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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女移民:加拿大生活美好超过所想所求

  陈盘彩丽超过所想所求的祝福
  陈盘彩丽不但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还在2012年获得英女王钻禧勛章(Queen Elizabeth II Diamond Jubilee Medal),嘉勉她为社区所作的贡献。面对人们的赞许,她却淡淡地说:「其实我不觉得自己有甚么了不起,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和供应。我只不过在适当的时候,把握住上帝所提供的机会而已。」

  贫乏童年 找到天父的爱

  陈盘彩丽(Rainbow)从来没忘记儿时艰苦的岁月-家里的贫穷,不仅是物质的不足,更是缺乏爱。她感慨地说:「那时候,我在家中感受不到父爱;幸好上帝给我一个坚忍的母亲(母亲在2006年也信主了)!中一开始,我参加了学校的团契,认识基督教信仰-塬来有一位天父上帝,在祂里面我找到父爱!中一到中四那段时间,我是完全靠着对上帝的信心度过的。」

  中五毕业后,她开始工作供自己读书;夜校大专课程就是在她白天工作、每晚上课的情况下,坚持了四年得以完成,期间的艰辛不足为人道。她只知道倘若没有上帝,自己根本无法走过来。「在中学时代,有一次回到教会,收到一封里面夹着200元的信,让我真实感受到在外面找不到的爱……」经历上帝的爱,让她一生受用,更令她渐渐明白到人需要有出路。她肯定地说:「我觉得,未信主的人真可以很痛苦,在困境中又无依无靠,于是就随便找些东西来麻醉自己;但是,有盼望的人就完全不同,即使在绝境中仍有希望。」她坦言,自己就是那个找到盼望的有福之人。

  加国公僕 进入联邦政府

  1992年,陈盘彩丽和丈夫移民加拿大,先抵埠安省伦敦。「本来在香港从事会计的我,刚到时找不到工作,就到朋友的衣厂做车工,后来经朋友介绍重入会计专业。1994年,我们搬到多伦多工作,先后换过好几间公司,1997年考入安省政府部门,这才安定下来。」她感恩地说,「第二年,我先生在渥太华也找到一份政府工,我申请调动,一家人便在1999年定居渥太华。」

  本以为打政府工一定很稳定,想不到却遇上整个部门面临被合拼的境况。很多同事在前景不明朗、大有裁员的可能之下纷纷选择转工,而她顶着极大的工作压力,静静地祈祷交託:「在整个过程中,我看到上帝的带领,因为很多人走了,管理层有了空缺,后来整个部门在2008年成为联邦政府的一部分,我不但保住了工作,且在这个转变中,于2008年进入了联邦政府的管理层。」

  学习法文 大大经历神迹

  2013年,陈盘彩丽的工作亮起了红灯-在叁年里面,部门曾派她全职读了一年半法文,继而边上班边自修,可是经过9次法文口语考试,都达不到工作要求的 C Level。「对一个中年华人来说,要求法语要跟英语一样流利,真是太难了。」她已拼命到处去找练习的机会-参加法语的 Toastmaters Club、到法语的医院做义工、在教会里帮人用法语报税,结果却又是接二连叁的失败!这种从未有过的挫败感,令她几乎崩溃。「2013年10月底的一个晚上,我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无能和不足,因为过往我一直都是靠自己。感谢祂在我走到尽头时,就给我带来曙光!」她忽然想起,一年多前在替一名说法语的婆婆报税时,曾提及一个老人中心的法文话剧社,于是立即联络他们的负责人。「读书时已很喜欢话剧,分别在多伦多和渥太华演出过。我的爱好和义工经验,让我成为法文话剧社的义工。初时,我趁着替演员化妆的时间跟他们练法文,后来竟得到一个演出的机会。那里的老人家非常热情,轮班教我发音,最后,我不但背熟了23段台词,而且发音非常标准。」她几乎忘记了学法文的目的,是为了应付考试。

  开始排练一个月后(即今年一月底),陈盘彩丽去考第10次的法文口试。考试前一晚,因为要排戏,并没有好好温习,更不像之前那样,每次考试前夕都紧张到失眠,反而一觉睡到天亮。「叁天后,我获得通知:考试通过了。我知道,上帝一直在作工。」她激动地说,「谁说没有神蹟?谁説不可能?只要我们肯放下自我,承认自己的无能,依靠上帝,由祂作我们生命的主,那一刻神蹟就会发生!」

