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的膨胀

本章以上各节主要讨论了现代文明对我们物质生活方式的影响。这一节分享现代文明对我们生活态度影响方面我的反思。许多癌症病友在抗癌过程中对医疗、运动、饮食等具体的物质方面的思考较多,在生活态度等精神生活方面反思较弱。但实际上正确的生活态度是我们其他方面持之以恒去改变的思想基础,因此十分重要。在第二章“放下一切名利”、“面对死亡,顾念什么”以及“信仰的力量”等节中也已有许多讨论,这里只谈谈现代文明对我们欲望追求方面的影响。一如我前面的讨论,我的反思不是为了否定现代物质文明,而是希望大家警醒自己的罪性,过一个对自己健康有益的生活。

现代文明有三个特点深深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态度。第一是物质极大的丰富。我们现代文明下的人,在吃、穿、住、行的许多方面富足的程度超过了过去的皇帝。第二是选择的多元化。这包括从职业的选择到生活方式的选择,远比过去农业生活的人们更加多样化。第三是个性的解放,或称个性的自由。因此,不仅物质的丰富和客观的多元化提供了不同选择的可能性,而且制度与文化上也赋予了个人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权力。

那么,有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有了更多样的生活方式选择,又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权力,我们是不是生活得越来越幸福了呢?这就不见得。“认识自我:人的第三罪性”一节讨论中我们看到古代皇帝的富有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幸福的人生,反而使他们在肉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上不及普通人。我们人的本性是罪性的,若没有对自己罪性的认识和悔改,我们的自由是在罪里的自由,我们的心永远不会满足于已有的金钱、物质或权力地位。拥有越多,机会越多,选择余地越大,我们的欲望也会越来越多越大,随之膨胀。有人说我们现代的社会是物质与欲望在赛跑[1],有人感叹为什么面对越来越多的物质供应,越来越多的生活方式选择,我们仍然是不快乐[2]?若明白了我们人罪性的本性,就不会对这样的结果感到奇怪。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有幸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物质上的渴求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记得改革开放刚开始时,人们渴求的是手表、自行车、收录机,后来接着是希望拥有彩电、冰箱、洗衣机,再后来就是汽车和房子。现在一般的车子和房子已经不能满足有钱人的要求了,要豪车、豪宅、高档奢侈品,甚至有人开始了追求私人飞机、游艇等。

那么,与之相伴,我们的精神追求是否也有越来越高的追求呢?整体来说,除了一些带有政治意义的如学雷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运动性事件外,我们并没有伴随这物质的丰富而提出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追求。甚至应该说,随着这物质追求,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看重金钱和物质的重要,越来越轻视精神的追求,因此对摔倒在地的老人能不能扶都成了社会关注的问题。我们也有对自由、人权等的追求,但这些根本上也只是为了保障我们对物质和权利的拥有,与个人的精神道德追求还是不同。

那有没有可能伴随经济的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尽管我们精神道德上没有更高的追求或甚至还有退步,但我们的生活还是越来越幸福快乐呢?这就是本节我想讨论的。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想,有必要把幸福与快乐这两个词区别开来。现代文明是如此看重个人快乐,以致于我们常把快乐就等同于幸福。甚至有人说:“欲望的满足,就是幸福”[2]。但我想合适的说法应该是欲望的满足,就是快乐。由于我们人的本性是罪性的,我们的欲望渴求并不总是有益于自己,因此欲望的满足并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多想想生活中的诸多实例,就会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抽烟吸毒是在满足欲望,带来快感,但无益于我们的健康;美味佳肴带给我们快乐感受,但也不一定总是有利于我们的健康。嫖娼包二奶有欲望满足的快感,但有害于我们的婚姻幸福;追名逐利能给我们带来满足感,却也可能使人过劳死或成贪官污吏。类似的例子多不胜举。因此,我这里把快乐定义为我们肉体或心理欲望的满足感觉,而把幸福定义为身心灵的健康。快乐的感受可以因人而异,同样的事,有的人感到快乐,有的人可能觉得并没有特别感受或甚至感到不快乐。但幸福的标准则相对而言较为一视同仁,对一个人身心灵健康无益的事,也不会有益于另一个人。为了幸福而需要做的事,并不一定总能给我们带来快乐,有时甚至会暂时地让我们觉得不快乐,因为需要我们克制自己罪性的不良欲望。

