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官話聖經討論之一：
1872年《新約全書》與1878年《詩篇》的合訂本

十九世紀中葉，來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開始將《聖經》翻譯成中國普通民眾容易理解的官話白話文。其中，由五位傳教士合作翻譯的北京官話《新約全書》，通常稱為「京委本」，是中國近代中文聖經翻譯史上極為重要的成果。

图一是我從一位英國古籍商人處收藏的一部《聖經》。它的前部分為1872年北京官話《新約全書》，後部分則是1878年的《詩篇》，兩者精裝合訂為一冊。封面書脊上題為《新約、詩篇》，官話，如圖一。

圖1： 作者收藏的1872年北京官話新約與1878年印詩篇合訂的《新約、詩篇，官話》聖經。Ref.#20221207。

書的大小為13.5×18.5cm。新約內容前的書名頁上的文字，如圖二，是“耶穌降世1872年，新約全書，官話，大美國聖經會託印，上海美華書館鉛版”。這就是著名的京委本《新約全書》。書內附有三張聖經地圖，但地圖不是附在書的最後，而是放在書首內容開始之前。

圖2、該合訂本中1872年《新約全書》前的書名頁。

詩篇部分開始前的書名頁上的文字，如圖三，是“耶穌降世1878年，詩篇，官話，大美國聖經會託印，上海美華書館活版”。如本文後面將要討論的，這1878年《詩篇》是京委會五位成員之一的施約瑟的譯本。

圖3、該合訂本中1878年《詩篇》開始前的書名頁。

這種1872年京委本《新約》與1878年施約瑟《詩篇》的合訂形式並非孤例。英国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的“中国古籍编目项目”(The Serica Project）也列有一本（館藏編號為N.T.Chin.e.34）[1]。其除了是線裝，而本文中的是精裝外，兩者的其他特徵完全相同。該合訂本書頁的裝訂側有訂孔，這似乎顯示它最初也是線裝書，後來才被重訂為精裝。但現有的精裝書面不僅已經相當古舊，而且書脊上如圖一所示，有專門針對該書的壓印和燙金文字，顯然不是後人修復該書時隨意找來的精裝封面。因此，它的裝訂經歷過怎樣的經歷？是不是美華書館精裝的？需要以後的進一步研究。

十九世紀初，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開始系統地翻譯和出版中文《聖經》。最早出版的是1822年在印度出版的馬士曼（Joshua Marshman）譯本和1823年在馬六甲出版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譯本[2]。它們被稱為「二馬譯本」，都是採用文言文，以適應當時中國正式書面語的傳統。然而，文言文與普通百姓日常使用的口語存在明顯差異。傳教士逐漸認識到，要讓更多缺乏傳統教育的中國民眾直接閱讀《聖經》，就需要使用他們通俗易懂的語言。十九世紀中葉，官話聖經的翻譯因此逐漸發展。

在一個方言眾多的國家，來自不同地區的官員，需要一種大家都能理解的共同口語，“官話”就是在這樣的需要環境下形成的。1854年，南京官話《馬太福音》出版；1857年，南京官話《新約全書》刊行。這些譯本採用接近當時南京及江淮地區通行官話的文字，為中文白話聖經翻譯開闢了新的道路[1][3]。但是，南京官話與北京及中國北方地區通行的官話並不完全相同。隨著傳教士在北京展開工作，翻譯一部適合北方讀者閱讀的官話《聖經》，便成為一項重要任務。

1861年前後，北京官話聖經翻譯工作開始籌備。1864年，五位在北京工作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組成北京官話聖經翻譯委員會，通常簡稱「京委會」（Peking Committee）[3，4]。這五位傳教士分別是：1. 施約瑟（Samuel I. J. Schereschewsky，1831—1906）：美國聖公會傳教士，出身於東歐猶太家庭，熟悉希伯來文，後來主要承擔舊約聖經翻譯。2. 包約翰（John S. Burdon，1826—1907）：英國聖公會傳教士，長期在中國從事傳教與教育工作。3. 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英國倫敦傳道會傳教士，對中國語言、宗教和文化有廣泛研究。4. 白漢理（Henry Blodget，1825—1903）：美國公理會傳教士，長期在華北地區工作。5. 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美國長老會傳教士，除傳教和譯經外，也曾從事教育、外交及西學翻譯工作。這五人分屬不同的基督教宗派，卻為了翻譯一部中國北方民眾能夠閱讀的《聖經》而共同合作。