  免费报税 获得社会嘉勉

  陈盘彩丽深知,世间不会有这么多巧合,所有事情都是由上帝精心安排的。「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没有办法度过艰难的青少年时期,也不可能考到会计师专业资格,更不可以进入联邦政府管理层;如果我没有做报税义工,我就接触不到那位说法语的婆婆;如果我没有话剧经验,就不能进入法语话剧社练法文……正如圣经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陈盘彩丽的人生正如她的英文名一样,就像雨后彩虹,绽放出无比的美丽-在她人生低谷的2012年,竟获得了英女王钻禧勛章。「这不是我个人的能力,而是义务报税团队的整体付出;连我在内,团队里共有叁个人获得勛章。」早在1999年,她已经开始为低收入人士义务报税,直到2007年才跟两个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的支持下,组成了现在这个团队。「我一直在想,身为移民,又是基督徒,当怎样回馈社会,回馈上帝的恩典呢?免费替低收入人士报税,我可以做得到;所以,从2007年开始,延续到今天。我们的团队,开始时只有十几个人,到现在有50多名报税义工,还有数十个教会弟兄姊妹从旁协助,成为一个全教会的行动,从最初只能帮大约100人,到近叁年来每年可以帮助600-700名低收入人士报税。」这个以教会为基点的行动,在社区中竖立了一个很正面的形象。陈盘彩丽说:「透过免费帮低收入人士报税这行动,我们给社会看到的,是一个关怀的行动。前来报税的,大部分是主流人士,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一生都不会步入教会,但因为报税,就有了这个感受基督大爱的机会。」

  陈盘彩丽很庆幸自己从小就信了主,因而找到依靠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此刻,回头看几十年前的我,绝对想象不到,自小平平无奇的自己,竟能拥有这么多的祝福。上帝赐给我的,远远超过我所想所求。」

2014-12-21 19:16:29 加拿大号角报

来自名门的传教士:李遹声牧师

来自名门的传教士:李遹声牧师
Edmund Jennings Lee IV (1877-1962)

图一: Edmund J. Lee四世1903年于中国安安庆写给她母亲Edmund J. Lee三世太太的信。

图一是1903年安徽安庆美国传道会一位叫Edmund J. Lee的人写给他的母亲、也被称为Edmund J. Lee太太的一封信。儿子和母亲怎么会是相同的名字呢?实际上,写信人叫Edmund J. Lee四世,父亲是三世,因此,母亲的全称应该是Edmund J. Lee三世太太。他们是美国弗吉尼亚州著名的李氏家族成员。

美国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的李氏家族开始于1639年22岁时从英格兰移民来美国的罗伯特•李一世(Col. Richard Lee I, “the Immigrant” ,1617–1664)[1]。在这之后至今的三百多年中,这个家族被认为是产生了最多政治家、军事家和故事最多的美国家族之一,也是美国南方最有影响的家族之一。参与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五十六人中有两个,Richard Henry Lee (1732 – 1794)和Francis Lightfoot Lee (1734 – 1797),就是来自该家族,他们都是罗伯特•李一世的曾孙。众所周知的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的最高统帅罗伯特•李将军(1807 – 1870)也是该家族的成员。Edmund J. Lee一世(1772-1843)就是李将军的叔叔,维基百科也有一个专门关于他的词条[2]。此外,该家族还产生过众多的州长、议员、众议员、将军和法官。维基百科关于该家族的条目有许多,甚至还有一所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就是用华盛顿总统和该家族的姓命名的。

与该家族有关的出版书籍也较多。我这里参考的与李遹声牧师有关的有四本。一是李遹声牧师的太太Lucy Chaplin Lee(1884-1971)写的回忆录《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旅居》[3],二是William Black的《Chatham Hall女校:卓越的历史》[4],另外两本是关于李遹声牧师的在中国出生和度过少年时代的二儿子的《一个非常有原则的男孩》[5]和《Duncan Lee的一生:红色间谍和冷战战士》[6]。但在其他英文资料方面,目前在互联网上还几乎查阅不到美国圣公会(USA Episcopal Church or American Church Mission)有关李遹声牧师去中国和在中国工作活动的任何记录。互联网能查阅到的与他有关的报刊文章也还很少。这与我写其他许多传教士时,传道会的记录和地方报纸关于教会活动的报道是重要资料来源有显著的不同。

