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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老钟

钟道昌先生是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2005年7月23日移民入境,今年(2006)年1月16日在多伦多北郊新市(New Market)骑自行车途中因交通意外逝世。
我们一家可能是钟先生在加拿大短暂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家庭之一。他是通过互联网同我们联系,移民入境后就住在我们供出租的房屋里。直到11月12日他找到工作搬到新市(Newmarket)。我们一家最后一次见到钟先生,是2005年的12月31日至2006年的元旦。我们家每年圣诞至元旦前后请在我们出租房的住客有一次聚餐,这次是安排在2005年的最后一天。当时老钟已经不住在我们这里,但考虑到他所在的新市较偏,他又新到那里没有多少熟人,因此我和太太也邀请了他来参加。新市较远,晚上回去不方便,我们也就邀请他当天晚上留宿在我们家。元旦上午他向我们道别。但没有想到,15天后他就永远离别了我们。
我们是1月19日才知道钟先生发生意外的。是他在新市的房东和新市警察局打电话给我们,寻求同他国内亲人的联系信息。自那至今已20余天过去了,但仍经常想起钟先生。今天又看到《星星生活》报道,多家华人社团为救助钟先生等的家人,预定2月18日举行慈善义演和慈善晚宴的报道。我再也不能抑制自己,动手写下了这篇文章。即是对钟先生的纪念,也是写给我们众多的新移民同胞。
钟先生的弟弟钟道贤先生在写给多伦多媒体和社区的感谢信中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父母家人,从感情上,物质上无微不至的照顾了家庭中的每一员,可惟独没有照顾好自己!”。我们与钟先生作为朋友,物质上并没有太多的相动,但感情上却深深感受到了老钟的细腻。他知道我喜欢收藏,31日来聚餐的那天,特别送给我一本收藏性的齐鲁古代八大名人剪纸,还送给我两个女儿每人一叠花和动物剪纸,分别用比我们常见的大很多的红包包着。那么大的红包袋,真的不知老钟费心在那里买到的。单身一人在外的男子汉,又面临新移民生活适应各项压力,在对待人际关系和感情上仍如此细腻,真的让人感动,也深深让人感受到了老钟的为人。
但对老钟的怀念,除了对与他相处日子的记忆,还有一种对生命嘎然终止的强烈痛心,有一种对生命脆弱的万般无奈。在我,似乎还有一种对新移民没有尽到自己力所能及的自责。
我和太太自1998年开始利用电子邮件和家里的电话为新移民提供一些即时的义务安顿咨询。多年的咨询服务,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语言与文化和心理的适应,是我们中国大陆新移民适应中最大的两个难题。而其中文化的适应,比语言障碍要隐形不引人注意和更多地被归因于个人的适应能力,因此政府和社区的援助服务相当有限。但文化适应中一旦出现问题,后果却可能会十分严重,甚至惹上刑事官司(如过去新移民月票乘公车惹上刑事官司、开店夫妇讨要赊账反被警方拘留等报道),或身体的伤害(如交通事故)。
以交通事故为例,我们知道的新移民交通事故较多,甚至有夫妇俩一星期内一人撞掉一部车的,有从车行买车试车从车行上路时就被撞车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觉得主要是中国的开车文化和交通规则意识与加拿大存在明显的差别,而新移民常忽视了、或者没有认识到这种差别。我多年前就希望通过自己的教会开设一个新移民文化适应班,提醒新移民类似的文化差异。但由于自己的拖拉,也部分由于自己从2004年开始的一场重病,至今没有行动。这次得知老钟的交通意外,而且意外的责任媒体上似乎是无需争辩地归于老钟,警察也没有起诉对方开车司机。这使我更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自己所能,没有在老钟住在我这里时对他有更多的提醒。
老钟当时是骑自行车。加拿大法律规定是18岁以下人骑自行车必须带头盔;18岁以上人士,没有强制性规定,但建议带。大概由于文化和习惯所至,白人大人、小孩骑自行车,即使只是在住宅小区内健身性的,一般都会带上头盔。但在多伦多,我们华人新移民骑车则很少有带头盔的。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头盔太贵了。新移民的自行车,很多是Garage sale买的,多只要二、三十加元,相对而言,商店的头盔就显得较贵了。老钟出事后,我特别提醒我的租房住客,以后骑自行车要带头盔。没有想到一位租客对我说,她以前没有带头盔不是因为头盔贵,而是从来没有听人说过骑自行车应该带头盔。这使我想到,老钟是不是也从来没有人提醒过他要带头盔呢?如果我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提醒老钟带头盔而那天他又带了头盔的话,后果是否有所不同呢?我现在只能带着遗憾与内疚去猜想。
老钟出事两周后的一个星期六,我开车送女儿们去上中文课。在等待红绿灯时,一位妈妈带着十岁左右的儿子也去上课。儿子骑自行车在六个车道的马路上横冲,没有头盔,不侧头看车,妈妈在后面跑步追赶。看着那幅景象,我的内心反复想着一句话:我的同胞啊,我们不要把小概率事件当成是永远不会发生的。
对老钟第二件让我内疚的事是,我和太太的职业是家庭财务规划,但他在我们出租房住了那么久,我们却从来没有建议过他买份人寿保险,我甚至都不能肯定老钟是否知道我们的职业。我是老钟出事后从他弟弟给多伦多华人社团的感谢信中才得知老钟老家是在农村,他是五兄弟姊妹的老大,上有年迈的父母,家境贫寒。但我早就知道他有年幼的女儿。我也知道老钟的年龄每月二十加元出头的保费就可以买份25万加元的十年定期人寿保险。但我的想法是新移民保险意识淡薄,说了也多不会买。而且由于保险意识弱,建议他们做人寿保险,部分人可能反而觉得我们主要是想做他们的生意,结果可能弄得朋友都做不好了。就是抱着这种想法,多年来对同我们接触的新移民,除原本就认识或有较多彼此接触了解的外,大多数我们都从没有对他们提及过人寿保险计划。这也包括老钟。但当得知老钟出事后,当看到华人社团义演呼吁为老钟家属等募捐后,我心中只有深深的自责,忽然觉得自己本来认为很有道理的想法是那么自私。至少我应该尽自己的本分,提醒他有这样的需要。
对老钟第三件让我内疚的事,是我从没有邀请过老钟来教会。老钟出事后的第二个星期日,也就是一月二十九中国新年的那天,我们教会的牧师讲道,要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多邀请人来教会,不要凭自己的判断觉得某人不会来教会,就不邀请他。这话仿佛就是针对我对老钟的态度讲的!尽管自我们信主以来,我和太太邀请过不少人来到教会,这也包括大多数我们的租客。但对老钟,我当时的想法是,他象我一样,具有高学历,思考较深,因此思想转变也会象我一样需要较长的时间。就这样,我抱着等待的思想,从未邀请老钟到教会。而现在,我却永远再也没有邀请老钟的机会了。

作者:方金琪 2006年1月20日于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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