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與基督教人文精神

享年101歲的巴金離開了我們,但他豐厚的基督教人文精神成為重大的心靈遺產,影響著後世。

最近與世長辭的文壇巨人巴金,雖然他沒有正式受洗加入教會,或公開宣告個人信仰,但在他的文字裡散發「基督教人文精神」,值得有宗教信仰或無宗教信仰人士尊崇景仰。曾有一段日子,香港基督教群體,熱烘烘地討論所謂「文化基督徒」,指向那些不屬於建制教會,然而思想上接近或嚮往基督教信仰,從此角度看,巴金可算是早期的「文化基督徒」!

這位於1904年11月出生的四川成都人,17歲於成都外語專門學校肄業,23歲則赴法國留學。巴金不像林語堂,他不是生於基督教牧師家庭;沒有皈依基督教如許地山;也不曾如冰心般接受過教會學校的薰陶。很大可能,巴金透過《聖經》與歐俄文學作品裡「基督教人文精神」而深受影響。田漢曾說:「你們雖不必在甚麼church的中間去禮拜甚麼God,你心神中間,豈可不虔奉一個God?」這正代表「五四」年代知識分子的心態,在人文精神中接受基督教,而抗拒形式的宗教信仰。筆者在巴金身上,感受有三方面的基督教人文精神:尊重生命、敢講真話與無私捨己。

尊重生命

巴金深受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影響,他研究托氏生平,細心閱讀他的小說,撰寫他的傳記,幾十年間,多次在文章中回憶他閱讀《復活》時心靈所經歷的震撼。托氏倡導和平博愛,反對暴力與戰爭,而此股「愛」的哲學,同樣見諸於巴金的文字中。

巴金分享:「幾年前我流著眼淚讀完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曾經在屝頁上寫了一句話:生活本身就是一個悲劇」。接著,他又予以否定:「事實並不是這樣。生活並不是悲劇。它是一場搏鬥。」1984年,巴金出席第47屆國際筆會大會,會上發言:「我牢記托爾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類團結的東西都是善良的、美好的,凡是使人類分離的東西都是惡的醜的」。他於1994年,曾說:「我說我要走老托爾斯泰的路。其實,什麼大師,什麼泰斗,我跟托爾斯泰差得很遠,我還得加倍努力!」可見托爾斯泰的基督教人文精神,在巴金的心靈內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

巴金表示:「我不是托爾斯泰的信徒,也不贊成他的無抵抗主義,更沒有按照基督教的福音書的教義生活下去的打算。」然而,巴金同樣追求托氏全力追求的人生目標:作真誠的人,尊重生命。

正如有論者這樣評價巴金:「終生鍾情於人道而自我真誠」,他的人道主義,背後就是肯定每個生命是上主創造,有做人的尊嚴,生命本質是神聖的!

敢講真話

經歷過文革洗禮的巴金,他發表的《隨想錄》,引發了一場歷史回顧與反思的熱潮,「說真話」成了社會文化的一股清流。巴金坦言:「說真話,我並未放棄過手裡的武器。我始終在疲乏地奮鬥。現在我是疲乏多於戰鬥。」此位長者明白:「說真話,面對鏡子我並不感到愉快,因為鏡子上反映出來的尊容叫人擔心:憔悴,衰老……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隨時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

身為文人,化口為筆:「我寫因為我有話要說,我發表因為我欠債要還,十年浩劫教會一些人習慣於沉默,但十年的血債又壓得平時沉默的人發出連聲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話,也有一肚皮的火,還有在油鍋裡反覆煎了十年的一身骨頭。火不熄滅,話被燒成灰,在心頭越積越多,我不把它們傾吐出來,清除乾淨,就無法不做噩夢,就不能平靜地度過我晚年的最後日子,甚至可以說我永遠閉不了眼睛。」

巴金在「說真話」,以魯迅為師,他寫:「我勉勵自己講真話,盧梭是我的第一個老師,但是幾十年中間用自己的燃燒的心給我照亮道路的還是魯迅先生。」

巴金所謂講真話,不等同講真理,就是自由地講心裡話,人怎麼想,就怎麼說,言論與創作自由,正是這位歷練世情的文學家向後人指引的。因此,巴金文章的真誠懺悔,非常接近基督教的「悔罪」精神!

最能反映巴金的無私捨己,就是1938年發表一篇《重進羅馬的精神》:「據說羅馬的尼祿王屠殺基督教徒的時候,鬥獸場裡充滿了女人的哀號,烈火燒焦了綁在木樁上的傳教者的身體,耶穌的門徒老彼得聽從了信徒們的勸告,秘密地離開了羅馬城。彼得在路上忽然看見了耶穌基督的影子。他跪下去吶吶地問道:「主啊,你往哪裡去?」他聽見了耶穌的回答:「你拋棄了我的百姓,所以我到羅馬去,讓他們把我再一次釘在十字架上。」彼得感動地站起來。他拄著拐杖往回頭的路走去。他重進了羅馬城。在那裡他終於給人逮住,釘死在十字架上。」

巴金借用此聖經以外的傳統,重新演繹「重進羅馬的精神」,指向在困境中不自怨自艾,仍堅守信念,持守「不會消滅」的心志,作為救國的理想。

作者:胡志偉牧師(轉載香港文匯報), 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