网上有关李遹声牧师的中文资料,尽管只是一些关于他工作的零星介绍,但相对于其他许多传教士而言,算得上是比较多的了。这些中文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其它传教士回忆书籍的中文翻译。如《戴世璜自传》(My Cup Runneth Over)[7],作者戴世璜(Harry Baylor Taylor,1882-1971)是李遹声的好友,圣公会的医学传教士,1905年到达安庆,1908年到1931年担任安庆同仁医院(St. James Hospital)院长,1951年离开中国回美国;丹尼尔•特朗布尔•亨廷顿(中文名韓仁敦)的《圣公会安庆教区》[8](The Diocese of Anking)[9] 。韓仁敦是1911年圣公会皖赣教区从湘鄂皖赣教区划出后的首任主教;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的《中国十八省府——安庆》[10]。但所有这些记录基本上都只是提到他们考察安庆是李遹声牧师陪同。李遹声曾担任皖赣教区皖西片西牧区主任,因此教区主教或其他人到访安庆时,是他陪同。

第二类中文资料是一些中国本地作者的文章[11-14]。尽管这些文章只是在讲述其他时零散简单地提及到了李遹声在中国做过的一些事,也似乎还没有人知道他显赫的家庭背景,但不仅有这些提及,而且对他还是正面的评价,甚至说“他是安庆近代重要的历史名人,他对近代安庆的宗教、教育以及手工业等都有重大影响”[11]。共产主义长期对传教士持驱逐和否定的态度,即使那些把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医学、教育、妇女解放或穷人保障救济的传教士,今日网上能查到的中文资料也是寥寥无几,因此对李遹声牧师的这个评价出自中国国内的作者,不能不令人印象深刻和欣慰。

李遹声1877年9月5日出生于西弗吉尼亞州,1897年19岁时以优等生成绩从弗吉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当时美国南方正处于建设“新南方”时期,他的同学毕业后都蜂拥至银行、铁路等部门工作。但李遹声毕业后响应學生志願運動(SVM)国外传道使團的号召,决定去海外传扬主的福音。他进了弗吉尼亚神学院(Virginia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为成为圣公会的海外传教士做准备。在他读神学院时,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两百多传教士和他们未成年子女以及数以万计的中国基督徒被杀。他决定来中国,要用他的一生把主的光带给中国人。当有人质疑他的想法时,他没有迟疑地回答说“我在我的家乡可以做的事,若我不做,有人会做;但我要在中国做的事,若我不做,可能就没有人做了”[5]。

李遹声的决定没有来自家庭的反对。他的父亲Edmund J. Lee三世伤残以前工作于南方联邦政府,他是三一圣公会教会的活跃会员,是弗吉尼亚神学院的信托人,是弗吉尼亚主教教区常委委员。这时已经过世。他的继母是牧师的女儿[15]。事实上,当时李遹声来中国时很可能还有他家族里的其他成员也来了。他太太Lucy的回忆录《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旅居》的介绍中说1910年(该书中说是1911年,但根据参考文献[5]以及他们结婚的时间判断,应为1910年才合理)他们在庐山第一次相遇时,李遹声是同他的父亲和弟弟Armistead在中国。但问题是他父亲在他来中国之前的1896年已经过世。参考文献[5,p.14]说当时同他在中国的是他的一个姑表兄弟,是医学传教士。查阅李遹声牧师的家族资料,他确实有一个叔叔,Henry Bedinger Lee (1849 – 1921),是牧师[16]。这个叔叔的大儿子Henry Bedinger Lee Jr. (1880 – 1947)在李遹声来中国时也已成年[17]。但我尚未查阅到任何他们去过中国传教的记录。

我上面提及的李遹声写给母亲的信中附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一对年长些的夫妇、李遹声、及另一位男士共四人。另一张照片是李遹声和另一位年轻人。这两张照片中的人就是当时同他一起也来到了中国的他的亲人吗?信的开头他告诉妈妈,Leestead生病仍躺在床上。这个Leestead 是他对弟弟Armistead Lee的称呼吗?同他在中国的实际上是这个弟弟吗?因没有查阅到美国圣公会的记录,我还不能确定。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李遹声来中国时,他家族里还有其他成员也来了。

图二:李遹声1903年给妈妈的信中附的两张照片。

李遹声到达中国后,先在南京学习中文。参考文献[5]认为他在南京呆了两年,1904年才去安庆。但上述信是1903年11月11日至15日写的,信不仅是使用的安庆圣公会的信纸,而且在谈论安庆的工作,因此他至少在11月上旬就已抵达安庆,在南京只停留了一年半多的时间。该信可能是写好后托人带到上海美国领事馆邮寄的,是美国上海领事馆邮局的美国邮票和11月20日的上海日戳。

