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December 2013

加拿大总督新年文告:呼吁全民行善 打造爱心国

加拿大总督约翰斯顿(Gov. Gen. David Johnston,图)发表新年文告,全文如下:

「踏入2014年,我回望过去一年,想到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面对的挑战、体味到的喜悦。

「我和内子沙伦(Sharon)能在这个国家生活、工作,我们心存感激,这里关怀同胞的国民多的是。

「我们看到国民守望相助,回馈国家和世界。分甘同味,是嘉行的循环、美妙的礼尚往来,我们看到很多人乐善好施。他们是义工和慈善家,商界领袖和军人,艺术家与运动员,朋友和邻居。

「他们有年轻、有年长,他们是陌生人帮助陌生人。

「我们也看见,国民在悲剧中团结一致,好像阿尔伯达省、梅冈蒂克湖镇(Lac-Megantic)。

「我们国家有那麽多美好的事物,那麽多富有同情心、慷慨的国民,他们乐意奉献,我们看得到。

建设更强大加国 仍需努力

「不过,我们也看得出,在很多方面,我们仍需努力,我们要建设更强壮的加拿大,给所有人民成功的机会。

「那麽,我们要从每一个人开始,我们都有略尽绵力的馀地,我鼓励人人检视,自己可以奉献什麽。

「我希望国民找个行善助人的时刻,与人分享自己的经历,激励他人付出。

「不管礼物大小,是捐赠现金,还是做机构的义工,或者帮助邻居修建篱笆。不管你奉献的是时间、才能,还是钱财,你都在巩固我们的行善文化,确立你奉献的时刻。

「当全国行善,凝聚全国力量,我们发现自己所能奉献的东西,结果会是一个更有智慧、更有爱心的国家。

「新年就像一块白板,契机无限,是时候回望过去,欢庆我们的成就,也是心怀希望、抱@乐观态度,展望未来的时候。

「我代表沙伦和我的家人,祝愿全体国民新年快乐、健康。」

2013-12-28 09:34 来源: 明报

加拿大华人“渔民”的幸福生活

 天刚蒙蒙亮,距多伦多东北一个多小时车程的鲟鱼湖面上已经是忙碌无比,由加华渔友会组织的钓鲈鱼系列赛正在进行之中。原以为,钓鱼只是甩竿入水,静待鱼儿咬钩。但当深入其中,才发现这个群体的狂热程度远远超出想象……

  (星星生活记者捷克佳、中国新闻社记者赖海隆联合报道)“这里是我们船所在的位置,这个数字是湖的深度,这是水面至湖床间的简单结构。”在湖面上驾驶快艇上的王道指着一个综合显示屏,向记者介绍艇载设备和湖况。
  7月的一个清晨,在距多伦多东北一个多小时车程的鲟鱼湖(Sturgeon Lake),三十多位华人“渔民”分乘十余条快艇在湖中进行钓鲈鱼(Bass)比赛。这是以大陆移民为主体成员的加华渔友会(Chinese Sport Fishing Club of Canada)今年组织的系列钓鱼赛之一。

  王道是多伦多一家能源公司的老板,也是现任加华渔友会竞赛理事。在2001年自中国内陆城市西安移民到加拿大之前,他并没有任何的钓鱼经验。但如今,他谈起钓鱼和驾船,已满腹经纶。

  他介绍说,这个俗称“探鱼器”的设备实际上是GPS与水域图以及声纳探测器的组合。通过GPS确定位置,利用水域图了解湖的大致状况,然后借助于声纳技术探测水深和水下结构,并以图像的形式呈现出来。

  这次进行钓鲈比赛,虽然目标鱼只是鲈鱼,但王道带来了8根鱼竿。他说,因为湖中的各钓点的条件状况不同,比如有草,无草,沙石底,水草之间,荷花等,所使用的鱼竿便不同。从水面到湖底,每一种都会采取有不同的钓法,用的鱼饵也不同。这次比赛,他带来的鱼饵就有二十种左右。

  对于普通爱好者来说,十多元的鱼竿便可以一竿在手周游列湖。初级会员是几十元到200多元的渔具,中级会员200至500元左右,发烧友则是千元以上的渔具。

  作为已经具有专业水准的渔会成员,王道手头有20多套鱼竿,每根鱼竿都是200多元,绕线轮也是200多,每套鱼竿的价格大致在500元左右。估算下来,仅仅花在鱼竿上的费用便超过万元。

  去年年初,王道还以小2万元的价格购置了一艘二手快艇,并花费数千元更新艇载的电子设备。如果再加上拖船车辆,一辆可提供强大牵引力的SUV,他这个渔友会的铁杆成员,在钓鱼这个休闲消遣活动上的投入已经接近十万元。

  在外出钓鱼的频次上,王道属于常规级渔友。即每年4月钓鱼开季后至10月间,连续7个月每周一次外钓。除11、12月因湖面冻融交替不得不休整外,1月到3月间又开始每周一次的冰钓。

  据王道估算,对于渔会的成员来说,大部分人都是每周一次外出钓鱼,无船无车的会员年度所花费用大致是2000元,有船有车因为船的维护与停泊等开支,年度费用则至少6千元。

  现任渔会副会长王过则是属于高频次的狂热级渔友,每周外出钓鱼两至三次。他有15套高档鱼竿,还有近2万元不断更新装置的钓鲈船,一年下来,仅船的维护、停泊费用,就需要数千元。作为一位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媒体从业者,王过同时也是一位资深钓鱼爱好者。他于上世纪90年代在加勒比海长驻时曾迷恋过海钓,移民加拿大后对钓淡水鱼更是乐此不彼。

  为了能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他在一周内三次前往鲟鱼湖踩点试钓,每次称重鱼的鱼获都不错,因此信心满满。所谓称重鱼是竞技赛中5条鱼,每条的尺寸在12英寸以上,这是专业比赛要求的尺寸。

  一般人以为,钓鱼只是甩竿入水,静等鱼儿咬钩。其实不然,专业钓鱼者还会根据鱼的习性以及在深水区、浅水区、水草间的特点,列出详尽周密的作战计划。据王过介绍,目前风靡国内的路亚比赛,就是近几年从北美引进的钓鲈鱼比赛,只是北美的鲈鱼都是野生的,国内的鲈鱼基本上是路亚基地放养的。

  王过介绍说,钓鲈比赛前只有通过试钓,才能因地制宜地提前制定计划。针对这次钓鲈鱼比赛,他共设定4个主钓点,对于选择的每个钓点,都会制定不同的策略和钓法,以及停泊垂钓的时间。此外,还要特别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风速风向,细到每个小时的天气状况。为防不测,他还列出2个备用钓点。

  但人算不如天算,王过和搭档谷晓辉的战绩是原地踏步,再次得到第三。今年渔会组织的10场比赛分别是一场花鲗(crappie),一场碧古(walleye),8场鲈鱼(Bass),这其中分为以老带新的系列赛,和比水平的4场竞技赛。在之前的比赛中,王过先后夺得一场第二,两场第三,他期待下次能取得更好成绩。

  王过说,近两年,渔会每场比赛的获奖船队会有一些变化,除去运气和黑马的超常发挥之外,其实参赛船队很难分出高低,这说明会员们竞技水平都普遍提高了。通常来说,在水上花的功夫越多,收获便会越多,在水上的时间累计等同于最后的成绩。

  加华渔友会现任会长贾百昌说,今年是渔会成立10周年,正是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渔会才走到今天。贾是渔会最初的4位倡议者之一,也是创会会长,目前从事IT工作。

  他介绍说,加华渔友会旨在为钓鱼爱好者提供交流的平台,以及对华人社区进行钓鱼知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宣传与普及。渔会通过请著名的钓鱼专家讲座示范,以及组织钓鱼比赛等各类活动,将会员们凝聚在一起。在学习与交流中,会员们的技术与技巧得到极大的提高。

  相比于成立之初,渔会会员如今的软硬件条件都得到极大的改善,仅个人拥有的快艇就有25艘。贾百昌说,“从租船到买船,渔会的发展与加拿大中国移民的成长是同步的。”

  综观加拿大华人社团的历史变迁,从最初互帮互助的同乡会,到后来精英汇聚的专业行会,再到力促经贸交流的商会的不断兴起,勾绘出华人移民实力的渐变历程。与此同时,多个以兴趣为主导涉及文娱生活的组织也悄然涌现,如歌友会,国剧社,话剧团,乒乓球协会,桥牌协会,高尔夫球会,渔友会,摄影小组,美女吃货团等,这显示出华人移民在立稳脚跟之后,开始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并呈现多样性特点。