追求幸福快乐是每个人的天性。无论一个社会是发达还是落后,无论一个人是富有还是贫穷,每个人随时都在努力追求自己的快乐,期望着幸福。这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现代人也不例外。但问题是,脱离了精神道德追求或者说在精神道德追求滞后状态下的幸福快乐追求会是什么样的追求呢?

我想,没有精神道德追求的幸福快乐追求,是一个以满足欲望为目的的快乐追求,是一种追求感觉快乐的快乐追求。短时的快乐是有的,但有没有幸福则是另外一回事。美食能带来快乐,我们就追逐美食佳肴和合自己口味偏好的食物,我们现代人上餐馆的频率远远超过了现代化以前的人,而夜市更应该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发明。金钱能带来快乐,我们攒钱的数目追求也就没极限,从万元户,到几千万,几亿,几百亿元,不仅经商用正当手段攒钱的如此,贪污用非法手段的也如此,不仅有权有势的如此,平民百姓没有办法攒大钱的也在每天用尽心思攒小钱。性生活能带来快乐,我们就除婚姻外还搞婚外情、一夜情、无婚姻同居、包二奶三奶、卖淫上妓院、甚至乱性或换妻。炫耀、虚荣能带来快乐,我们就追求高档奢侈品,整容,豪车,豪宅,穿金戴银,追求高人一等的地位。《圣经》说人都有追求敬拜的心,我们现在不追求神,也不再崇拜被神化或圣人化的人了,我们崇拜明星偶像,成为粉丝,猎奇明星名人的隐私。刺激能带来快乐,我们就开更多赌场,吸毒,飙车,玩游戏,玩3P、4P。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现代文明下婚姻状况的变化。我们现代文明对婚姻的改造是以主张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和有离婚的自由开始的。这本来的出发点当然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婚姻更快乐,不用父母包办,自己选择自己钟爱的人进入婚姻。可我们得到的结局却是现代化程度越高,经济状况越好,离婚率就越高!美国现在是一半的结婚结局是离婚。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标题是“离婚率升高说明美国经济好转”。说美国的离婚率从1940年到1981年间翻了一番,但在2009年6月结束的为期18个月美国经济衰退期间离婚率却达到40年来的低点,减少了三分之一。而自那以来随着经济稳定发展,离婚率又连年稳步上升,到2012年达到240万[3]。有学者更分析研究认为失业率上升1%,离婚率就会降低1.7%[3]。

现代文明程度越高,离婚率就越高,这个规律中国当然也不会例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离婚率也高速上升。过去几年的增速被认为在8%以上[4]。按这个速度每九年离婚率就会番一番。更不可思议的是,对这种罪性膨胀带来的如此结果,我们现代文明的赞美多于反思,中国的学者认为“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离婚率的攀升昭示着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国,已经抖掉了历史的尘埃,日益向文明、进步的现代国家迈进”[5]。在美国一篇讲中老年人离婚率越来越高的文章中则是这样说道:“这些刚经历离婚的伤心人确实没理由感到孤单,毕竟,现在有那么多人和他们一样”[6] 。

不仅是赞扬肯定。我们现代文明最相信的是科学,因此,我们的文化工作者还为这种高离婚率的合理性寻找生物科学的依据。现代生物学相信人是从猿猴变来的,因此,最近一位作者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题为“一夫一妻是人类的天性吗?”的文章。说在数以百计的灵长类动物种类中,有“一夫一妻”的如黑猩猩和狒狒,也有“一夫多妻”的如长臂猿和狨猴。在“一夫多妻”的种类中,雄性动物通常用大量时间来争夺更高的统领地位及与雌性交配的机会,基本上不负责照看后代。它们比雌性更具攻击性、体型更大、肌肉更发达,并有更尖利的犬齿,这些都更有利于攻击对手。同时新陈代谢率更高,寿命更短。在“一夫一妻”的灵长类动物中,雄性承担大部分照顾后代的工作,看不到雄性到处留情,雌性和雄性之间在体形、肌肉、新陈代谢、寿命等方面差异并不十分明显,雄性也不像多配偶物种的雄性那样具备很多第二性征。它们的睾丸较小,精子数量少,交配也没那麽频繁。文章的结论是“人类本质上既非一夫一妻,也不是一夫多妻。无论是诗人还是离婚律师,都可以証明,人类本质上是一个介于中间地带的深奥复杂的物种”[6]。

