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官話聖經討論之二：一本1874年《舊約全書》及其早期捐贈者傳教士博恆理家族

在《北京官話聖經討論之一》中，曾討論了我收藏的1872年京委會譯《新約全書》和1878年施約瑟譯北京官話《詩篇》的合訂本。2025年，我從美國威斯康辛州的一位古籍商人那裡收藏到一本書名頁印有「耶穌降世1874年，舊約全書，歲次甲戌，京都美華書院刷印」的舊約聖經，如圖一。書中卷首的《例言》（前言）中說它是官話譯本。這就是與京委本北京官話《新約全書》配套的北京官話《舊約全書》。與《新約全書》由京委會成員合作翻譯不同，《舊約全書》則是在中國語文助手的協助下，由京委會成員之一的施約瑟獨立主持翻譯完成。因此，它也被稱為「施約瑟《舊約全書》」。

圖1、1874年北京官話《舊約全書》的書名頁。Ref. #20251112。

該本《舊約全書》尺寸約27.7 × 17厘米，共1042頁，採用傳統中文直排印刷。精裝封面已經破損，需要修復，如圖二。但令人高興的是，內頁沒有任何缺失。

圖2、印有《舊約全書》書名的精裝書脊已嚴重破損。

施約瑟1831年出生於東歐立陶宛地區的一個猶太家庭，自幼接受猶太宗教教育，學習希伯來文及猶太經典。他後來前往德國求學，再移居美國，在美國受洗成為基督徒，並進入神學院接受訓練。1859年，施約瑟受美國聖公會差遣來華，開始在中國的傳教事工。與當時許多來華傳教士相比，施約瑟具有一項非常特殊的優勢：他不僅熟悉基督教神學，而且自幼接受希伯來語言及猶太經典教育。這種語言及宗教背景，使他具備了直接研究舊約原文的重要條件。

來華後，施約瑟努力學習中文，尤其是北京官話，並逐漸掌握了相當熟練的中文口語及書面表達能力。1864年，他與包約翰（John S. Burdon）、艾約瑟（Joseph Edkins）、白漢理（Henry Blodget）及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組成聖經翻譯委員會（京委會），開始了《新約全書》的北京官話翻譯工作。在與京委會合作翻譯新約的同時，他也著手舊約的北京官話翻譯，並於1870年代初完成這項艱鉅的工作，其譯本於1874年刊印[1]。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十九世紀及後來的文獻將施約瑟舊約譯本的出版年份記為1875年。施約瑟本人在1888年的回顧文章中也使用1875年[2]。這可能涉及不同印次、版本或出版時間的記錄差異，仍值得進一步考證。但我收藏的實物明確刊有1874年，因此，本文以1874年作為這部藏本的刊印年份。

施約瑟後來曾擔任美國聖公會上海主教，並參與創辦聖約翰書院，即後來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前身。晚年，他雖然受到疾病及身體行動障礙的困擾，仍然堅持聖經翻譯工作，完成了另一部較淺近文言文風格的聖經譯本。1906年，他在日本東京逝世。他一生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將《舊約》翻譯成中國民眾較容易閱讀的北京官話。

該本《舊約全書》為「天主版」，即採用「天主」作為神的譯名。其另一個特點是在卷首附有一份四頁的《例言》（相當於前言），以淺文言文對聖經的來源、內容、翻譯原則及基督教基本信仰作了說明。這份《例言》具有特別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尤其是它明確說明了譯者選擇官話作為翻譯語言的目的。如圖三所示的《例言》第一頁中說：

圖3、1874年施約瑟《舊約全書》卷首《例言》（前言）的第一頁。

「聖經原本乃猶太人所著，後泰西諸國各以土音譯之，今乃譯以官話。書中奧義悉照原本，並不敢增減一字。無非曰譯者易也，易字畫而已，讀者勿以淺易而藐視之。」

翻譯為現代白話文是：

《聖經》原本是由猶太人寫成的，後來西方各國又分別將它翻譯成當地的語言。現在，我們把它翻譯成中國人通用的官話。翻譯時，書中所有深奧的道理都嚴格遵照原文，絲毫不敢任意增加或刪減。所謂「翻譯」，只是改變了表達的語言和文字，使它更容易閱讀和理解。因此，讀者千萬不要因為文字通俗易懂，就輕視其中所蘊含的深刻道理。

十九世紀中國的正式書面語仍以文言文為主。文言文在科舉、學術、官方文書及傳統文學中佔據主導地位，白話文在正統文學觀念中則常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但譯者在這裡不僅在忠於聖經原意的前提下，用官話白話文來翻譯這部篇幅宏大、思想深刻的經典，而且還勸勉讀者不要因為譯文通俗易懂，就輕視經文所包含的深刻意義。為什麼例言是以淺文言文而不是像後面的正文一樣用官話白話文？推測譯者正是為了讓那些習慣認為文言文才是高雅書面語言的讀書人也能相信並閱讀下去。

