月11日在美国参议院一间委员会作证。(加新社)

三级政府的不同政党﹐都希望她在今后一年半时间内﹐代表它们参选。

马丁所能说的是﹐她对这些毫无兴趣。她说﹕“我已经担当非常重要的职位﹐对于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士﹐本人乐意就医疗政策提供建议。” 51.CA 加国无忧

马丁说﹐她原先并未料到﹐除了母亲之外﹐还会有其他人观看她上月在美国参议院下属委员会的讲话。事实上﹐观众相当之多﹐其中包括美国有线电视的清谈节目、美国与加拿大新闻台等﹐它们都播放马丁与共和党议员唇枪舌剑的交锋。

马丁受到委员会主席、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邀请﹐前往作证。桑德斯自喻为社会主义者﹐希望美国采用类似于加拿大的单一付款方医疗系统。

马丁解释说﹐加国的医疗系统实际上由各省管理﹐联邦拨款。

她引证研究称﹐与美国医疗体系相比﹐加拿大在对癌症与心脏病人的治疗上效果较好﹐且成本低得多。

那令她成为委员会中共和党人的攻击目标﹐但她优雅地反唇相讥。

有人质疑说﹐加拿大的医疗配给制﹐令很多加人垂死。

马丁回应称﹐美国医疗系统按支付能力配给﹐每年4.5万人因此被推至死亡边缘﹐加拿大的数字相比之下远远不及。

有人质疑加拿大求医的等候清单非常残酷﹐但马丁说﹐对于没有保险的美国人﹐等候清单永远没有尽头。

加国无忧 51.CA 2014年4月6日 来源:明报

国际医科生在加拿大行医 需过哪七关?

加拿大行医:不少莘莘学子都想如香港电视剧《On Call 36小时》中的主角一样,成为独当一面的医生,但在本国,要考进医学院竞争很大,时间也很长,有华生改到海外读医学院,不过,毕业返加后发现想在加拿大取 得医生执照,却远较本地医科生难度高。据统计,争取在本国参加住院实习的国际医科生,过去10年上升约一倍,但实习名额却增加有限,在「僧多粥少」情况 下,医科生得到实习机会的成功率反而下降。 

现年25岁的周卓行是香港移民第二代,他本来就读卑诗大学(UBC),但读完大一后想转读医 科,又不想在本国花长达8年时间,于是到爱尔兰皇家外科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in Ireland,简称RCSI)读医学院,前后仅花了5年,就拿到毕业证书。

由医院进行筛选

由于家人及亲友都在加拿大,他返加发展希望取得医生执照,但发现难度很高。原来国际医科生要在加国取得医生执照,必须通过七关(详见另文),其中一关是「完成和通过临床培训或评估」,也就是说必须在本国医院找到住院实习的名额。

加拿大医学毕业生在最后一年,需通过加拿大住院实习配对服务(Canadian Resident Matching Service,简称CaRMS),获取住院医生培训机会。国际医学生或移民医生想拿执照,都需通过CaRMS配对,获取住院实习机会。

CaRMS的住院医生配对,是医院就申请人的成绩、个人陈述、推荐信和面试进行筛选,而申请人则可按意愿填写希望实习医院的优先顺序,双方进行配对。第一轮没有被CaRMS配对成功的医学生,可参加第二轮配对。

 

赴美行医更容易

周卓行说:「我根本没机会参加第一轮配对,无法回到卑诗当住院医生,现在只能选择先到温尼辟Seven Oaks全科医院当住院医生,将来设法转回卑诗行医。」

周卓行指与其他省份相比,想留在卑诗当住院医生更加困难。他还说,国际医学生到美国、新加坡当住院医生,甚至比加拿大还容易,这也是他许多同学选择赴美当住院医生的原因。他说:「与其他省份相比,卑诗、亚省尤其困难。」

他说,目前在海外学医的加拿大人,其中九成学生毕业后希望回加行医,但国内住院医生名额有限,还要和移民医生竞争,因此很难进入本国医疗系统工作。

 

安省人数占最多

据UBC研究报告指,加拿大国际医学生正不断上升,目前保守估计约有3,500人,已较5年前增加一倍。其中约有1,500人来自安省,卑诗约500 人,为第二高省份。据CaRMS资料显示,去年有高达1,335个国际医学生参加匹配,仅127人获住院实习机会,成功率仅9.5%,比2005年的 12.7%,反而有所下降(详见附表)。

48岁英国移民医生麦康维尔(Raymond McConville)称,他17岁时来此旅游喜欢上加拿大,才在2002年移民加国,4年前成为加国公民。他说,在加拿大获得医生执照困难重重,但只要 坚持梦想,终有成功一天。他又鼓励华裔可选择赴海外就读医学院,就算无法回加拿大当医生,也可到美国或英国行医。(记者张文慈)

 

国际医科生在加拿大行医 需过哪七关?