我这里不去争论人类到底是从何而来,但有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现代人如果没有在婚姻里比前现代社会的人更不幸的话,至少没有更幸福。从后面我们要讨论的阿米什人经历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根据《圣经》的教导,基督教认为情爱、委身、忠诚和沟通是婚姻的四个基础,就像一栋房子的四面墙的地基一样。但我们现代文明常常只强调情爱,忽视其他。本来我们现代人教育程度更高,在婚姻的沟通上应该是能比以前的人做得更好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仅夫妻有不同的工作,有各自的人事圈,还有许多夫妻甚至长期两地分居,夫妻亲密相处的时间都受到了限制,沟通交流当然更不够。

我从小至今在平常生活中看到过的生活最痛苦可怜的人,印象最深的,一是被日本兵强暴过的妇女。尽管到我懂事和成年时抗日战争已经三、四十年过去了,但她们仍怕见陌生的男人。我知道三人,其中一位是亲戚的母亲。每次我们去住几天,那母亲就在她自己的房间几天不出来,吃饭都是送进去。二是文革时挨批挨斗送到农场劳动改造的干部。父亲在农场时,有一位也在那里改造的干部,前一个暑假我放假时他刚好探亲后返回农场,我跟他去父亲那里的。第二年暑假我再去父亲那里时,父亲告诉我那干部患了肝癌,但没有送医院,而是恩准了他妻子来照看他。有一天我在他房门前玩,忍不住想进去看看他。我踏进门槛时,他靠坐在床头上也抬头看着我,消瘦蜡黄的脸,突出的眼睛,吓得我掉头就跑了出来。几十年过去,我至今无法把那情景从记忆中抹除。第三就是现在在多伦多遇到的自中国移民过来的感情上被遗弃了的大奶或小三。她们精神上的痛苦与现代文明下那种追求快乐的气氛总是显得那么不协调。前两种是日本人的入侵或文革的错误所致,那这第三种是什么的错所致呢?是不是我们现代的情爱至上的婚姻追求有方向上的偏差?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就是现代文明对我们生儿育女态度的影响。物质的丰富,攒钱的机会,出人头地的生活方式,这些使得我们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代更看重事业的成功,更愿努力去追求比周围人更舒适甚至奢华的生活。我们甚至可以为了这些追求牺牲家庭的天伦之乐,牺牲身体健康。这种追求影响改变了我们现代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许多方面。我癌症确诊时两个女儿,一个八岁,一个四岁多,因此与我抗癌日子相伴也是她们接受教育迅速成长的日子。大女儿今年18岁,仍宣称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在她的同学面前骄傲地把我说成“明星”一般。我知道若没有我癌症生病以来的改变,那个曾对事业和学业都要求极为严格的我是很难做到的。

尽管中国还在继续计划生育政策,我们现代文明已经越来越在被超低生育率困扰,现代文明与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不愿生儿育女了!加拿大新闻的一个经常话题就是移民政策。有人以为加拿大之所以接受外国移民是因为地广人稀。实际上,加拿大并没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要在什么样的时间内把人口增加到什么样的数量。加拿大接受移民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维持劳动力供应的稳定。之所以要靠接收移民维持劳动力供应稳定,是因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本国的人口出生率越来越低,到2000-2005年(以下同)时总和出生率只有1.52%[7]。人口学告诉我们,需要出生率2.1%才能维持人口的稳定,1.52%意味着每120年人口就会减半,这还没有考虑未来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
问题当然不只发生在加拿大。欧洲更是只有1.41%[7]。同白人朋友聊天谈及欧洲的人口,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担心欧洲人口的萎缩,不得不让南面目前出生率更高的穆斯林人口来补充劳动力,从而会使欧洲穆斯林化。实际上不只白人自己担忧,我们中国也有学者说,超低生育率是西方文明的真正危机[7]。