在該本聖經末尾的蝴蝶頁上，貼有一張如圖四所示的拉丁文的英文標籤，上面的文字翻譯為中文是：「真正的知識與純正的信仰，貝洛伊特學院圖書館，捐贈者：博恆理牧師，書架／分類編號：220.595，登記編號：9082」。隨書出售的還有一張原本可能黏貼在書脊內側、印有相同號碼的書架號牌。由此可知，這本聖經曾屬於貝洛伊特學院圖書館的館藏，是由博恆理牧師捐贈給該校的。「真正的知識與純正的信仰」是以拉丁文書寫的該校校訓。

圖4、本文1874年《舊約全書》內貼的貝洛伊特學院圖書館藏書標籤，捐贈者欄手寫「Rev. Henry D. Porter」，即來華傳教士博恆理。

博恆理（又名博亨利，Henry Dwight Porter，1845—1916）出生於美國威斯康辛州綠灣城（Green Bay）的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耶利米亞•波特（Jeremiah Porter，1804—1893）是牧師，1833年創立芝加哥第一長老會教堂，後來也曾在公理會教堂牧會。母親伊萊莎•查佩爾•波特（Eliza Chappell Porter，1807—1888）則是芝加哥早期教育的先驅，曾參與創辦並任教於當地第一所公立學校[3, 4, 5]。

博恆理1867年畢業於威斯康辛州的貝洛伊特學院，之後接受神學及醫學教育。1872年，博恆理受美國公理會海外差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差遣，作為醫療傳教士前往中國，在天津從事傳教及醫療工作。1879年返美休假期間，他於4月3日在貝洛伊特與該校首任院長亞倫•查平（Aaron Lucius Chapin）的女兒伊麗莎白（Elizabeth Colton Chapin，1848—1930）結婚[6]。婚後夫婦共同在中國從事傳教工作，1880年長子博晨光出生於天津，1882年全家遷往山東龐莊，並創辦「衛氏醫院」（Williams Hospital）及相關醫療設施，為當地民眾提供醫療服務[7]。除了治病救人，他還致力於將西方醫學知識介紹給中國讀者，曾於1886年編寫中文醫學著作《省身指掌》[8]。博恆理家族的許多書信，今天多保存在貝洛伊特學院檔案館。

博恆理與著名來華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是貝洛伊特學院1867屆的同班同學。兩人後來先後前往中國，並在華北及山東的傳教工作中長期同工。貝洛伊特學院保存的《明恩溥文獻》（Arthur Henderson Smith Papers，檔案編號 MC 101）在館藏介紹中，明恩溥稱博恆理為「摯友兼同班同學」[9, 10]。

博恆理的妹妹博美瑞（Mary Harriet Porter，1846—1929）也是來華傳教士。她比哥哥博恆理更早來到中國。1868年抵達中國後，她在北京從事女子教育工作，曾主持裨文女校。1882年，她前往山東龐莊，與哥哥博恆理及其夫人一同從事傳教及女子教育工作，開辦培貞閣女子寄宿學校，並反對婦女纏足[11]。她翻譯的一些書籍曾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基督教兒童教育中廣泛使用。1900年義和團事件期間，她返回北京，後來再次在裨文女校任教，1906年退休回國[3, 12]。

博恆理的兒子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1880—1958）出生於天津，後來也成為在華教育傳教士。他曾在華北公理會擔任秘書，並於1918年至1922年間擔任燕京大學男子文理學院院長（Dean），長期在燕京大學擔任哲學教授，直至1949年。抗日戰爭期間，他曾在四川省的一所難民大學任教。1943年，他遭日軍拘禁，但因希望留在中國等待燕京大學恢復辦學，而拒絕被遣返回美國[13]。

今日北京大學未名湖畔著名的博雅塔，也與博晨光家族有著直接的歷史淵源。1924年，燕京大學為解決校園供水問題，決定在未名湖東南側興建水塔。為使建築與燕園的中國古典園林景觀相協調，校方採用北京通州燃燈塔的建築形式，興建一座高約37米、具有十三層密檐式外觀的水塔。建塔所需經費主要是由博晨光在美國的叔父 James W. Porter 捐助，而博晨光則是促成這項捐贈與建設的重要人物。由於當時燕京大學常以捐贈者姓氏為建築命名，這座水塔遂以 Porter 家族中文姓氏「博」字為首，命名為「博雅塔」[14]。

至此，前兩篇文章分別介紹了我收藏的1872年京委本北京官話《新約全書》與1878年《詩篇》合訂本，以及1874年施約瑟北京官話《舊約全書》及其捐贈者傳教博恆理家族。下一篇《北京官話聖經討論之三：北京官話聖經對白話文運動的影響》中將進一步討論這些早期北京官話聖經是否以及如何影響後來的中國白話文運動和現代文學。

參考文獻（從略）

作者：方金琪(信望愛小屋)， 2026年11月6日。作者保留所有文章及圖片版權。轉載請與作者聯繫，微信ID: a1961f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