  在加拿大境内的华人究竟有多少钓鱼爱者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贾百昌认为,每10个家庭中,大致7、8家都会有鱼竿,只是钓鱼的频度不同。“无论是休闲娱乐,还是每周必出的爱好者,数量应该不少。”他估计,仅在大多伦多地区,每周定期外出的钓鱼客便会有数千人。

  据介绍,加华渔友会网站的注册会员便有6000余人,10年间进进出出的会员约有600人。2013赛季,渔会注册参赛会员有70多名。贾百昌说,加华渔友会 2012年正式加入安省渔猎联盟(OFAH),成为其会员之一,渔会会员也同时享受保险及第三方责任险。这是渔会融入本地社会,发展愈来愈走向正规的一个重要标志。他表示,今后还将继续探索渔会的健康成长与制度改革,保证这个平台长久的生命力。

星网 2013-12-29

加拿大有真爱:华裔新移民早产儿8过生死关

加拿大早产儿8过生死关
  圣诞节是西方最大的节庆,普天同庆的佳节。基督徒们更是欢喜快乐地庆祝这个耶稣诞生的日子。

  圣诞前夕的温哥华,被灯光装饰得绚丽多彩。子女也从不同的城市回到父母身边,家人同坐在温暖的壁炉边,享受美好的天伦之乐。在这个充满爱的节日,几位基督徒向读者们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8过生死关的奇迹宝宝

  在温哥华佳恩教会永生堂每周的主日聚会时,一个5岁的男孩经常被不同的弟兄姊妹抱在怀里。男孩脸色很好,白皙粉嫩,他脖子上有一个小小的呼吸辅助器,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欢喜快乐,他知道大家都爱他。这个男孩名叫Chris,是门伟明和夏静茹的二儿子。他是妈妈怀孕6个月生下的早产儿,出生后的几个月,经历了8次大手术,竟然能够活下来。被医生和护士称为:“生命的奇迹”。

夏静茹抱着Chris在选赞美诗,后面是门伟明

  敬拜时流泪的小男孩

  记者来到Chris家,采访了他的爸爸妈妈门伟明夫妇。来到他家时,一家人正在吃早餐,放着赞美神的音乐。门伟明说,他们每天早晨都放圣歌,曲目是 Chris选的。他们一家都是基督徒,Chris的哥哥Andy经常在教会做钢琴事奉。Andy也很爱弟弟,临出门前先到厅里亲了弟弟才走。

  门伟明夫妇说,每天早晨起来,Chris都拉父母到电脑前,他们知道,Chris想听赞美诗了。他们打开文件夹,由Chris选歌。他最喜欢点的歌是《耶和华你是我的神》、《宁静谷》、《靠着耶稣得胜》、《一双看不见的手》。

  门伟明说:“神借着Chris的手,让我们操练亲近神、等待神。”Chris对圣歌有特别的感动,坐在妈妈怀里,一听就是一个多小时。喜悦的时候,身体左右摇晃;感动的时候,留下大滴的眼泪。

  在夏静茹心情不好、软弱、疲劳的时候,Chris会点《神的孩子》、《你真伟大》等歌给她,字字句句都像是针对她当时的情况。

  有一次敬拜活动,师母常彦抱着Chris,在大家唱《空谷的回音》时,Chris一直在流泪,后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看到神与Chris的同在,很多不坚定的基督徒,也变得更坚定了。

  夏静茹还未确定是否怀孕的时候,夏静茹向神祷告说:“我已经有个儿子叫Andy,如果再怀孕,如果是男孩我想起名叫Andrew,如果是女孩,我想起名叫Angela,好不好?”她听到一个奇妙、轻柔、明确的声音说:“Chris。”她知道自己确实怀孕了,是个男孩,叫Chris。

  袖珍小生命仅重640克

  怀孕23周就破水了,24周过几天就阵痛了。2008年7月27日来到医院,但本地的医院没有早产儿育儿箱,在医生的坚持下,她乘温哥华妇产科医院的专用飞机,两个小时后降落在美国Tacoma综合医院的楼顶上。

  当时门伟明遗失了枫叶卡,正在等候再度申请,他无法来美国,夏静茹在美国一个亲人朋友都没有,很无助和茫然。来到美国的第三天,也就是7月29 日,Chris出生了。体重只有640克,身高仅31釐米。看着这个袖珍小生命,夏静茹说:“Chris!妈妈爱你、爸爸爱你、Andy哥哥爱你、天父爱你!主耶稣爱你!”

  当她说到“主耶稣爱你”时,Chris尚未发育完全,细细的紧闭的眼睛流出一大滴眼泪。夏静茹流泪了,她知道:“主与他同在!”

  8月8日,美国驻温哥华总领馆给了门伟明特别签证,让他来到美国。爱心人士还为他们在医院提供了住处,不用交房租,他留下来,就在医院度过了难忘的20多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Chris先是2度脑出血,紧接着又做了一个心脏手术,之后,经过黑暗、漫长、痛苦的一天,医生又诊断出他的肠子发生感染,患有早产儿肠道坏死症,很多早产儿都过不了这一关。

  脑出血后患肠道坏死症

  夏静茹迫切地祷告,求神救Chris。奇迹出现了,第二天医生准备手术前,医生确诊时发现Chris的小肠竟然奇迹般地好了。但她又疑惑:“可能是医生原来的检查错了?或者问题本来没那么严重?”之后医生还是为Chris做了小肠切割术,术后Chris非常痛苦,夏静茹才意识到:“我没有完全信靠主。”于是她流泪认罪。

  不久,医生又发现Chris的十二指肠出现了问题,不做手术必死无疑,做手术又担心弱小的婴儿是否能够承受。

  到了Chris预产期到来的那一天,是他做第7次大手术的日子。这时,夫妻俩已经全然把孩子交托在神的手中了,夏静茹祷告说:“我顺服你,相信你给他的一定是最好的。”

  美国这家医院的医生护士们,身在加拿大的牧师和教会兄弟姊妹们,都在同心合力为Chris向神呼求。Chris竟然又一次奇蹟般地挺过来了。

  一位医生说:“我在新生儿重症室工作了25年,从来没见过任何经历过3次大手术还能存活的早产儿。但Chris经历7次大手术,生命力仍然这样旺盛,真是奇蹟!”医生和护士们都称Chris为奇蹟宝宝。到了Chris5个月的时候,他又安全地经历了第8次手术。

  唤醒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门伟明和夏静茹给记者看一张贺卡。贺卡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30多个医生和护士的衷心祝福,让他们感受到上帝的爱。

  夏静茹在Chris在美国住院手术期间,每天都写日记,现在拿出来看,都会心疼得看不下去。在小儿子命悬一线的关头,她唯有向神呼求,全身心地信靠主。

  在她祷告后,神总是把一段经文赐予她,刚好符合她当时面对的情景。她说,神两次把相同的经文赐给她:“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她相信,Chris来到世上,是为了荣耀神。神要在Chris的身上,显示出他的作为和同在。

  Tacoma综合医院有很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们平时不祷告,主日也不按时去教会。当他们看到门伟明和夏静茹一家全心信靠神,也看到神在 Chris身上的作为,他们受到感染,加入到为Chris祷告的团队。有人在开车来医院的路上为Chris祷告,有的护士甚至不吃早餐为Chris祷告。他们的心又回到主里,赞美主的奇妙作为。

  丰盛供应使我们一无挂虑

  回到温哥华后,Chris住进儿童医院。出院后,门伟明和夏静茹已经学会了护理,政府也请人也照顾他,还每年拨款请老师教Chris。

  政府请护士每晚陪护小Chris

  门伟明说,感谢上帝把我们带到加拿大这个美好的家园。加拿大是建立神爱基础上国度,虽然Chris到现在也未能摘下呼吸辅助器,但他获得神的供应极为丰盛。养他的费用国家包了,玩具也是大家送的。“有时我都担心他被宠坏了。”门伟明说。

  现在回想起来,门伟明说:“神很早就做计划把我家预备好了。”他做了20多年的服装生意,现在不用上班也够生活,这样他们夫妇在Chris出生后才可以全职照顾他。他们移民加拿大后,本来住在UBC一带的公寓。后来因为Chris快出院了,知道政府将请护士每晚陪护他,为了有更大的空间,他们决定买个独立屋。

  2009年6月Chris出院,他们在4月买的房子。当时房地产市场低迷,一个最初开价150万的一年新独立屋,降价到130多万了。再经过讲价,最后以106万成交,包税。据懂行的人估算,这是成本价。房子买下后,市场转好,两个星期后,价格上涨了十几万。