在李遹声到达安庆的前一年,即1902年,美国圣公会在长江中游地区设立了鄂湘皖赣教区,主教教堂位于汉口,第一任主教是殷徳生(James Addison Ingle)。李遹声太太的回忆录中说李遹声到安庆后先去汉口在殷徳生主教手下工作了一段时间[3]。

李遹声在安庆的工作主要是管理和协调圣公会在安庆的学校和教堂的运作[5]。这些学校和教堂有的是在他来之前圣公会已经建立的,如他曾任堂长的崇实英文男子学堂[12、13];有的是他任上才建立的,如天恩教堂和天恩小学等。他在安庆地区管理和建立的学校共有五所[5]。他是天恩堂的牧师,也曾担任天恩小学的校长。1910年鄂湘皖赣教区分为鄂湘教区和皖赣教区,李遹声担任皖赣教区皖西片西牧区的主任。

由于一些学校和教堂位于安庆的郊区或邻近的乡下,李遹声经常一人骑着自行车往来在这些学校教堂之间,也经常晚上不能回到家里。当时郊区和乡下常有土匪,李遹声在路上是带着一本《圣经》和一把左轮手枪[5]。除了在安庆的学校和教堂外,他还在庐山为美国圣公会中国传教士的子女建立了一所专门的寄宿学校,办学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孩子在毕业之后能直接在美国上大学[4]。除了上述工作外,李遹声还培训中国同工传福音,星期日则定期在他家里举办沙龙讨论宗教和哲学问题,邀请安庆当地的知识分子等参加。为此,他也去努力了解中国的佛教、道教和儒家文化[5]。另外,据李遹声太太的回忆,她在安庆的16年里,安徽每年都有水灾,救济灾民也是李遹声每年都要做的工作[3]。

网上有中国作者呼吁中国政府将圣公会安庆西牧区主任的旧居(先是李遹声旧居,后来是刘平庚旧居,现在则属安庆市工人医院)作为文物保护。那栋楼实际上原是李遹声的私有财产。传教士的工资收入一般都不宽裕。圣公会当时给李遹声的工资是年薪20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美国年薪4万美元[5]。对于一对夫妇带三个小孩的五口之家,按美国今天的标准这是在贫困线上下。但因当时中国的生活费用很低,这收入倒是可以让他们一家在中国宽裕地生活。但要靠这收入积蓄建房子则不可能。那房子是李遹声的哥哥和李遹声太太的父亲给他们钱建造的。李遹声太太的父亲是纽约一位成功的羊毛商人,也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不仅为教会奉献时间和金钱,还教授一门圣经课程[5]。

李遹声旧居的建造时间,中文有两种说法,一是建于1903年[14],一是建于1925年[11]。我没有去考证。但李遹声夫妇是1911年才结婚的,因此,应该是1925年的说法才可信。那房子当时建造时是两层半,上面半层应该是阁楼,但今天阁楼已被撤除,只剩下两层,变成了平顶。墙面原是石头的,现贴上了瓷片。大门前有两根柱子和宽阔的阶廊,当时可以坐在门前享受来自长江的微风[5]。1927年李遹声离开中国,这房产怎样处理了?从后来成为圣公会的西牧区继任主任刘平庚的居所判断,李遹声应该是把它的所有权给了圣公会。实际上,李遹声他们当时还在庐山也建了一栋平房,供他全家夏天以及他自己在管理在庐山的那所寄宿学校时居住[5]。

李遹声是1910年在庐山时与Lucy相遇和相恋。Lucy的父亲当时资助她环球旅行,到中国时刚好在庐山有一个基督教的会议,她就来了庐山。是在一个朋友家的茶会上同李遹声相识的。他们1911年6月29日在美国结婚。婚后Lucy放弃在美国的工作同李遹声一起来到了中国。他们在上海度过了一个短暂的蜜月,然后坐船来安庆。后来Lucy回忆他们坐船到安庆的旅程,称那是他们最后的无忧无虑的日子[5]。