白人的国家如此,其他种族人的国家只要现代化程度提高,同样的问题也会毫不例外地发生。就像现代文明病以前叫西方病一样,现在已不只限于西方国家或西方人了。日本的总生育率是1.29%。而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和南韩,据2013年中情局世界概况数据总生育率分别為1.11%,1.11%,0.93%,0.79%和1.24%[8]。比欧洲还更低。实际上中国也不例外,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的总出生率是1.18%,尽管这有计划生育的影响在内,但中国尤其是城市里的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急剧下降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现代文明下人的生育意愿降低到连维持人口的稳定都做不到了呢?学者列出的原因很多,如社会养老保障的发展使得养儿女防老的必要性下降、城市化进程、房价上涨、大学扩招使女性教育程度提高而晚育和生育意愿下降等[9]。可是,社会养老、城市化、更好的教育和房价的上涨这些均是我们现代文明追求的或必然发生的事,难道我们现代文明在给自己的持续发展自掘坟墓?
除上述四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常提及的原因,就是认为现代社会抚养一个小孩成本太高。如果把这个“成本”理解为经济成本,这个理由无疑令人费解。现代化以前的人均生育率远比现在高,我们不能说是那时的经济状况更好;现代社会里较低收入家庭的平均生育率比富有家庭的高,我们也不能说是因为较低收入家庭有更多的钱养小孩;西方国家也一直在通过经济手段刺激生育,却效果甚微,也说明经济成本不是主要的原因。但如果把这个“成本”理解为精力成本,就不难理解了。一方面,我们现代城里人太忙,有太多的事要做,学习、工作、事业、应酬、娱乐已经让我们忙碌不堪,忙得没有了多少精力生儿育女。尤其是女性,现在我们追求的男女平等需要女性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在接受教育和工作上。现在国内流行的电视剧《爸爸去哪了》和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都能让人深深感受到我们现代人的无奈。读《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歌词,我实在是觉得很迷茫。中国计划生育四十多年了,一胎化政策也三十多年了,一对夫妇养一个孩子,上面还有四个老人帮忙,我们仍感叹一辈子忙于生儿养女,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这究竟是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人性出了问题,还是确实养一个孩子都太多了?难道生儿育女的天伦之乐已经不是人生的一大乐趣了?

另一方面,在现代物质文明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望子成龙,期望儿女将来有个成功富足出人头地的人生。因此从胎教开始,到以后的各类补习班,到上大学,许多儿童生活的唯一内容就是读书。用句时髦话说,就是不能让子女输在了起跑线上。我们现代父母的确为了子女的成才付出了远比以前父母更多的辛劳。但这个期望追求带给儿童的痛苦实际上远远超过了父母。这导致了我们现代文明下的社会,青少年的精神病患率和自杀率出奇的高。

我是1977年高中毕业的,毕业几个月以后才恢复高考。因此,我读高中的时候学校对学习抓得不很紧,经常被要求参加生产劳动。但学校是县一中,又是文革后期,因此读书的时间还是远多过劳动和体育的时间。后来上大学时知道恢复高考后的中学生每天要起早熬夜读书,不仅不再参加生产劳动,就是体育活动也变得很少了。我就想,文革时的中学和恢复高考后的中学,我愿意选读哪一个呢?父亲死于文革,我对文革没有好感,我也没有在文革武斗高潮时读过中学,但就我的中学经历而言,我还是庆幸我读的不是恢复高考以后的中学!尽管我觉得我读中学时学校还可以把学习抓得更紧些,也觉得高中毕业可以有机会升大学应该是理所当然,但我不希望学习紧得必须取消生活劳动和娱乐活动。那些劳动不仅给了我接触了解社会的机会,也给了我后来让我受益匪浅的体力和健康。