  房子宽敞明亮,还有很好的花园。门伟明在花园里给Chris搭了个帐篷,让他可以经常在户外晒太阳。神供应的丰富超出他们的预期。门伟明相信,这是神的预备。门伟明夫妇也曾经情绪低落过:“神为什么给我们一个这么难带的孩子?”他们慢慢意识到,神让他们经历这些,是为了使他们的生命得到成长。 Chris有他的使命,就是彰显神蹟,荣耀神的名。“我们一无挂虑,体会到安全感和价值感。”门伟明说。

星 报 2013-12-23

中国养成的习惯 让我差点被美国警察抓走

我在美国所发现的中国  


2012年的夏天,暂别中国大地的我,踏上了美国波士顿的土地。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美国生活,一无所知,就像2003年的春天自己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时。时光已过十年,两者在我记忆里却是一贯的,而分不开。这是我的状态。

飞往美国的几个月前,我开始找居住的房子。我在波士顿不认识任何一个人,就只好间接地找。我毫无犹豫地通过中国的人脉去找到在哈佛工作的一名中国先生,具体协助我在哈佛开始生活的是在哈佛读书的一名中国女子。到达的那一天,他们专门来接我,还在哈佛广场请我吃饭。这或许是在华十年的积累,很温馨,与十年前第一次抵达北京时截然不同。

后来在哈佛读书的一个日本学生问我,“你那房子是怎么找到的?”我说,“是两个中国朋友帮我找的。”他无意反应“中国人!?为什么?”我有意回应,“不为什么。那是自然。”

与两个中国朋友分手,安顿下来后,一个人熘达熘达,我进了一家室外啤酒屋。在北京生活期间,我经常买一瓶啤酒,在街上边走边喝,边喝边想,那一次也习惯性地把一杯啤酒买了之后带出去,喝了一口波士顿当地的Samuel Adams,特别爽快。一个人喝啤酒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快乐的瞬间。

下一刻,突然有两名白人警察走过来,略有气氛地对着我说,“小伙子,你在这里干什么?”我不是没听懂他们说的英文,而是没有理解他们表达的意味。

我把自己在北京生活期间遇到这样那样麻烦时老用的口头语拿出来,保持冷静对着他们说,“怎么了?我违法了吗?”

他们俩互相看了一眼,带着微笑却严肃地对我说,“是,你违法了。”

我吓了一跳,瞬间内在脑子里产生了许多恶性想法:“才第一天,我就被捕了?”

后来才知道,在美国,在公共场合喝酒是违法而受罚的。我一边被指责,调查我是谁,一边看着周围环境,发现很多行人边走路边抽烟。我跟警察先生说,“他们抽烟是可以吗?那样也危害公共环境吧?”

他们大笑,逗着我说,“那是可以的啊!”

他们说这是法律,是不可以违反的。我在中国期间学会了讨价还价,或随机谈判的技巧(这是我在日本的18年期间内想都没想过的),礼貌客气地对他们解释说,“警察先生,很抱歉,这是我抵达波士顿的第一天,对这里的规矩一点不熟悉,从今晚起我一定会注意的,所以请原谅一次好吗?”

他们互相观看,带着一言难尽的笑容,似乎放弃了对我的调查与惩罚,“好吧,就这一次哦,你记住这次的教训,祝你在美国愉快。”

竟然通过了…我小心翼翼带着啤酒回住宿,坐下来,慢慢沉思:“我是到了美国,这里已经不是中国。两个国家是不一样的,是需要调整思维,更换状态。但刚遇到的场合,也有点像中国…”

带着莫名其妙的感觉与对中国的一点怀念,我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2013年7月4日,美国的国庆节。

我在波士顿,跟平时一样沿着Charles河边跑步。

突然被堵住了。路被封了,我问问警察先生凭什么,他说是“因为国庆”。我心里想“哦,在美国国庆的时候路也被封的。”我却没想太多,这是生活,而非政治。

我就绕着路从剑桥区过河跑到波士顿区。蓝天与白云,到处能听到庆祝的枪声(非鞭炮),我内心进一步产生“这里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的直觉。在河边遇到了我很熟悉的日本一家人,孩子们也在。我对夫妻表示问候,孩子们则正参与国庆活动,他们正好唱国歌,唱的是美国的国歌,还把右手紧紧贴在胸部上。

他们唱完国歌,到我这来说声你好。我表扬长子说“你会用英文唱美国国歌啊,你的右手很酷,很地道哦。”在波士顿的公立学校上小学的他(12岁)有些害羞地对我回答说,“哦,每天早上在学校里要唱的,自然就记住了。”

祖国的小孩子正在异国他乡融入当地的国情与文化,我感到欣慰,同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动不动就问他,“你觉得,你的同学们爱自己的国家吗?”

比年龄成熟很多的他(他父亲说孩子到美国之后变得格外成熟了)琢磨了一下,然后点着头说,“嗯,他们很爱自己的国家,自然的爱。而且,我觉得,美国人不像日本人,不随便骂总统。因为总统是他们自己选的。”

本想进一步追问,“在日本,首相也是我们自己选的啊,虽然不像美国那么直接”,但决定算了。我从他的观察与姿态已经学习了很多,就不要为难了,非常满意地离开了他们一家人,而继续跑步。

在我看来,美国社会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征之一就是国旗之多。不管是平时还是非常时,国旗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当地居民既在乎又不介意,自然却刻意地面对与国旗共存的现实。而且,美国人在国歌与国旗面前的态度似乎是战略统一的,至少我接触过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对此持有消极或负面的态度。他们就是认为自己的国家很伟大,值得认同和敬仰。

不过,如此张扬“国家的伟大”,我这个日本人觉得有些夸张而过分,而且有些不习惯,甚至不顺眼。由于二战期间“国家主义”失控的惨痛历史,活在当下的日本人对国歌与国旗的态度是复杂而谨慎的,至少做不到自然地加以接受。当然,日本国内对国旗的态度与美国截然不同,是分裂的,所谓“右翼势力”主张要弘扬“国家”,进步派(左派或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则持有谨慎的态度,更多主张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和谐共处,少提爱国,多谈国际,认为在“国”字面前有必要谨慎一些,低调一些,克制一些。而广泛的老百姓在“国”字面前也是比较被动或消极,这也与二战后遗症密不可分,他们从来不相信政府是对的。

想想中国的情况。依我经验,中国街头的国旗远远没有美国多。在天安门、党政府机构、边境等关键的地方都有国旗挂着,但谈不上夸张或过分。中国人在“国”字面前的态度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日本,却包含着两者的成分。美国与中国毕竟是所谓大国,统治那么大的国家就需要依靠国旗来弘扬国家的伟大,两者“我是美国人”或“我是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依我观察是外向型的(日本人则是内向型的,把“我是日本人”的自我认同感放在内心里,不轻易去表达)。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对国旗的态度就像日本一样是分裂的,甚至严重分裂的,而远远达不到美国式的“战略统一”这一中国的执政党所渴望实现的高度。左派知识分子强有力主张中国的进步与模式,强调中国就是特殊的,走自己的路就好,其国家建设过程绝不应该被西方社会等外界所影响。右派知识分子则更多主张中国应该参照西方社会“先进”的制度文化,而不要强调“中国特殊论”。而广泛的老百姓对“国”字的态度在我看来是被舆论阵营和国内外环境所操纵的。例如,中国政府在领土或历史等问题上对日本表示抗议时老百姓的神经被触动,主张“日本太坏了,中国加油!”,抑或欧美社会因经济危机陷入困境时老百姓的神经也被触动,主张“欧美太差了,中国才行!”,虽然民族主义不断高涨,但老百姓似乎不是自然,主动地认同中国的国情与体制,更多的是被动回应式的。

再说,中国的执政党在自己的公共关系中平常谋求的与其说是让老百姓对中国这一国家产生认同感,不如说是让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加强忠诚度。中国“党”字凌驾于“国”字的政体显然相当特殊,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日本。

2013年10月中旬,我从美国回了一趟北京。在街上走走路,感受一下北京的政治气候。走到东三环边上的国贸附近,我望到了“永远跟党走”的五个字。在北京生活的2003-2012年期间,我在街头上没有看到过“永远跟党走”,顶多是常听“听党指挥”。那五个字或许存在过,只是我没有见到。