京委會的翻譯並非簡單地把英文《聖經》轉寫成中文，而是需要參考聖經原文及已有譯本，反覆討論經文含義、神學概念和中文表達。譯者分工翻譯，再互相審閱、討論和修訂，同時借助中國語文助手的協助，力求使譯文既忠於原意，又通俗流暢。這種跨宗派的合作翻譯方式，成為近代中文聖經翻譯史上一項重要實踐。京委本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採用當時北方民眾比較容易理解的官話白話文，文字較傳統文言文譯本更加通俗、清晰和流暢。儘管它與今天經過標準化的普通話或國語並不完全相同，但它們之間具有重要的歷史語言聯繫。

關於京委本《新約全書》的出版年份，史料書目中存在不同記載。部分研究以1872年作為京委本《新約全書》完成或出版的年份。但數位聖經協會（Digital Bible Society）的資料指出，京委會《新約》自1864年起陸續刊行，1870年已有完整版本，1872年又出版修訂本[3]。我這裡收藏的1872年《新約全書》，应屬於京委本的早期修訂版。

早期中文聖經翻譯中，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翻譯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中表示神的名稱。當時主要使用「天主」「上帝」和「神」三種中文譯名。不同傳教士對這些譯名的理解並不一致。有人認為「天主」能夠強調創造天地萬物的獨一真神；有人認為「上帝」可以與中國古代經典中的最高神明概念相聯繫；也有人主張使用「神」，以避免其他譯名可能引起的文化和神學歧義。這些分歧不僅是文字問題，也涉及中國傳統宗教文化與基督教神學概念之間的理解和轉換。為適應不同教會和讀者的需要，十九世紀中文聖經逐漸形成採用不同神名的版本。

上述的1872年《新約全書》使用的是「神」版。但如我將會在討論之二中說明的，我收藏的1874年施約瑟譯《舊約全書》則是「天主」版。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合訂本中的1878年施約瑟譯《詩篇》中，將“天主”都改為了“神”字以與神版《新約全書》相一致，其他翻譯文字則與1874年版施約瑟《舊約全書》中完全相同。

既然1874年已經有完整的《舊約全書》，為甚麼1878年還要出版《新約全書》與《詩篇》的合訂本而不是《新舊約全書》本呢？我推測可能原因有三個。

首先，是方便攜帶和閱讀。我收藏的1874年《舊約全書》共有1042頁，尺寸為27.7 × 17厘米，是一部相當厚重的書。如果再加上《新約全書》，體積和重量會更加可觀。相比之下，《新約全書》附上篇幅較短的《詩篇》，便能大幅減少重量，方便傳教士、信众及一般讀者攜帶。

其次，是《詩篇》在基督徒信仰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詩篇》包含讚美、祈禱、感恩、悔改和安慰的詩歌，是基督徒個人靈修及教會敬拜中經常閱讀和引用的經卷。將《詩篇》與《新約全書》合訂，可以讓讀者在一本書中同時閱讀新約教導和舊約中最重要的詩歌集之一。

第三，是降低印刷及裝訂成本，便利聖經傳播。十九世紀聖經會的重要使命之一，是使更多人能夠以較低成本獲得《聖經》。篇幅較小的合訂本，可能更適合某些教會、學校及普通讀者的需要。

這部合訂本聖經是早期北京官話聖經翻譯的實物見證，是近代中文白話出版史上的一項重要成果，同時也是不同宗派傳教士合作的結晶。它的出版比1917年前後興起的中國現代白話文運動早了四十餘年。儘管當時的傳教士並不是為了推動後來的中國文學革命而翻譯《聖經》，但他們已經證明，白話文能夠用來翻譯和表達一部篇幅宏大、內容深刻的宗教經典，並廣受歡迎。

參考文獻（從略）

作者：方金琪(信望愛小屋)， 2022年12月22日，初稿。 2026年11月4日修改。。作者保留所有文章及圖片版權。轉載請與作者聯繫，微信ID: a1961f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