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年101歲的巴金離開了我們，但他豐厚的基督教人文精神成為重大的心靈遺產，影響著後世。

最近與世長辭的文壇巨人巴金，雖然他沒有正式受洗加入教會，或公開宣告個人信仰，但在他的文字裡散發「基督教人文精神」，值得有宗教信仰或無宗教信仰人士尊崇景仰。曾有一段日子，香港基督教群體，熱烘烘地討論所謂「文化基督徒」，指向那些不屬於建制教會，然而思想上接近或嚮往基督教信仰，從此角度看，巴金可算是早期的「文化基督徒」！

這位於1904年11月出生的四川成都人，17歲於成都外語專門學校肄業，23歲則赴法國留學。巴金不像林語堂，他不是生於基督教牧師家庭；沒有皈依基督教如許地山；也不曾如冰心般接受過教會學校的薰陶。很大可能，巴金透過《聖經》與歐俄文學作品裡「基督教人文精神」而深受影響。田漢曾說：「你們雖不必在甚麼church的中間去禮拜甚麼God，你心神中間，豈可不虔奉一個God？」這正代表「五四」年代知識分子的心態，在人文精神中接受基督教，而抗拒形式的宗教信仰。筆者在巴金身上，感受有三方面的基督教人文精神：尊重生命、敢講真話與無私捨己。

尊重生命

巴金深受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影響，他研究托氏生平，細心閱讀他的小說，撰寫他的傳記，幾十年間，多次在文章中回憶他閱讀《復活》時心靈所經歷的震撼。托氏倡導和平博愛，反對暴力與戰爭，而此股「愛」的哲學，同樣見諸於巴金的文字中。

巴金分享：「幾年前我流著眼淚讀完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曾經在屝頁上寫了一句話：生活本身就是一個悲劇」。接著，他又予以否定：「事實並不是這樣。生活並不是悲劇。它是一場搏鬥。」1984年，巴金出席第47屆國際筆會大會，會上發言：「我牢記托爾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類團結的東西都是善良的、美好的，凡是使人類分離的東西都是惡的醜的」。他於1994年，曾說：「我說我要走老托爾斯泰的路。其實，什麼大師，什麼泰斗，我跟托爾斯泰差得很遠，我還得加倍努力！」可見托爾斯泰的基督教人文精神，在巴金的心靈內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

巴金表示：「我不是托爾斯泰的信徒，也不贊成他的無抵抗主義，更沒有按照基督教的福音書的教義生活下去的打算。」然而，巴金同樣追求托氏全力追求的人生目標：作真誠的人，尊重生命。

正如有論者這樣評價巴金：「終生鍾情於人道而自我真誠」，他的人道主義，背後就是肯定每個生命是上主創造，有做人的尊嚴，生命本質是神聖的！

敢講真話

經歷過文革洗禮的巴金，他發表的《隨想錄》，引發了一場歷史回顧與反思的熱潮，「說真話」成了社會文化的一股清流。巴金坦言：「說真話，我並未放棄過手裡的武器。我始終在疲乏地奮鬥。現在我是疲乏多於戰鬥。」此位長者明白：「說真話，面對鏡子我並不感到愉快，因為鏡子上反映出來的尊容叫人擔心：憔悴，衰老……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隨時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

身為文人，化口為筆：「我寫因為我有話要說，我發表因為我欠債要還，十年浩劫教會一些人習慣於沉默，但十年的血債又壓得平時沉默的人發出連聲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話，也有一肚皮的火，還有在油鍋裡反覆煎了十年的一身骨頭。火不熄滅，話被燒成灰，在心頭越積越多，我不把它們傾吐出來，清除乾淨，就無法不做噩夢，就不能平靜地度過我晚年的最後日子，甚至可以說我永遠閉不了眼睛。」

巴金在「說真話」，以魯迅為師，他寫：「我勉勵自己講真話，盧梭是我的第一個老師，但是幾十年中間用自己的燃燒的心給我照亮道路的還是魯迅先生。」

巴金所謂講真話，不等同講真理，就是自由地講心裡話，人怎麼想，就怎麼說，言論與創作自由，正是這位歷練世情的文學家向後人指引的。因此，巴金文章的真誠懺悔，非常接近基督教的「悔罪」精神！

最能反映巴金的無私捨己，就是1938年發表一篇《重進羅馬的精神》：「據說羅馬的尼祿王屠殺基督教徒的時候，鬥獸場裡充滿了女人的哀號，烈火燒焦了綁在木樁上的傳教者的身體，耶穌的門徒老彼得聽從了信徒們的勸告，秘密地離開了羅馬城。彼得在路上忽然看見了耶穌基督的影子。他跪下去吶吶地問道：「主啊，你往哪裡去？」他聽見了耶穌的回答：「你拋棄了我的百姓，所以我到羅馬去，讓他們把我再一次釘在十字架上。」彼得感動地站起來。他拄著拐杖往回頭的路走去。他重進了羅馬城。在那裡他終於給人逮住，釘死在十字架上。」

巴金借用此聖經以外的傳統，重新演繹「重進羅馬的精神」，指向在困境中不自怨自艾，仍堅守信念，持守「不會消滅」的心志，作為救國的理想。

作者：胡志偉牧師（轉載香港文匯報）, 2005.11