上面提到中国国内作者认为李遹声甚至对安庆的手工业也有重要贡献。这主要是他太太Lucy的努力。Lucy1914年回纽约度探亲假时,为了在中国服务的需要,她报名参加了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兰德学校(the socialist Rand School),学习如何组织合作社(organize cooperatives)。休假完回到中国,她开始了后来被称为安庆彩色十字绣协会(the Anqing Colored Cross Stitch Society)的机构,组织妇女做手工挣收入补贴家用。Lucy的工作是慈善性的,她让参加的妇女得到的收益全部归她们自己所有[5]。后来收益不错,发展很快,到1925年时发展成了天恩针织厂(又称绣花房、针绣场、织造坊),地址就在他们的住宅旁。中文文章认为绣花房只“吸纳”基督徒妇女,人数曾达到几百人[11],但英文资料说是包括基督徒妇女在内的本地妇女,曾达一百多人[5]。

Lucy的回忆讲过两件小事。一件说当时在安庆的安徽总督的一个小姨太对基督教信仰感兴趣,所以Lucy有时去总督府见她,慢慢同总督也熟了(李遹声则因每年的救灾早已认识总督)。当时中国处死犯人还是杀头,然后把头挂在城墙上示众。总督也深信只有用这种严厉的方式才能让人知道法律的威严。有一次Lucy的佣人告诉她,前次的杀人因刀不快,砍了15刀才把那犯人的头砍下来。这让Lucy感到愤怒和恐怖,而且这事通过上海的报纸传到国外去了,对她热爱的中国也是一个羞辱。因此,她立即去到总督府要求见总督。总督同意了见她。Lucy讲了她的愤怒和难受,要总督至少应该把那刀磨快一点。总督回答说,因为迷信,在安庆没有磨刀人愿意磨那刀。Lucy要总督换一把新刀,但总督回答只有上海才能买到。Lucy要总督立即打电报到上海订刀,并推迟下一次行刑到刀来之后。总督告诉她这不可能,因为下一批犯人就要到了,需要及时杀掉死刑犯腾出关押的地方。

Lucy说她带着愤怒和失望离开了总督府,对总督的好感也全没有了,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脑海里一直被这件事缠绕。但第二天晚些的时候她被告知总督打电报到上海订刀了,并且在新刀到来前不会执行新的死刑。这让她感到是一个胜利。她说可能没有死刑犯将会知道因为一个美国女子的愤怒,他们的死多了一点点怜悯,但对她自己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她和李遹声同总督的友谊也一直维持到1927年他们离开安庆[3]。

另一件事我不是在Lucy的回忆录中读到的,而是在Mark A. Bradley的书中。是说Lucy初到安庆时请了老师教她中文,她的第一位中文老师见她时,用一个桔子遮在鼻子前,因为他相信外国人都有一种难闻的气味[5]。中国翻译者在翻译李遹声在安庆的好友、圣公会医学传教士戴世璜的自传时,这样赞叹戴世璜的人格“作为远离故土,在安庆这座老城,默默耗尽自己的青春,甚至不惜生命的一个西方人,这一切如果仅仅归于一种宗教的力量,恐怕难以解释,应该是有人性中更光辉的东西在支撑着他”[18]。实际上,对于基督徒来说,感受刚好相反-依我们人性做不到的事,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和教导,才有力量去行。戴世璜自传的英文书名实际上是叫《福杯满溢》(My Cup Runneth Over),那是《圣经》诗篇第23篇中大卫王赞美神的话,因此,戴世璜用“福杯满溢”作他的书名,已经清楚地说出了他力量的源泉和感恩。李遹声和Lucy都是来自富有和教育良好的家庭,对这种把他们当成有异味的异族的行为,若依人的本性去看,他们会不会失望甚至愤怒?!但感谢主,他们是基督徒,他们知道耶稣就是在世人都还是罪人甚至会钉死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因着爱来到了世人之中;他们知道神要他们爱世人。因此,无论是这样的羞辱还是后面我们会提到的更大的苦难,都没有动摇他们对中国的爱。

当时去中国做传教士,用今日世俗的话来说,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这种风险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社会的动乱可能导致失去生命。这包括土匪,战争,和因为文化与信仰的冲突而专门针对传教士的攻击。二是落后不卫生的环境和医疗条件的落后而导致的疾病可能使他们失去生命。李遹声夫妇在这两方面都有过经历。上面我们介绍说李遹声叫Edmund J. Lee四世。他之后本来还有Edmund J. Lee五世,就是他们1912年5月9日在上海出生的大儿子。但这个儿子1913年4月9日在安庆因脊髓膜炎过世,结束了他们家几代以相同名字“X”世命名的延续。