不过,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政治似乎在收紧。右派知识分子倾向于从执政党对“党”字的强调联想“毛”字,担心政治的收紧必将导致其左倾化;左派知识分子似乎很高兴看到“永远跟党走”,并趁机试图发挥舆论影响力,甚至认为习近平执政期间意味着黄金期。大多数老百姓则忙于工作和生活,追求物质上的充足,来尽量换取精神上的满足,而来不及思考右派知识分子的探索,偶尔跟着左派知识分子的呼吁表现民族主义罢了。至于我的校友-北京大学的精英们,据我观察,大多数学生有意与政治拉开距离,无意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忙于准备出国留学,或应聘进外资企业等。

从以上一系列的现象,我越来越发现,在今日中国,“国家”本身具有变空的趋势,从执政党到两派知识分子,再到广泛的社会公民,大家对“国”字的忽视、轻视、冷视是结构性的,颇有这个时代的味道。上次回京期间的某一天傍晚,我乘地铁跑到天安门广场,坐在地上感受氛围。忽然觉着,空中漂泊的国旗很寂寞。

来了美国一年多,迄今为止,我所发现的美国社会最漂亮的政治安排就是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有机结合。如前所述,美国公民对美国这一“国家”的认同度与忠诚心是毫无动摇的,唱着国歌,举着国旗,365天,24小时,都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国”字。但这一注重“爱国”的风气却不造成对个人主义的忽略与压制。美国人的公私观是清晰的,什么是公,什么是私,该参与的公共空间,该保护的个人空间,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每一个公民都有着很清楚的认识。比如,我在美国跑步的时候(尤其在乡下),要格外注意,要慎重确认自己跑步的是否是公路,要是私人的土地就麻烦了,人家判定我在侵蚀他的私人空间,就会试图举报。

据我经验,在中国,许多人把爱国主义和个人主义视为两个极端,认为对前者的强化必然导致后者的滞后,把前者当作维稳的工具,把后者当作人权的底线,甚至互为“敌人”。我在中国呆了十年,从来没有体验过“爱国”与“人权”的有机结合或相互融合,两者似乎永远是相互矛盾的,虽然我不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民族传统,还是在当前的体制与国情下才是这样子。

日本社会是特殊中的特殊,对于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都不太重视,甚至有意忽略。爱国主义自然与“国家主义”联系在一起,国民就倾向于避谈这些。由于日本社会由均等下的集体主义构成,个人永远服从于社会,“尊贵的社会先生”(社会至上主义)凌驾于一切,国家与个人也好,爱国与人权也好,都要听社会的话。

美国还是美国。一方面能够那样地热爱祖国,另一方面能够这样地重视个人。美国人凭什么能够做到两者的辩证统一,使得两者视为相辅相成的产物,还不令人觉得不自然,我至今没有答案,只是觉得很神奇,就继续探索其背后的理由和逻辑。

2013年8月下旬,我第一次去美国南部旅行。先从波士顿飞到原为法国的殖民地,1812年才成为美国领土的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城市New Orleans。从机场坐公交车到市内,机场的工作人员还是路上的劳动者显得没那么勤奋,宽敞的路上明显感觉到经济的不景气,感觉很空,商业街的店里没什么客人,服务员也闲着,我进去也没有被理睬,许多人在“胡同”里打发时间,似乎在“下岗”中。大多数是黑人,使我无意中紧张起来,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我真从未见过那么多黑人。从早到晚,尤其在市内主要的景点French Quarter地带里到处都是警察,来到美国正好一年,我第一次看着眼前的情景想到了很熟悉的一个词:维稳。

一边走路,一边观察当地的社会生态,发现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不少人在街上喝酒,而且在美国著名的连锁便利店CVS也卖酒。波士顿的CVS是不卖酒的,而且据我的亲身经历,街上喝酒是要被惩罚的。

我在街上向巡逻中的警察先生打招呼,“你好,我是从波士顿来的游客,我想问一下,这里街上等公共场合喝酒是被允许的吗?”警察先生稍微想了一下,他回答说“我们希望市民不在外面喝酒,我们也不鼓励,但这最终由他们决定,管理自己。”

暧昧的回答并不意味着不清晰,只是表明有灰色地带存在着。我看着那些街头没事干,却走来走去的黑人之表情与动作,胡思乱想:“这可能是这里的维稳模式吧,黑人的文化教育水平整体来说还比较低,自上而上的管制有时反而造成更多的社会不安。

后来,2013年11月我去芝加哥出差的时候发现,位于芝加哥的日本便利连锁店 7-Eleven是卖酒的,而我平时生活的波士顿7-Eleven是不卖酒的。这是因为两个州的法律不同。美国人的生活规律顶多取决于州政府,而不归结于联邦政府。

遇到这样场面时,我才切身体会到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牵涉到公民生活的法律是由州政府来制定的。美国人大概认为,国家这么大,人口也不小,又是如此多样化的移民社会,从早到晚,什么变化都有可能,什么人都有,什么价值观都有,地方特色也五花八门,那么,由位于华盛顿的“中央政府”来控制全国各地的游戏规则与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能。到了美国,我才明白,联邦制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来说是一个底线,即为了良性治理这个社会而起码要做到的制度安排。

回到哈佛大学,我把这一在美国南部的感受跟一名政治学教授分享了一下。他回应说,“哦,你去南部了,这是对的,那里也是美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只是待在波士顿,你是无法了解美国的。”是的,白人多富人多贵族多的波士顿在某种意义上是最不像美国的美国。

紧接着,我问了一个所谓“敏感”问题,“对了,教授,美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州的州情与法律都是不一样的,联邦政府也给州政府很大的空间和权利,别说行政权,连立法权都赋予了。当然这是有效,有机,长远统治这个社会的需要,但白宫方面会不会担心分离主义呢?有些边缘化了的州搞什么独立运动什么的?”

教授带着笑容和“拿你没办法”的语气回答说,“生活在每一个州的人既能够享受作为美国人的自由与安全,民主与权利,还有尊严,同时也能够根据自己所在的地方特征进行自治,为什么要分离呢?若不这样做,他们才要独立呢。”

2013年春天,我去过浮在加勒比海的美国自治邦波多黎各。记得,他是以“国家”的名义参与包括棒球在内的国际体育赛事的,也有自己的“国旗”,但它实实在在地属于美国的领土。地理位于加勒比海区,国家属于美利坚合众国,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语言习惯等是拉丁式的,更多接近拉丁美洲的文化。

在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我跟当地认识的一名中年女士分享。她一点不禁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一种国家存在的方式嘛,波多黎各人知道依附于美国有它很大的好处。虽然我们不能够参与投票选择美国总统,这点有争议,但华盛顿也给了我们很多自由的空间,妥协一下就好,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状况。当然,我们都自认为是波多黎各人,而非美国人。意志的自由是被上帝赋予的。”

不仅是波多黎各这样名副其实的“自治区”,一般性的州的大街上也能够看到美国的国旗和各州的州旗同时飘在空中的情景。美国人在经营生活的过程中似乎早就习惯了拥有“两个领导人”的政治形态,不去质疑,成为共识。毕竟是政治,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包括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白人与黑人之间、居民与移民之间…但据我观察,美国今天的政治形态包容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美国人”大致认为这一治理模式是最可持续的,和谐的,科学的。

中国三中全会闭幕了。这是一次讨论经济的政治大会。很遗憾,我在会议期间没有能够到北京现场感受它的氛围,只好从美国东岸远远地暸望正在太平洋彼岸发生的盛事。

《公报》、《决定》、《说明》,会议期间以及前后,国人讨论其具体议程与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和密集,说明人们对此轮“政权交替”的关注,包括期望与担忧,在某种意义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于会议的结果,满意也好,失望也罢,赞扬也好,绝望也罢,关注度的提升本身无疑利大于弊,将成为推进改革与开放的过程本身。

我自己所关注的一个关键词是“边界”。如何划清,甚至创造边界对中国未来十年来说将是一大课题。当然,对于中国来说,由谁来划清,创造它则是更大难题。

凭借我在中国求学生活的十年经历,中国人对“边界”的认知与对策普遍是模煳的,文化上、民族上、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交往上、社会上…有时主动有时被动、有时有意有时无意、有时善意有时恶意、有时上层有时基层、有时战略有时策略、有时直接有时间接…在我这个老外看来,“模煳性”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它既成为淡化摩擦的缓冲器,也成为推迟改革的大借口。

在此次三中全会讨论中,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之间、城与乡之间、政治与法治之间、改革与领导之间…这些议题的重点无疑在于如何划清边界的角度,当然,长远地看,中国社会必然经历从“怎么划清”到“谁来划清”的转折过程。