但真正引起我反思的是女儿进中学以后。大女儿七年级(相当中国初一)时换到了一个离家稍远的学校。去学校若不开车送,就要坐公车而且两头都要走一段路。我想这是一个给她体力和意志上锻炼的好机会,因此决定让她每天自己坐公车上下学。早晨去坐公车时要过一条四车道的附近没有红绿灯的马路,头几个月我陪她走,在确信她懂得怎样安全过马路后,她就自己上下学了。但到了十年级,发现她学校的功课经常要做到晚上十一点半以后,有时甚至学校的一些活动结束时就是晚上十一点多了,而她参加的学校合唱团每天早晨七点半必须到校练习。为了让她多睡一会儿,我不得不改为早晨开车送她上学。但即使这样,她也不能保证每天有七个小时的睡眠,更不要说达到我认为的青少年每天应该睡八小时的标准。她只能是周末补睡觉。

到了十二年级,情况就更糟糕了。尽管没有了早晨的合唱练习,可以在八点四十五到校,但晚上经常忙到十二点半,一点,偶尔甚至更晚。最晚的一次到了凌晨四点半,早晨还要按时上学。我常反问自己,十几岁的孩子,学习好真的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吗?她们学校每届高三学生约200人,由于学习压力大,每年都有两到三个学生发生精神疾病问题。老师因此也对高三学生的精神状况特别留意。有一次女儿的英语课作业报告写的是自杀问题,老师看过之后对她说写得挺好,得个好分数没有问题,但老师坚持要同她预约谈话,要确信她没有因学习压力导致的精神问题。我一直对女儿说,在爸爸心里第一重要的是她的品格,第二重要的是她的健康,第三才是她的学习成绩。这是在加拿大,是在一个把学习成绩摆在了第三位的家庭。在那些学习成绩至上的家庭情况会怎样呢?在中国那种高考成绩和上大学是唯一出路的大环境下情况会怎样呢?近年北美华人在讨论和颂扬严苛要求子女的“虎妈”。前不久小女儿给我看一则她们同学中相互转发的笑话,说有一位亚裔同学一门功课考了一百分,很高兴地回家告诉妈妈,妈妈却拉长脸说:“怎么才一百分?没有附加题吗?”

我们现代社会精神疾病种类很多,如焦虑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恐慌症 (panic disorder),进食障碍(厌食症或暴食症)(eating disorders,anorexia and bulimia), 忧郁症 (depression), 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精神错乱 (psychosis),自闭症(autism),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等等。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巴西、加拿大、德国、墨西哥、荷兰、土耳其和美国进行的抽样研究认为其人口一生某一时段患至少某一种精神健康疾病的发生率分别是36.3%,37.5%,38.4%,20.2%,40.9%,12.2%和48.6%[10]。其中最常见的一般为焦虑症。美国精神健康研究所的数据是美国13至18岁儿童一生某一时段患至少某一种精神健康疾病的发生率是46.3%,患严重精神疾病的发生率是21.4%[11]。2004年学者对跨欧洲的研究认为每四人中就约有一人一生某一时段患至少一种DSM-IV(《心理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定义的精神疾病[12、13]。

对比精神疾病发病率的时间变化和地区差异需要十分谨慎,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对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和必须求医的认知可能不同。但有一些数据仍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一是对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如对精神分裂症的研究,认为发病率发达国家高于发展中国家,城市高于农村,移民高于原居民[14]。二是同一个国家的数据变化。如下一节中我们将会讨论的美国儿童自闭症发病率的变化,在以10-17%的年率增长。1970年代美国儿童患自闭症的是万分之一;1995年是千分之一;1999年是500分之一;2002年是150分之一;2004年是125分之一;2006年是110分之一;2008年上升到每88名儿童中就有一名自闭症患者。我这里不准备讨论所有精神疾病与我们现代文明可能存在的关系,而只是简单讨论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情况。