这不是他们在中国传教中失去的唯一亲人。1926年7月,Lucy的被称为长老会的思想家、和平主义者、在青岛做医学传教士的弟弟Maxwell Chaplin(1890-1926)在给中国病人治病时感染霍乱过世,年仅36岁[19]。而1927年李遹声在躲避北伐战争对他们的驱赶时,他在上海,他的两个儿子在回美国的船上,都曾先后染上阿米巴痢疾,险些丧命[3、5]。

在中国的传教士历史上,曾有过四次针对他们的较大社会动乱。第一次是义和团运动;第二次是北伐战争;第三次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至1945年日本人对他们的监禁;最后一次是1951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对他们的全面驱逐,也有少部分如我们介绍过的医学传教士白可慕那样曾被监禁[20],最长的被监禁到了70年代。北伐战争在“四一二事件”之前是奉行联俄、联共政策,而俄国和共产主义对宗教持否定态度,北伐军所到之处攻击一切外国目标,尤其是传教士办的教堂、学校、医院、以及中国的庙宇。甚至金陵大学的创办人、副校长、曾多次赴美为中国自然灾害救灾募款让数以数十万中国人受益的教育传教士文怀恩也被杀害[21、22]。

1927年安庆有外籍教牧人员约52人[23]。北伐军进攻安庆大家开始逃离,开始时李遹声还想坚持不走,他很难理解他的中国邻居会把他当作外国入侵者。后来他们逃到了一艘在长江的美国军舰上。Lucy在船上还听见岸上的人在高呼着:“杀死那些外国佬!”[5]。

军舰把他们送到了九江,在那里他们一家同其他逃亡的外国人一起坐一艘中国船去上海。由于船窗里太多老鼠,他们都睡在甲板上,甲板四周用箱子高高地围着以免遭岸边狙击手的袭击。在上海停留了几周之后,Lucy带三个小孩回美国,李遹声没有随行,他在上海等待,以便动乱平息后能立即回安庆。所有这些打击都没有动摇李遹声在事奉中国的信念。这让非基督徒难以理解,称他为坚毅和谜一般的人[5]。

1927年5月李遹声在上海感染阿米巴痢疾,病得十分严重(gravely ill),这才使他决定先回美国休假养病。李遹声离开中国的时间,参考文献[5]认为是1928年,但我们查到他美国海关的入境记录,是乘坐的自上海出发的President Cleveland船,于1927年10月20日抵达旧金山的[24]。

李遹声仍希望休假后返回中国。在美国病好些后他常外出讲演,介绍中国的情况,为中国的事工募集资金。圣公会在弗吉尼亚州有一所成立于1894年叫Chatham Hall的女子预备学校,当时由于经济不景气加上经营的问题,已经负债累累,频临倒闭。尤其是1928年5月负责学校日常运作的主要职员辞职后,学校已进入关闭程序。学校董事会知道李遹声在美国后,认为他是挽救学校的最佳人选,他在中国有丰富的开办和管理学校的经验、有丰富的募集资金的经验、他来自一个在弗吉尼亚有影响有信誉的家族,甚至他的太太也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助手[3]。因此董事会要求圣公会安排李遹声来挽救该校。圣公会在弗吉尼亚教区的主教Tucker联系到李遹声时,他正在外演讲介绍中国的事工情况。

李遹声这时的处境令他相当挣扎和矛盾。一方面,他不想接受这份工作,他热爱中国,对他在中国的事工有着强烈的负担,想要回到中国去[3]。1928年7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还在自我贬低他的能力,说校董事会对他的资历胜任这份工作比他自己更肯定。但另一方面安庆那边的局势又让他不确定什么时候可以返回。他在中国的工作主要在安徽和江西,而那里继北伐之后,接着发生了共产党南昌起义和江西根据地的建立。据李遹声在安庆时的好友戴世璜医生的自传,圣公会在安庆的工作到1930年时都还处于随时准备撤退的状态。戴世璜一家1930年夏天仍不敢去庐山休假。但庐山的圣公会学校管理不仅是李遹声工作的一部分,而且那学校对象他已经是少年的儿子接受正常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当安庆的形势到1928年夏仍不很明朗时,李遹声接受了几个圣公会的在美国工作面试[5]。这时Chatham Hall校董事会发出极强烈的要求(extremely strong appeal),李遹声终于“投降”(capitulated)了,接受了圣公会南弗吉尼亚教区的安排,担任Chatham Hall女校的校长和位于Chatham的圣公会以马内利教会的主任。