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我也在所在地哈佛大学校园内跟美国当地的师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校友们讨论中国问题。我从“如何划清各种要素、行为体之间的边界”的角度提出问题,但讨论这一“边界问题”之前,大多数外国人表示根本看不懂在今日中国国内所出现的,跟政治与经济,以及社会与制度相关的词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些出现在三中全会文件里的概念恐怕难以被关注却不了解中国问题的外国人们所理解,接受的。中国的国情与处境的复杂性是一回事,但倘若中国试图在国际社会上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推进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改革开放政策,那么,那些出现在三中全会文件里的词汇与概念恐怕是需要被外界听得懂的,不仅是负责中国事宜的政府官员、参与中国市场的经济商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渴望了解中国问题、渴望前往中国旅游、渴望学习中国语言、渴望使用中国制造等普通外国公民也有必要逐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为此,我在美国也时刻感觉到中国有必要调整宣传自己的方式与途径,为的是自己被了解得更加客观公正。

从中外民间层面的相互理解与信任的角度看,我想,“如何划清边界”这一问题还真是一个切入口。不仅是从中国改革需求的角度,还应该从中国如何开放自己的角度,中国社会需要公开透明地推进有关“如何划清边界”的公共讨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边界在哪里?“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边界在哪里?“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边界在哪里?“社会主义”与“初期阶段”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倘若当今中国依然处于文革时期的政治运动阶段还是闭门锁国的阶段,那自言自语式地宣扬“两者的关系为辩证统一”即可。但如今中国早就走出了文革,也打开了国门,而全心全意追求在全球化浪潮之下与国际社会同舟共济。那么,需要解释,需要讨论,需要划清:边界何从何去。

2012年11月6日晚,奥巴马先生再一次被当选为美国总统的那一刻,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大厅里,跟同学们一起观看大屏幕,跟踪美国总统选举的现场。除了美国当地的学生,住在附近的波士顿市民之外,至少三分之一左右的观众是外国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奥巴马阵营表现得很漂亮,可称为“大胜”,奥巴马总统确定连任的那一刻,大家都统一节奏大喊“USA!USA!USA!”,我也不知不觉地“被”卷入其中。美国人和外国人都为奥巴马的连任感到兴奋,超越国籍、种族、性别、年龄、背景等为美国加油。政治原来是有活力的,那一刻,我才第一次体会到美国作为移民社会走出过去,走到今天,走向未来的根本理由。

在此之前,我也到投票现场观察波士顿居民是如何参与政治的。早晨8时,街上到处都能看到“VOTE”这一名副其实的政治宣传口号,有许多高个子的男人举着牌子呼吁支持某某,向某某投你的一票等。我在剑桥区和波士顿区逛了三个投票现场,排着很长的队,不少人应该是上班之前抽空过来投票的。她们的表情很认真,很严肃,我靠近寒冷的天气下排队中的选民,主动表示自己是一个日本人,来了解美国投票现场是什么样子的,聊聊天。她们给我解释“投票很重要”,“今日将称为美国政治史上重要的一天”,“奥巴马是美国人的希望”,“我特别高兴能够来投票”等,没有什么格言,选民们想得也比较简单,但从她们的表情和气息,我确实能够感觉到她们做选民的自觉、做公民的欢乐、以及做国民的自豪。她们许多人是抱着“我的一票将改变美国的历史和未来”的立场来到投票现场的。

游走于在美国社会的过程让我发现,在这里,政治是生活化了的碎片。居民只要发现了什么,感到了什么,受害了什么,马上把想法转换成行动,集会也好,游行也罢,自下而上地组织活动向社会传达自己的声音。媒体,以及决策者也密切关心这些草根声音,投票则是其中最为规范化了的程序。只有政治归生活,看得见,摸得着,公民才会有自觉,欢乐,以及自豪感,并下决心参与社会变化的动态过程。对我这个日本人来说,28岁来到美国才第一次体会到政治的本质。

2013年1月,我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边的古巴餐厅吃饭。给我服务的中年女性是从黎巴嫩移民过来的。我们聊了一会天之后,冒昧地问了下她,“你当时是怎么移到这边来的?”她想都没想,把眼睛放大,说一句;“小伙子,怎么过来不重要。只要踏上美国的国土,你就是美国人。”

2013年10月,我回北京期间,美国政府因财政问题而正在陷入政府关门(shutdown)的危机。有一天,我跟一名中共官员交流,正好聊到美国政府关门一事。我是第一次听到“政府关门”的情况,表示奇特,对方则带着嘲讽的语气说,“对啊,我们本来要跟美国方面开会的,结果对方说因政府关门抽不出买机票的钱,我靠,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善意地说中国方面要不要帮你们解决出行费用,对方坚决拒绝,我就没办法了。真是的,美国哪里是发达国家啊!”

后来,我回到美国之后,跟曾担任过政府官员的哈佛教授分享那位中国官员的表态。教授很严肃地回应说,“他表示失望是对的,美国的政府不应该那样轻易关门,要考虑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利益和信用。不过,从另外角度说,我们的政府至少可以关门,有门关,比中国政府连门在哪里都搞不清好一些了。中美都应该相互学习彼此的优点。”

对于中美双方官员的看法,我不进行任何点评,从来都认为,在地球上生存的人类共享普适的制度与价值观的前提下,政府的存在方式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可以多样的,至少在17世纪诞生的主权体系迄今为止依然盛行的时代,每一个国家应该从自己国情、历史、观念等角度寻找适合自己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社会结构,而不要停留在“主义”上的顽固与挣扎。人类社会早就进入“后主义”的时代了。

政府的治理模式是一回事,公民的生活方式又是一回事。如前所述,我从美国公民的政治态度与参与法得出“在美国,政治归生活”的初步结论。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

中国当前的体制与国情使得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来不及关心政治,也不敢参与政治,这一点上与大多数的美国公民截然不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热爱翻阅报纸,讨论时事,但更多是情绪化,发泄式的;北大学子的一部分确实是积极讨论政治的,但也不敢把思维的乐趣转换成实际的行动去改变社会;企业家对政治的态度恐怕是最为复杂,微妙,无奈的,由于他们自身赚钱养活员工的基本需求,不敢轻易挑战体制的底线,某种意义上还要迎合。

经过十年的观察,我个人认为,推动中国未来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的一个原动力来自于企业界。对于内外市场具有实际影响力,又对内外舆论具有象征影响力的企业家有必要有机联合起来,与体制方面保持有距离的关怀。当然,它不过是领跑者,倘若没有追跑的行人,赛事是不完美的,甚至完成不了的。

我上次回京期间,移动手段基本使用地铁与公交车,看着乘客们的表情和动作,有的聊天,有的看手机,有的吃东西,有的睡觉,有的带着情绪忍着,有的在上下车时发生争执…

中国不少人士呼吁自由民主,要实现真正现代化,令人欣慰。然而,至少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场所观察(街头才是民主的后花园),我得提出一个疑问:在转型中的中国正在形成“主流”的老百姓,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公民候选人们真的有决心由自己选择自己的未来,参与社会,创造市场,制定规则,而不盲目依附于“皇帝”了吗?

在这里,请允许我根据九年半在中国,加上一年半在美国的经历,对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社会生活状态勾勒出三个基本特征:中国人-累、忙、快;美国人-乐、闲、慢。同时,我也对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政治生活态度勾勒出三个基本的特征:中国-专政主义、实用主义、犬儒主义;美国-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爱国主义。我也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交往过程分别又关联性地发现,美国人很少谈过去和未来,而集中过好现在,中国人则总被过去与未来绑架,而过不好现在。

2012年夏天来到哈佛之后,我用大概一年的时间专门研究了中美关系的实质,尤其从美国战略家们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视角观察东亚的地缘政治经济走向何方。在哈佛,除了出国留学的精英之外,还有大量政府高官、大学教授、企业家等经常过来进行中短期的访学和培训。几乎每天都有与“中国崛起”相关的,抑或它所造成的问题有关的讨论会。那些高官或教授不仅从美国人来看,连我都感觉到是“代表国家”的,因此说话特别谨慎,甚至比国内还保守,怕在境外出问题。

反正,我在哈佛切身体会到“中国”在走出去,美国当地的师生们对“中国“也颇有兴趣,就主动地给中国人打招呼,进行交流。我一方面是跟着这一战略趋势,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经历是一块福利,能够给自己带来围绕中国问题与西方学者拉近距离,走进圈子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日本人,看到“日本”在哈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逐渐衰退,心情有些复杂。