美国9至17岁的青少年中,21%患有可诊断的精神疾病,全国有四百万儿童和青少年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所有年龄组精神疾病患者一半是在14岁以前开始患病的,尽管他们的诊断和治疗可能是多年以后。美国每年用于儿童精神疾病方面的开支约达2470亿美元。2002年美国4300名10至24岁的青少年死于自杀,其中90%患有精神疾病[15]。

加拿大儿童与青少年患有精神疾病的为120万,占儿童与青少年人口的15%。所有年龄中患有精神疾病的人,70%是在青少年时就已经出现异常症状。在不同年龄组中,最高忧郁症患者的是20岁以下年龄组,最高焦虑症患者的是20-29岁年龄组。15至24岁死亡人口中,因自杀死亡的占24%,其中90%的人患有可诊断的精神疾病[16]。渥太华东安省儿童医院(Children’s Hospital of Eastern Ontario)社区精神科主管甘迪医生(Dr. Hazen Gandy)2014年说,他们医院与10年前相比﹐青少年因自残行为或自杀念头被送往急症室治疗比率攀升了一倍,比2009至2010年也增加了64%。哈利法克斯IWK医院(IWK Health Centre)精神科主任佩杰(Dr. Kathleen Pajer)认为这种上升是加拿大全国范围的,美国也呈现类似趋势[17]。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致甘迪称﹕”我的一个最大担忧是﹐这类服务承受沉重负荷﹐愈来愈多精神科医疗人员疲惫不堪﹐处于累垮边缘。这是全国问题。”

为什么现代文明下青少年的精神疾病发病率和自杀率如此高?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对青少年精神疾病发病率最为重要,现在则认为与父母的关系影响并不很大,而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最流行的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BPS),认为是基因、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环境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18]。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与现代文明前社会相比,基因和生物学的区别不大,精神病发率和自杀率的上升应该主要是我们现代社会导致的心理学、社会学和环境方面的变化所致。对上述加拿大青少年自杀自残上升的原因,佩杰认为原因是多样的﹐如更多家庭不完整、更多青少年吸食大麻、学习成绩不佳、社交媒体上受欺凌以及无应付压力、冲突或失败的技能等[17]。

在中国,伴随高速现代化,青少年精神病和自杀率比西方发达国家问题更大。2010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青少年精神疾病大会认为中国青少年的精神发病率比西方发达国家还要高10%至20%,全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困扰[19],自杀已成15-34岁年龄组占第一位的死亡原因[20]。研究者认为导致中国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最主要原因,首因是儿童青少年学习压力和青年的就业压力大;二是留守儿童和单亲儿童缺少亲情,三是独生子女受到溺爱和过份管教;四是沉湎虚拟世界上网成瘾[19]。与传统文明相比,留守儿童、单亲儿童、独生子女、过考大学独木桥,这都是我们今日中国在追求现代化中的典型特征,是被认为为了现代化而必须的或不可避免的。但带给我们的儿童的却是痛苦,不是幸福。

面对我们现代社会的高文明病发病率、高离婚率、极低生育率、极高精神疾病患病率和自杀率等,学者一般是把这些现象彼此分开来研究,分别探讨其发生的原因。但当我们从人性的本性,从我们人面对物质的丰富和选择的多元化后罪性的进一步膨胀去思考时,不难发现这些现象在发生原因上的深刻内在联系。除非我们对自己人性的弱点有更好的警醒和悔改,否则,现代社会丰富的物质文明不仅没有让我们有更幸福的人生,反而会使我们更加成为罪的奴隶,成为欲望的奴隶。因此,我的抗癌历程不仅是一个从医疗、饮食、运动等方面努力不让癌症复发的过程,更是一个反省自己人性的弱点,警惕自己的罪性,从而努力过一个以带给我幸福的快乐为快乐,而不是以带给我欲望的快乐为快乐的生活。这种生活让我感到自己真正找到了幸福的真谛,让我内心每天每时都充满了感恩。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我的癌症充满了感谢的原因。

作者:方金琪 加拿大中文医疗保险资讯网 http://www.health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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