他在Chatham Hall女校开始的工作是确定该校是应关闭还是继续办下去。他开始倾向关闭该校。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从该校教职工那里感受到他们对学校强烈的爱,他决定尽一切努力将该校办下去。后来该校不仅办下去了,至今仍存在,而且办得如此之好,以致后人写《Chatham Hall女校:卓越的历史》一书来怀念他。李遹声1962年5月24日在弗吉尼亚过世,84岁。他太太Lucy1971年2月25日过世,87岁。

李遹声夫妇有过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分别是Edmund Jennings Lee V(1912年5月9日 – 1913年4月9日)、Duncan Chaplin Lee (1913年12月19日 – 1988年4月)、Armistead Mason Lee (1916年4月2日 – 1998年8月4日)、Priscilla Alden Lee (1921年7月15日 – )[26]。上面交待资料来源时提及有两本书是关于他们二儿子Duncan的,因此这里应该简单介绍一下Duncan。因为Edmund Jennings Lee五世未满周岁就因病过世,Duncan实际上相当于是李遹声夫妇的长子。

1913年Duncan出生于安庆,1927年离开中国时已是快14岁的少年。在三十年代,尽管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但因卓越的学术成绩和课外工作记录,他仍获得奖学金就读耶鲁大学,并随后于1935获得罗德奖学金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法律。三十年代的牛津大学共产主义运动十分活跃,加上西班牙内战和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使Duncan相信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才是希望。尤其是他后来与激进的共产主义相信者伊莎貝拉-吉布斯相识相恋,Duncan在给父母的信中说他对神和资本主义已经幻灭[27]。1937年夏天,斯大林的清洗运动最高潮时,他同伊莎貝拉前往苏联旅行,在给他心急如焚的父母的信中他说斯大林与希特勒完全不同,甚至说:“我发现共产党远比任何有组织的教会更具体体现了真正的基督精神”(I find the Communist Party a far nearer embodiment of what I regard as genuine Christianity than any organized church)[28]。他们俩计划加入英国地下共产党。

他对共产主义和伊莎貝拉的这两个热恋让他的母亲几乎精神崩溃,Duncan最终同意等他自己经济独立后再决定是否加入共产党。后来,Duncan回到耶鲁继续准备他未来的律师生涯,并同伊莎貝拉结婚。他们夫妇仍热衷共产主义,并于1939一起秘密加入了美国共产党[27]。

1939年从耶鲁毕业后他加入了后来成为少将的William Donovan的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William加入军队,成为CIA前身的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的创始人和主任,Duncan也随同前往,加入军队,成为William的助手和秘书,后来提升为中尉上校。但在这之前Duncan已被苏联间谍Mary Price发展为苏联间谍。因此,他加入OSS后立即就给苏联提供情报,被认为是斯大林最重要的间谍。他开始的联系人是Mary,后来因与Mary发展为情人关系,克格勃担心他知道内情的妻子吃醋,将联络人改为Elizabeth Bentley(伊丽莎白)。伊丽莎白1945年被FBI逮捕,交代出Duncan是苏联间谍。

Duncan是一个精明的律师。他从不携带文件出OSS,而是把文件记熟口述给联络人,联络人也不准在他离开以前做任何记录,这使FBI很难找到起诉他的证据,加上美国两党避免责任的政治原因,Duncan没有受到军事法庭的起诉。但美国政府一直未让他妻子成为美国公民,他们的婚姻也因Duncan的不忠等原因而以离婚结束。Duncan后来在百慕大时,美国政府拒绝给他再延护照,而英国政府驱逐他离开百慕大。他后来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做AIG保险公司的律师直到退休。他于1988年过世,至死都否定自己当过苏联间谍。但九十年代苏联解密的文件证明他确实做了。他的子女而不再认为他是无辜的,愿意为《一个非常有原则的男孩》的作者提供家信等资料。

尽管Duncan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但他内心的不平安显而易见。甚至从1944年起他就开始不愿再为苏联提供情报,以致他的联络人通过他太太劝他继续。他被FBI询问时有时手颤抖得连香烟也夹不住。晚年时成为酒鬼,也感叹自己曾前途光明的职业生涯偏离了轨道[28]。他信仰上背叛了父母的信仰;工作上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婚姻上背叛了自己的妻子。甚至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也得说谎。晚年在家庭的回忆中,在沉思良久后他对他的父亲李橘声作了以下评价。这既是非基督徒的Duncan对父亲李橘声的评价,也让我们能感受到Duncan那远离神的灵魂的挣扎和没有安宁:

“他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人,一个圣人。我很清楚我两者都不是。我知道我不能分享他的宗教信仰让他极为失望,给他一种失败的感觉,而这也让我深深地充满犯罪感”[5]

作者:方金琪(信望爱小屋),2014年12月18日,作者保留所有文章及图片版权。欢迎转载。转载电子版文章时,敬请注明文章作者和转自www.healthChinese.ca,并请注意在转载时,不得对文章进行任何删改。若需书面转载本刊文章,请先征得作者书面许可

一旦病倒无法工作 四成加拿大人面临财困

一旦病倒无法工作 四成加拿大人面临财困
  多年来,加拿大中央银行和联邦财政部不断提醒民众,他们负责太多。此外,加拿大房价可能高估,未来几年有机会加息,还有其他方面的风险,都会影响人们的财政状况。

  多数加拿大人债台高筑,不算新闻,很多调查报告指出,多数人没有适当储蓄养老。
  道明保险(TD Insurance)上月报告,假如39%的加拿大人突然病倒,无法工作,他们会有财务困难。35岁以下的人,这个数字上升到44%。

  温哥华索德商学院(Sauder School of Business)助理教授达维多夫(Thomas Davidoff)说,老来靠房产过活,不一定是坏主意。他解释说,抵押房屋借钱,总比依靠高利贷信用卡好。

  上述网上调查20岁到59岁的业主,家庭收入5万元或更多,调查日期从9月8日到9月19日,调查没有误差点,因为它不是人口随机抽样。

2014-12-03 11:12:25 明报

加拿大孕妇美国提前诞婴 面临95万医疗费无人担

加拿大孕妇美国提前诞婴 面临95万医疗费无人担- 旅行医疗保险

一名加拿大孕妇到美国夏威夷度假的时候,腹中胎儿提早出生,比预产期提早了9周。该孕妇成功诞下女婴后,收到了来自美国的95万美元账单。
  据该母亲称,在旅游的第二天,她突然穿了羊水,她的婴儿提早要出生了,婴儿出生后,被美国医院急诊室照料,而她躺在床上休息了6个星期才恢复过来。

  全过程总共在美国医院逗留了2个月,然而这位妈妈却面临着接近100万美元的医疗账单。

  她尝试通过她购买的加拿大旅行医疗保险公司Blue Cross索取赔偿,然而却收到了Blue Cross公司寄回来的拒绝信,拒绝的理由是,这名孕妇的旅游保险在11月9日过期,而她在11月10日才在美国生孩子,所以保险公司无法提供任何旅游保险给她。

  刚到夏威夷两天,Huculak的羊水就破裂了,接下来的6周时间里她一直在夏威夷的一家医院卧床休息。最终,她早于预产期九个月省下女儿,接下来的两个月一直处于重症特别护理之中。该女士称,她去旅游之前,已经咨询过医生、甚至是保险公司,她以为一切都已经做足安全准备,结果没想到这次旅行为家庭带来巨额账单。

  女儿如今十分健康,这让她心存感激,但是她和丈夫却要承担一笔巨额医疗费用——$950,000。“我想起来就觉得很难受,一百万元的医疗费,谁能付得起?” Huculak说。

  Blue Cross拒绝支付这笔款项,称Huculak之前就有病症。

  在写给Huculak的信中,该公司称,“Ms. Huculak在出发之前的6个月就被诊断出高危妊娠,并接受治疗。因为Ms. Huculak目前正在住院治疗这一病症,所以由此导致的任何费用都不适用于您的保险规定。”

  但是,Huculak说,她并没有患高危妊娠,而是膀胱感染导致流血。“夏威夷的专家说这些都是很偶然的,没有什么原因。”她在萨省的医生已经致信Blue Cross,称Huculak并不是由膀胱感染引起的。但是,Blue Cross仍将其生育费用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Huculak之所以生气是因为Blue Cross的小册子并没有解释对于投保前已有疾病的规定。她说,家人正在考虑是否应该和Blue Cross抗争到底,申请破产,或者再等等看事情进展。

  同时,她也希望其他人能从中吸取教训。

2014-11-19 19:41:50 TSCTV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