今年“习奥会”上,习近平主席说“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言下之意,中国与美国可以平起平坐,建立对等的大国关系。美国内心,包括政界和学术界对此未必接受——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眼里,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保持这种国际格局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最新著作《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里明确表示,中国当前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处于一个“局部力量”(partial power)的状态,“倘若中国要成为美国那样在经济、外交、安全、治理以及其他领域具有综合力量和全球影响力的超级大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可能会获得这些特点,但在这之前,中国必将是一个局部力量。”。沈大伟的言外之意是,中国的实力依然有限,短时间内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

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提倡者小约瑟夫・奈哈佛大学教授(Joseph S. Nye Jr.)最近一直提倡“Only China can contain China(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的论点。他今年1月为《纽约时报》撰文《不要遏制中国,要和它合作》(WorkWith China, Don’t Contain It)指出,“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遏制根本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工具。实力的意义就是能够获得想要的结果。有时候,美国与别国合作时,比单纯压制别国时,实力更强。”

这也是我到美国一年来始终感觉到的美国战略家观察中国背后的潜意识。用我自己的话概括出来就是:“美国依然强大,世界需要美国,美国的地位关键在于自身具有渗透性的实力与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对于中国,美国只需要展开务实外交,不需要刻意遏制,中国最后会受制于中国自身的问题。”

美国主流战略家们看到中国崛起之后,从“重振自身”的角度,而非从“遏制对抗”的角度采取应对措施,并动员丰富的社会资源重新发现美国真正、潜在的力量在哪里。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带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尤其周边国家,包括民主国家都在警惕社会主义中国的不透明的崛起。因此,他们的结论在我看来是:“中国越崛起,世界越需要美国。美国要做到的不是遏制中国,而是重振自己。关键在于自己。至于中国,等着它自我崩溃。”

我体会到这些对决策层颇有影响力的美国战略家们的态度与看法之后,感觉到能够通过自由民主的讨论不断发现自己,调整自己,重振自己的美国还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作为一个日本人,也深感,今天日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讨论空间与政策环境。美国战略家比日本战略家高明多了。他们站得高,想得深,看得远。

2013年9月10日,我在哈佛大学校园内参加了小约瑟夫・奈教授的演讲。主题是“美国对中国与日本的战略”。作为“软实力”(Soft Power)的提倡者,奈教授在演讲中介绍中国的官员经常向他问“如何提高软实力?”这一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放松(Relax)。”

这是一个相当单纯,却中国领导人多年不敢碰的“圣域”。

中国社会真正“放松”的时候才是中国崛起的真正开始。我相信,那一刻,才是约瑟夫・奈教授等美国战略家们要真正出冷汗,开始着急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三中全会《决定》提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无疑是好消息。因为,市场化才是使得中国社会“放松”的前提,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是不可能放松的。在《决定》聚焦的“2020年”这一关键时刻之前,中国高层在多大程度上下决心推动市场化,中国社会在何种程度上得到放松必将影响中国的未来,以及中国人的命运。

我是坚决认为,只要中国社会得到在国际社会上普遍意义的,正常的放松,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前途无量的,无论是经济指标、城市建设、教育水准、文化作品、学术成果、市场活力、品牌建设、企业水准、对外交流、以及媒体报道等等,都能够达到让全世界感到震撼的境界。那个时候,中国会开始改变世界。

此篇是《新周刊2013大盘点》因故未刊出的一篇专稿。 _(网文转载)

作者:加藤嘉一 2013年12月22日

与美国相比 加拿大人花钱侧重点不同

随着圣诞前夕的购物狂热进入高峰期,加拿大道明银行TD公布了一个针对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在财务状况, 消费习惯以及人口机构方面的报告。

报告说,尽管加拿大和美国拥有类似的文化和语言,但两个国家的人在消费习惯上有很大不同。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中的一个大的趋势是加美两国的大公司大集团相互跨越边界, 例如,美国的大零售商塔吉特公司Target已经北扩, 今年圣诞节前在加拿大开张营业,与此同时, 加拿大的一些金融机构也在向美国扩张。

尽管美国人比加拿大人更有钱,花钱也更多,然而,在用于食品和酒的开销上,加拿大人明显花得更多, 报告发现,在食品和酒精饮料上, 去年加拿大人平均每人比美国人多消费了将近 1200美元。

这份报告说, 加拿大人用于食品和饮料的消费一直高于南方的邻居,但2012年却高得出奇。

加拿大人更爱喝酒?

数据显示, 去年加拿大人花在啤酒, 葡萄酒和烈性酒上的钱平均每个人比美国人要高4.5倍。

对此, 道明银行的高级经济师索尼娅古拉蒂(Sonya Gulati) 表示, 我们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她补充说, 这可能是由于加拿大人的压力更大,或者美国人在行为上有所变化, 但这纯属猜测。

加拿大的酒精类饮料价格高与加拿大对进口酒征收高关税有关系, 从而可以部分解释加拿大人在酒精饮料上的高开支, 但不能解释全部原因,因为, 即使调整了价格差异,加拿大人每人每年仍比美国人多花317美元, 用来买啤酒和葡萄酒。

加拿大人更多为房主

报告发现,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人的住房拥有率下降, 但在加拿大, 人们拥有自己住房的比例则在上升, 这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 加拿大的低利率政策以及人们更容易获得信贷有关。

这一现象在年轻一代中尤为明显,年轻的加拿大人拥有自住住房的比例是美国年轻人的两倍。

道明高级经济师索尼娅 古拉蒂归纳说, 加拿大人更注重自己的实际需要, 把更多的钱花在食品与住房方面。

美国人挣得多, 花得多

报告显示,总的来说, 美国人比加拿大人更爱花钱。美国人每人每年的零售开支为17900美元,加拿大人为17000美元,自2008年的经济衰退以来, 加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消费差距在缩小。

美国人的人均收入也比加拿大人要高, 2013年加拿大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万6千888美元,美国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为3万5千950美元。

在美国, 进入1% 顶级收入阶层也需要更多的实力。

在加拿大, 进入1%顶级收入阶层的门槛为年收入超过19万1千美元, 在美国, 年收入需要达到 36万9千美元才能步入1% 顶级收入俱乐部。

另外, 报告还发现, 加拿大的人口增长率超过美国, 2013年加拿大的人口增长率为1.3%,美国的为0.7%, 部分原因是美国放缓了接收移民的速度。(作者: 赵黎)

2013年12月20日 来源: RCI

加拿大的一些医生 不得不改变行医习惯

靠医药代表对医生的公关来销售药品是在医药界实行多年的药品促销方式。前段时间国际制药业巨头公司葛兰素史克的一位销售经理就在声情并茂的告诉手下的医药推销经纪说,想成为百万富翁吗,你们在座的一些人做医药推销经纪就能成为百万富翁!

葛兰素史克在药品促销方面推陈出新

世界制药业巨头公司葛兰素史克在2012年被美国政府有关机构罚款30亿美元,罪名是故意不让美国药管局知道其药品的安全测试数据、并用广告促销未经批准的药品使用范围。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葛兰素史克公司也面临靠行贿推销药品的刑事犯罪指控。

面对这些指控,国际制药工业巨头公司葛兰素史克宣布改革其实行多年的利用医生推销药品、特别是新药的政策,改变过去不健康的医药关系。葛兰素史克公司说已经开始实行新的药品推销模式,停止实行按照医生开出多少该公司生产的药品处方来给其医药推销代理发放薪酬的做法、停止付费让医生主持介绍葛兰素史克公司药品的讲座、并停止支付医生出席医药会议的差旅费的做法。

给加拿大医疗界敲响警钟

葛兰素史克公司的这一新政策会产生世界范围的影响,加拿大的一些医生也会不得不改变过去的行医习惯。

加拿大医生协会主席弗兰斯戈蒂说,对那些与制药公司关系过于密切的医生来说,这是一个警告;而且其他国际制药领域的主要公司也会跟进、采取与葛兰素史克公司类似的与医生脱钩的药品促销模式。

本身是急诊室医生的加拿大医生协会主席弗兰斯戈蒂指出,从本质上来说制药公司的根本目的是赚钱,医生的职责是医治病人;这两者之间是有利益冲突的。制药公司在怎么能够促使医生多开该公司药品方面有成熟有效的措施,而医生面临的挑战是怎么坚持把病人的利益和健康放在第一位。

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的医改措施中包括的措施之一是公开医生从制药公司得到了多少金钱资助。加拿大医生协会也希望实行类似的阳光法案,但到目前为止负责立法的加拿大联邦议会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动静。