根据UBC国际医学生(International Medical Graduate,简称IMG)办公室网站,国际医科生在加拿大要获取医生执照,需要经过下列7个步骤:

1. 医学学位的验证,学位由独立的第三方进行验证,签发医学学位的机构必须是世界衞生组织(WHO)承认的医科大学或医学院;

2. 申请人必须提供必要的个人材料,如个人教育成绩单、临床工作经验和技能及证书等;

3. TOEFL或TSE考试达到标准;

4. 通过加拿大医学会(Medical Council of Canada)的评估考试;

5. 完成和通过临床培训或评估,以达到考取医生证书的要求;

6. 考取医生证书;

7. 申请医生执照。

要完成第5项步骤,必须取得住院实习培训资格,家庭医生需要2年培训,专科医生则需要5到7年培训。住院培训一般在教学医院以门诊 (Outpatient)或住院值班(Inpatient)的形式进行。培训的目的是帮助医学生获取临床操作经验和专科技能,为独立行医做准备。

另外,毕业于非英语系国家的国际医科生,想在加获取医生执照,除学位验证外,还需提供语言能力证明,以及通过加拿大医学会的评估考试。

获取医生执照详情可浏览http://imgbc.med.ubc.ca/获得相关讯息。

 

星岛日报  2014-04-06

加国麦大研究 心理压力和久坐不动是恶性循环

  近年来,有关久坐影响健康的研究正在深入,不久前本台也报道了一项久坐对老年人健康造成影响的研究。现在,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的一个小组又公布了一项对青年人久坐习惯的深入研究,发现:男青年在20岁时如果已有压力过大的感觉,那他在今后的时间里将会花更多的时间坐在电脑前和电视机前。但这个结论并不适合女性。

  久坐是一种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在英语中早就有一个词形容那些整天窝在沙发里看电视的人,像“沙发土豆”。 久坐不动使人缺乏适当的运动,容易导致多种疾病,包括糖尿病和心脏病。所以医疗保健专家们总是建议加拿大人尽量减少久坐,并提供了一些指导性贴士。
  麦吉尔大学的这项新研究想进一步探究,有没有特定的心理原因促使人们更想坐在电视机前或打开电脑。参与此次研究的心理学系助教南希•罗说:“我们开展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找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长时间坐在那里。既然大家都知道长期坐着不动会导致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病率更高。这些人为什么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在运动上”。现在的第一阶段研究已经告一段落并得出了结论。

  南希·罗介绍他们的这项研究说,他们在2007到2008年在蒙特利尔找到761名青年男女,他们都已显示出精神压力过大的症状。研究者要求他们记录自己看电视的时间和每天花在电脑上打游戏上网的时间。

  在此之前,研究者们已经从其它研究中得知,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容易遇到压力过大的问题。但四年之后,研究者们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出乎意料的是,男性在遇到压力时,会花更多的时间坐在电脑前和电视机前。

  南希说:“四年之后我们还让调查者回答同样的问题, 结果发现, 那些在20岁时就面临精神压力大的男性花在屏幕前的时间更多,平均每周比女性多四个小时,达到21小时,也就是说,每天有3小时坐在电视机和电脑前。这比加拿大卫生部建议的时间多出了一倍以上。而女性则没有这个问题”。

  她说:“这一研究结论意味着,男青年如果出现精神压力过大的症状,那他将来成为久坐者的可能性就很大。而今后健康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这引起我们在两个方面的担忧:一是在年轻人中现在久坐的时间正在延长,而且会影响到他们今后的行为模式; 二是我们的研究并没有要求受调查者报告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时间,我们确信,如果再加上这两种媒体,那年轻人坐着的时间恐怕会更长。

  对于以前也有研究认为,是久坐导致抑郁,对此南希说:“是有一些研究认为久坐是带来精神压力的原因,但我们的研究从反面证实,如果一个人遇到精神压力,那他将来更有可能成为久坐一族”。

  南希认为,这两个结论是从不同方向证明久坐与精神压力是互相伴随的。它都提醒我们要尽量减少久坐的时间,多做一些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

  南希同时指出,这项研究还有另一个意义:“它提醒人们,要及早通过积极的治疗和咨询来减轻压力造成的症状, 或者主动地为自己减压。这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仅所花的时间相比起今后你可能坐在电脑前的时间要少得多, 而且还能避免今后形成坏的生活习惯”。

  麦吉尔大学的这个心理学研究小组还计划进一步研究男性与女性在使用电脑的习惯上有什么差别,即在上网时都做些什么。按照一般的常规,男青年在面对压力症状时,大多是通过转移注意力避开压力,于是他们就看新闻、打游戏。就是说没有主动去寻找缓解精神压力的途径。 而女青年相对来说, 更愿意通过电脑进行社会互动或交流, 主动寻找缓解压力的办法,包括社会的帮助。

RCI 2014-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