加拿大和美国的医生们经常从医药公司得到的好处包括免费到加勒比海国家渡假旅游、整个诊所的医务人员得到免费午餐、医生得到昂贵的礼物、获得制药公司的科研费和获得发表医学科研论文的机会。

加拿大医疗界改革缓慢

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行医的帕苏德医生说,医生就不应该收受制药公司的金钱或礼物,医生的职责不是替制药公司推销药品,而是替病人服务、治愈他们的病痛。帕苏德医生批评加拿大医生协会在行医阳光化方面行动迟缓,不是率先采取行动禁止医生收受制药公司的金钱礼物、而是要等到制药公司率先决定停止向医生们提供金钱和礼物,这简直是医疗界的耻辱。

加拿大医生协会主席弗兰斯戈蒂承认,虽然加拿大医生协会在1991年已经公布了限制医生与制药公司保持过于密切关系的指导性规则,但这些规则并没有有效阻止这种事情的继续存在。

加拿大医生协会主席弗兰斯戈蒂希望葛兰素史克公司新的与医生脱钩的药品推销模式能够促进加拿大全国各界关注和讨论这一问题,并最终促使加拿大医疗领域走向阳光化和透明化。(作者: 方华)

2013年12月20日 来源: RCI

全球华侨汇款中国 去年达602亿

丕优研究中心说,国际移民每年汇回家乡给亲人的款项已超过5000亿元,几乎是2000年的三倍,为较不富裕国家提供重大的经济助力,其中汇出款额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去年总额达1233亿元。中间所得国家中,中国去年从侨民获得的汇款高达602亿元,仅次于印度。

移民在异国安顿后,经常汇钱返乡接济亲人。在中间所得国家中,印度从本国侨民获得的返乡汇款最多,一年达到710亿元,中国有602亿元,菲律宾有261亿元。世界银行定义的「中间所得国家」,是人均所得在1036元至1万2605元之间的国家。

彭博新闻社报导说,17日公布的这份研究报告显示,到高所得国家的国际移民愈来愈多,前往美国的移民更远超过其他国家,占所有国际移民的五分之一,返乡汇款也最多,去年达到1233亿元。

现在的国际移民约有七成住在人均所得1万2616元以上的较高所得国家,总数大约1亿6000万人。研究报告强烈显示经济情况对移民流动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北美和欧洲等地的高所得国家,对印度和墨西哥等地的移民吸引力愈来愈大,因为他们主要是想追求经济机会。

美国和俄国是国际移民最多的国家,1990年排名第六的德国也上升到第三名。

1990年美国有2300万移民,现已增加到4500万人。排名第二的俄国,1990和2013年移民总数维持大约1100万人。

现在的国际移民也日益来自「中间所得国家」,约有六成国际移民生在这些国家,总数有1亿3500万人。

美国虽然最近几十年移民急遽增加,可是外国出生人口仍然只占全国人口14%,远低于澳洲的28%和加拿大的21%。

美国的移民来源也愈来愈集中,现在美国的外国移民有55%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

来源:世界日报 2013年12月19日

加国男中4000万 全捐!纪念患癌亡妻

加国男中4000万 全捐!纪念患癌亡妻(图)

里斯特决定将全部彩金捐给慈善机构。

(明报)卡加利市1名男子赢得至多彩(Lotto Max)巨奖4,000万加元,他决定将全部彩金捐给慈善机构。

男子克里斯特(Tom Crist)赢得5月3日开奖的至多彩大奖,他说他会捐出全部奖金。

他周一说:「给癌病慈善机构大笔捐款,因为我的妻子患癌去世,两年前的2月。

「我刚在9月底退休,我够幸运,成家立业和养育孩子。我一点也不犹豫,钱放在哪里,交给慈善机构。」

克里斯特是至多彩和六合彩(Lotto 6-49)订户,亦即买家一次付款,最多1年选购彩票。

每次开奖,加西彩票公司(Western Canada Lottery Corp.)都会为订户核对彩券号码,假如他们中奖,就会自动支付奖金。

奖金超过10万元,彩票公司先要拨电话通知订户。克里斯特说,他从没想过会有电话通知他,说他赢得卡加利史上最大笔彩票奖金。

彩票订户 不知中奖号码

他在周一得奖宣布後说:「我连自己赢了什麽彩票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中奖号码。我每年收到续订通知,我就付钱续订,然後放到档案里。

「有时我领到10元或20元支票,但我从未料到这个。」

克里斯特获奖,也是草原北区彩票订户的最大奖金。

加拿大彩票赢家四千万加元全部捐出

(CBC)加拿大卡尔加里市男子汤姆·克里斯特(Tom Crist)在今年五月中了一个彩票大奖,金额高达4千万加元,但他在中奖后一直保密,连家里人都没有告诉,直到这个星期,克里斯特才宣布,将把4千万加元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汤姆·克里斯特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今年五月,他正在美国加里福利亚州棕榈泉打高尔夫,他说,当时我们在吃午餐,快吃完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位于温尼伯的加拿大西部彩票公司(Western Canada Lottery)打来的,通知我中了大奖的消息,当时我什么都没说,我说不出话来。

保密数月

他接着说,我挂断了电话,继续吃完午餐,然后去打高尔夫,我一直在保密,连我的孩子不知道,直到今天为止。

在被问到为什么不愿公布自己中中奖的消息时,克里斯特回答说,一收到电话,我马上就知道这笔钱将去哪里,我只是不想在媒体上曝光,所以我一推再推,但自从五月中奖以来,我想了很多。

捐款以怀念因癌症去世的妻子

汤姆·克里斯特表示,这笔钱将全部捐献给慈善组织,他说,我在一个公司工作了44年,财政状况不错,足以照顾我自己和我的孩子,我并不需要这笔钱。

他接着动情地说,两年前我失去了妻子,她因癌症去世,所以我要把这笔钱捐献给慈善机构,慈善机构有很多,癌症慈善机构将是首选,比如加拿大癌症协会,卡尔加里的汤姆·贝克癌症中心等。克里斯特说,他计划把钱投入到一个家庭信托基金,逐步发放给慈善机构。

克里斯特与妻子简结婚33年,简去世时只有57岁。

对于把彩金捐给慈善组织的重要性,克里斯特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失去了妻子,儿孙们失去了母亲、失去了祖母,每当我谈到这个,就很难过,我的妻子还相当年轻,她与癌症抗争了六年,最后还是走了,现在我要以我的方式表示对她的怀念。

家人的反应

那么,对于克里斯特将把四千万加元全部捐出,他的家里人有什么反应呢?

克里斯特说,家里人没问题,他们也是刚刚知道,从五月到现在,只有我和彩票公司知道,今天我都告诉了他们,因为媒体马上会报道这个消息,他们百分之百支持我的决定,而且为将安排如何捐钱感到兴奋,他们没有对我的决定表示质疑。

当然,克里斯特的孩子们也问他,为什么把这个消息保密了这么久,克里斯特回答说,我主要是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样的局面,我不想上媒体,不想被拍照,不想亲自到彩票公司领奖,但彩票公司说不可能,因为彩票公司有领奖规定,你中了大奖,就得遵守规则。不得已,克里斯特戴着帽子和墨镜让彩票公司拍了照片

克里斯特谈到,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发放一个信息,使更多的人捐款,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但他接着说,我这样做不是为了给别人树立榜样,而是我的心让我这样做。

克里斯特曾经是总部设在卡尔加里的电力批发公司EECOL电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于今年9月退休。

这是有史以来卡尔加里人中得金额最高的一个彩票。

周二捐出第一笔善款 120万

昨天(周一),汤姆·克里斯特宣布将捐出全部4000万奖金之后。 今天(周二),汤姆捐出第一笔,120万元善款。卡尔加里的汤姆·贝克癌症中心得到这笔钱,汤姆的爱妻简在这里离世。

中了4000万 幸运儿不知道

中了Lotto Max4000万元仍不知道中奖号码的克里斯。(图∶加西彩票公司提供)

(世界日报)加拿大亚省卡加利一名男子中了顶级乐透(Lotto Max)头奖4000万元浑然不知,直至加西彩票公司(Western Canada Lotteries Corp.)致电,他才获悉,但直到拿到支票那一刻,仍不知中奖号码及哪张彩票带来幸运。

原来,这位无端发财的幸运儿克里斯(Tom Crist)预付了一年投注款,同时购买Lotto Max及649,号码任由电脑自动挑选。

这位退休电力公司行政总裁表示,彩票局每年会有函件通知中奖结果及纪录,而他有时收到10元或20元的中奖支票,但从未想过会中4000万元,直到一天接到电话。

加西彩票公司16日表示,克里斯中的是5月3日开奖的Lotto Max。彩票公司解释,每次开奖後,奖金会自动拨入预付投注户口内;但若奖金超过1万元,就会通知中奖者领取支票。

2013-12-17 08:52 来源: 明报

美国富豪隐姓埋名捐75亿美元家产: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查克·费尼近照。原标题:沉默富豪的裸捐计划82岁的美国人查克·费尼(下文称费尼)被称为“慈善界的詹姆斯·邦德”。过去30年,他一直奔走在世界各地,执行着一项秘密使命——悄悄地把75亿美元身家全部捐赠出去。现在,他已经通过自己创办的大西洋慈善基金,将62亿美元捐到了世界各国的教育、科学、医疗、养老和人权等领域,这使他成为世界上有生之年捐款最多的人。他的目标是把剩下的13亿在2016年前捐掉,“无牵无挂地去见上帝!”退伍兵打造免税店帝国1931年,费尼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位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在一家保险公司当业务员,母亲麦德琳是位护士。费尼的父母都乐于助人,至今他还记得,母亲每天早晨上班时都会把一位残疾邻居顺路送到公共汽车站。1948年,费尼加入美国空军,成为一名信号兵,先后在日本和韩国服役4年。退役后,他靠军队提供的奖学金进入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由于奖学金每月只有110美元,远远不够开销,他就和一位同学做起了卖三明治的生意,收入还不错。1956年大学毕业后,费尼又来到法国东南部的格勒诺布尔大学学习政治学。毕业后,费尼没有立刻回国,而是打起了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的主意。当时舰队的军舰经常驻扎在滨海自由城,他就在那里办了一个夏令营,主要服务随军子女。

不久,他又开始向舰队官兵推销起了免税商品,包括白兰地、香烟、收音机等。虽然干这一行竞争激烈,但费尼有自己的优势。他利用老兵这个身份与海军官兵混得挺熟,经常能混上军舰直接推销。他还会从当地妓女那里打听到舰队下一个目的地,提前做好准备。在此期间,他遇到了康奈尔大学的校友罗伯特·米勒,两人开始合作,卖的东西也扩大到汽车、香水和珠宝等。1960年,两人成立了环球免税集团(DFS)。他们最早在檀香山和香港这两个美国军舰最常光顾的港口开店,到1964年时,店面已经铺到27个国家,雇员人数也超过了200人。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政府放开了对国民的旅游限制。日本人带着他们的积蓄蜂拥来到海外,抢购各种商品。费尼在日本当兵时已经掌握了日语和当地传统,他聘请漂亮的日本姑娘在免税店工作,货架上摆满了日本人喜欢带回去送礼的白兰地、香烟和皮包。他还给导游发工资,让他们带着游客直接来到免税店。日本人的钱太好赚了,费尼于是请分析师来预测他们的下一个旅游热点会是哪里。当分析师称塞班岛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热点时,费尼发现那里竟然没有机场。1976年,DFS投资500万美元把塞班岛的机场建了起来,这后来为集团带来了丰厚的回报。DFS的发展十分迅猛。1967年,费尼年终分红只有1.2万美元,到1977年就飙升到了1200万美元。

目前,DFS已经发展成世界最大的连锁免税店集团。1988年时,美国《福布斯》杂志就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DFS一家店铺平均每平方英尺每年赢利2万美元,换算成现在的水平就是3.87万美元,而苹果专卖店这一数字也不过5000美元。隐姓埋名做善事《福布斯》那篇文章估计费尼的财产有13亿美元,在美国富豪中排名第三十一位。但它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费尼的个人财产远远不止13亿美元,二是它们已经不再属于他了。早在1984年,费尼就将自己持有的38.75%的DFS股份转到了大西洋慈善基金名下。1981年,费尼给母校康奈尔大学捐了70万美元,此后找他要钱的请求纷至沓来。为了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捐款,费尼在一位朋友的建议下成立了大西洋慈善基金。与其他富豪高调行善不同,费尼竭力隐藏自己的善举。为了避开美国法律关于基金会信息披露的规定,费尼跑到了远离美国本土的百慕大群岛去注册,基金会也没有使用查克·费尼的名字,他甚至要求基金会的员工不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工作。根据他的严格要求,接受捐赠的机构也不能为他放置一块铭牌。许多受益者不知道资金来源,即便知道了也必须签署保密协议——如果向外界透露,资助将会停止。费尼从来不以自己的名字为基金会捐献的图书馆或医院命名,总是把这个殊荣留给参加同一项目的其它大亨。康奈尔大学校长弗兰克·罗德曾经无奈地说:“我得想尽一切办法才能让董事会相信这些钱并非来路不正,不是黑手党的钱!”费尼的捐款并不是不加考虑地大把撒出去,在管理慈善项目上他再次表现出商人的精明。接受捐助的慈善机构得拿出详细的商业计划书,如果哪个项目偏离了计划,他就停止捐赠。他选择项目也会计算投入产出比,例如为发展中国家的腭裂儿童做免费手术的“微笑行动”就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在他看来,只需一个花费250美元的手术,就能显著改变患者的命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费尼预感到免税店的利润上升空间正在缩水,于是决定离开DFS。1997年,法国奢侈品巨头伯纳德·阿诺尔特用35亿美元将DFS收购。如此大宗的收购案必须披露相关信息,费尼不能再隐瞒下去,公众这才知道他的股份早就转到大西洋慈善基金名下了。费尼因此获得极大关注,并收获了两个“粉丝”——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受到费尼的启发,他们也先后表示要“裸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如果你过于执着一件事,它就会成为你的负担。”这是费尼对财富的态度。虽然身家数十亿,但他始终看淡金钱,过着俭朴的生活。他戴一块15美元的卡西欧手表,因为“它走得和劳力士一样准”;他没有轿车,平时都是乘公共汽车、地铁或出租车出行,“因为城市里停车太困难”;他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和旧金山都有房产,不过它们都在基金会名下;75岁之前,他乘飞机只坐经济舱,后来由于膝关节老化才改坐头等舱,“因为头等舱也不会让你先到”;他穿衣服也不讲究,曾自称是“衣衫褴褛的慈善家”。费尼对5个儿女的要求也很严格,放假时他们都要到宾馆、饭店和超市打工赚钱。费尼的女儿贝利十几岁时,有一段时间打了不少长途电话。费尼发现了长长的话费账单后,立刻切断了电话线,并在家中贴了一张本市地图,上面标出了附近的公用电话。对于费尼隐姓埋名地“散财”,子女们都很赞成。费尼的儿子莱斯利说:“这让我们与普通人无异。”

对于费尼的“小气”,大西洋慈善基金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奥什利深有体会。两人去越南出差时,就住在一家很简陋的旅馆里。但该大方的时候费尼也不含糊,他曾有一次让奥什利乘坐票价不菲的协和式超音速飞机回国,就为了让他赶上与家人一起过节。目前,大西洋慈善基金正以每年4亿美元的速度“散财”,而费尼个人的净资产只有200万美元左右。他的观点是,行善要趁早,“不要等你老了或百年之后再做善事,应该趁着有精力、有关系、有影响力的时候及早做,这样效果会更好”。不久前有消息说,好莱坞影星乔治·克鲁尼正考虑把费尼的故事搬上银幕。于是,有记者问费尼,谁来扮演他比较合适,他竟没有选万人迷克鲁尼,而是钦点了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喜剧明星丹尼·德·维托。

2013年12月17日 来源:环球人物 作者:高峰

父母探亲签证申请邀请信样本

给签证官的邀请函:
invitation Letter

Dear Sir/Madam,

I, XXX and my wife XXX and our son XXX,residing at NO.XXX , XXX road , montreal, QC,CANADA. Post code:XXX XXX. We are permanent residents of Canada, would like to invite my father XXX ,and my motherXXX , residing at NO.XX. XXX District 23 Building, XXX District, Jinan City, China, to visit us in Canada for about 3 months starting from July 15, 2011 to October 15, 2011.
The purpose of the visit is social as well as tourism within Canada. During their visit, they will stay with us at the above address and we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ll her/his/their expenses including the round trip air fare to Canada, food, housing, travelling within Canada, medical insurance and all other expenses.
We will make sure that my father and my mother will leave Canada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ir authorized stay. Please kindly grant them a Temporary Resident Visa.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via telephone at 514-XXX-XXX and 514-XXX-XXX or E-mail me at XXX@QQ.COM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Best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